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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姑》


  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现在我又卧病在医院,却收到谢和赓同志惠赠的王莹遗著《宝姑》。前后五十年,当时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各自在兵荒马乱、政治风波中,走完了生命的道路。许多人已经下世,还生存着的也已是风烛残年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几乎有二十年,即使极熟的朋友,也彼此不知道消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一鳞半爪地透露出来。王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于牢狱中,这消息,和老舍之死一样,使我震惊。今天,翻阅她的遗著,想到当年她来问病的友谊,觉得应该写一点东西纪念她。
  在一九三○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并不是“明星”,而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我在一次宴会上,凑巧和王莹坐在一起,因而认识了。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者,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碰到人就要组稿,我对王莹也不例外,听说她要写文章,来得正好,就鼓励她为我的刊物写稿。这以后,她给我写了几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访问记》。
  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寓所,接待文艺电影界的朋友。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觉得她的文学趣味极高,评论看过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见。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更不是一个像某诗人所说的,沉醉于舞场的上海明星。要不然,她怎么能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而毅然东渡日本去求学呢?
  她到医院来看我,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抗战时,听说她去美国,在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曾蒙罗斯福总统接见。一九四九年以后,美国官方不承认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她夫妇俩加入美国籍。她们不愿意,就遭到拘留,最后是被驱逐出境,终于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来。可是,两夫妇回国没多久,谢和赓同志被诬为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王莹隐居在北京郊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还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在十年浩劫中,她又被诬为美国特务,关进牢狱,负屈而死。解放以后,有多少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了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冲破各种阻挠,纷纷回到祖国。满以为从此英雄有用武之地,可以尽其长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一分力,添一把火。谁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扩大反右和十年浩劫中,都蒙受无妄之灾,甚至断送了生命。像老舍、傅雷和王莹之死,都使海外爱国人士,闻之寒心。宋人诗曰:“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三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对那时的极左政治,只好吟此诗以为解嘲。
  《宝姑》是王莹的自传,其实不能称为小说,因为没有故事结构。书中记述的是她的前半生的生活,即自幼年到投奔上海这一段时期。书的英文本早已出版,这个中文本是归国后改写的成果。洋洋四十余万字,我只在病床上随便翻阅了数十页。她写封建旧家庭,写童养媳,写修道院,都很能传神,文笔也很明朗、洁净,还是她青年时代写抒情小品那一支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被关闭在封建社会里的女青年,怎样挣扎着投奔自由,追求光明,《宝姑》是一本忠实的记录。我敢向现代青年读者推荐。至于我自己,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作为她遗赠给我的一束鲜花。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在华东医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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