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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剌伯的哲人，诗人和画家喀利尔·纪伯兰的著作，我最初读到的是一九二○年出版的那本《先驱者》（theforearun－ner）。那是一本精致的寓言小诗集。从别人处借得来之后，以一夕之功浏览了，终觉得不忍释卷。因为篇幅并不多，而且那时恰又闲得没事做，从第二日起便动手抄录了一本。这可以算是我唯一的外国文学的手抄本，至今还妥藏在我的旧书箧里。 其后，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他的另一著作《疯人》，也曾觉得十分满意，这个被大雕刻家罗丹称为“二十世纪的威廉·勃莱克”的诗画家的名字，遂深印在我的记忆里了，一九二三年，他的名著《先知》（theprophet）出版之后，广告的宣传与批评文的奖饰，使我常以不能有机会一读为憾。 直到如今，冰心女士的谨慎的译文，由新月书店之介绍，而使我得以一偿夙愿，感谢无已。只可惜我们的诗人已经在五个月之前故世了。《先知》一卷，是他毕生精力所凝聚的作品。据说当他十五岁那年，在故乡贝鲁特（beirut）的阿利·喜克玛德大学读书时，就已经用亚剌伯文写成了此书。其后他带了原稿到巴黎，二十岁的那年，因为母亲病危，回到波斯顿，这份手稿也随身带着。他曾在病榻边将这年轻的先知阿尔·谟思陀法的故事讲给他的母亲听，他母亲说“这是一部佳作，我的孩子。但时候还未到呢。把它搁起来罢。”他遵从了母亲的劝告，这亚剌伯文的《先知》又冷冷地闲搁了五年。到二十五岁，他又在巴黎了，这声誉鹊起的年轻的画家，已引起了罗丹的注意，他的画也已有两次被选入在沙龙画展里了，这时他才动手把全诗重写一遍，但仍旧是用的亚剌伯文。现在他已没有母亲来称赞他了，他给自己高声吟诵了一遍，说道：“这是一部佳作，纪伯兰。但时候还未到呢。把它搁起来罢。”于是这本惊世的著作又尘封了十年。直至回到美国，在朔方的冬夜里，他漫步于中央公园（centralpark）；在夏季里，他漫步于科哈赛邻近的森林中与海岸边；于是这本有趣味的书由诗人亲自用英文写出来，经过了五次的重写，才于一九二三年印行出版。 这样便是《先知》的历史，从这里，已经足够想见作者是如何重视他这本著作了。然而，在我个人的好尚，觉得它虽然有许多美不胜收的名言哲意，虽然极其精警，但对于这种东方圣人正襟危坐的德教体裁，终有些不耐烦。我是宁愿推荐上文提起过的两种寓言小诗集的。在那里，我们可以领略到许多的幽默，正如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梭罗古勃的小品一样地愉快——不，应当说不愉快。 关于纪伯兰的生平事迹，这里顺便也可以片段地记载一些。他的父母是黎巴嫩人，一八八三年正月六日，他诞生于四千年的古城俾夏莱（becharré）。当他三岁的那一年，俾夏莱起了一阵大风暴，他便脱下了他的小袍子，跑出门去高声叫喊道：“我和风暴同去！”到了四岁，他在园地上掘了深坑，把小碎纸片埋下去，他以为这样便会生长出美丽洁白的纸片来的。 六岁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本意大利画圣李渥那陀·达·文岂的画集，他翻看了几幅之后，突然神秘地哭起来了。这是他得到达·文岂的感应之始。从此以后，他就仿佛自己就是达·文岂了。有一次，他父亲偶然呵责了他几句，他便忿然地答道：“这管你什么事？我是个意大利人呀。”这样地到了七岁，有一天，他对他的母亲说：“妈妈，我很不喜欢我的名字里的h这个字的地位。我可以给它移掉一下吗？” 他的原名是khalil gibran。 他母亲问他为什么要更改h的地位。于是他写了这两个字：khalil和kahlil，对她道：“你看，改掉一下不是更好看些吗？” 于是他的名字便改为kahlil gibran了。 纪伯兰最早的诗画是制作在雪和砂石上的。在他父亲的花园里，到了冬季，积雪甚厚，过路的人便会得说：“看啊，小纪伯兰又在那里写些什么了。”待到大地回春，雪消冰解，黎巴嫩的白头翁花盛开了，他便搬了许多石块在这种高大的树荫下，砌造白色的伽蓝和庵堂。到后来，他突然能以文字著作了，亚剌伯文，法文，英文都擅长，因为他是从小就用这三种语言的。他一页一页地写，写好后，自己读一遍，就撕碎了。同时，他用颜色铅笔在纸上绘画，画成后，自己看一看，也就毁了。 他的画的泉源是达·文岂和大自然，诗的泉源是大自然和母亲所授的诗歌和故事。他会得坐对着达·文岂的画集，历数小时而不倦，他又会得凝望着遥天，或注视着太阳（他生就了一双火眼），以至于忘记了晷刻。当他的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他唱原野和高山的歌谣，或演述黎巴嫩的故事的时候，他会得整天地坐着静听。他曾经说他的母亲，“她生活在几千首诗里，但是从没有写过一首诗”。所以，正如他自己所曾说的：“静睡在母亲心里的歌，将在孩子的嘴里唱出来。”他所赐赍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诗，亦即是他母亲的诗。 他是个健全的泛神论者，他的爱宇宙，几乎到了全部的灵魂都与宇宙混合的程度。“假如你要认识上帝，就不要做一个解谜的人。不如举目四望，你将看见他同体的孩子们游戏。也观看太空；你要看见他在云中行走，在电中伸臂，在雨中降临。你要看见他在花中微笑，在树中举着他的手。”（冰心女士译《先知》第九九页）他对于宗教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所以，在西方，人对于他的认识，只是一个近东古国的哲人，诗人和画家；而在东方，因为他的诗“精神的反抗”曾经震惊了土耳其帝国和教会，他却被奉为精神的革命家，少年亚剌伯诗坛的盟主。有一个亚剌伯诗人曾呈献给他一本抒情诗集，卷头上写着这样的献辞： 给永恒的诗的复生者， 给觉醒了东方精神的精神的火焰， 给纪伯兰·喀利尔·纪伯兰，我们的大师， 我呈献此书，他的声音的回响之回响。 他的著作并不多，但都是经过了极度的劳悴而写定的。他常常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推敲他的诗句，而忘记了夜尽，直到突然地从玻璃窗上看见天光，才会得不相信似地吃惊着说：“喔，天亮了！”于是倒身在软榻上，和衣而睡。在他逝世前两星期，他曾说“我害了工作的病！”谁知这病竟使他不治了。 洪野是个并不十分有名的画家，他的死，未必能使中国的画苑感觉到什么损失。但是，近五六年来，我因为与他同事的关系，过往甚勤，因而很能够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他的艺术观，我知道他的人生观，因此，他的死，使我在友谊的哀悼以外，又多了一重对于一个忠实的艺术家的无闻而死的惋惜。 我之认识洪野，是在他移家到松江之后。那时他在上海几处艺术大学里当教授，因为要一个经济的生活，和一点新鲜的空气，所以不惜每星期在沪杭车上作辛苦的旅客，而把家眷搬到松江这小城市里来了。一个星期日的薄暮，是不是秋季呢？我有些模糊了，总之气候是很冷的，我和一个朋友（他也早已很悲惨地死了，愿上帝祝福他！）走过了一个黑漆的墙门，门右方钉着一块棕色的木板，刻着两个用绿粉填嵌的碗口一样大的字：“洪野”，我的朋友说：“这里住着一位新近搬来的画家，你可以进去看看他的画。”不等我有片刻的踌躇，他早已扯着我的衣袂，把我曳进门内，说着“不要紧的，他欢迎陌生人去拜访他。” 果然，我们立刻就很熟识了。他的殷勤，他的率直，我完全中意了。他展示许多国画及洋画给我看，因为对于此道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只能不停地称赞着。他在逊谢了一阵之后，忽然问道：“你是不是真的以为这些画都很好吗？” 我说：“是的。” “那么，请教好在什么地方呢？” 呸，有这样不客气的主人！我委实回答不上来了。在我的窘急之中，他却大笑起来道：“这些都不中看，这都是抄袭来的，我给你看我的创作。” 于是他又去房里捧出七八卷画来，展示给我。这些都是以洋画的方法画在中国宣纸上的，题材也不是刚才所看的山水花卉之类，而是《卖花女》、《敲石子工人》、《驴车夫》这些写实的东西了。他一面舒卷着画幅，一面自夸着他用西洋画法在中国纸上创作新的画题的成绩，但我因为看惯了中国纸上的山水花卉和画布上的人物写生，对于他这种合璧的办法，实在有些不能满意，但最后，有一帧题名《黄昏》的画，却使我和他的意见融合了。《黄昏》虽然仍是用西洋画法画在中国纸上的一个条幅，但因为题材是几羽在初升的月光中飞过屋角上的乌鸦，蓝的天，黄的月，黑的鸦，幽暗的屋角，构成了这一幅朦胧得颇有诗意的画，我大大地称美了。我说：“我还是喜欢这个。”他点点头，微笑道：“我懂得你的趣味了。” 后来，我和他在同一个学校里教书了。我曾经偶然地问他为什么不再在上海担任功课，他摇着头道：“有名无实的事我不愿意干。”这话，在以后的晤谈里，他给了我一些暗示的解释。大约一则是因为上海的学生，对于艺术大都没有忠诚的态度，二则是在上海虽则负了一个艺术教授的美名，但那时的艺术大学都穷得连薪水都发不出，他非但不能领到生活费，反而每星期得赔贴些火车钱，物质上既无获得，精神上又无安慰；倒不如息影江村，教几个天真的中学生，闲时到野外去写生，或在家中喝一盏黄酒之为安乐了。这样地心境自安于淡泊，画家洪野遂终其生不过一个中学教师。 但是他对于艺术，却并没有消极。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的画有几件已经被选入全国美术展览会了。”当时我也很替他高兴。在参观“全国美展”的时候，我果然看见了他的几幅陈列品，而《黄昏》亦是其中之一。“全国美展”闭幕之后，一日清晨，他挟了一卷画到学校里来，一看见我，就授给我道：“这个现在可以送给你了。”我展开一看，竟就是那幅我所中意的《黄昏》。我看画幅背后已经在展览的时候标定了很高的价目，觉得不好意思领受这盛情，正在沉吟之际，他说：“不要紧，你收了罢。我早已要送给你了，因为要等它陈列过一次，所以迟到今天。至于我自己，已经不喜欢它了，我的画最近又改变了。” 其时我有几个朋友正在上海经营一个书铺子，出版了许多新兴的艺术理论书。他对于这些书极为注意。我送了他几册，他自己又买了几册，勤奋地阅读着。这些新艺术论使他的艺术观起了一个大大的转变。在先，他的西洋画很喜欢摹拟印象派，他曾画了许多风景和静物，纯然取着印象派的方法。在吸收了新艺术理论之后，他突变而为一个纯粹的革命画家了。他曾经读过易坎人译《石炭王》，很高兴地给这本书画了好几张插图。以后又曾画过几帧反基督教的小品。他的野外写生的对象，不再是小桥流水，或疏林茅屋了，他专给浚河的农民，或运输砖瓦的匠人们写照了。除了免不掉的应酬敷衍之外，他绝不再画中国画，他曾经招我去看一幅新作，画着一个工头正在机轮旁揪打一个工人。他问我看了觉得怎样，我嘴里答应着“很好”，而心里总觉得这样的画似乎很粗犷。但他已经看透了我的思想。他说：“为了要表现我所同情的人物，所以我的画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书斋里壁上的装饰品了。” 他在贫困的生活中，一个人寂寞地描绘他所同情的人物，直到死。 我能够了解他，然而不能接受他，这是我至今还抱愧的。现在他死了，除了寡妇孤儿，以及几帧不受人赞美的画幅以外，一点也没有遗留下什么。社会上也决不会对于他的死感觉到什么缺少，而他生前的孜孜矻矻的工作亦未尝对于社会上有什么贡献。他就只是以一个忠诚的艺术家的身分而死的。在活着的时候，也未必有人会注意他，则死了之后，人们亦不会再长久地纪念他。一个水上的浮沤，乍生乍灭，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但我却从这里感到了异样的悲怆，为了一个友谊，为了一个伟大的人格。 约翰·罗斯金作《最佳作家一百人名录》，将《无意思之书》的著者爱德华·李亚列在第一，对于他的神味之清爽，韵律之完美，创造力之不容摹拟，深致倾倒。我因了罗斯金的推荐，早就在搜求这所谓“无意思之书”，不知究竟是怎样一部著作，值得这一世的文艺批评家如此称许。那时“万人丛书”中尚未收此书，一时竟不易买到。去年，偶然在蓬路一家旧书店中得到了此书，真是喜出望外的事。全书一册，共四卷：第一卷就是《无意思之书》，第二卷是《无意思歌谣，小说，植物学，及字母》，第三卷是《无意思诗，画，植物学及其他》，第四卷题名是《发笑的抒情诗：无意思诗歌，植物学新编》。这无意思文学大师的全部著作便尽在于此了。 爱德华·李亚从小就是一个很爱东涂西抹的孩子，他常常在同学的教科书上画满了画。稍长一些，他曾在一张纸板上画了一对鸟，拿到一爿小店里去卖了四毛钱。后来出了学校，就在一个万牲园里做画师。他辛勤地工作了好几年，一日，当他正在园里摹绘一羽鸟的时候，有一个老绅士走过来，站在他背后，看他画，渐渐地和他攀谈起来，到最后，对他说：“你到克诺斯雷来给我画禽鸟罢。”那时李亚竟不知道克诺斯雷是个什么地方。原来这老绅士便是窦佩伯爵第十三世。于是李亚便到了克诺斯雷，做了伯爵的门下士。现在讲究古版本的藏书家所珍视的《克诺斯雷禽囿图》便是李亚的手笔。这时他已在很用心地研究风景画了。英国的冬季使他的身体觉得不健康，窦佩伯爵便资助他旅行到意大利去，此行的成绩便是在一八四六年出版的《意大利旅行画集》。他对于旅行有特殊的嗜好，游兴所至，他简直会不顾到平安与健康。迦拉孛里亚，西西里，西那伊荒漠，埃及和奴比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叙利亚，巴莱斯丁，这些地方都曾印过他的游踪，都曾对于他的画笔有过贡献。当时的大诗人丁尼生（tenanyson）曾作了一首题名为“to e．l． on his travelsin greece”的诗，就是赠给他，恭维他的风景画的。他定居在圣·雷模（san remo）的时候，已是将近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他还想到印度和锡兰去玩一次。第一次启行，不幸在苏彝士运河里生起病来，只好回转。直到第二次才得成功，带了许多新作回来。这便是爱德华·李亚的生平。我们看了他的好游，觉得差不多可以与我国的徐霞客相颉颃，所不同者，一个是写成了许多纪行文，一个是画就了许多风景画。《无意思之书》四种，都是他寄居在窦佩伯爵府中时所著，是供给儿童阅读的一种诗画集（有两篇散文的故事）。它的好处，除了插绘的有趣，诗韵的和谐之外，最被人所称道的便是它的“无意思”。无论是诗歌，故事，植物学，在每一句流利的文字中，都充满了幻想的无意思。他并不想在这些诗歌故事中暗示什么意思。他只要引得天真的小读者随着流水一般的节律悠然神往，他并不训诲他们，也不指导他们。这种超乎狭隘的现实的创造，本来不仅是在儿童文学中占了很高的地位，就是在成人的文学中，也有着特殊的价值。在被伊索普和拉芳丹纳这种训迪诗的势力所统治的儿童文学的领域中，李亚首先揭橥出“无意思”这大纛来做了很成功的尝试，给儿童文学一个新的生机，我们固然不能不称颂他，就是一直到了现在，一方面是盛行着俨然地发挥了指导精神的普罗文学，一方面是庞然自大的艺术至上主义，在这两种各自故作尊严的文艺思潮底下，幽默地生长出来的一种反动——无意思文学。虽然好像是新鲜的产物，但若追踪其原始，我们恐怕还得远溯到五十年前的爱德华·李亚吧。 然而，在我国，这“无意思”的意思是不容易被人了解的，成人的文学固然不必说，即使是儿童文学，现成的一首无意思的趁韵歌，也会有儿童文学专家来加以注释，附会出一些浅陋的道德教训来，生生地束缚住了儿童的活泼的幻想力，哪里还会有爱德华·李亚这种老傻子，肯白耗费了画笔和诗才来给儿童开辟这意想不到的乐园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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