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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差先生


芦焚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但仍旧有许多剩余时间,每天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因此——再加上岁月的侵蚀,他的脊背驼了。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念着,将它们拣出来,然后小心的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的是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它们最多的大概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的很少行人的街上走着,一面想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极幸运的从脚下飞起来,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这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他过去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这种怨言,心里充满善意,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于是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大声在过道里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一条狗激烈的在她背后叫着。她出来的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他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全部送到,那么在这个小城里,另外难道还会有什么事等候他吗?虽然他有时候是这样抱歉,他为这个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的照到街岸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1942年2月
      (录自1942年7月15日上海《文艺杂志》第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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