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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小志

作者:秦似

   

  编完了这一期,已经是午夜时分,窗外一片墨黑,对着纸笔和菜油灯,我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和桌面摆着的表滴嗒的响声,这是太平常的情景,不知怎的,今天却是很自然地想起了时间,想到时间没有一刹那不在占据着一切存在,一切变化,以及我们的生活。
  以《野草》说,它生存了的两年中,就没有一个时候不是和时间结合而存在着。从现在阴霾然而煦暖的初冬回想两年前秋风秋雨的日子,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但,这之间地球每天在转,气候每一刻在变迁,旧事物不断在毁亡,新事物不断在萌长……凡真正活着的人,有谁不像觉着自身血液奔流一般觉着这一切在勃动,因而感到生之力量呢?为了活,忝为恳植人的我看见这棵草两年来伸展它的根须,在干漠的地带透入泥土深层吸收那稀薄的水份,在长久渴待霖雨的月日里,它欣向于原野上每晚夜雾的降临。和大地上激越的变动比起来,一棵草的生长几等于静止吧,但,处黑夜中,没有忘怀夜的恩泽,在猛烈的风暴下,不曾放弃每一分每一秒救生之倔强,这不就是同时代的脉博一同在跳了么?
  夜雾和稀薄的水份显然无法滋育出太美满的花果来,而且为了避免四周酷热的蒸发,这棵生长在干旱地带的草有时还得将叶子变态,生成占很小面积的硬针。然而两年来,却得有一些爱好的读者,这在我们是十分欣喜的。从接到的来信中,记得那么感动了我的是有一回外省一个难童保育院的小朋友,问我们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代他们呼吁一下,历举出他们的院长如何贪污,给他们吃混沙子的饭;又一回是一个远地的读者,说他无法按期买到,每设法借来一本,就从第一页到末尾一口气读完,再翻过来重读一遍,希望我们能代他妥寄一份。每看着这么热情而近乎偏爱的来信,内心总感到踌躇,干旱得太厉害的时候,仙人掌也只好权充了盆景,这可能是有的吧,但,不也说明着我们文苑的荒欠了么?所以还有一些人在喜爱,我想恐怕多半是由于结成针刺的叶不曾放过那些妄自尊大的害虫,当它们正嗡嗡营营得意地嚼着地面上仅存的绿彩的时候,这些针刺也偶尔伤损它们的翅脚之故吧。而从不肯看一下地面的“超人”们,来在原野上,也确有被芒刺戳破过皮肉,时过境迁,到现在还或明或暗怀着愤恨的。
  地,看情形是愈来愈硬了,但,只要一天还有泥土和空气,惯于耐旱的荆莽还是要透地蔓生,在时间之沙上留下印迹的……
   

  两年来,我们始终以期待阳光的心情,歌颂从黑夜边缘度到黎明的奋争和战斗。我们一开始就表彰了落在日寇毒手,终至受刑惨死的吴检斋先生,对于这位以经学名家而站到社会的前面来,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奋斗的老战士,正像其后对于有名或无名的那些战士一样,表示了我们最高的祟仰。歌颂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之战士的反面,就是唾骂背叛民族的国贼,《历史的奥秘》(绀弩,一卷二期),《举一个例》(胡风,三卷一期),《从陶潜说到蔡邕》(曹聚仁,一卷四期),《替陶渊明说话》)宋云彬,同上),以及《高作人东渡》(孟超,二卷三期)等等,都是对汪逆兆铭周逆作人作剥露根性的正面的猛攻。可见有人说我们专作旁面文章,是毫没有根据的。所谓抨击现实,也并非把现实看得是漆黑一团糟,接头了事。即使从那没落到只能以粉饰丑事来维持门面的贾府里,还看出要贾府好,爱之深,而怨之切,所以常使酒乱骂的焦大(《焦大与屈原》,二卷四期)和敢于打王善保家的宵小之流耳光的探春来。(《探春论》,四卷四五期)。
  照我的理解:作为民主中国的一个公民,说实话恐怕不仅是美德,而且非常必要。《野草》也可以说就是依据这样一个认识出发,与天下人相见的。记得去年夏天,在物价暴涨的情形下,我们前线的将士正度着艰苦的物质生活,而大后方竟有人穷奢极侈,吃着囤积居奇的厚利润,因此我们借了一幅画的比拟,喻示了这急待矫革的畸形现象,后来又在《急事闲谈》中,提出节约运动理论和实际,还有着如何可怕的距离。不知为什么会引起了几位先生的不满,在贵阳一个报纸屡加责难,以为“德国用马车装满马克去换一餐饭吃的故事,中国还不曾有,”因而就把所画所说,套上“风凉”的帽子。究竟怎样呢?一年后的现在,应该是给蒋委员长在参政会的致词说得明明白白了:“一般社会除少数爱国有识之士外,多是优游安逸,过其平时的生活,甚至物价愈高涨,享用愈奢侈,纵欲败度,浪费无节,全不念前方将士的艰辛。”到底“风凉”这尊号该荣归于准?今天旧事重提,也算是一点必要的辩白。
  自然,讽刺和揭发,在《野草》上不是没有。不但揭露过说真方卖假药的西门庆一流人的面目,对于讨人厌的鼠辈,吮血的臭虫,以至势利狗,也常常要谈到。一位朋友感到奇怪,《野草》上为什么老爱发表关于“狗”的文章?他怕的是谈出狗八股来,但我觉得天下有各种各式不相同的狗,各人碰着狗的遭际又尽不相同,问题在于有没有实感,只要有实感,则在“死狗还要装进主公御肚子里去”的世界,狗类总还是做文章的题目的。
  曾经近乎多事,关于“三K主义”主人道德”等等,我们写过好几篇涉及一些名流教授的文章,从来信知道,读者是给予颇大的关注的;但我们的名教授却非常大度。不与论争,而且把地盘从昆明扩张到重庆来了,《大公报》上的《战国》,比原来的《战国策》还更大派,更锋芒,从鼓吹“力的政治”到“力的科学”,“科学的力,飞机大炮,侵略战争”滔滔不绝于口,俨然就是“权力意志的伸张”者派出在中国的什么权贵,监视四万万五千万人服膺“主人的道德”似的。而在我们国家思想之自由,有时候恐怕真比任何民主同盟国有过之无不及。现在好了,就在我写这文章的前一日,斯大林格勒是解围了,《战国策》的先生们,既然“跟我们这位散头发的朋友走”,那么怎样“掉”你们的“船头”呢?我得承认自己的轻薄,不禁要问一句:如果“这位散头发的朋友”这回从苏联国土夹尾而逃,钻到毛坑里去,你们是不是也跳下去登上那儿的“超人的虹霓和桥梁?”但,你们的“勇敢”,是早已在“宣传品”上晓示得足够了的。
  感想芜杂得很,整理不出头绪来,好在是随便的说话,说了之后,觉得不怎样胜任的编辑也稍微尽了自己的责任,心也就安了许多了。
  窗外还是不能透视的夜暗,报晓的鸡却在远处啼着了,沉睡的依然一样酣睡。路正长,但我知道,夜已短了,人们在晨曦中欣欣向生的—切生活,是就要开始的。

  1941年十二月一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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