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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想起写《老二黑离婚》

作者:潘保安

  赵树理同志写出《小二黑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全国解放,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赵树理同志的故乡沁水县工作。
  当我还小的时候,就从大人们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赵树理同志的传说。十一岁那年,我第一次接触小说,看的就是《小二黑结婚》。也就在那个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早早地刻下了赵树理同志的名字。
  不过,那个时候我还小,不懂事,还不能更多地理解赵树理的作品和他的事业。可是,有些事情,至今我还是印象很深刻: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个大冷天。我们那一带有个习惯,一到冬天,外头不能去,就常在吃罢黑夜饭,大家陆陆续续到某个单身汉家里,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说些闲淡话,讲个笑话逗乐子。我那时候虽然年纪不大,可是挺爱凑热闹,所以也天天在场。有一天黑夜,大家照例聚到一个单身家里,坐在炕上说得正高兴,一个邻居小后生就在油灯跟前看书,忽然“扑吃”笑了出来。众人见他看得有意思,就问他;“你看的是什么书”?那后生说:《李有才板话》。马上又有人说:“那是赵树理的,以前我看过,编得得劲!”众人说:“你给咱们念念行不行?”后生说:“行”!于是他就念开了。刚念头几句,有人还在说闲话。过了一小阵,大家就谁也不吭气了。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故事,紧紧抓住了大伙的心思。有的人眯起眼睛,安神仔细听。老汉们嘴里含着烟袋,老半天才吸它一半口。等到小后生刚念到有才说的那两句开心话:“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在场的人突然哈哈哈大笑起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至今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可以说:我从小时候就看出大家十分爱看赵树理的书,也就渐渐爱上了赵树理的作品,以后也越来越喜欢。
  我开始懂事了,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天,我看见报纸上大黑体字公开点名批判赵树理,说他是“黑帮”,我一下子目瞪口呆了。因为我十几年生活在农村,了解广大群众十分爱戴赵树理,说他是“真心为农民说话的人”。这么一个好人,怎么就成了“三反分子”、“黑标兵”呢?这个事情真叫我死活想不通!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一天天深入”,我见的各种各样的怪事情越来越多,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起变化。首先一个变化,是我怀疑报纸上的那些宣传了。因为我看到的农村现实情况,与报纸上、广播上的宣传不一样。那时候的报纸,天天都在说:“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新气象”!“形势越来越好”!“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可是,农民们过的是什么日月呢?口号叫喊得一天比一天高,社员锅里的饭一天比一天稀。阶级斗争越抓越紧,群众的裤带越勒越紧。这就是“四人帮”成天吹嘘的那个“莺歌燕舞”!
  再看看我们的赵树理同志吧!文化革命一开始,这位广大农民诚心拥戴的作家,受到一连串非人的残酷折磨。有多少个深更半夜,赵树理同志被蒙上眼睛拉去批斗!这里批,那里斗,从乡下斗到县城,从晋城斗到长治,从长治斗到太原。他头上顶着高帽子,脖上挂着几十斤重的铁牌子,就在他临死的前些时,又被拖上了万人批斗大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人民作家赵树理,何罪之有?!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这位一辈子为农民说真话的好作家,终于倒在了“四人帮”的屠刀下。他的妻子儿女,也被撵回沁水老家,受到种种打击和迫害。
  大家知道,赵树理同志处处为群众着想,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写文章,说广大农民要说的话。他想农民,疼农民,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甘与农民共甜苦、同命运。解放前后,他放声歌唱小二黑的爱情,欢呼农民解放,号召农民跟党走,起来斗争,求解放,争自由,迎接新生活。然而,多少年过去了,赵树理看到的农民的生活,并不是他原来想象得那样美满,极左路线的穷凶极恶,又把广大农民逐步推进了贫困,面对这个现实,作家激奋起来了,他要为民请命!在《实干家潘永福》和《十里店》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然而,马上就受到围攻和批判:中国的地皮上,不准说真话了!面对这个情况,赵树理既不能代民发言,又不能昧了良心哄骗农民。所以,他不得不放下了笔。
  在“四害”横行人民遭殃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由赵树理想到农民,又由农民想到赵树理:为什么当年赵树理纵情歌唱的那些东西受到摧残和践踏?为什么当年赵树理猛烈抨击的邪恶东西,又重新猖獗起来了?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暗暗拿定了一个主意:如果我以后。要是学写小说,就一定要写老二黑!
  粉碎“四人帮”后,赵树理同志的蒙冤得到了平反昭雪。在人民群众沉痛悼念他的日子里,我尝试着写下了两个小说:一个是《李有才的新快板》,另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老二黑离婚》。小说邮给《汾水》之后,受到编辑部的热情帮助,是在他们的指导下经过修改和读者见面的。借此机会,我向《汾水》编辑部表示真诚的感谢!
  小说发表之后,出乎我的意料,在群众中引起了反响。这个我也想过了:为什么群众对《老二黑离婚》感兴趣呢?是我写出惊人之作了吗?完全不是!因为我自知自己水平很差劲,离一个写小说的人还有一定的差距。分析原囚,就是这篇小说“沾了赵树理同志的光。”大家关心老二黑的命运,同时也怀念赵树理,我写这个小说,目的是悼祭赵树理同志,所以和群众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如果我不是写的老二黑,换一个别的什么人“离婚”,读者大概就不会对它产生兴趣的。
  我也没有想到《山西日报》会对《老二黑离婚》开展讨论。这次讨论,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许多同志对小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很宝贵的。有的说这个地方写得还可以,有的说那个地方写得不大行,还有的说某某地方写错了。听了大家的这些意见,我就知道囱已写作中哪些方面出了毛病,以后再写起来,就可以避免这些缺点,少走一点弯路。所以,我感到同志们的意见,都是非常珍贵的。再借这个机会,我向所有参加讨论的同志,表示感谢!
  我是一个才学写作的青年,根本还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大家以为我哪些地方说得不对,就请你们写信批评指正。
            (原载《山西日报》197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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