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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三灾


  胡柳从省城回家之后的第三天,大家因为田里没有重活,就把早饭省掉了,一人端着一碗番薯汤,一面呷着,一面嗟叹胡柳空跑一趟,徒劳无功。没想到这么早的天气,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竟拿他那肥胖松弛的身体,呀的一声挤开了他们那两扇虚掩着的破烂大门,走了进来。他把一筒拿纸卷着的双银角子,大概是十块钱的模样,重重地往矮桌子上一放,然后转身坐在胡杏那张木板床边上,将那张木板床压得吱吱作响,中间凹了下去,像一个铁锅一样。胡源老汉脸色发青,一言不发。何不周一边喘气,一边咳嗽,一边声色俱厉地恐吓他们道:“意思都懂了吧?不用我再说了吧?”胡源老汉摇着花白脑袋说:“意思都懂了。不用你再说了。再说,——还不是那么回事!”何不周说,“好!三天,人家给了三天的期限。”胡王氏和胡柳觉着大祸临头,心乱如麻。胡杏大声丧谤他道:
  “三天?叫他们再等三十年吧!”
  何不周阴险地讥诮她道:“二家嫂,话可别说得那么死。”
  胡杏咬牙切齿地骂道:“放你的屁!谁是你的二家嫂!”何不周捺着性子,油喉地说:“小少奶,火气不要太盛了。你能不认我们,我们还能不认你?”随后又转向胡源老汉说:“你的年纪比我大,你跟何福荫堂打了那么几十年的交道,你摸我那五侄老爷的脾气比我摸得准,你瞧着办吧!不过我既然来传了口信,我也顺便跟你通一通声气:我那五侄老爷已经从癫狂院接了我那可怜的二侄孙少爷回家,说是病已经好了,等着人伺候呢!——另外,我那五侄老爷也请了律师,向地方法院递了状子,说先礼后兵……谈得拢就免伤和气,谈不拢就打官司呢!”胡源眉毛打结地说:“既然请了律师,递了状子,还有什么礼不礼、兵不兵的呢?”何不周见他有些畏惧,就逼紧一步道:“你这人真是薯头!递了状子就不能往回撤么?人家儿子是局长,儿子的挑担是县大老爷;官司还不是爱打就打,爱不打就不打?有谁还拽住他么?——只是你也该打点打点!兴许是打官司,兴许是坐班房……官司这东西,谁也说不准,兴许你打赢了,也是有的。三天,你想想吧!”何不周走了之后,胡源、胡王氏吓得发了呆。法官、刑警、债主三种人物凶神恶煞地在胡源的脑子里打转,像一台走马灯一样。胡柳只是心酸流泪,也说不成什么言语。胡杏看见事情已经很难挽回,就挺起腰杆说道:
  “爹,妈,家姐!这样吧,我还是回去吧,索性跟他们拚了吧!”
  胡柳呜咽阻拦道:“那是死路一条。咱们见不上面了!”
  胡杏镇静坚定地说:“反正是个死!”
  左邻右里,叔伯姊妹何勤、何龙氏、何娇、何四伯、胡八叔、三姑、六婶、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等许多人听说大东家又来寻事,都纷纷跑到胡源家里来,一面慰问,一面商量对付办法。大家想不出什么高明的计策,就一致主张到地方法院递禀子告何应元去。何四伯识几个字,他认为这场官司准胜无疑,他惯用的口头禅是:“有理走遍天下!”当天下午,他就赶到仙汾市去找一个朋友写状子。这个人叫做马文卿,已经五十多岁,不单会写状子,熟悉法律,就是法院里面的人,和他认识来往的也不少。他虽然贫穷,却有侠义之气,看见何四伯去求他,便立即答应,钱固然不收,连状纸也贴了出来,到地方法院去告了何应元一状。不过他事情是做了,却不像何四伯想得容易,他对何四伯说:“何应元财雄势大,又是恶人先告状,这官司胜负,还很难料!”何四伯回到震南村,把这句话对大家说了,大家都认为这是震南村第一个大灾难,愁眉苦脸,惴惴不安。
  就在这天上午,何勤打胡源家里出来之后,就到震南新村试验农场去找第一赤卫队队长陶华和参谋长马明。这何勤一辈子扛活,也到了这五十岁年纪,却是一个全无主意的人。三个人在一棵高大的凤凰木下面站定,他就慌里慌张地说:“阿华,阿明,不得了了!咱村子要出大灾难了!”陶华、马明同时问道:“什么灾难?”何勤搭拉着脑袋说:“今天早上,又饿死了一个人!连以前一共是三个了!前两回死的还只是单身孤寡,这回死的却是个妇道人家,有男人、有孩子的呢!”陶华、马明同声叹息道:“唉,可怜!”何勤忽然抬起头,神色不安地说:“今天绝早,我那亲兄弟何俭上我家里来了。你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正因为他不安分,所以他在哪家打工都打不长。他告诉我,村子里饿着肚子等死的人,真是十过十,百过百的呢!他又告诉我,何福荫堂不肯给大家借粮,却一包、一包白米,一船、一船白米地运走仙汾市,卖很大很大的价钱!我说,人家有米,人家要卖,卖什么价钱不好!我那不安分的弟弟说不!他说田地是太公祖上的,耕种是长工伙计的,米粮就该是大家兄弟叔伯的。他何应元当真绝情不借的话,大家就要动手:抢!——你们两个瞧瞧,这不是大灾难是什么?总算是我死命把他揿住了。我说不行,他们要干什么事儿,让我先找个人打问打问,是能干、是不能干,再说。你们两个瞧瞧,这犯法、造反、杀头、灭门的事儿,如今也能干么?不碍事儿么?”陶华一听,就撩开衣襟,拍着多毛的胸膛,热血激荡,奋不顾身地说:
  “对!抢他狗日的!一百件当紧,总是活命当紧!咱十大寇一向爱闯祸,只要大家伙儿一动手,咱断无袖手旁观之理!”
  马明为人谨慎,就笑笑地说:“大哥说得对!吃他几斤米是不过分的!有朝一日,咱们还要打倒他,抄他的家呢!只是目前这件事儿,咱们不妨多捉摸一下,多商量一下。等商量停当,再动手不迟。”
  陶华一想也是,就对何勤说:“告诉俭叔,过两天有回音!”
  何勤走了之后,陶华跟马明缓步走回工棚。走了几步,陶华就拧回头,对马明说:“他们光知道饿死人是灾难,光知道何五爷要胡杏是灾难,还不知道咱第一赤卫队如今也遭灾难呢!”马明一听,就明白他是指区细今天就要离开大伙儿、独自回广州大城的事儿,不免十分感慨地苦笑了一声。两人回到工棚门口,只见区卓、胡树、胡松三个人坐在地上。区卓拿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胡树、胡松两人气得睁眉突眼,一声不响,马明蹲下来,问区卓道:“他非走不可了?”区卓断断续续地回答道:“他……他今天……今天就……马上就走!”
  马明再问道:
  “那么你呢?他走了,你走不走?”
  区卓没有立刻回答,却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工棚里面,十分庄严地高声说道:
  “他走他的,我干我的!我不是他的兄弟,我是大家伙儿的兄弟!就是把我烧成炭、煅成灰,我还是跟大家伙儿粘在一块儿!”
  胡树、胡松一齐跳起来,搂住他,又一齐说:“这才像句革命话!”
  陶华也走近他身边对他说:“小兄弟,你伤心什么呢?你有这个志气,你就是一个人!大家伙儿绝亏待不了你!”
  眼看着区卓、胡树、胡松三个人有商有量地下了山冈,朝田基大路走去了,陶华、马明两个人才走进工棚。这大茅棚里面,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有抽烟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有看小说的,有赌钱的,有唱木鱼书的,有睡觉的,有洗衣服的,成百个人、成百个样儿。区细在自己的木架床前收拾行李,只等公司的手续一下来就走。关杰、邵煜、丘照、王通四个人围着他苦苦劝说。马有是同情区细的,他只是站在一旁,既不动手,也不动口。陶华、马明把关杰拉在一边,研究佃户抢粮的事儿。研究了一会儿,没有结果,就丢下区细,走出工棚,一道去找政治指导员周炳商量。周炳听明了情况,那眉头结成个大疙疸,只是打不开。过了半天,他才透了一口大气,声音沙哑地说道:“也没见过这么难的!什么事情都从四面八方堆过来,压在一道了!”关杰接上说:“可不!按道理说,是该动手的。可是一动手,人家何福荫堂也不肯干休,那时又该怎么办?偏偏这个时候,谭槟大叔又不露面,真是作难死人!”一提起谭槟的名字,周炳就想起那自称巡视员的李子木,又想起他所说的那番不祥的鬼话,不觉头脑胀痛,像拿绳索勒着似的,连气都透不出来。他举起拳头捶打着前额,声音紧绷绷地说:“他何家从前逼死过多少人,饿死过多少人,害死过多少人,还没给他算过账!如今大家没吃的,眼看又要饿死许多人了,他们却把粮食运到仙汾,高价粜出!大家要吃他几石米,有什么话讲?正是顺天理、合人情的!至于以后,那也不打紧。他们要逼死大家,大家跟他们干就是!大不了咱们把从前那些破枪挖出来,擦擦干,上点油,也就对付着能使唤了!实在打他们不过,咱们还可以上梁山!不过——”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他想说事情重大,最好等谭槟来商量商量,但是他又不想提起谭槟的名字,便转了口气道:“孔明、关夫子两个说得对,这么大的事情,应该问问党。不然的话,你把队伍拉出了村口,你还不知道该往东江呢,该往西江呢,还是该上北江呢。——没有罗盘,驶不到埠!”大家都点关。可是难处也在这里:党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后来大家再三斟酌,还是要周炳去顺德黄群那里走一遭。这边的事情,搁两天再说。周炳毫不踌躇,立刻从床底拉出藤筐子,吹去灰尘,收拾行李。
  这时候,区细也背着一个破烂口袋,离开了试验农场,由邵煜、丘照、王通三个人陪送着,来到了震南村北面的村口。区细坐在社台旁边一张石头凳子上,两眼无光地望着他后面的村舍、村边树木和广阔的田野。这张石头凳子,就是两年前周炳从上海回到震南村,刚进村,在这里歇脚,遇见何娇的地方。区细叫他们三个人骂了一路,只是不吭声,现在仍然紧紧闭着嘴巴,光拿眼睛望天。邵煜用手摇着他的肩膀,又生气、又恳切地说:“拿眼睛望着我!你敢么?你只要望我一眼,你就一定舍不得离开我!我什么话没给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回心转意!唉,枉费你长得一貌堂堂,却是个冬瓜倒瓤!看你生来好眉好貌,跟炳哥也有得比的,那里面却看不得!你挑这阵子丢开大伙儿,你这不是人面兽心、狼肝狗肺么?”区细上身动了一动,还是没做声。王通又着急、又心疼地接着说:“我不像煜嫂斯文,也不会说话。我跟你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只因你是炳哥的老表,一向也把你看成亲兄弟一般。有吃的,从来不曾少过你!有玩有乐的,从来不曾漏过你!有灾有难的,从来不曾推过你出头!如今嘴唇皮都说裂了,你只管犟!莫怪我心直口快说一句:你只要一脚跨过这东沙江,我们这朋友是准做不成的了!”丘照拿手捶着胸膛,愤慨之极地说:“的确,是话都说尽了!我跟你玩泥沙,一块儿长大,你如今给我丢人!这叫我怎么受!我只想象把刀子捅开这里,把心挖出来,叫你瞧瞧是怎样的!也拿刀子捅开你那里,把心挖出来,叫大家瞧瞧是怎样的!我亲手杀了你,也比叫国民党杀了你好!”最后,他悲痛干嚎地大叫了一声:唉!——”就没再往下说。区细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受了感动。只见他浑身发抖地移动一下位子,还是不开腔。
  正在这个危急关头,周炳、陶华、马明、关杰四个人走出村外来了。关杰首先上前劝区细道:“阿细兄弟,不怕得罪你说,做人是不能光想自己的!你越是眼红别人走运,越是怨恨自己倒霉,——那你的霉就越是要倒下去!凡事看开一点,听听别人的话,顺顺别人的意,你就没事儿,心里就舒坦了,跟弟兄们就处得好了,看队里的事儿就比自己的事儿重了!”马明接着也劝区细道:“关夫子说的一点儿不错。他是肯用心思,明白道理的人。咱们队里如今正要办大事呢!你不是说咱们不算赤卫队,只算耕田队么?这回可不一样了。这回是真正的赤卫队了。够你干的呢!够你过瘾的呢!快回去吧!你只要一往回走,咱们一样是打虎不离的亲兄弟!”陶华笑着,拍着巴掌,使唤他那出众的豪迈劲儿说:“岂止是亲兄弟!比亲兄弟还亲多了呢!正像俗语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就要割五斤肉,打十斤酒,贺他一贺!阿细兄弟,不要心急,也不要心灰。咱们的事业是很大很大的事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听冼鉴、冯斗、谭槟他们的口气,比起省港罢工、出师北伐、广州暴动,还不知要大多少多少倍呢!咱们还不知道要翻多少山,越多少岭,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冒多少枪林弹雨,砍多少虎貌豺狼,去跟全天下的英雄豪杰会面呢!干这样出色的事情,还有什么亏负了你的地方?别懵住了吧!”
  任凭别人怎么说,骂也好,劝也好,区细只是摇摇头、点点头,又点点头、摇摇头,不曾开过口。周炳看见这种情形,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对大家说:“你们回去吧。”又对区细说:“走,我送你一程。”于是他两老表各人挽着自己的行李,坐渡船过了东沙江,一路向仙汾市走去。沿途塘、堑、冲、湾,祠、庙、村、店,风景极其秀丽。可是他们既无心观赏,又无话可说,只是频频擦汗,闷闷走路。到了三岔路口,要分手了,周炳紧紧握住区细的手,不肯分开。只见他两眼发呆,嘴唇发抖,很久都没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极力压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低声嘱咐区细道:
  “回去之后,第一替我问候三姨爹和三姨。其次,替我问候舅舅和舅母。顺便也到我家里,瞧瞧我爹跟娘。告诉他们大家:我在这里很好,连伤风咳嗽都没害过,——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回家的。……至于你……自己的船、自己掌着舵,凡事小心一点,多想几遍才干就是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临别赠言:我说有三件事,你一生一世,也不要忘记!第一件,你要记住,你有个好姐姐。她不但才貌无双,而且英勇壮烈。是帝国主义夺去了她的前途远大的生命!第二件,你要记住,你参加过广州起义。这回起义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可是迟早要达到的!你是挂过红领带的人,民众自然喜欢你,可是有些人不喜欢,你要当心他们的明枪暗箭才好!第三件,你要记住,你永远是咱们的赤卫队员。咱赤卫队要闹革命,这是定了的!咱目前不知怎么闹法,将来总会知道。你在省城,要是混不下去了,站不住脚了,你就赶快归队,好比浪子回家一样,不要多心!”
  听了这样情深似海的话,区细能说什么呢?当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有点儿后悔,又觉着如今后悔是太迟了。周炳抓住他的手,一直不放松。他觉着周炳的手好像一团烈火,烧疼了自己的手。他想去抓那团烈火,又不敢去抓;他想甩开那团烈火,却又怎么也舍不得。后来周炳去远了,区细还如痴如醉地站在那三岔路口,想着那重重的心事。最后,他想道:
  “怎么人人说我那么像他,——我又那么不像他!”
  周炳大踏步赶到渡口,雇了一只小艇接驳,上了开往顺德容奇镇的轮渡。这轮渡由一只小火轮拖带,在江面上绕了一个大湾,走了几个钟头,来到了顺德县的容奇镇。这容奇镇是顺德的热闹地方,往年蚕丝业繁荣的时候,市面十分旺盛,近几年蚕丝业衰落了,市面才显得清淡下来。但是周围几十里地方,家家种桑养鱼,育蚕缫丝,光景也还算富裕。又因为这些手艺,多半是妇女干的,所以她们手里有钱,嘴里也就能说话。有不少妇女,就不肯嫁人受罪,自己把头发梳成髻,叫做“自梳”;也有些妇女虽然名义上嫁了人,但不到婆家去过日子,叫做“不落家”。这些妇女立志过一辈子独身生活,就邀约三、五个知心好友,找幢房屋,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人们把这样的房屋叫做“姑婆屋”。那天周炳上了码头,曲曲折折地拐了几个弯,就来到一间那样的“姑婆屋”前面,一打门,恰巧开门的正是黄群大姐。这黄群年纪虽已二十八、九,比他姐姐周泉还大一些,但是没有结婚,矮小结实,热情活泼。她一把拉住周炳,将他当做亲兄弟一样,又摸、又捏,又疼、又骂,十分亲热。周炳怪不好意思,一直拿手帕擦汗,那张白净的脸红得像猪肝一样。他拿眼睛望望四周,见墙上供的神像,都是观音菩萨、斗姆娘娘、龙母娘娘、缧祖先师之类,全是女的。桌案上摆的照片,又都是姑姑、婆婆、姐姐、妹妹之类,也全是女的。四围挂的衣、裳、巾、帽,到处摆的杯、盘、碗、盏,甚至连桌子上搁着的几枝水烟袋,几套《再生缘》、《金叶菊》、《背解红罗》之类的木鱼书,也一望就知道是妇女使用的。坐在这样的一个堂屋里,周炳感觉到有一点局促不安。他还没有开口,黄群倒首先对他诉起苦来。她说她十分想念广州的工友,她十分想念省港大罢工跟广州起义的时候所过的痛快日子,她一个月至少有三回梦见苏兆征同志和张太雷同志。最后,她发誓要离开这里。她说整天躲在茧锅旁边,外面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一定会把人闷死。周炳也告诉她:胡杏如何得了重病,被赶回家,后来病才刚好,何家又来逼着要她回去;震南村如何遭了大水,病的病死,饿的饿死,何福荫堂见死不救,如今倒要把粮食运到仙汾市高价粜出;区细如何中意胡柳,如何逞意气、闹别扭,如今已经离开赤卫队,回省城去了。后来,周炳又把他们几个人要求入党,外间谣传谭槟牺牲,巡视员李子木的无耻行为等等,都对黄群说了,问黄群能不能想法子找到金端、冼鉴、冯斗这些人,或者想法子找到党的关系。黄群一面听,一面摇头,最后才叹口大气道:
  “这真是怎么办好!鉴哥有时十天半月来一回,有时一两个月不见面。有时寄存一点什么秘密东西,过几天又拿走了。有时叫我去什么地方给他送个信,一眨眼又不见他了。我怎么找得着他!每见他一回面,我也催他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催他给我分配工作,他也只是劝我忍耐着点儿,慢慢来。看来他们也是难呵!”
  于是他俩愁眉苦脸地相对无言,一直坐到太阳偏西。周炳不知道抽了多少根生切烟,把舌头都抽苦了,还想不出什么办法。到他站起身来要走了,他才果断地说:
  “千紧万紧,还是人命要紧!我回去了。”
  黄群也说:“对!找不着他们,——你们自己下个决心,豁出去干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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