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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天，不管好歹，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胡源一家人忙着车水浸田，浸种、下种，那些犁不过来的田，胡柳、胡树、胡松几个人就轮流着用肩膀套上绳子，拉着铁犁去翻土。犁是广州三家巷何家大奶奶慷慨施舍的新犁，可并不好使，把他们三个年轻人累得腰痠腿软，每天还犁不了两分地。震光小学校长林开泰也忙着。他忙的事儿很不平常，一不是修理校舍，二不是准备功课，三不是编造表册，却是忙着画地图。这地图即不是世界地图，也不是中国地图，更不是广东地图，却是画的村、镇图形。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路有多宽，桥有多长，都标得清清楚楚。周炳、华大维、丁猷几个同事见他整天东奔西跑，忙忙碌碌地描画，就问他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林开泰也不隐瞒，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香港朋友托他画的，说是日本人要买这些玩意儿。华大维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日本人就是小气，专爱收买这种价钱低廉的废物，如果是美国人，那一定是要买照片，最好是空中照的。周炳脑子灵敏，一想就说：“这些东西落到日本人手里，恐怕是个祸根。万一日本人出兵打广东，你不是给他当了向导么？”丁猷摇头叹息道：“所以我说，自从共产党失败，大革命终结以后，中国只有灭亡一条路。你们看，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君却向敌国公开献图了，这不是亡国的朕兆么？”林开泰深知这丁猷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听了他的话，也不大在意，只有华大维和周炳两人却表示坚决反对。华大维说，“这却用不着担忧。咱们广东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花的是英国钞票，穿的是美国棉花，吃的是法国大米，那日本人纵然垂涎三尺，却没胆量来进犯广东！”周炳却说：“我就认为共产党既没有失败，大革命也没有终结，说不定哪一天，工人、农民一暴动起来，赤色政权一建立，中国就得救了！”每逢遇到这种场合，几个人就要大吵一场。一吵起来，周炳就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其他三个人尽管意见不合，这时候往往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不是说他头脑简单，思想幼稚，就是说他过于天真，富于幻想。周炳在学校既得不到同情，就更加愿意上胡家走动，给他们讲讲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大家都十分相信他的话。有时周炳感慨很深地说：“这也真奇怪！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日子都好象天昏地黑似的。读书人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可是那些工人却多么坚强呵，多么勇敢呵！”胡柳对于天下大事，从来极少说话的，有一回也郑重其事地开言道：“读书人跟工人，他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是咱们种田的，还压根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明白过来了。炳哥，我相信你的话！我到死那一天都相信！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来到咱们震南村！我相信何家的田地一定会分给咱们种！我相信咱们的可怜人阿杏……”下面竟哽咽着说不出来。周炳看见她那诚恳朴素的神情，也是十分地感动，觉着这么大的一个震南村，唯有这耕田姑娘是他的知己。 有一天，林开泰正在村子西南面的蛇冈上勘测地形，忽然遇见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梁森。梁森问他干什么，他说画地图，梁森说，“你画什么地图？只当我不晓得！你是卖肉，把咱们中国切做一块一块地去卖。”林开泰反问梁森干什么，他说搜索共产党，林开泰说，“你找什么共产党？也别当我不晓得！你是卖人头，一个人头落地，就听见银钱叮当一声响。”梁森说，“你这么说，倒也做得。可你怎么知道我搜索的不是共产党？”林开泰说，“我学堂里放着现成的共产党，你不去搜索，却跑到这冈头坑底来索什么？”随后就把陈文英介绍周炳来教书，和周炳过去的经历，如今的行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梁森。梁森听了，笑道：“凡是你说的共产党，大概准是个好人。你们两个都是陈老板的人，你只顾坑陷别人做什么？你说人家是共产党，你有什么凭据？”林开泰说，“他一不恭读‘总理遗嘱’，二不巴结绅襟和校长，三来专门和耕田佬厮混，这还不是凭据？你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搜一搜他的房间，包你搜出东西来，说不定连机关枪也会有的！”梁森轻蔑地挥了挥手道：“去你妈的！你想叫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十辈子也别想成功。爱搜，你自己搜去！”林开泰知道没有希望，就顿脚长叹道：“将来中国亡国灭种，就是你们这班仁兄的功德了！”梁森也不再理会他，两人各走各的路去了。 林开泰走到村子西头的街市上，看见一大堆人围着一张很大的招贴在看，他也挤进人丛中去看热闹。原来那是一张招募工人的广告，旁边已经有不少人在高声念诵，在窃窃议论，在反复推敲，在多方臆测。林开泰知道这附近没有什么招收工人的大工厂，只道是仙汾市的什么工厂，来这里找人使唤，等他从头到尾，细读下去，他就发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的招贴，由董事长陈文婕、总技师李民天、经理郭寿年联名发布的。大意说：这家公司本着劳资合作，科学救国的宗旨，要在震南村创办一个试验农场，改良水稻品种，振兴农业；第一期招募工人八十名，每月工资十五元，供膳宿，年终发双薪；实行劳资合作，红利由全体职工按勤惰均分；合意者即往临时办事处报名云云。除了主文之外，另有附文两段。一段是讲震南农场红利分配办法的，大意说除了开支、成本、公积、公益、股息、捐税等等之外，如有亏损，由公司负责；如有红利，由职工均分，每年结算一次。一段是讲震南新村的组织办法的，大意说公司所属全体职工，都有权利申请参加新村。这新村采取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生活福利，改善居住条件，提倡医药卫生，注重游艺娱乐，凡公共建筑及一切设备，都由公司负责；私人住宅和设备，就由个人负责，但公司可以贷款帮助；一切管理人员，上至村长，下至杂役，都经过民主选举决定。在招贴下面观看的人，有识字的，有不识字的；有认为这公司办法很好的，有认为这公司办法不好的；有认为那是广州的有钱人家所办的慈善事业，有认为那是那些阴险狡诈的资本家所布置的骗局；有认为那位董事长是个女的，有认为既然能当董事长，自然是个男的，决没有女的能当董事长的道理。只有林开泰知道陈文婕、李民天、郭寿年是些什么人，他只在鼻子里一连哼哼几声，却懒得去跟那些他认为无知无识的乡巴佬计较。其实他的心里，也正在嘀咕不平；论才干，他想自己决不比那生草药铺的掌柜郭寿年差，可是自己得到的，是震光小学校长这么一个瘦缺；郭寿年凭着裙带关系，却搞到了震南农场那么一个肥缺。——这世事，显得多么地不公平呵！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妒忌，后来就一连吐了几口唾沫，愤愤不平地离开街市，走回学校去了。 这里，看招贴的人越挤越多，有本村的，有外村的，有仙汾市来的，也有三天前听到消息，从一百几十里以外赶来的。有三个衣衫褴褛，气象不凡的年轻人从远处走到招贴下面。看那满身灰土，就知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为首的一个年纪在二十三、四，高高瘦瘦，腰窄胸宽，两只手很有力地摆动着。他的前额向外突出，嘴巴也向外突出，眼睛又大又深，炯炯有光。这个人就是从前在广州珠光里当清道夫，周炳小时候的好朋友，广州起义时候的赤卫队员陶华。他的后面跟着两个人，都是二十一、二的小伙子。一个身矮头圆，嘴小唇翘，浑身的劲儿都露在外面的，是蒸粉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马有。一个身材也很矮，但是十分粗壮，象个石头墩子一样，皮肤黝黑，眼睛象陶华一般大、一般深的，是手车修理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丘照。他们三个人自从广州起义失败分手之后，就孤零零地在广东各地漂泊流浪，饱一顿、饿一顿，干一天，湿一天地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这肉体上的折磨，倒扳不倒英雄好汉，唯有那黑暗政治，白色恐怖，真把他们折磨得有觉不能睡，有气没处透，一个个怒炸了心肝，气爆了肺腑。不久，陶华先在海、陆丰遇见了丘照，两人一道流浪到广州市东北方的“太平场”，在那里，却巧遇到了马有。在马有亲戚家里住了几天，也是藏身不下，三个人就一道走了出来，在北江沿岸打流。他们做过船工、土工、烧窑工、搬运工，甚至三教九流，无所不为，一直找不到个栖身的地方。前两天听说这里招募工人，就赶来看看究竟。当下他们看了招贴，正在低声商议，旁边忽然有一个油头粉面，年纪也有二十六、七的瘦小男人自言自语，却是有意要他们听见地说道： “这是什么正经的农场！有出息的人才不上他们的臭当！ 嘴巴上倒是甜言蜜语的，骨子里是骗局，骗局！” 陶华、马有、丘照三个看那个人身体单薄，面无血色，并不相识，却言语轻薄，叫他们扫兴。丘照绰号“迫击炮”，性子很急，听了老大不痛快，正待发作，叫陶华把他捺住了。三个人只当没有听着，自己商量自己的。原来那油头粉面的瘦小男人就是周炳当年在济群生草药铺干活时的伙计郭标，后来叫他本家叔叔郭寿年开除了，就躲在广州，不肯回乡，专门和林开泰、罗吉等人合伙，依靠敲何守义的竹杠过活。不想何守义疯了，他无所事事，就去找他本家叔叔郭寿年，想在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找一份差事，那郭寿年是个安份守己的人，不肯再招惹他，于是他就央求何家大奶奶何胡氏说情，投到震南村何不周主管的账房里当一名跑腿。当时他看见那三个壮汉子不兜搭他，也就脸讪讪地走开了。他一走开，丘照就说，“咱们只管报名。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蛋，管他那七短八长什么的！”马有说，“人家平素不相识，既说得出口，保不定也有点道理呢。”陶华正在细心思考，刚想开口，却没想到旁边又有一个人插言道： “大丈夫做事，说干就干，——怎么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的！” 另外还有一个稍为年轻一点的汉子，站在一旁嘻嘻地笑。丘照今天遇着这许多干扰，早已不耐烦极了，举起拳头，正预备挥出去，只听得呵的一声，那举起的胳膊，象遇见了定身法似地，放不下来。陶华和马有跟着那惊叫的声音回头一望，不觉得也就呆住了。原来那插言的汉子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背稍为有点驼，长脸，白净，在英武之中，显得神清气爽。他就是印刷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关杰。旁边站着笑嘻嘻的，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身矮而结实，头小而肩宽，虽然衣服破了，露出那一块一块的肉腱子来，却显得斯文淡定。他不是别人，却是裁缝师傅出身，绰号叫“煜嫂”的赤卫队员邵煜。当时他们久别重逢，那又惊又喜的神情，真象发了狂的一般，你抱着我，我搂着你，揪脸蛋，扯头发，拧耳朵，捏鼻子，就是舍不得分开。陶华说，“我都想着你们准是活不成的了！”关杰说，“可不，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见面！”丘照先哭了，马有、邵煜两个也对着他哭，陶华也跟关杰双双垂泪。忽然丘照把眼睛一擦，大声说道：“就是煜嫂不好，他带累咱们都变成女人家了！这时候只该乐，不该哭！”陶华说，“咱弟兄几个经历这场风霜，都挺住了，只怕也是有些气数的，但不知其他的人怎样，不知咱那周家兄弟又怎样了！”后来大家商议，决计一起上震南农场去报名，再做打算。 他们五条汉子离开那围着不散的人堆，正预备问路上农场办事处去，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在一个铁匠炉子的门口，又围着一大堆人，不知在干什么，他们就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这一天，震光小学的教员周炳，也来到街市闲逛，无意中碰见了广州大城三家巷何福荫堂的长工何勤，两家闲谈起来。这何勤世代扛活，十分穷苦，如今也活到这五十上头了。他就是那天周炳一回到震南村，最初认出他来的女孩子何娇的爸爸，只因长年住在东家耕围里，跟周炳不大熟悉。当下周炳一谈起自己小时候打过铁，何勤就不相信。两人相跟着来到铁匠炉子跟前，那里正在开炉烧铁，周炳捋起袖子，就要砸几下给他看。旁边的人听说耶稣堂的教书先生来打铁，就纷纷围起来看热闹。果然，周炳穿上围裙，拉起风箱，烧红了铁，又把它夹出来，放在铁砧上，就和其他两个伙计，叮叮当当地捶打起来。那熟练老到，中规中矩，没有几年硬板功夫，是断断做不出来的。后来周炳又把钳子和小锤递给别人，自己双手抡起大锤，准确实在地轮流着打在那块红铁上，登时火花四射，铿锵有声，的确有两下子。旁边的人连声叫好，何勤也口服心服了。不提防人丛中忽然跳出两个二十一、二岁，一个高、一个矮的年轻壮汉来。他们走上前去，夺下了其他两个伙计的铁锤和铁钳，当众大声宣布道： “这还不算！大家瞧我们三个人合起来打，这才叫做‘正岐利’的真功夫呢！” 大家也不认得他们是谁。只见那年纪大一点的，高大壮健，胳膊粗，手掌大，脸长肩宽，皮黑唇红，是个彪形大汉，跟周炳的身躯约略相称；那年纪小一点的，短小精悍，四肢粗野，手快脚快，眼睛滴溜溜不停打转，那一举一动，都掀起一阵风来。周炳对那高大的叫了一声“孔明”，对那短小的叫了一声“茅通”，接着就说：“来吧！也有这些年没干活了，不知使得、使不得！”原来这两个强壮的小伙子，正是广州西门口的铁匠出身，周炳小时候的好朋友，赤卫队员马明和王通。当下三人见面，也顾不得一叙离别之情，都连忙穿上围裙，捋起袖子，就着铁砧，兵令邦朗地打起铁来。这三个人都是工匠把式，手艺高明，又是故旧重逢，越打越高兴，一时火光闪烁，铁花漫天，嘿、荷、叮、当，嘿、荷、叮、当地响个不停，周围的人看得都发呆了。谁知三个人兴头大发。越打越快，越吆越欢，那铁臂和铁锤一同飞舞，那人声和铁声混成一片；仿佛人在火中，又仿佛火在人中；象雨打芭蕉，又象饿马摇铃；象满天星斗，又象遍地飞花；真是出奇地好听，又是出奇地好看；周围的人，不由得众口同声，喝起采来。打罢铁，三个人放下家私，解下围裙，拿袖子擦汗。周炳正想开口问他两个因何到得这地方来，不想人群中陶华、关杰、马有、邵煜、丘照五条大汉一拥而上，一个搂他的脖子，一个围他的腰干，一个拽他的胳膊，一个揪他的头发，陶华一手捏住他那端正隆起的高鼻子，说： “你光记得西门口那条路，就记不得咱南关这条路了？” 众人又跳又闹，哈哈大笑。 笑声还没落下，谁知从马明、王通背后，又冒出两个更加年轻的后生仔来。为首的一个不过二十岁的样子，身高头圆，壮健漂亮，和周炳有几分相似；后面那一个才不过十五、六岁，高矮适中，杏仁脸儿，很象周炳从前的爱人，在沙基惨案中牺牲了的区桃。不错，这两个正是区桃的弟弟区细和区卓。自从广州起义失败，离开家庭之后，一直躲在南海县大沥乡他们的一个表叔的家里，如今听说震南村招收工人，也赶来应募。当时区卓跳到周炳跟前，一面使劲扳开众人，一面说：“阿炳表哥，不要慌，我来救你！”区细却对南关那五条大汉说：“提起南关，也不光是你们，还有我们两兄弟呢！”这一批年轻人隔别一年，生死不明，音讯不通，如今一旦重逢，真是说不出的欢喜。大家问候笑乐一番之后，就离开了那铁匠炉，看热闹的人也散了。周炳陪他们去震南农场报了名，又把他们引到胡树、胡松家里，彼此认识。后来问起，才知道胡树、胡松两兄弟，也是在震南农场报了名，要去当工人的，此后大家就要在一起干活，因此更加亲热。周炳和胡家两兄弟一块出去，买了两只鸡，三斤肉，四斤鱼，五斤酒，又把胡源、胡王氏、胡柳叫了回来，做出十几碗大鱼大肉，在矮方桌子上面摆成一大席，十五个人蹲着、坐着，开怀畅饮。一面喝酒，一面诉说别后各人的辛酸痛苦，一直喝到深更半夜才散。 从此以后，整整一个春天，这些人就在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的试验农场里扛活。周炳仍然在不咸不淡地教书；胡源、胡王氏、胡柳仍然在种着那几亩瘦地；区卓因为只有十五岁，年纪太小，只在农场里做杂差，没当上正式工人；其余陶华、关杰、马有、邵煜、丘照、马明、王通、区细、胡树、胡松十个人，都录取了正式工人。胡树、胡松两个人是耕田出身，进了农场以后，虽然看不出当农场工人跟在何福荫堂扛活的长工有什么不同，总还算混得下去，可是其他那八个人就劳累死了，烦闷死了，焦躁死了，整天生气咒骂，不得开交。到累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大家就去喝酒。一喝酒，就偏偏听见许多不公、不平、不正、不直的事情。不是震南村的佃户闺女遭人奸污，就是震北村的地主老爷加租夺地；不是“陈边村”的稽查、团丁勒索钱财，就是“李边村”的土豪、恶霸伤残人命；总之那些横蛮霸道，凶残险恶的事情，不外是地主、团丁、土豪、恶霸的所为。偏偏这些人又听不得那些事情。一听见了，就趁着酒兴，破口大骂。也有地主、团丁、土豪，恶霸在场的，听见这些外来的农场工人，这样肆无忌惮，不免还他们几句，争吵起来。有时争吵不休，不免摆开阵势，动起手来。那些地主、团丁、土豪、恶霸，平时欺负善良农民，倒是绰绰有余的，认真论起手脚来，又哪里是这十个钢铁汉子的对手？因此，十回有八回，不是那些倒霉家伙溜得快，就一定叫这班农场工人打得头破血流，鼻塌嘴歪，才算收场。这样一来，平时受欺、受压，忍痛、忍泪的耕家百姓，都暗地里透一口大气，心里觉着痛快。有时遇见他们走过，脸上也露出格外的钦佩和敬重。只有那些地主、团丁、土豪、恶霸，对他们是恨之入骨，背后给他们起了个恶名，叫做“十大寇”。他们听了，也全不在乎。陶华说： “十大寇不十大寇吧。老子不怕！你奈我什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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