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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漠视时间


  如今的发达文明中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使得一个做事的人上班时能够完成的工作,其分量和种类,如果让一个世纪前的人来干,肯定要用更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完成了这个变化,盎格鲁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除了吃喝和打架斗殴便无所事事的时代有什么习惯,我们发现难以想象会有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做事情。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一般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国话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与经纬度有不少关系,但“午夜”与“正午”却是一样含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打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甚至也长短不一。关于我们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此一无所知。也有少数几个中国人拥有手表,却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靠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利用时间,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的时代在历经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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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译注: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771—1845),英国国教牧师,《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
  ②译注:玛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人物,生活在大洪水之前,人都很长寿,他本人活到九百六十九岁。见《旧约·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至三十一节。


  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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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译注: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被封为“桂冠诗人”。长诗《小溪》作于1855年,共二百多行,以农村为背景,记述一段失恋故事。故事中有十几节描写溪水的歌谣体小诗穿插其间。作品中有一个爱说闲话的老农菲利浦,是农庄上的佃户。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上学时,他一去就是一整天,从日出到天黑,中间只有一两次间断。吃点东西。学生和先生都只知道这样。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谬。

  这种教育所造就的人,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学习过程。中国语言本身,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公平地说,古代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的紧张程度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

  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有几位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们走很长的路,而从很远的石灰坑里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但这却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事情经常是这样的:尽管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饭时自己干,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维修一下工具,对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件需要很长时间的大事情。不过,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我没去过那里”,是句恰当不过的适辞。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买点儿绳子一扎,脚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里,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么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用的东西,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像格利佛,被一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实在招架不住了。一个广东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样地消失在烟雾里,因为他不幸地成为鸦片的牺牲者。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桩桩件件在他面前摊开:“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太有失中的船长,曾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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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译注;格利佛(Gulliver),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著名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缺乏耐心,不仅不可思议,而且没有道理。有人明智地指出,他们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

  在任何情况下,很难培养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几天时间,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中国电报总局的管理,与它应该成为的样子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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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译注:中国电报总局,1884年成立于上海,官督商办性质,前身为津沪电报总局。

  外国人最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社交访问中的漠视时间。这种访问在西方是有时间限度的,不能超过。然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宝贵的时间这个因素。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多少呆过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彻底修改这句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会让一个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大受挫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十个欧洲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如果外国人能像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的马根济医生那样,就会感到高兴。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的率真直言,他就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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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译注: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一1888),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来华后在汉口传教施医。1878年调往天津。他曾经成功地为李鸿章治病,1888年他死后,李鸿章捐款在天津建立“马大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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