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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这篇短文有可能也不打算详细评论有关李三才的全部历史事实,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兴趣,或者在通县一带还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孙承泽在他的《畿辅人物志》中还说,李三才曾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的故宅遗址,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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