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第二十二回 一言九鼎



  阿妹在名义上还是夏海连家的保姆,虽然夏海连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发给她工资。夏海连被当作叛徒加特务,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外间不得而知,不可能再给阿妹发工资。褚芳躺在医院里,工资也被取消了,一个月只给她十六块钱的生活费。十六块钱的生活费实在是无法生活的,只能反过来靠阿妹。“文化大革命”前许多人都羡慕干部,说是干部穷也穷不过一个月,意思是说干部到月便能拿到工资。问题是大多数的干部都是月月空,量入为出,没有积余,有的人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便坐在会计科,等着把工资交给老婆去买柴米盐油。所有的干部都没想到会没有工资,除非是犯了错误被开除,因为干部都信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劳取酬,不可能是劳而无酬。
  阿妹把褚芳当作自己的婆婆对待了,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家之主,有丈夫,有公婆,照顾丈夫,侍奉公婆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女人不做这些事还能做什么?如果有人来向她灌输什么新的道德观点的话,她会觉得你是在瞎说。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阿妹都要到医院里去探望褚芳,去为褚芳净身换衣,带去一些好吃的、滋补的东西。
  褚芳吃到阿妹的东西就要掉眼泪,这使阿妹感到十分惊奇。十多年来阿妹从未见过褚芳掉眼泪。在阿妹的心目中褚芳是铁打的,她十六岁就参加妇抗会,二十多岁便带领民工去支前,身上背一枝驳壳枪,押解二十辆独轮车,装着山东的小米送到徐州,支援淮海大战。她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过,在死人堆里滚爬过,说话高声大气,做事泼泼辣辣,行动风风火火。她和阿妹的性格完全不同,南柔北刚,南水北火,可这柔水与烈火却相处得如同母女。
  阿妹见到褚芳掉眼泪就十分恐惧,铁石人伤心掉泪不是好事:
  “褚阿姨,你不能哭,一边哭一边吃会得嗝气病的。”阿妹把胃癌叫作嗝气病,肺癌叫作肺痨病,那时农村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癌是什么东西。
  褚芳说:“不是一边吃一边哭,而是看到你送饭来我就想哭。那年我受了伤,躲藏在安徽山区的一个小土地庙里,村子上的老大娘派她女儿给我送吃的,那孩子叫宝凤,当时比你要小得多呢。宝凤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我,可我却不敢承担一点风险来救活她。你还记得吗小妹,那几年没饭吃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一个逃荒的,还带了一个小妹妹。”
  “记得。”阿妹想起来了,“那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黄头发的小丫头。”
  “那就是宝凤,她不是老婆婆,那年还不到三十岁。她的女儿也不小了,已经十四岁。农村里缺衣少食,小的长不大,大的容易老,不像你,三十多岁还是水灵灵的。”
  “是的,我当童养媳的时候也是长得面黄肌瘦的。”阿妹表示同意。
  “那一年宝凤是饿得熬不住了,才带着孩子来投靠我们的。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多了两个人我们的粮食定量也不够了,全家人天天喝稀的。再加上宝凤又在外面瞎说,说什么安徽在大跃进之后饿死的人把小河都填得满满的,人饿到最后就到河边去喝水,啃烂泥。这些话在附近一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社会主义怎么能饿死人呢?老夏当时在位,觉得这样下去对他的工作,对党的威信都很不利,便和我商量,动员她娘儿俩回去好好地生产自救,不要在外面做盲流。你还记得吧,当时我们想方设法,给了她们二十斤粮票……”
  阿妹当然记得:“有十斤是我向王先生家讨来的,他们家三个人的饭量都是一点点。”
  “宝风只肯收了十斤,哭着向我保证,即使饿死了也不会再来,不会让我们家受累。……她真的饿死了,她的女儿凭着最后的一点粮食向铁路线上跑,是死是活也没有个准确的消息。”褚芳的眼泪又淌下来了,“战争年代她冒死救了我,我在灾难到来的时候却不能救活她。我和老夏在战争年代都是死里逃生的人,所以能够死里逃生,是靠许许多多的人帮助我们,到头来我们却不能帮助他们。”
  “你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嘛。”
  “是的,我们本来也是这样想,想把国家建设得好点,让大家不再受苦,特别是不要饿死人……可我们现在却成了反革命!”
  “别把这事儿搁在心上,你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好了,我看他们就是反革命!”阿妹想得倒也天真。
  “真的如此倒又好了,谁宣布尤金是反革命,我只需要一粒子弹就可以送他的命!现在,他要送你的命!”褚芳叹了口气,“说真的阿妹,我看见你送饭来时就想到了宝凤,就会想到我今生今世恐怕也没有办法来报答你,我这一辈子要欠多少人情债呢!”褚芳又流下了眼泪。
  阿妹连忙用手绢替褚芳擦眼泪:“不要这样,阿妹的钱都是你给的,要谈报答的话,阿妹应当报答你,解放后要不是你家收留了我的话,我也没有今天。”阿妹心里想到的今天不是生活的好坏,而是有一个朱品在身边,一个乡下的姑娘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丈夫呢?
  阿妹如此宽待夏家,也曾经有人要造她的反,说她是什么铁杆保皇派,要把她从夏家赶出去。多亏朱益老头教了她两手。
  说起来“文化大革命”还真有点古风,两派的人马一对阵,为首者首先要问对方:“你是什么成份,什么出身?”双方先在成份和出身上比个高低。这很像古代的两军对阵,要问来将何人。
  阿妹学会了,见有造反派来时首先自报家门:“我是贫农出身,三代贫农,自小当童养媳。你是什么成份?什么阶级?”
  “我是……小资产阶级。对方的口气不硬。
  “小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你是来搞阶级报复的!”阿妹学着褚芳当年的气势,操起一根棍棒把对方吓得夺门而去。
  如果来的人也很硬气:“我是工人阶级!”
  “你爷爷是干什么的?”
  “也是工人阶级!”对方叫阵了。
  “你爷爷的爷爷是干什么的?”
  一般地讲,报到爷爷的爷爷是不多的,苏州的工业不发达,三代都是产业工人的人很少,万一碰上了,阿妹还有一手:“你会读书写字吗?”
  “会!”对方不知是何用意,还以为是和他比文化呢。
  “那好,昨天晚上发现了一起反标(反动标语),是不是你写的?”
  “是你写的!”
  “我不会写字,肯定是你写的,走,跟我到居委会去对笔迹!”
  事情如果发展到这一步的话,对方肯定会溜之大吉。一提到查反标,那就有点说不清楚了。那时候天天查反动标语,有些标语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反动,公开写出要打倒江青和张春桥之类;有些标语实在也是一种笔误,如把毛主席写成毛主度,把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等等。一发现这种标语就要追查,每一个单位都要开会,一个个的人排队,初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会写毛笔字的人是重点,不识字的人可以回家睡觉去。因此,那些成份好而又没有文化的人,像阿妹这样的人犹如穿了钢盔铁甲,是刀枪不入的。
  造反派斗不过阿妹,便说服动员阿妹,要她起来造反,揭发走资派夏海连家的糜烂生活。阿妹说他家的生活不烂,两个人工资不算少,可他家的穷亲戚、穷朋友太多,在乡下、在老区都有许多生死之交,患难亲友,目前都穷得活不下去,经常写信来要钱,要粮票,弄得夏海连家有时候连粮食都不够吃,肉都买不起。
  “胡说,尤金揭发夏海连的罪状中,有许多是关于大吃大喝的!”
  “是的,夏海连嘴馋,在家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便在外面抓住吃喝的机会;要说夏海连的生活糜烂的话,那是烂在外面,不是烂在家里,他家里经常是清汤寡水。”
  有人动员阿妹和夏海连划清界限,不要替他家当保姆了,不做走资派的奴隶。阿妹摇摇头,她只觉得是在夏家做儿女,没有感到是做奴隶。夏海连夫妇都是叫她小妹,一直叫到今天。今天夏家遭了难,她不能一走了结,那是雪上加霜,趁火打劫,是缺德的。阿妹相信,缺德的人总是要遭天雷劈,胡妈是个缺德的人,去年被人刨了坟,把那口大棺材拿去做门板,把白骨抛在荒郊里。
  记不清是星期三还是星期五了,阿妹又拎着一只草提包出了藏书里。提包里都是旧棉花,棉花里悟了一只陶瓷钵头,钵头里有半只炯烂的老母鸡。那时候能卖得到、卖得起一只老母鸡是很不容易的,许家大院里只要是哪家今天吃鸡,哪家的孩子便会高兴得到处大喊:“我们家吃鸡喽!”引得那些吃不到鸡的孩子们流口水。
  阿妹拎着草提包向城东走去,城东的那家大医院就是当年王知一治病的地方,也就是在那里王知一碰上了生命中的克星,那个神秘的人。
  “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死角的,医院也不例外。这个医院里有名的医生差不多都成了牛鬼蛇神,有的是历史上有点什么问题,有的是过去曾经私人开业,实在没有什么了,那也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些牛鬼们都戴上了黑袖章,在那里扫地、冲厕所。奇怪的是那些病人或病人家属,一见到此种戴黑袖章的人立即从四面围上去:
  “×医生,请你替我看看病吧。”
  “请你替我妈看看吧,她最相信你。”
  ×医生四处躲藏:“不行,我不能替你看病。”
  “你行行好吧,你治病救人。”
  “我是牛鬼蛇神,不能治病救人。”
  “能,我们最相信牛鬼蛇神。”
  “瞎说,这话是反动的,你们去找那最最革命的医生。”
  “找过了,最最革命的医生叫我们排起队来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不瞒你说,医生,我们就是怕牺牲才来看病的。”
  ×医生逃不脱了,向四面看看,缩缩咝咝地喊道:“跟我来,到厕所里。”
  那时候,厕所往往成了“专家门诊室”,而且不收专家挂号费,这也是史无前例。
  阿妹也曾经找过那些戴黑袖章的人,请他们为褚芳看病,那些人一听褚芳的名字,就问:“住在几病区,几号?”牛鬼蛇神和走资派之间还是有点老关系。
  阿妹踏进医院的大门时,就看见一位秃顶、戴黑袖章的矮老头在大厅里扫地。他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拎着装有长木柄的白铁畚箕,在那个闹哄哄的挂号大厅里扫掉一些随手乱扔的烟蒂、纸屑和果皮。这老头至今还没有获得“解放”,说他是个漏划的右派,而且死不改悔。”他死不认错,而且公开声称:“错的不是我,是你!”对不起,只好请你继续扫地冲厕所了,成了“专家门诊室”的主任医生。
  阿妹见到这位主任医生便要打招呼:“×医生,请你再去给褚主任看看病。”
  ×医生抬起头来看看她,十分神秘地挥了挥手中的扫帚:“去吧,去看吧。”
  阿妹从医生的眼神里看出了有一种什么先兆,总觉得褚阿姨那里出了点什么事体。她也来不及多问了,径直向病房里走去。
  阿妹走进病房一看,这间有着二十多张床位的大病房一如往日,十四号病床上的褚芳,也是睡得好好的。她跑到床边轻轻地叫了一声:“褚阿姨,我来啦。”
  应声而出的却是一个两颊无肉,两眼深凹的光郎头,形如木乃伊。阿妹吓得要死,一个踉跄把草提包碰在床头柜上,把半钵鸡汤都打翻在旧棉花里,实在可惜。
  那形如木乃伊的老头哼了一声:“小妹妹,我是今天才来的。”
  “褚阿姨呢?”阿妹背转身来问十三号病床上的人,此人在此已有多日。
  “别着急,小妹,你家褚阿姨解放了,又要当官了,她不像我们,砖头瓦爿永无翻身之日。上去吧小妹,三楼高级病房,六号,六六大顺,时来运转了。”
  阿妹也不想去琢磨那位病友的话了,拎起草包就向三楼奔跑。
  三楼都是小病房,最多是三个人一间,最少是一个人一间,即所谓的单间。六号病房是两张病床,可是只有褚芳一个人住在里面。病房的门敞开着,褚芳站在门口等阿妹,她面带笑容,把阿妹向门里一拉,立即关上房门。
  阿妹感到,褚阿姨的臂膀又是那么刚劲有力,不像前些时那么软绵绵的,弄不清世界上又发生什么奇迹:“褚阿姨,你怎么会搬到这里来的?”
  褚芳的神情改变了:“按照我的级别,本来就应当住在这里,是受了冤屈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褚芳的头昂起来了,又有那种老革命易染的、高人一等的骄气。
  阿妹还是弄不明白,人怎么会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头从天堂进了地狱,一个跟头又从地狱回到了天堂里。
  褚芳知道阿妹弄不明白:“告诉你吧,小妹,可你不能到外面去传播小道消息。大前天,司令员到苏州来检查工作,地方上的领导在高级宾馆里为他举行宴会。司令员喝下半斤茅台之后,突然想起老夏来了:‘苏州的夏海连哪里去啦,怎么不来和我一起喝酒呢?’
  “‘他……他是叛徒,被打倒了。’
  “‘他是叛徒?他是叛徒我是什么!’司令员光火了,把酒杯向地上一摔,咣啷啷,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
  “有人不识相,还要狡辩:‘他在一九四六年突然离开解放区,到上海去花天酒地,同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和商人混在一起。’
  “‘你懂个屁,那是我派他到上海去买西药的。你们现在打个喷嚏都要上医院,那时候受伤的战士只能用盐水洗伤口,连红药水都没有一滴,是我给了他一百两黄金到上海去搞西药,他冒死从上海运回来一船西药,让许多人都活下来了。噢,别人活下来了,他自己倒成了叛徒!岂有此理,是他妈的谁搞的鬼?把人交出来!’
  “‘是他的秘书,叫尤金,是他揭发的。’
  “‘这小子肯定是在搞阶级报复,把他抓起来,枪毙!’枪毙两个字是司令员的口头禅,意思是严加处理。
  “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司令员别光火,我们不了解情况,一定对那个小子严加处理,枪毙。’
  “司令员还不肯息怒:‘去把夏海连给我叫来,让我看看他是死的还是活的,或者是被你们打得半死半活的。’
  “‘今天来不及了,过几天一定把夏书记请出来,请他来看你。’
  “‘不行,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警卫员,准备车子,带上冲锋枪,我倒要去看看,是些什么人在搞鬼!’
  “许多人都来劝解了,又拿杯子又倒酒:‘司令员,你坐下,先喝酒,晚上不能开车,那一条山路是不安全的,你打死了我们也不让你开车,这个责任我们负不起。’
  “司令员到底喝下半斤茅台了,那茅台酒是上脚不上头,喝多了头不疼,脚要飘飘然。‘好吧。’司令员坐下来了,‘限你三天之内把夏海连交出来,交不出来我就砍了你的头!’司令员就是这个脾气,较起劲来不是枪毙就是砍头。”
  褚芳说完了,不免有点得意,流露出对老首长的信任和无限的敬意。
  阿妹却想起来了:“请阿姨,快把鸡汤喝了吧,有一半已经被我打翻在棉花里。”
  “行行,现在有一半就够了。”褚芳捧起瓷钵头,满满地喝了两大口,第二口喝得太多了,有一点流到了气管里,呛得褚芳直咳嗽。她连忙把瓷钵头放在床头柜上:“噢唷,放在这里等会儿再喝吧,现在呛死了倒是不合算的。”褚芳又有了说笑的情趣。
  “褚阿姨,再喝点吧,你的命大,不会死的。”
  “对对,我不会死,我很快就要出院了,夏书记也很快就要回来,我也要去把两个孩子找回来,我们一家人又可以重聚在一起,像过去一样的。”褚芳又恢复了那种领导干部特有的乐观主义。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说形势一片大好,说多了自己也觉得是真的,成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
  阿妹却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说:“不能和从前一样了,我和朱品要结婚了。”
  褚芳拍拍手:“好呀,结了婚还住在我家里,就算是我们家的招女婿。”
  “不行,他……他是右派。”
  “行,现在看起来,那左派也不比右派好到哪里。”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