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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福


陆文夫


  一群西方的旅游者同时举起照相机,对着东林寺巷咔咔地揿个不歇。
  这东林寺巷也没有什么特别,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巷子,狭长深邃,弹石路面,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掠衣裳的竹竿横担在两边的屋檐上面,红、绿、黄、白的衣衫橡欢迎外宾的彩旗。
  可以肯定,外宾对这种彩旗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因为所晾的衣眼既无长袍马褂,更无凤冠霞帔,都是些牛仔裤,花衬衣,茄克衫之类,谈不上什么新潮服装,又缺少东方古老的情趣,没有什么风光可以摄取,也没什么新鲜可以猎奇。
  有的!
  就在那些不三不四的彩旗下面,慢慢地移过来了一堆黑呼呼的东西,这堆东西引起了旅游者的注意,自动相机的闪光灯忽闪忽闪,总加起来大概拍掉了一卷胶片。
  在那不大平整的弹石路面上,有一辆小板车慢慢地移过来了,车上装着黑呼呼的蜂窝煤球,这玩艺儿北方人叫煤饼,苏州人比较恋旧,小煤球已经变成大煤饼了,还得叫煤球。宁愿加上蜂窝二字,叫蜂窝煤球,简称蜂窝球。
  板车、煤球,这两样东西在西方人看起来已经有点怪异,更何况那拉板车的是一位瘦骨伶仃的老妪。这位老妇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那皱纹之深使得她的面部像一块干涸龟裂的沼泽地,眼睛是两个干枯的池塘,紧闭的嘴巴是无水的河流。她混身上下除掉头发是白的之外,其余的地方都是黑的,沾满了煤屑。她两手扶着车把,车缏斜勒在胸前,弯腰,昂首,咬牙,用力拉,车后还有个小男孩,小手搭着车帮,踮脚蹬地,扑身前推。这一老一小,一个像弓,一个像箭,牵引着这一车生活的重负慢慢地向前。
  冬日的残阳从东林寺巷的西头射过来,那时光之手可以把板车、煤球、老妪推回五六十年,推进三十年代的木刻,二十年代的油画,甚至十八世纪的雕塑。此种人生的画图可以加上诸如《挣扎》,《苦力》,《黄昏》,《路漫漫》等等的标题。半个世纪之前,许多画家、摄影家、雕塑家们,常常欢喜表现凄惨的苦力,留下的不朽的名作,都高悬在艺术的殿堂里。如今,这样的图景在西方已经消失,在中国也不多见。瘦骨伶仃的老妪拉着一车煤球,看起来很不人道,也不美,可却是一种活着的资料,十分珍贵。
  这位被当作资料的老妇人,对外宾的照相毫不介意,似乎已经习惯了此种场面。她是替人家送煤球的,每百斤的送力是八角,爬一层楼梯加一毛钱,这两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就是她的一切。外国人拍照没有动她的一根毫毛,无所谓,不收费。车后的那个小男孩却故意避开镜头,当外国人举起相机的时候,他便把头埋到车帮的下面,等到外宾离去,板车拉出了巷口之后,那小男孩才从车后走到车前,帮着他的奶奶稳住车把,抬高,使得重心移到车轴的后面,用不着使劲拉,板车便能轻快地向前。
  老妇人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摩挲小孙子的头,脸上的粗线条变细了,皱纹也重新排列,一脸的喜悦、心疼、爱怜:
  “小丹丹,今天有没有同学欺负你?”
  “奶奶,依为啥老是要问呀,我也不是好欺的!”小丹丹昂首凸肚,握紧拳头,在奶奶的面前显示威力。
  “是呀是呀,奶奶总是记得,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天放学回来总是哭哭啼啼。”
  “我爸没用,这是我妈说的。”
  “哼,你妈也太有用了,其实也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你奶奶赚得多呐。对了,小丹丹,你不是想要那小轮盘的自行车吗,等你再长大一点,后年……不,明年。明年你过十岁的时候,奶奶买一辆送给你。”
  “谢谢奶奶,我骑自行车带奶奶到虎丘山去。”
  老奶奶不由地亲了一下孙子的脸:“好乖乖,奶奶用不着你带,奶奶能用小板车拉你到虎丘山去。”老妇人说着,便把板车停在路边:“丹丹,你坐在车杠上别动,奶奶会给你买点吃的。”
  “奶奶,你别买,妈妈关照过,不能吃你的东西。”
  “听她的!不吃奶奶的东西那里会有你爸,会有你!”
  老妇人走上人行道,走到一家个体户开的小店门前:“买两包云烟,两包巧克力。”
  “喔唷,马老太,你今天是发了洋财还是怎么的?”开小店的是一位退休的纺织女工,也只有她们这一辈的人才知道这位老妇人是姓马,其余的人只知道她是送煤球的。再长一辈的人才知道她叫马玉英,当年是从苏北逃荒到苏州,夫妻两人都是拉板车的。
  马老太笑笑:“怎么啦,只有你们开店的人才有钱,送煤球的人就花不起?”
  “别说大话了,你自己那一天买过我的东西,还不是为儿孙做马牛。”
  “你呢,你自己有退休工资,为啥还要站在柜台上吃西北风呢,你为啥人做马牛?”
  两个为儿孙作马牛的老妇人都咯咯地笑起来了,她们感觉不到作马牛的痛苦,反而有几分满足,几分得意,似乎是作了一辈子的马牛还没有作够。
  马老太拿着香烟和巧克力,走到板车的后面,从一个布袋里拖出孙子的书包,把两包云烟和一包巧克力寨进书包,拆开另一包巧克力送到孙子的手里:“这一包你在路上吃,吃到家也就差不多了;那一包是明天到学校里吃的。都不要给你妈看见,两包好烟是给你爸的,关照他少抽点,抽好的,抽瘪脚的香烟伤身体。”
  马老太吩咐过之后便替孙子背上书包:“回去复习功课吧,路上当心汽车。”
  “不,奶奶,我要帮你推车,送完了煤球再回家。”
  “好乖乖,奶奶不要你推车,你看,这一路过去都是柏油马路,煤球又是送到平房里,用不着爬楼梯。放心吧,啊……早点儿回家。”
  “奶奶再见。”小丹丹依依不舍地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挥挥手。
  马老太脸上那两个干涸的池塘湿润了,只有孙子的小手才能挖掘出深藏在心底的泉流。她套上车缏,拎起车把,弯腰昂首,用力迈出起动的几步,很吃力,但是有奔头。看,看那挥动的小手,书包,巧克力……这是她生命的源泉,活着的动力。


  斜阳也照着东林寺巷的一座小楼,这小楼像大轮船上的驾驶舱,高高地矗立在巷头上。
  楼上住着的也是一位老人,那一年七十三岁,和拉板车的马老太是同庚,看上去可比马老太年轻十岁。白发不多,红光满面,胖胖地凸出个肚皮。衣着也比较入时,穿白衬衫,打红领带,外罩一件深咖啡色的羊毛套衫,套衫的产地是意大利。头上歪戴一顶小帽,小帽的名称叫法兰西。这法兰西小帽的通俗名称叫洋瓜皮,又称一磕头,据说女孩子戴它是模仿电影明星刘晓庆,老头子戴它是参照大画家刘海粟的。
  住在楼上的这位老人也姓刘,叫刘一川,也能写几笔、画几笔,虽然不能和刘海粟相比,在东林寺巷这一带也小有点名气。刘一川所以有点小名气,其实和他的字画也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是因为他在东林寺巷这一带好像是一艘船,虽然不是一艘大船,但却是一艘不沉的船,四十年来一直在颠簸的人海中安全游弋。他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都曾出过风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结合进革委会。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他退休纳福后却又紧紧地追上了潮流,当上了各色各样的顾问和理事,还独自创办了老年人保障协会,协会下属一个皮包性质的南山公司,他自任保障协会的会长和南山公司的董事长,也曾热闹过一阵子,也曾经赚过几十万块钱。不过,这钱都赚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他只是用公费装了一部电话机。
  南山公司没有等到治理整顿便自行倒闭了,老年人保障协会也没有能通过社团登记。刘一川有点儿寂寞了,只能在楼上的书房里练练毛笔。
  这一天,刘一川正好也站在小楼上,依窗望斜阳,心里有点儿悲怆。太阳忙碌着从东到西,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他刘一川也忙碌着将近一生,到底干了些什么呢?反右派,炼钢铁,乌烟瘴气的革委会……
  唔!楼下出了什么事情?一群外国人围着拉煤球的老太拍照片。这情景刘一川以前见过多次,从不介意,今天却突然感到心酸,此种不仁道的现象竟然至今尚未消灭,工作过多年的人应该问心有愧。孟老夫子早就提倡过七十者不负于道路,哪能让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去送煤球呢。她如果是孤寡老人,民政部门为什么不管?如果有儿有女的话,怎么会没人负担她的生活费?刘一川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了,觉得为人一世也应当做一些好事情,他先前创办老年人保障协会还是对的,错是错在用人不当,吃了大亏。
  刘一川不能沉默了,拿着他的名片去找有关单位。那名片还是老的,印着老年人保障协会会长和南山公司董事长的衔头。他倒也不想蒙混,递出名片时总要声明:“这是张老名片,不过,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都没有变,请多多指教。”
  刘一川到过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对马老太还在拉煤球的事情提出意见。各部门的负责人对他都很客气,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也没有一个人追问他那个老年人保障协会有没有登过记,都认为他是在保障老年人的利益,各级组织都有责任尽快地为马老太解决问题。照理说,刘一川应该依靠组织,把这件事交给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去处理,如果对他们的工作不放心的话,过些时可以再去问问,催催。不,刘一川觉得这件事再也不能交给别人了,以前把实事都交给别人,自己担个名义,结果是只留下了一部电话机。这一次要亲自调查,亲自处理,一抓到底。
  刘一川开始调查了。其实,要了解马老太的身世也十分容易,她在东林寺一带拉板车,送煤球已经半个世纪,街头巷尾的老头老太都知道她的底细,她在苏州有一个儿子叫马太伯,书读得很多,钱拿得很少,每天还要喝两杯茶,抽一包烟,但你也不能说他穷,他的妻子褚桂芳,号称女强人,在一家合资饭店里当副经理,不仅是工资高,那穿着打扮,待人接物都颇有点现代气息。马太伯有点冬烘,褚桂芳有点洋味,家庭的态势是阴盛阳衰,女外男内。马太伯包揽了那些在传统习惯上来说是女人做的事体。他家里有一台褚桂芳买的进口的松下爱妻号洗衣机,被他的一位同事贴上了一方纸头,把爱妻号改成了爱夫号。马太伯见了一笑了之,不以为然。这倒不是甘心屈居于老婆之下,而是有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马太伯的工资不高,可是事情也不多,或者说是可多可少。他的老婆工资加奖金颇为可观,可是工作起来却是日日夜夜,马不停蹄。工资的内涵是广义的,分配不公可以通过家庭的内部来加以调节,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是随着工资的多寡而转移。他近十年来很想写一部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名誉地位、权力结构等等的方面来阐述社会分配的广义性,和有形工资与无形工资的相互转移。此种经济学从来不曾有人写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他已经为这本学术著作题了一个很好的书名,叫《社会分配的大串连》,有了这样一个通俗易懂而又吸引人的名字,书可以多销几本,也许可以用不着自己去包销或贴钱。马太伯想得十分美妙,却也不急于去动手,他觉得写这样的书工作量太大,太累,而且要彻底破坏他那遵循多年的“三一律”,即得闲之后便是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烟。孔老夫子是述而不作,他比孔老夫子还多一点,连述也不大愿意,天下的文章看看而已。
  刘一川弄清楚马太伯的情况之后,颇为得意,觉得这马太伯是很容易对付的,书生百无一用,因而也不会胡搅蛮缠,何况他知书达理,应该知道七十者不负于道路,哪能让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母去拉煤球呢!
  那个媳妇倒可能有点儿不好对付,儿子不肯赡养老母,多半的原因是在于媳妇,媳妇掌握了经济大权,婆媳之间又有不和,这就是事情的根由。那个褚桂芳号称女强人……没有关系,女强人必有大弱点,她们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要靠一种社会的声誉来维持她那很不牢固的社会地位。如果把她虐待婆婆的劣迹张扬出去,她的外国老板首先要大大地摇头,你没有看过那美国电视剧《大饭店》吗,高级的饭店简直就是个慈善机构,怎么容得了一个副经理是虐待老人的?女强人的饭碗砸了也就完了,赚不到钱的女人是弱者,强不起来。
  刘一川还调查了马太伯夫妇的经济状况,没有问题,负担一个老人的生活费是足足有余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如今是要理可以找来两箩筐,要钱和要命是一样的,如果马太伯夫妻两个都穷得叮当响,那马老太也就只能把那煤球拉到底。
  既然一切都很有利,刘一川觉得应该作进一步的考虑,要以此作为警钟,让那些不肖子孙以马太伯为戒,回到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基础上来。他要到法院去控告马太伯夫妇虐待老人,公开审判,组织旁听,请新闻记者到场,请电视台摄像,晚间新闻一播,消息传遍全城……


  马老太送完了最后的一车煤球,把小板车还给了煤球店。这小板车是向煤球店租用的,每天的租金是八角钱。
  今天的生意平平,除掉八角钱车租费之外,只赚了十九块零两毛。她数了数那些沾着煤屑的人民币,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奇怪,钱一进了口袋,马老太的心头就滋润起来,好像干渴的土地突然漫上了水,什么筋骨疼痛,小腿肚发抖,搬着沉重的煤球筐上楼梯等等,都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也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
  晚来天阴风急,好像要下雪。马路上的自行车流像被西北风推动的潮水,哗哗地向前,人们都那么紧张,都想赶在风雪之前回到那人生避风的港口。马老太也赶得很匆忙,她不是忙着回家,而是要赶到东林寺巷口的小桥头,看看小丹丹是不是等在那里,丹丹想奶奶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时候站在桥口。
  马老太有三天没有见到小孙子了,又是被那个女强盗管住了!马老太称她的媳妇为女强盗,是从女强人演绎过来的。她真的觉得媳妇像强盗,抢走了儿子,现在又不让孙子和奶奶亲热,说什么不能麻烦奶奶,不能吃奶奶的东西,奶奶赚钱不容易。放屁,奶奶赚钱比你容易,用不着装笑脸,用不着靠打扮,用不着拍马屁,全凭力气!
  小桥头没有小丹丹,也好,这么大的风站在桥口会着凉的,“会着凉的……”马老太喃喃自语,身上也跟着有了点凉意。是的,她也应该回家去。
  马老太的家住在一条夏天会长青草的弄堂里,弄堂口歪歪斜斜地写着“此弄不通”。她在不通之处停下来,打开那两扇木门上的老铜锁。其实,这门锁与不锁都没有什么区别,用力一蹬,两扇门便会乒然倒地。
  这门是个大院子的后门,这房子本是大户人家堆柴草的。抗日战争之前,苏州人举炊大都是烧木柴或稻草,马老太和她的丈夫替大户人家运柴草,出柴灰,便借柴房作为安身之地。抗战胜利之后大户人家衰落了,苏州人烧木柴和烧稻草的习俗也逐步被烧煤所代替,三间柴房也就成了马老太生儿育女的营地。她在这里养育了四个儿女,两个已远走高飞,一个已先她而去,只有小儿子马太伯还在苏州,但也有十多年不住在一起。老伴儿去世了,营地空虚了,再也没有人等她买米回来了,再也没有孩子站在门口,哭着或是笑着奔到她的身边……现在的这个家对马老太来说只是个吃饭睡觉的场地,睡觉可以在祠堂里,可以在破庙里,吃饭也可以在廊檐下面,一切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多拉煤,多赚钱,钱有用呀,那个不会赚钱儿子要她照顾,小丹丹,那个心肝宝贝……心肝宝贝要长大,要小轮盘自行车,将来还要结婚生孩子,要有一座好房子。
  马老太最最伟大的计划是为小丹丹营造一座体面的房子。儿子已经不要她的房子了,随他去,她也不愿意和那个女强盗住在一起。她要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小丹丹的房子上,在那里寄托她的光荣与梦想。与她同时代的乡下的老姐妹,那一个不为儿孙把楼房造得好好的。别瞧不起马老太,她还瞧不起城里的那些公寓楼,上不见天,下不接地,有时停电,有时停水。她的三间破柴房不值钱,可这地皮却是风水宝地,独门独户市中心,连一条弄堂都是独用的。这里可以翻造三楼三底,翻造好以后还有一小块空地,十五年前种的一棵枇杷树,如今正在旺果期,那白沙批把真甜呀,孙子,重孙吃到枇杷时就会想起奶奶的。
  马老太活过了六十岁之后,就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了,糖吃在她的嘴里她不觉得甜,或者说是甜得也没有什么意味。只有看着小丹丹吃巧克力,她才从心里甜到嘴里。小丹丹穿一件新棉衣时她自己觉得暖和,她自己穿一件新棉袄就觉得焐燥,觉得别扭。除掉维持生活的必须之外,马老太自己不想拥有更多的东西,好多东西对她来说都是用不着也是用不长的。她的家里好像是个废品仓库,谈不上什么电视机和收录机、除掉一盏十五支光的电灯之外,没有任何家用电器,破旧的家具又缺少文物的意义。
  马老太推门进去。拉开煤炉,用炉上热水洗洗脸,洗完脸以后就准备吃泡饭,吃完饱饭就上床睡。她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她把每一点时间都用来拉煤球和恢复体力;她也没有时间担心思,空想有啥用呢,她拖儿带女,养家活口都是靠做出来的,不是靠想出来的。
  正当马老太端起泡饭碗的时候,门上有人笃笃地敲了两记,这是常有的事,是有人喊她明天送煤球。
  马老太急忙放下饭碗去开门,因为那间经不起敲,敲重了会倒的。
  “请问,这里是马玉英的家吗?”
  “正是,你要多少,送到几号?”
  “我叫刘一川。”刘一川说着便递上一张名片。
  马老太把名片收下了,不新鲜,近来常有人拿着名片来叫煤球,按名片上的地址去送,不会有错,这名片是个好东西。
  “咦……你不是东林寺巷口的刘先生吗,弄错啦,你家烧的是液化气,不是烧煤球。”马老太认识刘一川,五年前曾经替他家送过煤球,现在他家有了液化气,和煤球已经断绝了关系。
  刘一川连忙说:“不不,我不是来叫你送煤球的,我怎么能叫你送煤球呢,这是不人道的,我……我能进来坐一会儿吗,老太太。”
  “只能坐一会儿,我吃完了饭就要睡,明天还要送煤球呐。”马老太不大客气,她以为这老头儿是来看她的房子的,前些时就有人来看过房子,肯出八万块钱,他们不是要买房子,而是看中她的这块地皮。滚得远点,八十万也不卖,这是留给小丹丹的!
  刘一川倒也不在乎马老太的态度,硬着头皮捱进门,屋里的情景使他十分吃惊,这老妇人晚景凄凉,像一个乞丐,像一个疯妇,像个拾荒的人。
  “老太太,你……你就住在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刘一川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觉得这种地方是不适于人类住居的。
  马老太心里暗笑,你别跟我来这一套,破烂不破烂反正不会卖给你:“哼,你别看不起它,上次有人出了八万,我连眼睛都没有眨。”
  “老太,你别误会,我不是来看房子的,我是代表……代表东林寺巷的邻居们来看看你。首先我们要检讨,我们大家平时对你关心得很不够,看着你这么个白发苍苍瘦骨伶仃的人还去拉煤球,当苦力。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现在是新社会,现在连小青年都不肯拉车子了,何况你已经七十三岁。你活得很艰难,吃得很简单,住在这种四面透风的房子里。不错,你的这块房基很值钱,可你却像个讨饭的花子住在破庙里。你不是孤寡老人,你有儿孙,有儿媳,他们都有钱有地位,不在乎你吃这么一点,穿这么一点。说老实话。像你这么大的年纪,有你这么好的条件,你应该是坐着享福的。这种天气你的身边要有电暖气,面前要有电视机,手里端一杯热咖啡……”刘一川说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而且是很有感情的。
  马老太被刘一川说得发了楞,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只听过老姐妹们当面嘲笑她:“老不死的,你想赚钱带进棺材里?现在没有棺材啦,都是烧掉的!”是的,老不死的没有错,都是那个女强盗不是个东西。马老太的怨气、怒气都被刘一川吊上来了,她倒不是想喝热咖啡,那玩意儿她喝不来,拉一百斤煤球也不够买一杯。
  “刘先生,我和你不能比,你生下来就是个有福的人,我生下来就是个劳碌命。我不是要享福,我是要他们把我当个人,不要把我当成叫花子,不让小孙子靠近我,好像我有什么传染病。你不知道啊,刘先生,她是故意让我受苦受气,让我早点死,免得掉了她的身份,丢了她的脸。”
  “岂有此理,我们到法院里去告他们,告你儿子的忤进,不孝顺。”刘一川步入正题了,他说了半天就是为这句话垫底的。
  “不不,这和儿子没有关系,他太老实,又赚不了几个钱,他被那个女强盗抓在手里。”
  “女强盗?!”
  “就是那个褚桂芳呗,我的媳妇,女强人!”
  “那就告她,告那个女强人:”
  “能告吗,听说她是个里通外国的经理,在苏州很有点世面。”
  “别怕,有我们老年人保障协会撑腰,有那么多的老邻居帮助你,你一定能胜利!”
  “真的?”
  “不假。”
  “好,那就告她一记!”


  马老太糊里糊涂地要告媳妇,不知道怎么个告法,也不知道法院的门朝东还是门朝西,法院里是从来不喊她送煤球的,这些事情她都不管,都由刘一川全权代理。她也没有把事情看得多么严重,像是婆媳吵嘴,借个机会煞煞褚桂芳的威风,让她知道拉煤球的人也不是好欺的,世界上到处都有替天行道的人,爱打抱不平。马老太想通过告状整整褚桂芳。不许她管住小丹丹,只要小丹丹愿意,他可以住在奶奶的家里,早晨先送他到学校,然后再去送煤球,中午她可以把饭莱送到学校里,傍晚,小丹丹站在巷子口,看见奶奶就扑过来:“奶奶,巧克力……”这就是她的美梦,这就是她生活的动力,她一生都沉浸在这种美梦中,看着儿子,女儿,孙子,一只只的小鸟都从她温暖的怀抱中飞出去,飞出去翱翔,飞回来栖歇,爱心得到了抚慰,痛苦和劳累都是不存在的。
  马老太这天夜里睡不着,这是十分少有的,她真的觉得这房子有点四面透风,小丹丹骨头嫩,是架不住冻的,如果官司打赢了,她就得翻造房子,钱不够,分两步走,像农民造房子一样,两层楼房造三年,先造底,后造楼。请谁来造呢……
  刘一川也睡得很晚,他睡得晚倒是常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看电视看到“再见”,这个频道再见了,还要到其它的频道去碰碰运气。不过,这一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有看电视,而是坐在书房里写状子。这份状子他要亲自写,而且是用宣纸、用毛笔。使得法官看到状子之后便产生好感,而且知道原告的代理人不是一般的。
  刘一川写状子是运用的文学手法,他认为要想感动人最好是用文艺,要想打倒人只有用大字报的语言。法律语言他没有学过,因为在他工作的时候没有法律。为马老太争取一个幸福的晚年是人道主义,是要感动人的。他用小楷狼毫,酿墨写道:
  “……你们都曾经在大街小巷里见到过一个人,一个白发苍苍,瘦骨伶仃的七十三岁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被她的儿子媳妇遗弃,为生活所迫只能以老弱之躯荷千斤之负,去拉板车,送煤球。每一个有良心的人看到那老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时,都忍不住要掉下眼泪。可是她的儿子和媳妇却是养尊处优,过着十分现代化的生活,不肯分一点余钱来赡养老母,这是一种残酷的,不人道的,不折不扣的虐待老人的行为。如果社会和法律不来主持公道,总有一天,这位名叫马玉英的老妇人会摔死在楼梯旁,压死在车轮下面……”刘一川写得洋洋洒洒,洋洋得意,当然,写得也不太长,不像写小说那样拖拖沓沓地。
  刘一川睡得很晚,还吃了两颗安眠药片,第二天却一个老早醒来,人来了劲道连安眠药都会失效。他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去找律师,找朋友,找朋友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打官司虽然是个硬碰硬的法律问题,可是任何法律都有人情关系,要不然的话用电子计算机打官司好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何必那么辩来辩去呢。
  刘一川戴上他的法兰西小帽,穿上他的法兰绒大衣,口袋里装着他的名片,到东到西,忙得神抖抖地。所以精神抖擞,主要是因为事情办得十分顺利,区民庭马上接受了这个案件。这倒不是因为刘一川有什么魔力,实在是因为马老太在这一带很有名气,她的名气不是靠名片,是靠她几十年送煤球的经历,从法院院长到审判员,都见过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拉煤球,那院长小时候学雷锋,就帮助她推车过桥的。这老太太至今还在拉车,太不像话,要把她的不肖之子依法整治一下!
  很快,法院的通知就送到了马太伯的单位。
  马太伯接到通知后,吓得昏昏地。中国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习惯于领导谈话,单位解决,一进法院事情就变大了,即使没有什么问题,也难改变概念,说起来马太伯每天两杯茶,一包烟,却是不管老母死活,是个什么东西!领导对他要有看法,同事要对他嗤之以鼻,他的‘三一律’恐怕要与他告别。
  马太伯把法院的通知拿给褚桂芳看的时候,手都发抖:“你看,你看看,这不是没有事体找出来的事体,老母亲到法院去告我们虐待,遗弃,不给生活费。什么费不费呀,事情都是你弄出来的,你不让小丹丹去看她,不许小丹丹吃她的东西,老太太伤心了,到法院去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说也说不清楚。”
  褚桂芳到底是女强人,遇事不惊。不吭声,动脑筋,想不出主意之前先骂男人:
  “你抖的啥呀,杀得来啦!笑话,我们虐待她,是她自己作死,还是我们虐待呀,有理可说嘛。”
  “我也知道有理可说,问题是这种事情说不清楚,七十三岁的老太还送煤球,谁相信她是自愿的?即使是自愿的,你们做小辈的人怎么能让她冒险呢?万事和为贵,我看还是我们去陪个不是,让小丹丹去亲亲她,叫她撤诉了算啦……”
  “不行!”褚桂芳眼睛一转,来了主意:“这事情是不能私了的,老太太即使对我有意见,也不会想到要到法院里去告我们,她的背后一定有人,这人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想要使我们声名狼藉,即使私了掉,他也要造舆论,叫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那怎么办呢?”
  “接受挑战,和那个心怀叵测的人拚到底!”
  “哪……哪要上法庭,多丢人!”
  “怕啥,到时候我坐被告席,你坐旁听席,把你的领导和同事都请到,看我的!……”


  马老太怎么也没有想到,打官司和婆媳之间吵相骂是大不相同的。尽管今天是开庭调解,这架势就不同。
  法庭里坐满了人,后四排都是些老头老太、家庭妇女还有帮工的阿姨。这些人都是被刘一川通过居委会动员出来的,要他们来接受教育,伸张正义。这些人马老太差不多都认识,都是她的老主顾,月月喊她送煤球的。认识她的人都对她看看,点点头,表示同情,为她助威。这使得马老太很不自在,比外国人替她拍照片还要难受,像是一大群人在看她这只老猢狲出把戏。
  前四排的人都是来自马太伯和褚桂芳的单位,褚桂芳带来都是些在饭店里工作的小青年,男的都是黑西装,红领带,女的是一色的天蓝色的呢大衣,嘴唇涂得鲜红的。他们整齐划一,占据了最前面的两排长椅。
  最使马老太惴惴不安的是那几个坐在高处、面孔铁板、戴着大盖帽的人。她总觉得他们会大吼一声:“大刑伺候!”她当然知道现在打官司不会打屁股,但却害怕这些铁面无私的人会重判她的儿子,那个没用的东西是无罪的。她咝咝缩缩地问刘一川:“刘先生,我儿子阿会出啥事体?”
  刘一川扶着马老太走向原告席:“别害怕,没问题,一切都有我呢。”
  刘一川今天特别神气;戴着法兰西小帽,穿着粗毛呢的上衣,一条领带特别鲜艳。他是原告的代理人,辩护人,还要用老年人保障协会的名义在法庭上发言,扩大影响,伸张正义!可惜的是报社和电视台都没有来人,他们认为这是一般的民事诉讼,常见。
  宣布开庭之后,审判员向下面看了一眼,高声喊道:“请被告马太伯坐到前面来。”
  “报告!”褚桂芳嘣地一下,从姑娘们那个蓝色的波浪里跳出来了。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在一片蓝色和灰色之中显得更加夺目鲜艳。她头上斜压着一顶淡黄色的小帽,这小帽名叫磕半球,和刘一川头上的法兰西是差不多的,她昂首挺胸,大步走向被告席,好像是慷慨就义:“报告审判员同志,我们家庭里的一切大事都是我经管的,经济大权也是掌握在我手里,赡养老人的问题是个经济问题,应该是由我负责。同时,婆婆和儿媳发生了争执,其责任大都在媳妇,与儿子无涉。”
  法庭里发出了嗡嗡的声音,人们小声议论:“这女人不简单嘛,直来直去,敢作敢为。”
  “女强人嘛,有名气的。”
  审判员高声叫喊:“大家静一静,询问被告,你有没有律师或者是辩护人?”
  “没有,我做事光明磊落,公开坦诚,用不着诡辩,也不会站在别人的背后用暗箭伤人!”褚桂芳的眼光像一道闪电似的射向刘一川,使得刘一川开始就有点心惊。他下意识地从马老太的背后移开一点,免得人家以为他是站在别人背后用暗箭伤人。刘一川的这一移,倒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使人觉得今天打官司的是两个戴着小帽的人,是磕半球反击法兰西。
  刘一川到底是个舞文弄墨的人,只能打打笔墨官司,真的打官司却不行。打官司不是写文章,不是用文学的手段去感动人,而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斩钉截铁的语言去征眼人。他搭错了神经,还是去读他那份自鸣得意的状子:“……你们都曾经在大街小巷里见过一个人,一个白发苍苍、瘦骨伶仃、七十三岁的老妇人……”我的天呀,这种文章是只能在纸上看,看起来还能打动人,读起来就软绵绵地,何况那马老太已经坐在法庭上,不是在那遥远的小巷里拉板车,也没有搬着煤球上楼梯,她为了上法庭还特地换了一身新衣,梳洗了头发,看起来蛮精神的,并不那么太可怜。连刘一川自己也感到,这篇文章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
  褚桂芳听完了只是淡淡地一笑,马上举手要求发言,她没有文稿,不拖泥带水,好像是在饭店里开什么招待会:
  “诸位来宾,法官先生,原告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存在的,都是正确的,我作为马玉英的媳妇是有责任的,我没有能尽到我的最大努力,眼看着我的婆母至今还替人家送煤球,还住在那个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还穿那种破衣裳,还吃那种冷泡饭,说句不好听的话,那种日子还不如现在的讨饭花子。讨饭的人不劳动,每天能进几十块,每顿都吃肉丝面……”
  “那你为什么不赡养你的婆婆呢?”刘一川赶紧提出问题,他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决不是到法庭上来承认错误的,这是一种欲扬先抑。
  “噢,这位戴小帽子的先生,我看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我不知道你是和我过不去呢,还是另有什么目的……”
  “目的只有一个,不许虐待老人,我代表老年人保障协会,保障老年人的利益。”
  “我赞成保护老年人利益,你们的协会如果需要赞助的话,我还可以出点儿力;我反对任何人虐待老人,也反对任何老人来虐待别人,更反对任何人帮助虐待别人的老人来虐待人……”
  “被告,请你把意思说得明确点。”审判员讲话了,觉得这个夸夸其谈的女人有点儿离题,
  “很明确。你们告我这个媳妇虐待婆婆,却不知道这个婆婆是怎样地虐待我!”
  法庭里轰动起来了:“啊,还有谁敢虐待她?”
  “这女人在倒打一耙。”
  审判员也有点发楞,看样子这女人还要告她的婆婆哩:“大家静一静,原……被告可以申述理由。”
  “真是笑话,说我虐待婆婆,有什么证据。我是打过她还是骂过她?……都没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不赡养她。”诸桂芳的眼睛向刘一川这么一抬,很轻蔑地问道:“是嘛?”
  “是的,就此一条你便有罪,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你不给老人生活费,你就犯了虐待罪!”刘一川的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自以为是一针见血的。
  褚桂芳却把鼻子这么一缩:“你这位先生大概是在经济问题上掉过跟斗吧,怎么会把一个小钱看得比磨盘大。我的婆婆一个月能用几个钱?六十,八十,一百够了吧?一百块钱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够我买一条香烟送人呐。我早在三年前就求过我的婆婆,她要吃啥我给啥,她要穿啥我买啥,只是求她从此别再送煤球,别在大街上拉板车。她拉板车不是送煤球,简直是叫她的儿子媳妇背黑锅,她每天都在街上贴我的大字报,控告儿媳不肯养活她。”
  “同志们,朋友们,我也是一个在外面走走的人,我背得起这个黑锅吗,担得起这个恶名吗?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婆媳之间有矛盾,总归媳妇不是人……”褚桂芳掏出手绢来擦擦眼睛:“你们可以问我的婆婆,我说的话是假还是真?姆妈,你要说真话,你要凭良心。”
  马老太忍不住要和媳妇斗嘴了:“我怎么不凭良心,我不要你的钱,我有力气,我能养家活口!”
  “喏喏,大家都听见了吧,到底是她虐待我,还是我虐待她?”诸桂芳转过头来:“法官同志,你也听见了吧?”
  审判员有点抓瞎了,这是怎么回事呀:“询问原告,既然她没有虐待你,你为什么还要控告她?”
  刘一川慌了手脚,一时间无言以答。
  马老太倒有话说,她不能再让媳妇爬到自己的头上去:“是她虐待我,她不让儿子抽我的香烟,不让小孙子到我的身边去,不让他吃我的巧克力……”马老太还没有说完,法庭里就开了锅:
  “啥,她说的啥?”
  “不肯花她的钱就算是虐待,还没有听说过哩。”
  “静一静,静一静。”
  褚桂芳也不罢休,“同志们都听见了吧,她在那里拉车赚几个血汗钱,如果我再让男人抽她的烟,再让孩子吃她的巧克力,那我还是人不是呢?”
  “对,她是对的。”
  “到底是个经理,有见地。”
  刘一川一言不发了,弄不好他自己倒要成为被告。
  审判员和陪审员在台上交换意见,觉得这件案子可以到此为止,双方调解协商,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刘一川提出意见,认为还是要作一个判决比较适宜,不作明确的判决,马老太权益没有保障。同时,刘一川的心里还有鬼,认为官司不判就说明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自已好心好意倒要担个诬告的名义!
  褚桂芳的要求更是强烈:“一定要判,不能和稀泥,你们不判,我们怎么做人呢?万一老太累死在马路上,昏倒在楼梯口,那些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的人就要把罪名加到我们的头上,说是我们虐待,不给生活费。请法院明确判决,规定我们每月给多少生活费。可以多给点,还可以按物价上涨的幅度再加钱……”
  马老太听了把头一抬:“啥人要你的钱!”
  “要不要随你,你不要我们照给,可以存在单位里,作为一种凭证,将来也可以作为丧葬费。”
  “我还没有死呐!”
  “我不是说将来嘛,将来谁都会有这一天。”
  审判员说:“别吵嘴了,既然双方都要求判决,法庭可以考虑判给马玉英生活费。”
  “哎哎,别忙。”褚桂芳又举手发言:“判决应该是双向的,判我给她生活费,就应该判她不能送煤球,拉板车。要不然的话,她在客观上还是到处作宣传,说我是虐待她的。”褚桂芳向刘一川乜了一下:“连你也没有达到目的。”
  刘一川也忍不住点点头:“对。”
  马老大叫起来了:“我不要她的钱,我要她让小孙子天天到我那里去!”
  “你不要我的钱,你还要天天拉板车,我就决不让小丹丹到你那里去,那不又是‘儿子不养爷,孙子吃阿爹’,还想给我再加一条罪名啊!”
  审判员说:“法庭可以使赡养费的问题产生法律效力,至于马玉英能不能拉板车,送煤球,那是个社会道德问题,是全社会爱护老人的美德,不属于法律的范围。各居民委员会,各群众团体可以劝说居民,不要再叫七十三岁的人送煤球;以免发生危险……”
  一场官司就这样结束了,好像是谁也没有失败,谁也没有胜利。
  刘一川不承认失败,他总算为马老太争取到了生活费。
  褚桂芳更是洋洋得意,今天她扯足了顺风旗,法庭里全是她的市面。她到旁听席的角落里把自己的丈夫拎出来:“怎么样呀,胆小鬼,他们全得听我指挥!”
  “唔,唔唔……”提心吊胆的马太伯点起了第五支烟。
  参加旁听的人一面朝外走,一面发议论:
  “刘一川是瞎起劲,事情不弄清楚就告状,被那女人打得落花流水。”
  “那女人真了不起,上法庭好像做报告似的,全是她的理。”
  “是有名的女强人嘛,大饭店的经理,什么市面都见过的。”
  “真可怕,谁讨她做老婆谁倒霉……”说话的人没有注意,不防那褚桂芳就在他的身后。
  褚桂芳听见了却抢上两步,拍拍那人的肩膀:“嗨,你想倒霉还倒不着呐!”把那人闹了个大红脸。
  穿天蓝色大衣的姑娘们哈哈大笑,簇拥着褚桂芳向外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差没有喊万岁。


  马老太打完了官司照样送煤球,只是那生意却大大不如从前。过了几天在小桥口见到了小丹丹,她把孙子紧搂在怀里:“好乖乖,你妈怎么会让你来的?”
  “我妈说了,以后我可以来。也可以吃你的东西。”
  “真的!”马老太高兴了。这场官司还是有用的。“好乖乖,你坐在车杠上,奶奶去买巧克力,买大的!”她又走向那爿个体户开的小店。
  那个退休的女工笑嘻嘻地:“两包巧克力,两包云烟?”“不,云烟不买了,今天没有作成几笔生意,总共才嫌了五块钱。”
  “也好嘛,少做做多做做,多做做少做做。”
  “什么嘟嘟嘟,嘟嘟嘟?”
  “你不懂吗,这就是少做会活得长点,多做就死得快点。”
  “啊……”马老太太不置可否,拿着巧克力去坐在车杠上,看着孙子吃,心里甜滋滋地。
  小丹丹说:“奶奶真聪明,知道爸爸戒烟了就不买烟。”
  “什么,你爸戒烟啦?”
  “是妈叫他戒的,说他的香烟钱,正好是奶奶的生活费。”
  “啊!”马老太大为惊异:“奶奶不要你们的生活费,叫你爸抽烟,抽好烟。奶奶明天买两包给你带回去。”
  明天,明天马老太只赚了三块钱。没有人叫她送煤球了,她租着板车在煤球店的门口等,那些买煤球的人见了她就避得远远的。
  马老太无可奈何,只好主动上去拉生意:“张先生,我替你送回去吧。”
  “呀……不用,我自己会,会的……”张先生搭讪着转过身去,对着一个年轻的人叫喊:“阿憨,替我把煤球送到民乐巷三十三号去。”
  马老太只好上门服务了,她熟悉那些老主顾,她知道谁家的煤球快要烧完,便一家一家敲门去:“王师母,你家的煤球快用完了吧,要不要我去替你拉,快给我煤球卡,这几天的煤球可好啦,杨泉煤多,见烧。”
  “不用啦,谢谢。”门乒地一声关上,没有多话。
  有的可就话多了:“老太啊,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了,真的要钱带到棺材里去呀,儿子媳妇又不是不养你,何必有福不享哪?再说,法院已经判过了,不能再要你送煤球,谁要你送煤球就是犯法,谁敢哪!”
  没过几天便釜底抽薪了,煤球店的门口贴了一张布告:“倾接上级通知(根本就没有通知),凡租用板车经营煤球业务者,必须在六十岁以下。六十岁以上或不足六十岁而已经退休者,不得租用板车,不得经营送煤球的业务,以体现对老年人的关怀与照顾。”
  马老太不认识字,清晨‘上班’时见几个同业的人站在煤球店的门口看布告。马老太凑上去问道:“什么事呀?”
  “什么事呀,说你哪!”
  “说我个啥?”
  “六十岁以上的人不许送煤球了,也不许租板车,老太太,你也早该享福了,何必跟我们争这口饭呀,把你的老主顾介绍给我们吧。”
  马老太不相信,以为这些家伙又是和她开玩笑的。煤球店的门口贴布告,一定是煤球一时供应不上,或者是煤球票要过期作废。她照样去交钱租车准备接主意。
  营业员看见马老太,笑嘻嘻地:“老太呀,恭喜你罗,你光荣退休啦!”
  “什嘛!”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能为你开禀,也不能租给你小板车,你退休啦。”
  “我是个体,不退休的。”马老太也有理。
  “不管你是什么体,过了六十岁就不得送煤球,保护老年人的身体。”
  “我的身体结实呐。”
  “结实也没有用,结实的人多着呢,一到六十也都下。老太,回家换换衣裳,洗洗被子,准备安度晚年吧。我还真眼热你呢,天天上班多累呀。”营业员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再见啦老太,你不来还真想你呢,几十年啦,开门不见你老太,好像这门还没有开。有空来白相,啊……”
  马老太只好离开煤球店了,离开的时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她走走又回头,再看着那黑不隆咚的煤球店,好像这里就是她的家。多少年啦……很久了吧,这么多的年月足够一个落地的娃娃长到能拉板车。她在这里淋过雨,迎过风,有一年下大雪,半个车轮都陷在雪地里。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才几岁?年轻得还可以重新嫁人呢,那个小光棍还曾经送过她一条绒布围巾,也曾经眉来限去,她没有答应,她拖儿带女,她要养家活口,她不想拖累别人,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别人的累赘,她相信自己,相信风霜雨雪饥饿贫困都是难不倒她的。
  马老太踏着回忆往回走,越走越觉得往事遥远,道路漫长,疲惫、劳累。那无穷的精力哪里去了,怎么连移动脚步也感到吃力?她好不容易走到自家的巷子口的时候,却又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走错路了吧,现在正是送煤球的时候,怎么能走回来呢?”当她开门进去的时候,枇杷树上的小鸟也吓得乱飞,它们也感到惊异,它们在这种时候是从来不受惊扰的。
  马老太回家以后,习惯性地拉开煤炉烧开水。现在烧开水有什么用呢,又不是烧泡饭的时候。她在屋里转来转去,觉得身躯没有摆处,最后拖了一张破藤椅坐在煤炉的旁边,看着水烧开,看着水壶里冒热气。煤火,水气,好像能使这四面透风的屋于也变得暖和点。
  天又阴下来了,好像要下雪,如果天要下大雪,正是送煤球的好时机……
  马老太就这样开始享福了,儿子经常来看她,月月给她生活费,她不肯收,叫儿子拿去买好烟。小丹丹天天来看她,给她带来好吃的,买一个面包要分给奶奶一半,买两个馒头有一个是奶奶的。马老太把小孙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一面吃一面落眼泪:“好乖乖,奶奶赚不到钱了,奶奶不能买东西给你,不能替你盖楼,不能替你爸买好烟……”这三个“不能”使马老太不知道是为什么活着的。
  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马老太都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坐在煤炉的旁边,看着那些她搬弄过半辈子的煤球发光发热,变成灰。她感到了温暖,感到了热流,便眯蒙着眼睛,半张着嘴。她似乎在回忆她的一生了,可她只想到她的小时候,那时候的乌鸦很多,她家屋后的大树上就有三个乌鸦窝。老乌鸦最后飞不动,眼睛也看不见,要靠小乌鸦把提来的虫子送到老乌鸦的嘴里。那时候,现今的马老太也曾经对她的妈妈说过:“妈,你别急,等你做不动时我也把吃的东西送到你嘴里。”她那多病的妈妈流着眼泪说:“小乖乖,那老乌鸦快要死了,她不肯多吃、也不肯死在窝里,它要拚死命地向高处飞,飞到不能再高的时候炸得粉碎。你不能盯着她看啊,她炸成的游丝会把人的眼睛弄瞎的。”
  马老太坐在藤椅子上,眯蒙着眼睛,半张着嘴,也觉得自己在向高处飞,向高处飞……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天气暖和,空气新鲜,马老太飞呀,飞呀,无疾而终,安详地死去。在清点她的遗物时,发现一辆小轮盘的自行车,和留给小丹丹的八千五百元人民币。
  有人埋怨刘一川,说他是没事找事,如果让马老太还拉煤球,是不会死得这么快的。
  刘一川不以为然,他坚信自己是保障了马老太的利益,使得她在死前总算是享了几天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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