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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出于伟大的同情


  我所谓侠,乃是“豪侠”“任侠”之侠,我所谓“侠气”,就是豪侠任侠之气。中国历史上向来认为侠是一种美德,但同时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侠是一般浪人,不务正业,专管闲事,为人家报仇,打抱不平,甚至去作奸犯科。韩非子就曾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认为两者都不对。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侠的流弊,这在社会没有纲纪,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这种侠只是一种所谓“游侠”,然而侠不必就是“游侠”。何况就在这种“游侠”里面,也未始没有一种天地间的正气存在。所以太史公作《史记》,特撰游侠列传一篇,并举出朱家郭解等人,来表扬他们特立独行的地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我提倡尚侠?我们要确定一个观念,建立一个主张,必须先考察我们民族的弱点,社会的病象,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发生实效。现在中国的社会已经堕落到一个残酷的社会,一个最缺少侠气的社会。中国人常讲“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而事实上的表现,却正相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是同情心的缺乏。中国人论交,有所谓“患难之交”;这是最可宝贵的,就因为讲“患难之交”的人太少了。中国社会有一种最凉薄的现象,就是看见别人在患难之中,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高兴快乐。比方有人在街上跌了一跤,假如在英美各国,大家一定要抢着去把他扶起,甚至送他到医院去,如果他跌伤了的话。而在中国,大家看见了,往往还拍掌大笑。1935年我因事到重庆来,因为不认识路,从一个书店乘洋车回旅馆,半路上洋车翻了。奇怪得很,因为重量偶然的平衡,我没有向后翻出去,洋车夫也双脚悬起来,于是人力车成了自动车,向一个很高的坡度开下去,开了二十几丈。当时我看见前面有军用卡车要撞来了,叫路旁的人把洋车拉住一把,但是沿路的人只有笑的,没有拉的。我还有一次,在武汉轮渡上,看见一个人掉入水中,船上许多人不但没有一个人去救他,反满不在乎似的以笑谈出之。我当年在欧洲的时候,知道有一次火车出事,开车的人因为酒醉跌出去了,火车自动进行,无法停止,于是有一个大学生在前站的铁桥上,奋不顾身地跳上车头,将车闸住,自己一个手臂撞断了,一车的人却是救住了。这件事各处报纸大载特载,奉这位青年以英雄的徽号,真是他应得的称誉。这较之中国人在急难时看人冷眼的何如?
  前一向卫生署一位负责当局告诉我一件事,说他亲眼看见一个人病得快要死了,抬到重庆某个教会医院门口,但是因为找不到保人,付不出一个月的住院金,医院不许他进去,他只有躺在医院外面死去。这种见死不救的现象,在慈善性质的机关门口出现,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我还听说有些当军医的人,往往发财,这是何等的残忍,何等没有心肝!前些时候,重庆临江门外,一场大火,烧去四千余家,若是在外国,这还得了,恐怕要全市动员来募款救济了,但是此地却也平平淡淡地过去!
  最近潘光旦先生介绍美国明恩溥(Arthur Hen-derAson Smith)所著《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其中有一篇题名是《无同情心的中国人》,我看了非常难过;但他所举的都是事实,我也无法否认。不但明恩溥的观察如此,就是最恭维中国文化的罗素,著书时也提出中国人残忍而缺少同情心这点。譬如死了人是人家一件最不幸的事,但是中国一家死了人,别人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是不同情的。我初到法国的时候,在电车里,看见同车的许多人,忽然都脱帽致敬,很以为奇怪;原来是车旁有人家在出殡,这是表示对死者的同情。不要说普通人遇着出殡是如此表示,就是总统出来遇着出殡,也是脱帽的。中国人却不然,看见死者亲属的“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就是吊者也会大悦起来!乡村人家甚至还希望别人家有人死,可以去喝酒吃肉,饱啖一顿;城市里不是万人空巷的去看大出丧吗?明恩溥特别举出中国人对于残疾的人,没有同情。出过天花的人,到药店去买药,药店的人常常要问他:“麻大哥!你是哪一个村子里来的呀?”看见斜眼的人,便要说:“眼睛斜,心地歪,”来取笑他,挖苦他。普通以为残疾的人都是坏人,譬如“十个麻子九个坏”,“天怕六丁六甲,人怕斜眼蹩脚,”这类尖刻无稽的话是很流行的。其实肢体略有损坏的人,哪里就是坏人。如果其中有坏的,也大都是社会逼成的,因为社会对他太歧视了,使他感觉人人都苛待他,他也自然不得不存心防范,或设法对付人了。再还有对于年幼孤弱的人,也是同样的不加爱护。童养媳受虐待,是普遍的现象;打丫头、虐奴婢更不必说了。所以同情心的缺乏,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显著的一种病态。
  因为同情心的缺乏,于是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以为事不干己,绝对不管,因而社会上无公是公非可言,也缺少急公好义之人。是非的观念,不但需要政治去培养,而且需要社会去扶植。有社会的奖励和社会的制裁,然后才有公是公非产生,例子很多,不胜枚举。社会的进步,不但要有是非的标准,而且要有人肯自己牺牲,去维持这是非的标准。
  但中国传统的哲学,只教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须知达固且要兼善天下,穷也不应独善其身,至少也要兼善其邻罢。中国人受这种传统哲学的毒太深了,人人都想独善其身,所以不但同情心不能发达,而且公是公非也无从树立。
  因为同情心的缺乏,所以牺牲精神也就堕落。侠者最好讲“千里赴义”。设如没有牺牲的精神,如何能去赴义?我们应该“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是的,闲事不管,可以省多少麻烦。但正当的闲事,哪能不管,而且愈能多管愈好。英美法律上规定的陪审制度(Jury syslem),不但鼓励,而且逼迫人家管闲事。不过没有牺牲精神的人,是不配管闲事的。若是自己不肯牺牲,不要说千里之义不能赴,就是隔壁人家出了事,也是不配问。上海人家被盗时,决不能喊“捉强盗”,而只能叫“起火”,因为隔壁人家听到“捉强盗”,必不敢出来,恐怕自己会吃亏,而听到“起火”,因为怕自己的屋子烧起来,也就不得不出来了。这些冷酷懦怯的事实,正是现在中国社会病象的表现。
  这种病象,可说有两个来源:第一是生活。在贫苦的社会里,生存竞争,非常激烈。要“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是不可能的。漂母饭韩信,也要她自己有一饭才行。我们常常看见,有些贫苦的人,为争一两毛钱,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打出人命事来。轮船将靠岸的时候,那些脚夫不等船靠妥,就抢着向船上乱跳,稍不当心,就扑通下水。他们自己的生活,尚且无法解决,哪里谈得上对人的同情?第二是思想。中国多少年来的教训,是“明哲保身”,也就是俗语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结果就是人人怕管闲事,怕惹祸上身。“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的风气,现在已沦落下去了。其实世界上绝对的个人主义,也是行不通的,正如绝对的兼爱主义行不通一样。你看见邻居人家生了瘟疫,你如果袖手旁观,就不免被传染。尤其在现代的大社会里,人与人息息相关,谁能过孤独的生活?“穷则独善其身”。哼!要想独善哪里是可能的事?
  或者有人以为上述的种种社会病态,说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还可以,说是由于思想的影响便不对。但我以为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比方上面所举的一个例,药店的人要称出天花的人为“麻大哥”,这难道也是生活使然吗?思想与生活,要同时改进,社会的病态,才能根本消除。
  在世衰道微的时代,因为同情心的缺乏,是非观念的不明,赴难精神的低落,才往往使有心人不得已而提倡“任侠”。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曾慨乎言之地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又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所以“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他提出朱家、郭解,说朱家是“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是“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我上面说过,这种游侠是社会不纲政治黑暗时代的产物;我们不一定要提倡游侠,但这种侠气是应该推广的,并且要藉政治的力量来推广的。不以私人的力量去报仇雪恨,而以政治的力量作大规模的改良策进,才能把同情心推广到“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而使天下之人,都各得其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侠者,不是朱家,也不是郭解,而是墨翟。他不主张拿刀去行刺暗杀,去报仇打不平,而是从大规模的政治改革着眼的。他说侠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仁,第二是大义,第三是大勇。怎样才是大仁?他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人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如在,必称侵略者为贱人了!)他对于政治的主张,以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人弗为。”这是充分的同情心的表现。他主张充实内部而不主张侵略人家,增加土地。所以他有“非外取地也”的主张。有人以为墨子既主张兼爱,一定也主张非战;如管子就曾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其实不然。他是反对侵略的战争,并不反对自卫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他帮助自卫的战争。楚欲攻宋,公输般为造云梯,墨子听到就往见公输般。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和公输般斗法,公输般九次的攻城计划,都被他破了。楚王要杀他,他说他有三百弟子已经在保卫宋国,杀了他也没有用。楚王没有办法,只好软化下来说:“善哉!吾请无攻宋矣!”从这段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墨子能赴人国家之难,协助自卫战争;第二,他有技术的能力,以协助他人;第三,墨家是有组织的团体,能作有纪律的行动。这些都是说明大仁的意义。侠与义是相连。墨子虽主兼爱,但非滥爱,而主张以义为衡。“墨者之法,杀人者刑……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黇不可不行墨者之法。”这是(吕氏春秋)记腹黇之语。腹氏是墨子学派的人,他的儿子杀人,秦王赦之,而腹氏自己主张杀之。可见以墨为法,可无作奸犯科的流弊。这就是大义的表现。不但如此,墨子不但提倡大仁大义,而且能以最大的牺牲精神去求其实现,求其贯彻。“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正是充分的牺牲精神,是“大勇”的表现。所以墨子的精神,是并具大仁、大义、大勇的精神,是侠的精神,也就是革命的精神。
  中山先生说“革命是打抱不平”。他打抱不平的方法,也和墨子一样,不是为私人报复的,更不是快意恩仇的,是要以大仁大义大勇的精神,去改革政治,解决民生的。没有伟大同情心的人,就是没有革命精神的人。他就不配从事政治,也就不配谈革命!必定大家充分培养推广这种伟大的同情,恢复中国民族固有的侠气,政治才有改革的希望!
  再进一步说到国际的形势。像现在国际间强凌弱众暴寡的情形,何曾不是侠气沦丧的结果。阿比西尼亚亡了,哪国拔剑相助?捷克分割了,大家还庆幸一时的苟安。中国无辜受侵略了,哪国在自己被攻击以前,为正义人道来和我们并肩作战?国际间的紊乱无秩序,都是丧失了侠者的精神之所致。
  众人所弃,我必守之。我们不可丧失自信了!我们要抱定侠者的精神,以整饬我们的内部,以扫荡我们的外寇。要是我们成功的话,我们还应当秉着这种精神,以奠定国际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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