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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电话铃响了好几声,因为大家轮流参加的学习班这期由小夏参加,小孙又溜了病假,电话就没有人接,老蒋的目光在我和老马之间犹豫了一阵,最后落在了老马头上。
  我装着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桩事,煞有其事地皱着眉头,研究着关于临时工的档案资料,像是碰到了什么难题在沉吟。
  老马只好窝窝囊囊地走向电话机。
  “小夏没在。”他没好气地把电话放了回去,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
  他转身朝自己的座位走去,该死的电话铃又想了,他只好别扭地又去接电话。“小夏没在。”
  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
  他一上午的主要工作就是干这个。
  自从这位五十年代的才子不小心让那张10元的钞票溜进沙发的缝里后,就注定了要长期成为这种角色。
  由于老马写的字人们越来越认不清,办事老出差错,他在科里的地位逐年下降,现在连我这样的年轻人也不如了。
  说到这里,我最好解释一下关于电话与办公桌的位置的问题。
  这是一间相当大的办公室,差不多像一间中学教室,奇怪的是,里面却显得很拥挤。因为我们科虽然一共才7个人,却放了10张办公桌。在局外人看来,这些办公桌只不过是是按步就班地放在那里。
  但是,在我看来,却是最露骨地体现了这个科的历史和现状。
  它们看来是静止的,让人厌倦的组合。
  实际上,就像是冬天的毫无生气的冰块一样,在它们下面,有一股看不风的潜流在运动和发展。
  换句话说,同样是我最早梦见的那架风车,命运的风车,在暗处把它们吹动。使它们的格局不断发生不同的变化。
  用我教训王承铭的话来说,是:“你从未在局里呆过,所以不知道,单说我们科里的办公桌,就是一篇深刻的文章。”
  比如,7个人却有10张办公桌,是因为有3个人已退休却还占着办公桌,虽然行政处有规定,凡不在职职工一律交出全部办公用品,但同在一个科里呆了这么多年,人家不交,谁好意思去用。
  科长会做好人,来了人,立即去行政处要桌子,而宁愿让那些桌子空着。这样,退休的同志每月都要来领一次工资,那时,他们就会来到科里坐坐,把办公桌的抽屉一一打开,取走一些无用的东西,再放进去另一些无用的东西。
  这3个人中,有两个是退休的老科长,一个是许老太。
  我刚到科里的时候,那时老蒋也刚当上科长,恰好那天,许老太来科里看望她的办公桌,老蒋就提议许老太把桌子腾出来给我用。许老太当场就翻了脸,气得脸上的肌肉直抖,然后滔滔不绝地回忆往昔:从老蒋到局里上班的第一天才始,哪一次重要的时候没有得到过她的帮助?人要有点良心,不能过河拆桥。最后,她转身又到局长那里去大哭了一场。
  局长事后虽然没有说什么,更没有批评老蒋,但老蒋还是很尴尬,一连几天都是灰溜溜的。
  看来,对于他们,办公桌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意义,它标志着他们在这间办公室曾拥有过的地位,他们有时回来,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就好像面对着那些远逝了的岁月。
  我刚来的时候,行政处一时没有了办公桌,于是暂时坐因生病住院的老陈的办公桌,办公桌一共有7个抽屉,但除一个抽屉外,其余都上了锁。我只好用这唯一的一个抽屉。
  其他的抽屉里究竟锁着什么,我在这桌上坐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一点也不知道。
  有时无聊的时候,我也一边用指头敲着那些大小不一的锁,一边猜想。
  越想越觉得神秘。
  我又想,如果所有退休的人都占着办公桌,若干年后,这办公室里哪里还搁得下后来者的桌子。
  而且这些办公桌由于没人坐,总是容易蒙上灰尘,又为办公室里的同仁打扫清洁增加了负担。
  幸好不全是这样。比如老陈,在确信身体无法复原后,办了病退手续。在听说我一直坐他的办公桌却只能用一个抽屉时,立即来了趟办公室,一边向我道歉,一边当着我的面,把锁着的6个抽屉一个个全打开了。
  我惊讶地发现,出乎我的各种猜想之外,其中有5个都是些各种各样的药瓶瓶,另一个则放着些信封、回形针、稿笺等文具。
  从此我才算真正接管了这张办公桌。不过,在确认了这张办公桌是我的之后,我立即被搬到了最靠近电话机的门口边。
  因为,办公桌的排列位置,是大有考究的。
  比如所有科员的桌子都拼成了一个长方形,而科长却把自己的办公桌和两个老科长留下的办公桌在房间的另一端拼成一个岛形。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的文件多,多占用两个空桌子的桌面,要方便些。
  办公室也经常调整办公桌的位置。每次其实调整的都是科员的办公桌,科长的桌子是不动的。
  调整的目的,是让老科员朝里挤,始终让新来的资历最浅的科员坐在门边。坐在门边,有两个不好:一是要受门外脚步声的干扰,冬天风还很大,让人发冷;二是离电话近,得不停地听电话。
  尽管新来的,往往根本没有什么电话。
  我在门口边坐的时候,办公室一共有老蒋、老蔡、老王、张大姐、老马和我。老蔡后来调至一个下属企业当厂长去了,据说现在他作为企业家,经常接受电视台采访,老王则调到另外的单位去了。
  随着老蔡和老王的离去,小孙和小夏的来到,我的办公桌开始朝里面移。
  只有老刘特殊,他一调到科里来,因为是中年人,又在厂里当过中干,老蒋在安排他的位置时费了点脑筋,最后把我安排在我对面,而小孙和小夏仍在办公室的门口。
  再后来,老蒋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对手张大姐客客气气,就是不给她干工作的表现机会,老马越来越唠叨和无能,身上塞满了手绢,随时准备掏出来揩鼻涕和眼泪,老刘和我就成了科长的左右手,老蒋找了个理由,又把老刘和老马换了个位置。
  所以,老马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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