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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抱着光荣感与责任感来接受党的委托。打入内线之前,他们怀有“肩担真理、怀抱革命”的凌云壮志;到敌占区后,抱着“虽处敌特监视下,更在群众保卫中”的开朗态度。他们生活作风上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充满了“手中无寸铁,腹内有雄兵”的英雄气概。而且,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对于这些忠心耿耿埋头为党工作、创造了丰功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事迹的同志们,任你有多好的歌喉、多饱的笔墨也是唱不尽写不完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本小说,就是从上述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些零星片断写成的。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起来,犹如从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浩瀚无边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
  按说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也更理想,但是拿我这本小说与实际生活作一比较,则前者赶不上后者的万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颇感不安。是不是本人没有一点实际斗争生活?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曾有些对敌伪斗争的经历;从内线转到外线,围绕着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也搞了几年工作。那么,为什么小说写的质量不高呢?我觉得是受了艺术修养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水平不高。看起来,政治水平、斗争实践、艺术修养对文艺创作这一行是缺一不可的。
  这本小说动笔之前,在主题思想上并不太明确;动笔之后,也没注意结构上的调整与安排。由于比较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总念念不忘地想把内线斗争的人物和事件逐次地记录下来。后来想到党的内线工作是一条隐蔽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与其他的战线一样,我们发展与壮大了自己,打击或消灭了敌人,这才有意识地想表现党在这一战线上的胜利。于是,我以野火喻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党的春风化雨,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被敌人蹂躏的中国大地,终于云散烟消,晴空万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杨晓冬,是个中级领导干部。原想赋与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创造性的工作才能,和乐观开朗、热情洋溢、谈笑风生的领导形象来描写。后来又没从这方面多着墨,反而在某些生活方面把杨晓冬处理得严肃梗直,想叫他把洋溢于外表的东西减少,含蓄在内心的情感增强。在某些情节上,又受了真实生活的束缚,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作艺术加工,没有把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境界。但杨晓冬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能生活在群众之中,过着艰苦朴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并和他的下级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每当领受到党分派的任务,他总是不避艰辛,亲临到斗争的最前线。
  他曾亲自散发抗日传单,面斗伪省长吴赞东,送首长过路智斗蓝毛,反抢粮夜入伪商会,并身入险境,直接推动了伪团长关敬陶的起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多少反映了我党我军革命优秀干部的形象。
  金环这个人物是作者把她从根据地送到内线去的。这样性格的姑娘,在冀中广大乡村的青年妇女群里,确乎不乏其人。同金环这类人物的接触中,你当然要受一点“虐待”,但更多的还是受到“优待”。在日常生活相处中,她对你可不留半点情面。你有一丝缺点,她都毫不留情地挖苦着损你一通。然而在危急患难中,她真是你的亲人和同志。她自己露天也要把住屋给你腾出来。她自己饿肚子,也要叫你吃饱。万一谁个徒手便服因措手不及被日寇重兵包围住,她毫不畏惧地在鬼子的刺刀林立下,冒着生命危险与鬼子争争吵吵,撕撕掳掳,拉拉扯扯地把你当做她的“丈夫”引领出来。
  在小说中,我曾有意识地刻划了金环,用专题章节来表现了她性格中的倔强与泼辣,反映了她的“苛薄”挖苦人,突出了她对敌斗争的英勇和顽强,描绘了武工队和她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还在遗书里试着写了她的思想深度……
  塑造杨老太太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些中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把她们作了分析比较,受到了不少启发,吸取了一定的营养。但我觉得学习旁人只是宽一宽思路,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的丰富生活进行加工创造。因此,我着重写了她的母子阔别相逢,年关公园会面,监狱寄深情,楼台殉大义等几个章节。
  银环的性格跟她姐姐恰好相反。把不同性格的人物安排成姊妹或亲属关系,为的是便于表现人物。银环满腔热情对待同志,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她的某些脆弱和幼稚,是由于锻炼不够,是前进中的缺点。这样的人在内线工作里多是领导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重要消息她们先知道,重要文件归她们保存,重要人物的接头会面往往是她们作向导。我试着写了银环的成长与发展。在小说终结时,她还不够成熟。相信在党的继续培养教育下,她会逐渐变成勇敢坚强的战士。
  通过学习写作如上人物,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讲的“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这些话,完全是真理。
  韩燕来、小燕、周伯伯,是内线工作时相处过的战友,梁队长和膘子等是当时在外线并肩作战的同志。其中有真人真事,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虚构,更多的是把几个人几件事合拢概括在一起的。对这些人我是抱着同感情共命运的态度动笔的。
  对于关敬陶夫妇,也寄予了同情,这一点,读者从他们夫妇一出场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认为关敬陶在起义时自愿性少了,也有的认为在起义时对关敬陶强迫的外力不够。我认为关敬陶的起义,是在自愿与强迫相结合的情势下产生的。
  在敌人方面,写了吴赞东、高大成等几个不同的类型。原打算把吴赞东作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写来写去把这个伪省长给中断了,安插上一个范大昌把他代替了。这是因为我写作之前,没有比较完整的写作提纲,脑子里闪耀了一些人,回忆和想象了几件事,就率尔操觚地匆忙动笔了。结果有人被“大材小用”了,有些重要事又遗漏了,等到一锅粥熬熟的时候,虽不适口也不好再加水米。看来要写长篇作品,不能过于草率,应有成熟的创作准备,充分的想象构思,最好有详细的写作提纲,起码也要有个通观全局的故事梗概。
  如果说伪军司令高大成写的比较活跃一点,这不单是由于北京解放前后我同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有过不少接触,还得感谢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内部作秘密工作的同志们。有关高大成的一些生动事迹,多是他们谈完工作之余摆龙门阵摆出来的。我感到写反面人物绝不能偷工减料,也必须用力刻划,写反面人物不仅是为了陪衬对比与烘托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本身也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国外的帝国主义在疯狂备战的同时,不断勾结反动势力,偷伸特务黑手。写出活生生的反面人物来,可以作为反面教员,提高大家的警惕。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让青年人回顾一下历史,知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扫除了多少个什么样的历史垃圾,从而使青年同志们怀念过去的艰苦斗争,更加信赖与热爱我们的党,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本小说写的是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近四十年这一阶段的革命历史题材)同写现代题材一样,就要写出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就得写出阶级斗争和阶级的命运。写历史题材要合乎历史的真实性,违反历史真实或任意更动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更重要的,我认为写历史题材的时候,眼光要看准今天,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要使作品里洋溢着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所谓时代精神与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用当前常用的话来解释,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出现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把方便给人、把困难归己,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优秀品质,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里,如果闪耀不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来,作品的思想性必然大受影响。可惜,《野火春风斗古城》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不够。
  这次修改中,正面添补了一些情节,充实了一些描写,使地下斗争力量有了复线,避免了孤军作战;修订了某些不妥善的爱情纠葛,改变了某些偶然与巧合的情节。修改后的面貌如果说比原本有了进展,得感激帮助与关心我的同志,是他们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发表评论文章,组织座谈,写信鼓励批评,从巨至细,提供了很多宝贵又中肯的意见。借着修改本出版的机会,我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想到感谢同志,就必须首先感谢我们亲爱的党。写这本小说完全是党的培养和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感召。书中的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事业,今天得到大家的帮助,更是由于在党领导下的社会才能够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
  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一名普通的工农兵,当一名普通劳动者,是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骄傲啊!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任何工作,都应该心情舒畅、笑逐颜开,都有光明辽阔的前途。我个人多年受到党的严父般的教导、慈母一样的爱护,整个身心都蒙受着党的恩泽,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在这大变革的时代,要下决心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报答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关怀。
                             李 英 儒
                           一九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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