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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份。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有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
  “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
  “工作员,我就会要饭,可没当过支书!”
  章工作员还批评他:“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正是因为要饭,才让你当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
  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干这干那,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见他,一开始喊“老孙”,后来喊“支书”。老孙一开始听人喊“支书”,身上还有些不自在,渐渐就习惯了,任人喊。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当支书以后,仍改不了游击习气。他一当支书,村里不能开会,一开会,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围着村子转圈,像得了夜游症。共产党会又多,弄得老孙挺苦,整夜整夜地不睡,两眼挂满了血丝。
  村里开会,老孙讲话。老孙坐不住,浑身像爬满了蛇咬,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头点屁股撅的,重来重去就那两句话: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单干,让搞互助组!”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互助组,让搞合作社!”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合作社,让搞人民公社!”
  虽然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都搞了,但对老孙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没个支书的样子,“讲话头点屁股撅的,坐都坐不住,没个支书的样子!”
  头人一没样子,就压不住台,村里就乱。孤老、破鞋、盗贼,本来解放时被解放军打了下去,现在又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发展起来。村子一乱,工作就不好搞,每次老孙到公社开会,申村的工作都评个倒数第一。章书记批评老孙,说他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老孙啊老孙,你真是就会要饭,不会当支书!”
  老孙红着脸说:“章书记,咱可哪样工作都没拉下!”
  章书记摇摇头说:“以后多努力吧!”
  这时村里的村丁仍是小路。小路解放前虽然当过伪保丁,但因为成份划的是贫农,业务又熟悉,民愤也不大,老孙又让他当村丁。不过这时不叫村丁,改叫村务员。洋铁皮喇叭和小钹不用了,新换了一架铜锣。每当老孙从公社开会回来,小路村务员就打着铜锣从街上穿过:“开会啦,开会啦,吃过饭到村西土庙里开会啦!”
  一到开会,就该老孙当夜游神和头点屁股撅,所以老孙常对小路发脾气:
  “敲一趟够了,敲来敲去地喊,你娘死了?”
  小路委屈地说:。“一会儿人不齐,你又该埋怨我!”
  老孙双手相互抓着,不再理人。
  除了开会,老孙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仍得给村里三百多口人断案。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都来找老孙说理。这比开会搞互助组还让老孙作难。老孙常在村西土庙里的案桌后抓手:
  “娘啊,这村怎么这么难弄!”
  而且案子不经他断还好,一经他断,越断越糊涂,弄不清老二老三倒底谁有理,都挺委屈。老二老三说:
  “鸡巴老孙,应名当了支书,连案都断不清!”
  村里越发乱。老孙很生气。后来听了小路村务员的建议,在村里重新恢复祖上当村长时的“封井”和“染头”制度。果然,祖上的法宝能够治国,村里男女猪狗规矩许多。案件发生率下降。老孙喜欢得双手乱抓:“早该‘封井’和‘染头’!”
  公社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看到村里红红绿绿的猪狗,奇怪地问:“搞啥样名堂!”
  这时老孙倒机灵,答出一句:“这叫村民自治!”
  弄得章书记也笑了:“好,好,村民自治!”
  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这天老孙又从公社开会回来,让小路打锣,一干人集合,老孙站在桌子上说:
  “章书记说了,让合大伙,大家在一个锅里吃!”
  会开完,开始收粮食,收锅。但这项工作老孙又落到了别的村后边,粮食、锅收得不彻底。本来村里只让冒一股烟儿,申村夜里还有人冒烟儿。弄得章书记很不满意,在大会上批评:
  “有的村白天冒一股烟儿,夜里个别还冒烟儿!”
  又对老孙说:“你不顶事,你不顶事!”
  为了灭烟儿,章书记启用了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我孬舅,选他进入领导班子,当了个治安员。孬舅这人头很小,但眼睛特亮,一激动爱咳嗽吹气。他咳嗽着对章书记说:“章书记,放心吧,三天以后,让他谁也不冒烟儿!”
  为了灭烟儿,他带着小路村务员,成夜成夜不睡,看谁家屋顶冒烟。谁家一冒烟,他们就跑上去挖粮食。挖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吊起来,一吊就吊出了粮食。孬舅六亲不认,我二姥爷家冒烟儿,他把二姥爷也吊了起来。二姥爷在梁上说:
  “小孬,放下我,小时候我让你吃过小枣!”
  孬舅倒吊着大枪,指着二姥爷说:“就是因为吃过小枣,才吊你,不然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申村从此不再乱冒烟儿。孬舅受到章书记表扬,成了积极分子。孬舅也很激动,倒背着枪在村里走来走去,见人就吹气。一到开饭时间,一家一个人在村西土庙前排队领饭。孬舅便去维持秩序,推推那个拥拥这个:
  “不要挤,不要挤,吃个饭,像抢孝帽子!”
  大家对他比对老孙还害怕,领到瓢里饭,见他都让:
  “孬叔,这儿吃吧!”
  “孬叔,我这先偏了!”
  孬舅吹着气不理人。有时也说:“吃吧吃吧。”
  大锅饭一开始还可以。有干有稀,有汤有水,比各家开小灶吃得还好。各家开小灶舍不得吃,大家一块吃饭,才舍得吃。弄得大家挺满意。
  “这倒不用做饭了!”大家说。
  后来不行了。村里发大水,冲得锅里的汤水越来越稀。那时我姥娘在大伙上当炊事员,说三百多口子人,一顿饭才下七斤豆面,饿得大家不行。姥娘一说起七斤豆面就说:“现在过的可不能算赖!”
  或:“不赖,不赖,就这就不赖!”
  我二姥爷就是这一年给饿死的。二姥爷是条二百多斤重的胖汉。听我姥娘说,他十七岁到十二里外延屯一家地主去扛长工,主家门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
  “留下吧,留下吧,能吃就能干!”
  但到了一九六○年,二姥爷挪着浮肿的双腿来到伙上,对我姥娘说:“嫂子,实在受不了啦!现在想扛长工也找不到主儿啊!”
  我姥娘偷偷塞到他手里一蛋子生面,他马上含到嘴里就化了。当天晚上,他吊死在后园子里一棵楝树上。听卸尸首的人讲,身子已经很轻了。一九六○年饿死的人多,吊死的人少,申村就二姥爷一个。
  孬舅托章书记的福,当了治安员,这一年没有饿死。开饭之前,他背着大枪来到伙房,下到锅里乱捞,捞些豆掺吃吃。或者弄些豆面,自己拍成铜钱大的生面饼,放到口袋里,背条大枪在街上走,时不时掏出一个扔到嘴里吃。看到有人眼来眼去,他还生气:
  “拍两个生面小豆饼吃吃,就眼来眼去啦!咱还当这个鸡巴干部干什么!”
  不过孬舅也有一个好处,他吃就是一个人吃,不捎带家属,不让孬妗和一帮孩子吃。孬妗和孩子们饿得不会动,他也不让他们吃。大家反倒说孬舅这人不错:“吃吧也就一个人吃,老婆孩子不吃。”
  一次孬舅倒是掏出一个豆面小饼。递给支书老孙吃。老孙胆子小,抓挠着双手说:
  “大家都饿死了,咱们还吃豆面小饼,多不好。”
  孬舅马上将豆面小饼收回去:“你不吃拉倒。你不吃豆面小饼,他就不饿死了?”
  老孙马上说:“那让我吃一个吧。”
  于是孬舅让他吃了一个。据说小路村务员也吃过一个。有次孬舅看我(当时三岁)饿得不行,蹲在南墙跟,头耷拉着像只小瘟鸡似的,还掏出一个让我吃。我永远说孬舅这人不错,大灾大难之年,让我吃过一个豆面小饼。据说孬舅还让别人吃过,让村里的媳妇吃,谁跟他睡觉他让谁吃。大家争着与他睡觉。后来孬舅又不让媳妇吃,让闺女吃,一个豆面小饼一个闺女。但搞不明白的是,他一个也不让孬妗和孩子们吃。孬妗饿得两腿不会走,他也不让她吃。
  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案件,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封井不封井,染头不染头,大家都很守规矩。
  后来村里终于停伙。老孙叫小路打锣,集合一干人说:“村里没豆面了,开不了伙了,大家说,怎么办吧!”
  大家想想说:“还能怎么办?开不了伙,咱们就要饭呗!”
  于是大家四处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又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吃了一个石磙,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饱。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饱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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