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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光是一旁听他们侃，也觉得不仅醒耳，也常能清心。 来到韩上楼，宁肯把另外三位介绍给他。他且慢饮黄酒，听他们继续那个话题。 宁肯还是讥笑纪保安在电视里“钝刀子割肉”：“……你为什么就不能爽性说清楚，你究竟是喜欢市场经济带来的新局面，还是对它忧心冲忡？……你何必含着骨头露着肉的？你就该一吐为快啊！” 矫捷笑说：“你这不是存心为难他吗？就是他对市场经济忧心忡忡，能在电视上说吗？” 他也忍不住插嘴：“小宁呀，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造反派之间打派仗的时候，常用的一种办法，叫做——诱导对方犯错误！” 宁肯模模糊糊能懂，春冰简直莫名其妙：“什么叫打派仗？是不是就是武斗？当时造反派为什么还要分派？干什么武斗？……” 他一想，春冰大概是一九七一年才出生，懂事时“文革”已经结束，对于她，那当然已是十分遥远的历史。他回想一九五○年，他八岁的时候，听老师讲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故事对于他来说，遥远而神圣……但其实，长征离一九五○年只不过才十五、六年；而现在离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却已经二十六年了，离“文革”结束，也已经十六年；就是离那霍师傅撅着嘴唇钉金殿臣宿舍窗户，砰砰砰的，也已经二十二年！自己和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和春冰，个体生命的记忆储存，差异是多么大啊！…… 他走了一回神，回过神来时，只听纪保安正在说：“……其实，我和你们，总体的想法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你们注意，在我的那个言论节目里，我其实主要是强调这一点——其余的都可暂且缓议——不管怎么说，要尊重历史！要尊重我奶奶他们的历史！……更坦率一点说，我以为，前几年的那个大悲剧，关键就在，到最后你简直不尊重他们的历史了！这是最伤感情的事！……要知道，仅仅从社会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的角度，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群体，你对他的态度，如果达到了无视或否定他的历史的程度，那他是一定不会对你让步的！不能再让了嘛！他是一定要跟你拼的！……我跟我父母，跟我奶奶，代间冲突其实也是很厉害的，有时候会气得好多天见面不说一句话，可是，毕竟我是尊重他们的历史的……那确实了不起！特别是我奶奶，我真想象不出，她那么个矮小瘦弱的妇女，即便当年年轻，怎么竟能毅然地随着大部队，穿过了雪山草地！所以我读索尔兹伯里的那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也许是因为我有这么个奶奶，也就是你们说的，我血管里淌着她传下的血，我就激动得瑟瑟发抖！不管怎么说，如果说为了个人，为了小家庭，为了别的什么虽然正当美好的小目的，恐怕都是坚持不下来的！那确实，是为了一种普及于天下人的，瑰丽的理想，才使得她坚持下来！……所以，我跟奶奶有千冲突万冲突，我不跟她的历史冲突！……我常想，即使到了我这一代，我要否定奶奶他们后来的很多作为，甚至要改变一种活法，以至会让奶奶很伤心，可是我是永远不会否定到他们的历史的！没有他们的奋斗，哪有今天中国人的基本尊严？……我会伤她的心，可不会伤透她的心，因此，到头来，我觉得，我们是会终于相互理解的！……” 他听了非常感动，接过去说：“太好了！年轻的一代，不要否定老一辈仁人志士的历史；老一辈呢，反过来不要去否定阻止年轻一代的开拓转型……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民族群体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我们应当环环相扣，而又环环延伸……我这几年一直在想，到头来我们只能是用代间和解的方式，来解开遗留的死结……” 没想到宁肯却说：“保安，你这种想法，你父亲那一辈究竟有几个能接受？跟你同辈的，你这样的干部子弟，又究竟有多少？我很为你担心！搞不好，左边的说你右，右边的说你左，我们中间的呢，哈哈，又跟你并无共鸣！……看起来你自己也苦恼，怪不得你在电视里只能点到为止，含混了之！……” 他鼓励纪保安：“别听小宁的！阴阳怪气！……你其实不仅应该把你的思想说出来，而且应该把它写出来！……恕我直言，你们这样的干部子弟，真站出来为你们的长辈说话，让世人能真正理解他们，尊重他们历史的，实在不多！……我倒想起了一个作家，黄济人，对，是他，住在重庆的，他是国民党将领的子弟，所谓“国干子弟”。他这些年就写了好多书，写起义投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更写了许多被共产党抓住成了战俘的国民党将领，他写这些人的历史，让世人理解，认知……结果，人们读了这些书，可以弄懂国民党军队何以败北，可以理解共产党对国民党战俘的改造政策……这些倒还都不稀奇，最难得的，是从中写出了国民党败将们依然存在的人格，使他们能获得人格尊重！……夸张一点说，国民党人倒有他们的子弟站出来，为他们接二连三地树碑立传，他们算是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可你们呢，你们当中这样的代言人，就像你说的，尊重历史的代言人，谁呢？你们当中应该有练索尔兹伯里那个活儿的啊！要么，你带个头，你来写！……” 春冰一旁说：“雍老师，您大手笔，您来写啊！” 他便认真地说：“最好还是既有个体生命的真切体验，又有自觉的而不是勉强的代言人意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写出那样的作品……” 宁肯说：“代言人文学如今有几个人愿写？如今是一个充分地，甚至放肆地展示个体生命体验的时代！” 矫捷便问他：“你态度明朗点儿：你究竟认为代言人文学和非代言的个人文学，哪一个更文学？” 春冰听了说：“哟，跟绕口令似的！” 宁肯却只顾呷酒，吃涮好的肥牛肉片。 矫捷便指着宁肯说：“你这不也是‘含着骨头露出肉’嘛！” 他便代宁肯作答：“只要不是搞被动的，机械的，生硬的……宣传，而真是熔铸了个体生命体验与感悟，那么，代言人文学当然是很好的文学！……不过，不必拿各种文学来这样相比……不存在哪一种比哪一种更文学这样一个问题……” 春冰便问：“雍老师，那您写的，是哪一种文学呢？您代言不代言呢？” 他答：“我自己很清醒……我的出身背景，我的个人经历，我的性格气质，都决定着，我只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所以，我写的东西，一个是我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感悟，一个是我作为旁观者，对他人、社会、时代、人类，也包括大自然、宇宙的观察与思索……我写的，多数可能得算是旁观者文学……” 宁肯便望着他，问：“雍老师，您提到出身背景，那对我们确立自己的话语特征，真有抹不掉的影响吗？” 他说：“我以为是的。机械地用出身框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那是不对的；可是解读一个人，我以为参考他的出身教养，那是必要的……即使我们审视自己，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春冰说：“哎呀，有那么重要吗？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我算什么出身……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算知识分子吗？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嘛，工人农民是劳动人民的另一部分，A等于B，C、D也等于民所以A等于C、D，不是吗？……” 矫捷接过去说：“我倒觉得雍老师说得很有道理。我父亲是乡村小学的教师，可是他跟乡里的农民，究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宁肯知道，我们老家很穷，不仅是穷，还很愚昧……保安你听了不要别扭，我听我爷爷说，当年也曾有红军部队经过我们那儿，可是他们竟遭到了暗算……在他们夜里宿营的时候，村里的男人们出来，把他们都杀了，只有很少几个红军逃了出去，大多数，都被问棍打死，给扔到枯井里头……我爷爷记得，那些被杀的红军，有的还只是小小的年纪，大概也就十三、四岁……我问爷爷，杀红军的是不是都是地主或他们的狗腿子。爷爷说，地主富农自己倒没怎么动手，狗腿子嘛，也难说谁是狗腿子，杀红军的，有我爷爷那样的自耕农，更多的是给地主干活的长年。长年就是雇农，本是红军为之奋斗，要首先将其解放出来的人，可是，据我爷爷说，他们杀那些红军时，都很自觉，很勇敢……为什么要杀红军？那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认定他们是土匪，是流寇……我问过爷爷，难道红军自己不宣传，不告诉他们自己是干什么的吗？他说，他不记得那些红军有过什么宣传，再说一听红军来了，村里的人白天就都躲在家里，敲门也不开，晚上竟联合起来，干那样残忍的事！……这当然不是我的个体生命体验，可我的血管里，毕竟流着我爷爷传下来的血……等我一天天大起来，爷爷讲过的这些事，便成为我心上坠着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秤砣……后来解放了，搞土改，我爷爷算中农，他让我爸爸，到县上上了中学，一直读到高中，这在我们村，是了不得的学历！爸爸上完高中，回到家乡，在镇上小学当了老师，我妈妈也是老师……我爸爸也给我讲过可怕的事，就是土改的时候，斗争地主，地主确实该斗，可是那斗争会发展到最后，就有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拿着剪刀去剪地主的肉……这事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心里一直觉得，不该这样地去剪一个已经被绑起来的人的肉……他给我讲这个事，是因为，到我十来岁的时候，已逼近‘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发展到，地主家的孩子，其实已经是第三代了，就经常挨成份好的孩子打，父亲不让我参加那种事情，他说无论如何人不该折磨人……后来突然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我们那个村不知是怎么搞的，又杀人，忽然在一个晚上，把所有地富家的人，从老人到小孩，都给杀了，也是扔进那口古老的枯井里去，当年很多的红军的骸骨，还没有拾净，便又制造了新的骸骨……那时候我爷爷奶奶我妈妈都过世了，只有我和爸爸，忽然那些杀人的人跑来抓我们爷俩，我们又不是地富反坏，怎么也有死罪？抓住我们，把我们捆起来，就听见他们很认真地讨论，我们该不该杀？认为该杀的意见占了上风，理由是我爸爸说过，土改时不该用剪刀剪地主的肉，我呢，拒绝打地富的孙子，并且，我爸爸属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旧学校’就是资产阶级学校，培养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那不是比地富更反动？……可是在他们争论的过程中，我爸爸成功地逃跑了……那么，他们就围住我，杀不杀我呢？要不要把我也扔到那口井里去呢？……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算了！为什么算了？因为他们有好几个人说，要杀就全都杀了，跑掉一个，而且是个大人，那把小的杀了，大的他有一天跑回来报仇，可了不得！有的就说，‘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说是可以改造好的呀，改造好了，就不是资产阶级接班人了，也就不该杀了……” 春冰叫了起来：“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让不让人吃东西了！……” 宁肯说：“是很败兴！可……这也是历史，不是要尊重历史吗？” 纪保安说：“历史……应该是指……一个时代，主流的东西……” 宁肯说：“历史也有支流！……仿佛一个河系，它应该是网络状的……甚至应该是立体的……三维的……” 纪保安让步：“……当然，缴械说的，也是……历史的一个侧面……” 缴械并不缴械，他接着要往下叙说，春冰用筷子敲击餐碟，抗议：“我不要听了！” 缴械举举手掌：“好，小姐，我缴械！我不再说具体的事情了，可是……我想概括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并不一定都有那个运气，能在历史的主流里成长……历史的支流，甚至支流的支流，很可能裹挟着我们的生命之舟，把我们的个体生命，放逐在历史的边缘……” 春冰笑了：“这还差不多！刚才像个恐怖故事，现在嘛，倒有点像诗……” 宁肯便说：“当然是诗！……你们都不知道吧？其实，缴械原来是一心想当诗人的，他写了好多的诗，自费出过三本诗集呢！……他是这几年才下海的……” 缴械叹口气说：“学诗不成，愤而下海……哎，我是想说，每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他对这世界人生的感受认知也就真是不同……我是赞同雍老师的观点的！” 他的一双眼睛，在四个年轻人的脸上，扫来扫去，他看到，纪保安白皙光润的额头上，挤出了几道皱纹。 这位缴械先生的话，引出了他蒲公英种子乱飞般的思绪。是的，放在历史的主流中考察，砰砰砰，霍师傅钉那金殿臣宿舍的窗户，算得了什么？可是在他的个人生命体验里，在他个人的记忆储留中，那响声，那情景，那短臂上隆起的肌肉，那上下唇相挤而突出的细节，却至今拂之不去…… 他稍定神，听见缴械在说：“……你问我们家乡现在还穷不穷？不那么穷了……你别问宁肯，他号称我的同乡，论起来也真是一个县的……可他爷爷那辈就走出县城，混进城，早就变质了！……虽然父亲五年前亡故，我现在还跟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最近还回去过……现在我的父老乡亲们在干什么？……很多人，都在挖硫磺！他们突然发现，我们那儿的丘陵上，能挖出硫磺来，他们就你也挖我也挖，很积极地挖，跟当年杀红军，‘文革’中杀地富，那么一样的来劲儿！……挖出硫磺粗矿来，他们就地烧炼，使我们那个村，离它几里远，就熏得你眼睛鼻孔全跟着了火似的……污染之严重，农田的荒芜，就不多形容了……春冰小姐，又是‘儿童不宜’，好，我决不再形容这些个东西……总之，我心里很难过……是的，我的家乡，它为什么总是被放逐在历史的边缘？……” 他心里也很难过。也许，现在整体上，也是处在某一段大历史的边缘？所以有那么多人感到失落、困惑、焦虑！从老一辈，到最年轻的一代…… 他听见纪保安在问：“……那么，你认为，怎么才能使你那故乡，进入历史的正道呢？” 缴械在点一棵香烟，很沉郁的样子，宁肯便代他回答说：“要改变愚昧，要让下一代都能受到好的教育……所以，缴械他为他们家乡，捐了十万元钱，给那儿的小学……” 纪保安“啊”了一声，举起酒杯来，对着缴械，点下巴。缴械举举夹香烟的手，纪保安便自己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韩上楼的餐厅后面，有一个歌厅。凡在餐厅进过餐的客人，都可以免费到歌厅消遣，并得到一杯赠送的饮料。这歌厅的特色，是摆放了一架乳白的三角钢琴，有钢琴手为点唱自娱的客人伴奏；暂时无人点唱，钢琴手便弹奏乐曲，或边弹边唱以娱宾客。这比那种千篇一律的以音响设备伴奏的卡拉OK歌厅有趣多了。 他随着四个年轻人进了那歌厅。歌厅不大不小，空间感觉恰到好处。灯光也不太幽暗，装潢得固然较俗，但俗而可耐。他们选择了靠里面的一个隅，围坐一处。四位男士都要了咖啡，春冰要了柠檬苏打。 他想继续听年轻人侃，几个年轻人却想唱歌。服务员拿来歌名册，宁肯让他先点，他翻看了一下，很少有他会唱的歌；他注意到，歌名册中有好几面是“台语歌”，这恐怕是台资餐馆的特点吧。他把歌名册给了春冰。春冰翻了翻，都不中意，去问钢琴师，能不能弹芭芭拉·史翠珊的那首《RUN WILD》？那披肩长发的女钢琴师说可以试试，于是便给春冰伴奏起来，春冰唱得极其投入，只是很不流畅，唱完，连别的客人也给她鼓掌。接下去，宁肯唱了《同桌的你》，矫捷唱了《小芳》，然后是别的客人在唱。他很高兴又能回复到交谈中去——虽然在歌厅里交谈，往往不能充分地听清别人的话。 他希望能继续餐厅里的话题，可是四个年轻人却东一嘴西一嘴扯起了什么深圳文稿大拍卖，叶大鹰在俄罗斯拍《红樱桃》苦不堪言，激流岛诗人杀妻自尽，上海深圳新股票上市，长着几个脑袋的作家周洪如何频发警告，JJ迪斯科舞厅与亮马河硬石舞厅何优何劣，吴祖光与国贸大厦惠康超市的官司，四川黑竹沟森林的凶险莫测，张艺谋和陈凯歌新片子的风险，北京禁放烟花爆竹与限养家犬……这些话题要么离他太远，要么又近得令他发腻，他便都没插嘴。当春冰再一次提到电影时，宁肯对几个年轻人说：“对了，雍老师跟《栖凤楼》的制片人还有主演什么的特别熟……不知道拍得怎么样了？前一阵子小报上很鼓吹渲染了一家伙，最近又不大炒这座楼了……”又问他：“雍老师，您是这片子的文学顾问吧，您觉得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东西吗？” 他这才忽然想起，他本是受闪毅之托，有事来找宁肯的，于是他赶紧凑拢宁肯，把有关的情况概括了一下。宁肯听了后说：“我倒还没听说，有观众提供了这么个曝光的线索……听你这么讲，是个偶然事件，那我们没多大的兴趣……我们现在主要是尽可能为老百姓说话，当然，也不能曝光曝到引发出事端来……有的我们拍出来了，自以为是很把握分寸的，结果审查还是通不过，压在那儿……哎，‘一仆二主’嘛，观众和领导都是我们的上帝，让两个主都满意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两人正交头接耳，忽听有人招呼：“Hi！” 他抬头一看，一张笑脸正浮在上方，眼影染得很浓，嘴唇上的玫瑰紫色唇膏显得很怪……是卢仙娣！ 卢仙娣不是一个人来的，旁边是台湾来的杨致培先生。 他只能赶忙站起来招呼。他要把几个年轻人介绍给卢仙娣他们，可是卢仙娣无需他介绍，原来四位年轻人卢仙娣都认识，“万国通宝”的法力真是名不虚传！卢仙娣大大方方地把杨致培介绍给了他们。 于是七个人坐到一处。 卢仙娣乐呵呵地说：“是我把杨先生拘到这儿来的，他本是不愿意来的，他说，什么？韩上楼？这不是台湾的买卖吗？……他懒得来，在台北，他家街对面，就是一家韩上楼……可我还没来过嘛……我想涮石头火锅，就把他拽来了！……” 杨致培说：“是呀，这算怎么一回事呀，来北京，要上楼，就上萃华楼、鸿宾楼嘛！要吃涮火锅，就该上东来顺，涮正宗紫铜炭火锅嘛！……也实在奇怪，你们北京，引进这个不伦不类的韩上楼干什么嘛！” 卢仙娣一旁凑趣说：“麦当劳，肯德基……可以给它扣上一，顶‘后殖民’的帽子，这韩上楼，还有统一方便面什么的……该扣顶什么帽子呢？‘后反攻’？……哈哈哈……” 他注意到，坐在他正对面的纪保安脸色变得很难看。 卢仙娣却仍肆无忌惮地在那里发挥：“……确实是不伦不类！如今的北京，简直成了一个‘后现代’的大杂烩！……更可笑的是‘加州牛肉面大王’，在美国加利弗尼亚，那只是唐人街里很小的买卖，有几个正宗美国人知道它？到了北京，倒弄得一般老百姓，以为吃了那牛肉面就去了趟旧金山、洛杉矶似的！……还有做‘康师傅’方便面的，在台湾其实是很小的一家公司，现在北京却无人不知‘康师傅’……” 宁肯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好吃，管它在那边是大是小，知名不知名呢！……拿来主义嘛！” 这下杨致培说话了：“为什么拿这些东西过来呢？为什么让他们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呢？你是社会主义嘛！你不要这样嘛！……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偷看一本从美国辗转传过来的《人民画报》，那上面自力更生的镜头，好让人激动啊！高高的钻塔，堆积如山的棉花，还有围湖造田，教授养猪……朴素清爽的城市面貌，全民农工化的平等境界……好激动啊！……可是那时候只能神往，难得亲近！……现在终于能来了，却让人……比如此时此地……简直跟台北无异！恕我直言：这是何苦！……” 杨致培的这个思路，他早知悉，也早与其争论过，并不以为奇，可是对于几个年轻人而言，却颇具冲击力。 春冰说：“哇！还有您这么想的！……可是教授养猪，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呢？除非他是个专门研究畜牧兽医的教授……” 矫捷说：“围湖造田，是不讲科学的……结果粮食并没有丰收，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 宁肯说：“您的这些议论，让我想起了我采访途中遇上的一个英国老太太，她也是很不高兴，因为她来中国，是为了看蒸汽火车头，还有茅草屋，水牛拉犁……什么的；她说她多年前来过，都看见过，她坐的客车就是蒸汽机车牵动的，从车窗望出去就能很方便地看见茅草屋、水牛拉犁，还有比如说木船上补了大补丁的帆呀，光脚走在乡间小路上，头上缠着厚厚的蓝布的农民呀……现在她来，却怎么也找不到蒸汽火车头，拉她那软卧车厢的，是跟英国几乎一模一样的电气车头，而从车窗里望出去呢，居然净是些方方正正的新瓦房，甚至于是些模仿他们西洋样式的小楼……很难看到牛拉犁，也很难看到光脚或草鞋……最伤心的是，人们的服装也毫无新奇感，要么是夹克衫，要么竟居然也是牛仔裤……她伤心地说，既然我只能看见这些，又何必花那么多钱，从那么远跑过来呢？……她说她希望我们这里永远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可以让她在厌倦了她们那里的生活氛围以后，能随时花钱来享受一番古国风韵！……” 矫捷补充说：“可是，给她住的宾馆饭店可得是提供西方式卫生间的，我想她一定不能忍受中国古老的马桶或茅房蹲坑……” 卢仙娣代杨致培抗辩说：“杨先生可不是你讲的英国老太太那种人……那种资产阶级老太太是把中国当成一个古玩来猥亵，可是杨先生，却是把中国大陆当作是一个乌托邦的可触摸的雏形来向往的！” 杨致培却并不领卢仙娣的情，他说：“怎么是乌托邦？实实在在的嘛……” 纪保安发话了：“杨先生，那是实实在在的，可也确有乌托邦的成份！……我能理解，从旁边看，得出个结论，欣赏也好，奚落也好，是一回事；置身其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管怎么说，世界，人类，发展到了这一步，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关起门来自我发展，无论怎么努力，演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戏剧来，使从旁看来的人多么地感动，到头来还是不能大大地提高生产力，不能切切实实地富国富民……当然，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能丢，可是对外开放实在是至关重要，这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的正面效应，大大超过了派生出来的负面效应……” 他注意到，纪保安讲话时，杨致培在一旁仔细地研究纪保安递给他的那张名片，一定是杨致培发现了纪保安的处长身份，并且心中很不以为然（“你来给我上课吗？”），嘴角浮出了几丝不耐烦的冷笑…… 宁肯的呼机响了起来，矫捷的手机也有人打来了电话，于是他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累了……”于是便站起来告辞。 他和四个年轻人都要走，卢仙娣说还要跟杨先生消磨一阵。 他都走到歌厅门边了，卢仙娣忽然追上来跟他说：“嘿，告诉你，我昨天安排林奇跟杨致培见面了！” 他问：“怎么样？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卢仙娣说：“哪的话儿！” 他觉得有些出乎意料，便再问：“杨致培对林奇印象怎么样？” 卢仙娣说：“他也没多说。只是今天一起吃石头火锅的时候，我提到林奇，他忽然很痛心似地说：林奇他怎么能背叛无神论呢？！” 他说：“林奇并没有皈依哪个宗教啊！” 卢仙娣说：“可是，他感觉，林奇已经掉到泛神论的坑里了！” 他便不再说什么。 卢仙娣追上他并不是为了报导这个细节，而是仍旧让他帮助促成法国使馆签证的事——林奇的签证仍未弄妥。 在那样一个场合，他也不好再推托，便含糊答应说尽量效力。 康杰拍完那天的戏，没直接回宾馆。他在外面吃完饭，回到宾馆时，刚进前厅，服务台的值班小姐就招呼他说：“有个老头找您！在这儿等了老半天！我们跟他说，您可能很晚才回来，也可能今晚上根本不回来，他才走了……” 康杰忙问：“他留条儿了吗？” 值班小姐说：“我们请他留言，他说不用写了，就让我们告诉您，他叫漆铁宝……” 一听这名字，康杰便“啊”了一声；可是，铁宝师傅至多也就五十刚过，怎么会是个老头呢？他便问：“是个老头？” 值班小姐点头：“可不，满脸褶子！” 漆铁宝是康杰原来所在的那个工厂的一位师傅。自打康杰脱离工厂当上个体演员以后，再没联系过。今天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找自己呢？ 康杰先回房间洗澡。一边冲着淋浴，一边琢磨这件事儿。 十来年前，康杰刚进厂当电工时，漆师傅才三十多岁。漆师傅是个管子工。电工和管子工，常有“联合作战”的时候。见多了，互相也便增进了了解。漆师傅那时候还没结婚，原因不问自明：穷。漆师傅工资本来不高，厂里那时效益就不好，奖金常不到位，而他还要赡养双亲，谁肯嫁他呢？康杰注意到，除了厂里发的工作服，漆师傅一年四季，似乎只有一套中山装，一件衬衫，总那么倒换着穿；冬天多一套绒衣绒裤，棉大衣也是厂里发的；这在五、六十年代，也许并不稀奇，可是在八十年代，就不多见了。不过，漆师傅却从不让人感到邋遢。那时候康杰挺追逐时髦，挣的工资，很大一部分用在买穿的上，不过，在别人眼里，却往往是“鲜一阵霉一阵”，也就是忽而溜光水滑，忽而邋邋遢遢；康杰业余练武术，出汗很多，衬衫换得挺勤，可领口还是免不了总显得脏兮兮的；漆师傅虽不练武术，可管子工干起活来，比电工要费劲儿，汗水淌得也很不少，然而，康杰注意过，漆师傅每天来到厂里，不仅外面衣衫整整齐齐、清清爽爽，那露出的衬衫领于，也总是干干净净。漆师傅会不会是有几件一样的衬衫，在倒换着穿呢？有一回康杰跟他一起干完了活，同到厂里淋浴室淋浴，趁他先进去一步，在更衣室里，用油性记号笔，在他那衬衫背后，最靠下的里面，点了个记号；当时记得，那衬衫的领口，因为刚干完活，是有汗尘的；第二天他们又该在一起干活，聚一块时，康杰一瞥，漆师傅的衬衫领口不仅洁白无疵，而且显得跟新的一样；但是当干完活他们再去洗澡时，康杰偷验那件衬衫，却发现头天他点的那个记号，依稀可辨；他恍然：漆师傅一定是每天回家后都要洗他的衬衫，那领口，想是快磨破了，他头晚拆下来，翻了一面。 谁知如此考察漆师傅的，竟还另有其人。那是厂里的一位寡妇。她可不是像康杰那样，仅出于好奇。她也注意到了漆师傅的衣衫永洁；也怀疑过：此人穷虽穷，恐怕并非是只有一套中山装；于是她在某日，趁漆师傅脱下外中山装外套，挂在车间一角的休息室时，用香烟头，在漆师傅那外套的背后，也是靠下的地方，给烧了一个小洞。第二天漆师傅来上班后，那身中山装虽旧，却照例笔挺。于是她注意检验：背后她做的手脚，依稀可辨，只是已被细心地补缀过了。于是那寡妇决心委身漆师傅。传说那寡妇突然到漆师傅家拜访，发现漆师傅光着个大膀子，只穿了个大裤衩，见她来了，惶恐不堪，最后竟只好抓起床上被子围在身上；原来，他一下班，便把衬衫、中山装都洗了一遍，晾在那儿，还湿漉漉的呢！ 寡妇追求漆师傅，漆师傅受宠若惊。他们结婚了。当然没有大操大办，只在厂里有关的车间里散发了一些喜糖。那时康杰已经常去电影摄制组跑龙套，心思早不在厂里。后来听说，漆师傅和他媳妇，连同他的老父老母，还有媳妇带过来的两个闺女，一大家子六口人，虽说平均收入在京城里是最低的，但日子居然安排得井井有条，温饱而和睦。 ……今天漆师傅，怎么突然跑来找我？康杰寻思，想是他生活上终于发生了本身难以调节应付的困难…… 对了，康杰想起来，曾遇过厂里其他人，听过一耳朵，就是那厂子，已被别的厂子兼并，兼并后为保证效益，决定重新定员，采取合同制聘任，这样没被聘任的下岗职工，便需另谋生计……想来兼并后的厂子，自然无需那么多的电工管工，加上漆师傅已过五十，很可能是让人家给“剩出来”了……可他那么个家庭状况，如不迅即想辙，怎么撑得住啊……想必漆师傅是万般无奈，才来找我，以解燃眉之急…… 康杰一边享受着淋浴喷头泄下的水流——他只用冷水，这习惯已坚持十多年了，淋热水反而别扭——一边想，也是该帮漆师傅一把，不过，刚刚帮了“十四点”两万块，再往外掏钱，说实在的，虽演了几次主角，手里如今有几个钱，可远不到扮演慈善家的份儿……他后悔对“十四点”那么慷慨，那是“锦上添花”，其实大可不必……现在需要对漆师傅“雪中送炭”，却再难豪气冲天！…… 康杰想，漆师傅是个老北京，老北京人的特点便是死要面子，你看他当年穿衣服，便是面子第一嘛！也不知他当年怎么能保证头天洗的衣服，一夜间能晾干！这好面子，是优点更是缺点！优点，是说能克己，对他人和社会绝无挑战性威胁性；缺点，则是没有进取性，太无冒险精神与竞争意识，你衣服不够，你主要的出路，应当是想办法多挣钱，去买新的嘛！一味地俭省，到了那种地步，你的美德也变馊了嘛！…… 康杰洗完穿衣服的时候又想，我新接的这个本子，恰好是鞭挞老北京的这种“优美惰性”的嘛！也正巧，他漆师傅找上门来，正可给我塑造角色，提供依据…… 康杰和潘藩一样，对《栖凤楼》的拍摄早已厌倦，潘藩已经接了《城市绿林》，康杰则接了《爷们儿歇菜》。当然对《爷们儿歇菜》这个剧名，康杰还有些个意见，晚饭和这部戏的导演在餐桌上，他们还有所争论。康杰主要是觉得这部戏虽说是揭示老北京人惰性的，可影片拍出来可并不是只给北京人看，北京人懂得“歇菜”是“歇下来什么都别干了”的意思，外地人却未必懂，广州人就可能完全莫名其妙……那导演却说：“名字怪一点好，其实《雅马哈鱼档》北京人也不是都懂，可味道在那儿，北京观众看完了，也就明白了嘛……”当然康杰也不是坚持非改名不可，不管怎么说，他对这部戏比对《栖凤楼》感兴趣，不仅这部戏离他的生活感受近，而且，在这部轻喜剧里，他不再是个被导演拿来当“大只”，亮一番“块儿”，展示一番武艺，与“枕头”相配套的那个“拳头”了，他将扮演一个下了岗以后，明明可以找到许多生财之道，却碍于面子，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全让外地人把那些钱挣走了，自己于是在牢骚满腹中，作安贫乐道状，那么样的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剧本对这个角色的塑造虽然还大有可调整之处，可是他已答应下来扮演，并轻易不会放弃；最根本的一点，便是他将不再是靠武术吃饭，而是能过一把性格演员的瘾！ 于是康杰急于找到漆师傅。漆师傅需要他，他也需要漆师傅。 他穿戴好，下楼去。在电梯里遇见了潘藩。潘藩显然也是刚洗了个澡。他们这天一起拍了十几个镜头，都够累的。 潘藩一见他就说：“哥们儿，还往外跑，也不歇着！” 他便说：“你呢？怎么比下午还精神！” 潘藩便对他眨眨眼，满脸心照不宣的怪笑。 是呀，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早都“身在曹营心在汉”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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