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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想起这一切,鼻息里,就总有一种尚未冷却的铁砂的味道……
  作为工宣队的一名队员,王师傅不起眼到常常被人们忘却的地步。他不是党员,在工宣队里分工很不明确。他在会上从不发言,在会下也很不活跃。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工人派进工宣队?当时,单位里也没有人往深里推敲……
  记得那一年夏天,到农村拔麦子,分住在农民家里,一个炕上睡十来个人。他和王师傅紧挨在一起,王师傅紧靠着墙,夜里,王师傅的那个枕头,便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来。他有一晚忍不住问:“这味儿……不馊不臭,唔,挺好闻的……这是什么味儿呀?”王师傅对他说:“能觉着好闻吗?我这人,也给熏成一个味儿了吧?这是翻砂车间铁砂的味儿吧!”
  后来他一度把那味儿忘记了。
  十多年以后,他已经调出原来的单位,并且迁到了郊区一个新的居民区住。那居民区不远,便是好几个大工厂,其中一个,便是钟师傅、王师傅他们所在的厂。有一天,他到那厂里去采访,接待他的,都不是当年去他原单位的工宣队的成员。采访完,他便问起钟师傅,人家告诉他,为小儿子进厂接班,已提前退休,另到别处看仓库去了。他也就不再问别的人……接待他的人带他在厂里走马观花,走着走着,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气味,袭进了他的鼻腔,于是他下意识地问起了王师傅,对方说:“怎么,他当年也是工宣队员,去过您那时候的单位吗?他倒还在,他就住在厂里,他的宿舍就在这后边,他的床位多少年没动过,他可是咱们厂的老人啦!……”接着便带他去那宿舍。
  ……那是一间很大的集体宿舍,里面大约有六、七个单人床,因为离铸工车间很近,因此弥漫着尚未冷却的铁砂的气味……王师傅竟恰好在宿舍里,光着膀子,不知原来干着什么,听见招呼,转过身子,看见他站在面前,一贯缺乏表情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种或许是惊喜的纹路……
  直到那一天,他才真算是跟王师傅认识了。
  王师傅的存在状况,为他掀开了以往不曾真正了解的那部分生活的帷幕,当然,只是一角……
  王师傅一直独身。为什么一直独身?不知道。在他看来,王师傅是一个很健全的男子,不会存在生理上的隐因。厂里职工宿舍多年紧张,未婚工人,哪怕是老工人,也不可能分到单独的住房,只能在集体宿舍里分配到一个床位。
  王师傅作为工宣队一员,进驻到他原来那个单位时,已经三十七八岁。钟师傅特意说动当时厂领导,把这位既非党员,也非“文革”积极分子,并且寡言少语的翻砂工编进工宣队,是出于一个很朴素的动机:让王师傅能有一个好一些的床位——那是真的。工宣队进驻他们单位时,两位师傅合住一间很不小的屋子,比王师傅当时在厂里十多个人合住一屋,那可是强多了!
  按说,五十年代从农村来的工人,住进大工厂的宿舍,心里都知足。因为有了的不仅是一个床位,还拥有了城市户口,有了让留在村里的人听来是天文数字的工资,睡的不再是土炕而是木床,吃饭有食堂,洗澡有澡堂,看电影有礼堂……但是,绝大多数都陆陆续续地结了婚,搬出了集体宿舍,补充进来的,是一茬茬的年轻人,滞留不去的,如王师傅这样的光棍,他那床位,便越来越犹如万木春前的枯树桩……
  王师傅的年龄,逼近五十五岁了,却还是独身。厂里后来有一条规定,独身的老职工,如男到六十女到五十五,可以分配到一间单独的住房。但仅就他后来几次到王师傅宿舍去的所见所闻所感,心里也不禁替王师傅焦虑:哪儿能再熬到六十啊!他那张床位,实在是令人见之鼻酸!
  ……不是同宿舍的年轻人不尊重王师傅,他们甚至于生怕引出王师傅不快,因而格外地尊重并照顾王师傅……他们总是让王师傅挑选最喜欢的位置,主动为王师傅的热水瓶灌热水,不要王师傅搞卫生,当他们感到他们一伙的嬉戏与荤话也许会让王师傅“吃心”时,他们便会缩脖吐舌,朝王师傅报以歉笑……但这反而令王师傅更尴尬。于是,后来王师傅除了睡觉,就尽量到厂内花园呆着,或到厂外大街上去遛弯儿……
  他有他的世界,说实在的,王师傅的世界跟他的世界重叠处不多,他没把王师傅常搁心中,他只是偶尔去厂里,到王师傅的宿舍里坐坐。有时,他只是在居民区的街道上,遇到王师傅,于是双方打个招呼,站住,聊上几句,如此而已……
  那是八十年代快结束时了,有一天傍晚,记得夕阳斜铺到居民区临街的大板楼上,令一面墙上的玻璃窗,全都变成了耀眼的桔红色。就在那座楼下,他又与王师傅不期而遇。两句泛泛的问答后,王师傅忽然出乎他意料地说:“小雍,你现在有功夫吗?你没吃吧?我……我有点事,想……让你给我拿个主意……咱爷俩,一块儿喝点啤酒,咋样?”
  是的,也许二十年前,王师傅作为工宣队员,曾叫过他“小雍”,但他们重建联系后,他不记得王师傅这样称呼过他,他们见了面,王师傅总是以点头,或淡淡地微笑,来替代称呼。并且,虽是对他有问必答,却从未提出来,要跟他商议什么……
  他们在一家小餐馆,拣了个冷座,面对面坐下,点了三个冷盘两个热菜,要了两升啤酒。他不问什么,只等王师傅说。王师傅却闷头吃菜、喝酒,良久,才抬起头来,突如其来地问:“你说,这么着……成吗?”
  他笑说:“怎么着呀?我还一点不明晰呢!您倒是先跟我说搭说搭呀!”
  王师傅脸上的几根大纹路抖了抖,这才跟他细说端详。原来,王师傅的弟弟也是那厂里的老工人。不过,王师傅平时并不怎么跟弟弟来往——人家是一大窝子人,除了弟妹,还有仨侄儿俩侄女,如今又都结了婚,生了一下一辈;老人一家跟王师傅弟弟弟妹住,家里还有个岳母,王师傅因此认为,自己去那儿“添什么乱”!每年春节,弟弟总让侄儿来叫他,一起吃团圆饺子,那他去。不过,去了除了问几句好,就埋头吃饺子,蘸好些个腊八醋,吃完了,抽棵烟,再坐不住,便告辞,回他那集体宿舍的床位……最近,他最小的侄儿来找他,这侄儿也是他们厂的工人,说是登记结婚了,可按厂里的规定,像他这样的青工,起码五年以后才能分上房;而王师傅他呢,也需要再等两年才能分到一间自己的房;于是,小侄儿就生出个主意:他们合起来申请住房,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在最近一轮的分房中,稳分到一个两居室的新单元!开头,王师傅还没绕过弯儿来:“那厂里就能答应吗?”小侄儿便叫了他一声“爹”……那就是个办法,确实是个办法!紧跟着他弟弟来了,也是这个意思,简言之,就是将小侄儿过继给他为子,这样,他就成为了一个四口之家(侄儿媳妇,过继后便是儿媳妇,已怀孕八月)的长辈,按厂里的分房方案——那是要一项项算分数的——他们这样一个三代四口之家,所得的分数,恰好符合分到一个新楼二居室单元的条件……
  他听完了王师傅断断续续,夹杂着口吃与停顿的叙述,没有马上表态。他望着王师傅那张虽有几条大纹路,却并不能称之为苍老的脸,那一双眼睛,还很有些个精、气、神……王师傅的肩膀很圆实宽厚,浑身颇外溢着些个阳刚之气……他心里嘀咕:王师傅并不满花甲,难道就真不能找到个相当的妇人,与他结成下半生的伴侣?与其同那往日并没什么亲情的侄儿一家组合起来,莫若找个能给他情爱的寡妇去组合……
  但是,在王师傅真诚期待的日光下,他感到自己实在不能“添乱”……想了想,他说:“我觉着,这样挺好……您能马上有自己一间屋了……不再是光有一个床位……自己一间屋,关起门来,惟我独尊,多好的事儿呀!”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几个月后,他去那新楼看望王师傅。王师傅显胖了,衣衫也整洁了许多,说是现在车间领导很照顾,上班基本不动手,就是给青工们支支嘴,实际上等于技术员,这样再耗两年,到日子就办退休手续,能拿百分之九十的工资额呢!要提前退就亏了,像钟师傅,只拿到百分之七十……
  王师傅告诉他,儿子儿媳妇都挺孝顺,儿媳妇生下的胖孙子,他挺喜欢,都说过继的儿子隔一层,孙子那就不隔了,打小看大,能不是嫡亲的吗?
  小两口住单元里大的那间,装修得挺时髦,他住小点的那间,虽说小点,却显得挺豁亮,他不让小两口给他装修,他说白墙水泥地就看着不闹心;他把集体宿舍里那张睡了几十年的木床,还有用了几十年的一个杂物柜和大木箱子,都搬了进来。他说那不能扔,那都是他多年的伴,有感情了!他只置办了两样新东西,一样是一台当时最新潮的二十一英寸遥控彩电,日本原装货;一样是两个单人沙发和一个茶几;这样,他关起门来,沏上一杯茶,抽上一棵烟,坐在沙发上,二郎腿一跷,挑那他喜欢的电视节目一看,俨然小神仙不是!他爱看什么电视节目?一是戏,特别是评戏,京剧也爱,还有相声曲艺什么的,电视剧爱看武打的,像《霍元甲》什么的,特爱……
  小两口每晚都做现成饭给他吃,还总给他买酒,他也不好别的酒,要喝,就喝二锅头。但他有时候要自己做饭吃,不是对小两口做的不满意,小两口也明白,跟他们合要这房,为的还是“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有时候自己弄弄饭,心里头痛快,因此也就不阻拦。他有时候也跟小两口坐在厅里,合看小两口买的那台电视,算是全家同乐。除了逗弄孙子。他平时不会进入小两口的天地,小两口更几乎不进入他那间屋;这样过着,倒也都挺自在。
  王师傅渐渐喜欢在自己的屋里接待个把客人,可来访的客人可真不多,来得勤点的,一个是钟师傅,一个便是卖文为生的他……
  他对王师傅,接触不可谓不多了,但往往在告辞而出时,咀嚼起他们的交往来,却还是不能理出多少深层次的东西。王师傅的内心,究竟都涌动些什么?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王师傅的价值究竟何在?王师傅的精神生活,除了看《花为媒》或《霍元甲》,还有些什么?……他原以为王师傅不怎么识字,不会读书,但有一回,他在王师傅屋里的茶几上,看到一本捏出手印的《彭德怀自述》,颇感惊奇。他问王师傅:“您正看?”王师傅答曰:“正看得眼珠子热呢……好人里头,我头一个佩服他!”这话让他心里一震。
  是的,即使搬进了新楼,王师傅那间屋,他那床位上,还是发散出一股特有的味道,他确实觉得并不难闻,那是尚未冷却的铁砂气味……
  后来就是那一年的夏天。那个晚上,王师傅的儿子,骑上自行车,看究竟去了。第二天天亮没回来,到晚上还没回来,第三天还没回来……第五天厂里通知,去认尸。王师傅和媳妇一同去了,确实是他们家的人。算是“咎由自取”……
  他很多天意识里丝毫没有王师傅存在。那是酷热的夏日。一个晚上,他下楼散步。很谨慎地,不往远处走。他在楼区的林荫道上遇上了王师傅,头一眼便吃了一惊,王师傅只穿了一条短裤衩、一个汗背心,脏兮兮的,原来很丰茂的黑发,花白得扎眼,胡子拉碴,脸上除了原来的长纹路,平添了许多细琐的小碎纹,只是身板、臂膊仍很健壮……是王师傅自己,用一种仿佛叙说别人家的事的口气,把那变故告诉了他。他是怎么安慰王师傅的?不记得了。那个夏天他心里很乱。谁来安慰他呢?
  可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夜里,很偶然地,他在楼区绿地的小亭子里发现了王师傅,当时楼区旷地几无人影,幢幢居民楼的楼窗,在雨幕中闪动着幽幽的黄光……王师傅没带伞,没披雨衣,只穿着皱皱巴巴的外套,蓬头垢面的,默默地抽着烟……他在王师傅身边,只感到鼻息里,氤氲着尚未冷却的铁砂的味道……他问:“您怎么还不回家?”王师傅反问他:“你呢?”他说:“我这就回去。您也快回去吧!猛一下雨,还真有点凉呢!小心感冒……”王师傅闷闷地说:“你回吧……我再呆会儿……”
  又过了很多天,入秋了,他在商场门外意外地遇上了钟师傅,立谈中,才知道,王师傅竟搬回集体宿舍中住去了!“那为什么?”他问。钟师傅叹口气说:“……那小子一死,你想想,他跟那小媳妇在一个单元里,算怎么回事儿?原先,有儿子在,那是个纽带吧,什么都好说,也都方便……这儿子一没,媳妇还认他吗?亲儿子死了,媳妇一改嫁,也难认你爹了,何况这儿子还不是亲生的……要是孙子大点儿,能叫他爷爷了,对他有个印象了,那孙子也还能成个纽带,偏那孙子还不满两周,啥事不懂……那小媳妇娘家,来了个没过门的妹子,陪她姐姐住,黄花闺女一个。你想,虽说各屋另有门,他还方便吗?今年夏天又格外的热,他又爱光个膀子什么的,最起码,得经常穿汗背心吧。这些个琐琐碎碎的小事儿,如果那傻小子在,都好含糊过去,算不了啥,可没那么个纽带了,你想想,他在那单元里怎么呆?所以,自那以后,一起头,他就尽量地不着家,每晚在外头瞎转悠,直到估摸着回去打不着照面了,他才回屋去睡觉!……虽说厂里楼里倒没什么人闲嚼舌下闲蛆,可他自己个儿得避嫌疑呀。他虽说眼看到六十该退休了,毕竟是个童男嘛,比我们都少相不是?身子骨又奘,火力旺,整晚上跟一个小寡妇外搭一个黄花闺女睡在一个单元里,长久了,怎么个了?……再后来,他和那小媳妇就都跟厂里提出来,另分他们两间单独的房子,分开住。一是厂里哪儿来的两间现成的空房?二是,那小子的死,不但不能算因工死亡,连正常死亡的份儿都不够,当干部的,谁愿为他的家属提供特殊照顾?……就这么着,你那王师傅,他就自己搬回了集体宿舍,如今,他又没了单独的窝儿,只有一个床位罢了!你说说看,难道这是他命中该着吗?……”
  得知这详情后,有一天他就找到厂里的那间集体宿舍。宿舍里的青工正在打扑克“拱猪”,闹闹嚷嚷的,不见王师傅的身影。他问,没人正眼看他、理他,只是说“那老帮子,不知道哪儿转悠去了……他的床靠南窗!”他找到王师傅那个床位,坐下来,鼻腔里有着尚未冷却的铁砂的气味……一扭头,看见铺着脏兮兮的枕巾的枕边,撂着一本已经卷角的书,是《彭德怀自述》!
  ……他走出那间集体宿舍,背后传来一阵或因输或因赢而爆发出的哄然怪叫,心里一酸,眼睛就潮了……
  如今他坐在“罗马大堂”中,呷着掺热奶油的意大利热咖啡,回想完这一切,惊异于自己超常的冷静与平和。正如同有一回他看到美国《世界新闻与报导》杂志封面上所刊登的一幅关于索马里饿殍的照片,印象很深,难忘,却保持着一定心理距离,没有大惊,不生大悲……这是他的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19

  706房间的门没关拢。他原以为他比约定时间晚许多才到,闪毅会不满,但尚未走进去,便听到一个不陌生的喉咙,在里面高谈阔论……
  那是野丁。一个很想出名却仍未能出名的搞文艺评论的人。他在某些作品讨论会上见到过这家伙。后来知道此人跟闪毅是大学同学。
  野丁原来发表稿子比较困难。据说他读书多而杂,学问新而博,笔头急而快,投稿频而多,却奋斗几年,未能脱颖而出。最近他似乎是有了顿悟,一篇骂当代人皆尊重的文学前辈的短文,虽只是刊于外省一家发行量很小的杂志,但因其坦直与尖锐,故而在圈内颇有一传十、十传百之效。一些在渐无热点的时势下,希图以强刺激增加吸引力,以扩大销路的报刊,便对他看好,争相约稿,因此他刚刚有“贫农翻身”之喜,有人已称他为“当红P派批判家”,是的,每当人们对“好派”即捧派批评生腻时,“好个P”的“P派批评”便一定会成为时鲜……
  他进到屋里,闪毅和野丁都看到他了,却都没有特意招呼他;闪毅坐在沙发上,脸上挂着一种捕捉与不屑交织而成的表情,眼光随在地毯上走动的野丁而移动;瘦削而细高的野丁,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舞着双手,以肢体语言雄壮着他的高论……
  他自己坐到离他们二位稍远的一把软椅上,且作壁上观。
  听出来了,野丁是在抨击闪毅他们公司所投拍的那部电影,当然,他的立论颇有高屋见瓴之势,并且正当批判的高潮,因而满脸溅朱,唾沫四溅:“……你们应当扪心自问:亏心不亏心!在这样一个理想破灭、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的世纪之交,你们,知识精英们,不是挺身而出,敢于高擎理想的火炬,攀登精神的高峰,伸张道德的光辉,构筑人文的心堡,而是在那里浅吟低唱,小桥流水,风花雪月,淡淡哀愁……甚而胡写历史,伪造民俗,惟性而上,形式游戏,媚俗媚外,饮鸩止渴……你们的良心哪儿去了?良知哪儿去了?良能哪儿去了?……看看吧,如今的中国文化人,竟都是些什么畸物?老的,养尊处优,尸位素餐,不述不作,惟求自保,最高言论,竟无非是‘说真话’三个字!知识分子要说真话,这是不言自明的,是最低及格线……把最起码的ABC,竟奉为了金玉之论,这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是耻辱,拿到世界知识分子之林,即便不是侏儒言论,起码是‘小儿科’,徒然令人齿冷!最古怪的,是竟还有人在报上发文章称,‘说真话’的标准都还高了,能够不说假话,已属为人的高风亮节。这不是教唆我们青年一代,把灵魂蜷曲起来,苟活于世吗?!我就死不能懂,为什么当年批判胡风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不能一个一个地挺身而出,大声地宣布:No!结果弄到把胡风他们抓起来,宣布为反革命集团,投入监狱!试想,倘若情况相反,那又会怎么样?……老朽们,不说也罢!中年一代又如何呢?他们急着天女散花般创作,今天出书,明天抛文,稿费要求从优,生活追求雅致,全无曹雪芹般的志向!为什么不能蓬牗茅椽、绳床瓦灶、一箪食、一瓢饮?为什么不能耐寂寞、经磨难?更不要说他们一个个巧言善辩、嘴尖皮厚,指望他们拍案而起、为民请命,那是一点门儿也没有!至多是隔靴搔痒、小打小闹,犹抱琵琶半遮面,风雷一起各自散!哪一个是不怕把牢底来坐穿的?哪一个能‘我自横刀向天笑’?让我们满眼里尽是软骨病患者!……至于所谓‘新生代’,那就更等而下之!或公然游戏人生,或象牙塔里逍遥,无病也呻吟,闭门造洋车,要么俗不可耐,要么让人看不懂……至于对孔方兄的崇拜,对西方文化的跪倒,就更让人倒胃翻肠!……这决不是我危言耸听,苛求挑剔,真真是试看今日文化场上,竟都是谁家之遗孑?!……你会问我,难道‘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吗?有是有,但确系凤毛与麟角!依我看来,也就是林奇,堪称是中流砥柱,真精英,好汉子!可惜这样的铁肩能担道义者,现在是孤军奋战,形只影单!……话题扯太远了,还是拉将回来吧——我奉劝你三思而行,不要把资金花费到你们这个破本子上,拍这种无聊的电影!你总还是中国人,你的热血总该还能沸腾,这样一笔资金,为什么不用到刀刃上,拍一部能唤起民魂的扛鼎巨片?!……”
  以前他听这位“P派批评”的侃谈,总没顺耳的句子,但彼时彼刻,不知怎么的,那话语里所跳荡着的某种情绪,竟令他耳热。是的,至少,你不能把野丁的这种发泄,都视为他是在甩进入“名批”行列的敲门砖,仅属一种个人的偏执乃至诡谋……
  闪毅听完野丁的一番聒噪,却耸耸眉,嘴角挂出几斤重的冷笑,闲闲地说:“什么样的资金,拍什么样的电影……国家资本投资,拍‘主旋律’;民间资本投资,拍武打、言情的娱乐片;我们,外资投向中国,所要的,就是顺着张艺谋、陈凯歌拍《大红灯笼》、《霸王别姬》的路子,拍能合西方人口味的高档艺术商业片;那标准也很简单,一是要有让西方人眼睛一乍的东方风情,一是又要让他们看了感到人性的相通……拍完了,一是要力争在戛纳、威尼斯、柏林……等A级国际电影节上拿奖,二是要进入西方大的电影发行网;一句话,要名利双收,有利于资本再积累、再投资!你所说的那种电影,我个人是举手赞成,不过,要在我上面所说的三种渠道以外,去求得资金!电影是大工业生产,尤其是搞大制作,那需要大成本,面对俗世的大市场!阿P兄!你既对我等,包括那么多老少三辈的作家、艺术家嗤之以鼻、视为侏儒,你自己,何不联络林奇,自筹资金,拍一部高扬你们理想的样板片给我们看看?或者,你们不拍片,而是英勇赴难,把牢底坐穿给我们看,或干脆以你们英勇就义的鲜血,警省我等的愚昧堕落,岂不是也比这样地凌空高论,更有实际意义?……可是,阿P,我倒听说,林奇已接受法国邀请,去当一年的访问学者,即将启程;而你,不是也正在跟澳大利亚方面联络吗?怎么你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拿西方资本为背景的基金会的钱,吃洋面包,啃洋奶酪,却恨留在这里的人不敢蹲大牢、洒热血呢?……”
  没等闪毅说完,野丁便忽然中止惶急的踱步,面对闪毅,两只瘦长的胳臂极度夸张地扬起,仿佛用指尖发电般地凝固成一个可怕的姿势,怪叫道:“你这买办!你要为这些伤天害理的话付出代价的!”
  闪毅却不再理野丁,转身向着他说:“你怎么才来?让我受了阿P这么久的罪!我们要谈的,才是正经事啊!”又指着仍没改换姿势的野丁对他说:“你看,像不像一根逼人去吊死的电线杆?”
  闪毅忽然笑出声来,野丁以极度夸张的速度恢复为正常姿态,自己也笑了。
  他却笑不出来。
   
20

  从出租车望出去,这九十年代初的北京,如果说不上是万丈红尘,那也总有千丈红尘了。车道边冒出了那么多新楼,虽说从建筑美学上大多了无新意,甚至只是对八十年代乃至更往前的西方建筑物的拙劣抄袭,但所勾勒出的天际轮廓线,的确已相当的“国际化”,令人恍惚中几不知身在何国何城……而楼顶上的巨幅霓虹灯广告,不仅足显声光色电之威,更以大面积的滚换闪烁而夺人眼目、惑人心魄……
  他本是不愿接受闪毅的聘请,充当那部由祝羽亮执导的影片的“文学顾问”的,但在只有闪毅和他两个人在一起时,闪毅的一番话打动了他。
  闪毅说:“你以为我心里,就那么平静吗?这片子,定下来在你我都住过的那院子里拍。那座旧楼,对于我,恐怕比你,更是不忍多看、多想!我跟你讲了那么多,其实还没讲到我母亲的死……现在我也还不想讲……你知道的已经够多的了!我的童年、少年,我的花季,是跟那座楼连在一起的啊!……没讲过的我不愿意再讲,讲过的我更不愿意重复。不过,你也知道,那天……你听见,也看见了……那个潘国成!假荣誉军人!……生活不是欺骗了我,简直是强奸了我!……可是,难道,用那座楼,拍一部电影,纪实性的,或者加上必要的虚构,再现我的童年,我的姥姥,潘国成什么的,要么再加上你,韩艳菊什么的,就一定是最好的题材吗?就一定是艺术的职责所在吗?就一定能通向永恒吗?……现在我觉得,起码现在我还没有更大的悟性——我觉得人生不能总是回顾与向往,艺术也是如此,不能那么沉重,那么死心眼儿,那么不给现在、此刻留下就属于现在和此刻的意义,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总之,我的回忆,我的爱,我的恨,我要报的恩,要报的仇,要发展出的前景,要图谋的未来,当然,我都不会忘,不会放松。可是,更重要的是,我现在能做什么,能做成什么!现在,我能作为出品人之一,拍这样的高档文艺巨片,我的人生在现在、此刻便凸现着实实在在的意义!……并且,我也在夜里,一个人苦想过,艺术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是再现真实?是揭示真理?是表达理想的激情?是唤起民众发动革命、参与变革?……也许,这些都是真谛中的组成部分,但,也许,艺术真谛中更主要的部分,却是超越现实的想象、超越理性的感情、超越喧嚣的宁静、超越变革的美感……我知道,你的写作也正面临着极大的困惑与焦虑,那为什么不到我们这个电影里来化解一下、调整一下?更何况,你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一笔顾问费,这也是你从事你更想进行的创作所需要的保证金!如果说林奇去拿法国人的钱,并无损于他那‘众人皆浊我独清’的高大形象,依然被许多人奉为精神教父,那么,你当一次这部电影的文学顾问,又何碍你照走一贯的道路?……”
  ……出租车拐进了胡同,车窗外的光影模糊起来。
  当他下了车,往院门里迈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他心里的麻团又滚动抽搐起来。
  ……砰,砰,砰,老霍挥动钉锤的胳膊,上臂隆起跳动的肌肉,用力向上伸出的双唇……韩艳菊忽然站起来领呼口号:“没有……便没有……!”两句竟衔接得那么样地恰到好处……韩艳菊同闪毅讨价还价,“在商言商”,并不显老,她那装修得如同三星级宾馆的客厅墙上,挂着大幅仿制的西洋油画,油画上打着带皱纹花边的遮阳伞的贵妇是不是在问:“你今天斗私批修了吗?挖出了什么样的‘私字一闪念’?”那一定是用鲸鱼骨撑起的几叠落地的大裙子,是多么华贵的宝蓝色!……洗手间的大理石墙面光洁如镜,那磁盘里一张美元,立放着……脸上的大纹路并未大抖大动,“……这儿给了我一个床位……”那床位散发出尚未晾凉的铁砂的气味……
  ……进入了他的住处。那是他在城里所保留的一间屋子,他的第二书房,并且,在杂乱得可爱的书报杂志堆中,有他一个……对,床位!
  ……王师傅现在是不是也回归到了他的那个床位上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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