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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化与建设


  满园文武精英中,只有蒲寿庚才能领会东门达观的禅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了。东门达观初进棋盘园时就有过类似的情形,那局棋结束时,一位书评家先是赞扬达观大师高超的棋艺代表着体育竞赛的至高境界,接着颂扬蒲寿庚功亏一篑的结局蕴涵着深刻的遗憾艺术,然后一边欣赏美女棋子优美的歌舞,一边感慨说,棋子们今日所展示的新潮时装传递了一种剑拔弩张的显相平静,延宕了妥协性的非符码亚文化价值内涵,伸张了人类世纪性的嘈杂意义,必将引导出又一轮非睡眠状物质描述时尚,启迪人类稀释灵魂之经济共性纯粹意义,云云。大家听得头头是道,频频称是,并指点着棋子们款款时装,交口附和书评家的高明之见,却听东门达观冷不丁问了一句,你们说的是不是她们身上缝的布呀?
  达观大师一语惊人,震慑四座,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何言以对。却见蒲寿庚击掌含笑对九奶说,这些笨蛋开口文化价值,闭口经济意义,却不知时装为何物,只有达观大师识心见性,慧眼独具,一眼洞穿时装不过是几块缝在身上的布,如此智慧,如此觉悟,你们如何能及!倒不说满楼精英听了此话是如何的羞惭无地,那位书评家是如何的恨不得一头撞死,却又不敢在棋盘园造次,只好回家找老婆撒气。只说东门达观的高深禅机竟需老外蒲寿庚加以解释,才能让绍兴师爷、考试局局长、老院士等满腹经纶之士领会,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因为禅机这种东西是地道的中国制造,不应该让老外抢了风头。须知佛教虽从印度进口,禅机却是纯粹国货,谁要是拿东门达观的禅机去对付印度和尚,管保他们都坠入云里雾中,个个找不着北,以为你在玩脑筋急转弯。奇怪的是,大家对东门达观的国产禅机理解起来是这么的费劲,竟需老外蒲寿庚代为阐释,实在不像发生在13世纪,倒像是20世纪,许多国粹都须经老外研究并重视,国人才相信那是精粹而不是垃圾,才重新拿回来当做宝贝。未经老外承认的,就算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咱们都很谦虚地不敢确认,骨气全不知哪儿去了。可以确定的是,画楼精英们并非冲着蒲寿庚的番客身份,才信服蒲寿庚的阐释,毕竟是在13世纪,哪怕汉人在大元帝国地位极低,文化上的底气却还是有的。
  前文交待过,蒲寿庚是老外,却没有交待他是哪国老外,这不是疏忽,而是没办法交待。史籍上记载,蒲寿庚是阿拉伯人,至于他是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还是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或是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人,并无确切说明,无从查证。我们只知道蒲寿庚长着阿拉伯人的样子,穿着阿拉伯的服装——就是那种白色的长袍,从头顶一直罩到脚板。假如把长袍脱下来,蒲寿庚还是白色的,因为他的内衣也是白布做的,是一种长长的白布条,穿起来很特别,从额头开始往下一圈圈裹下来,一直裹到脚趾头,只露出脸上两只绿色眼珠,以及一个硕大的鹰勾鼻子。假如有人见过古埃及的木乃伊,就能想象出蒲寿庚的样子。但这只是公众形象,在家里他就不裹白布条,特别是晚上睡觉时,也光着身子。但老百姓看不到蒲寿庚的裸体,他们只知道,在泉州闹市街巷。繁忙港口和官府各衙门出没的一具高大威猛的活动木乃伊,就是大元帝国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泉州人民公敌,中国象棋发烧友蒲寿庚。
  13世纪前后的泉州,聚居了许多蒲寿庚这样的老外,是中国最多老外的城市,也算是一项世界之最——假如在威尼斯的中国人与在泉州的阿拉伯人、罗马人、西班牙人、花刺子模人、马八儿国人、安南人、爪哇人等等老外一样的多,那么这项世界之最便可让给威尼斯。史籍记载,泉州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世界之最,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远洋运输港口,世界最大的外贸中心,世界最大的造船工业基地,世界最大的宗教集中地等等。这许多世界之最,基本上都发生在13世纪前后,与蒲寿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蒲寿庚统治时期(可称之为棋盘园主义时代),无论以城民经济收入总值计算,还是以城民人均收入值计算,泉州都是世界第一发达经济城市。13世纪的中国国力鼎盛,无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都是世界第一,政治军事的代表人物是那个率军席卷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经济建设的代表人物就是世界贸易中心、世界运输中心、世界造船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世界老外中心——泉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蒲寿庚。
  比较遗憾的是,铁木真是蒙古人,蒲寿庚是阿拉伯老外,俩人都不是地道的汉人,这些辉煌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成就,也就不太值得汉人自豪,因此那些汉人史官就把铁木真和蒲寿庚的丰功伟绩低调处理,铁木真可算是少数民族,不妨多写几笔,蒲寿庚是地道的老外,不提也罢。所以我们今天从史籍上只知泉州有过辉煌成就,却不知蒲寿庚其人。这是很不公平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老外这种叫法是现代叫法,在古代不这么叫,中国古代百姓对老外没有现代人这么客气,冠以“老”字。特别是泉州百姓,他们管老外不叫老外,而称为番客,意思是番邦来的人客,主宾姿态摆得清清楚楚。在蒲寿庚掌权以前,泉州城里有些地方还竖着一种牌子,上面写着“番客不得入内”,说明了人客来访要遵守主人的规矩,与20世纪的情况很不相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些地方也竖有类似的牌子,但主语不是番客,而是主人自己,并与某种会摇尾巴的动物并列,这说明番客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还超越了主人。到了下半叶,这一类牌子见不着了,其内容换成另外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表达,在一些宾馆之类的地方,主人经常被也是主人但自己不喜欢做主人的人阻拦,不许主人入内,使主人很难堪,而番客却会被这些不喜欢做主人的人谦恭卑微地迎接进去,使某些具有平等意识的谦逊番客很不好意思。这说明20世纪无论是在上半叶还是下半叶,香客的地位都没有掉下来,差别只在形式。应该说,这两种做法都不对,13世纪大元帝国泉州百姓的做法才最正确,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就是自己的家,别人来到家里就是人客,人客不能睡主人的眠床,使用主人的被子枕头和老婆,吆喝主人的孩子,所以他们坚持管老外叫番客,在类似于卧室、眠床之类的地方竖起“番客不得入内”的牌子。所以中国人会把“国”和“家”合起来造一个“国家”的词,内外有别,主宾分明。即便蒲寿庚做了泉州最高行政长官,也一样还是番客。既然是香邦来的人客,却喧宾夺主,做了主人们的主人,显然太不谦虚,所以泉州百姓才会都想要了蒲寿庚的命——这是口交会五千烈士所发表五千就义演说中的五千个誓杀狡贼蒲寿庚之理由中的一个。开始的时候,蒲寿庚对自己的番客地位很不高兴,就花了许多银子,请了许多文化人帮他搞宣传,纠正百姓的错误认识。这些文化人收了银子后,先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国际主义”派,然后写了许多文章,批判泉州百姓是狭隘民族主义者,是错误的,危险的,很要不得的,并大力提倡蒲寿庚的文明平等人权观念,建议百姓别再叫蒲寿庚他们为番客,另起个好听一点的词,比如“外国友人”,比如“外国贵宾”,起码也得叫个中性一点的,比如“老外”。但泉州百姓却不买这些人的账,坚持管老外叫番客,并坚持到21世纪,至今不改,立场之坚定值得钦佩。这些百姓中也有读书人,他们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说法痛恨已极,挺身而出,奋笔抗击,建议那些不狭隘的人漂洋出海到番客的家里去,睡到番客的床上,使用番客的被子枕头和老婆,吆喝香客的孩子,看看番客们是否会用很文明很不狭隘的什么主义来款待他们。这两派人士各自撰写文章,在泉州东门城墙布告栏上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事实上,这场争论完全多余,那些得了番客好处的人只要到20世纪逛一趟,到那些号称文明平等的国家住几天,看看那些黄皮肤黑皮肤的人们是什么遭遇,就会明白,谁都不愿意请别人到自己家里做主人(做奴才可以考虑,做工具则更加欢迎,为此送你几个“懦背耳奖”什么的也没所谓),真正的文明平等是不存在的,除非人们都没有家,没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没有自己的国家。蒲寿庚虽没去过20世纪,没学会一边到别人家里要求文明平等(使用航空母舰之类),一边在自己家里很不文明平等地对待别人(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选举手段),却通过这场论战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改变泉州百姓对番客的认识,改变泉州百姓对家和国的观点,根本不可能。因此他便停止了对“国际主义”派文人的经济支持。这些文人收不到银子之后,发觉自己上了当,想起自己曾经搀扶着蒲寿庚往他们的眠床上躺,恳求蒲寿庚使用他们的被子枕头和老婆,吆喝他们的孩子,都无比羞惭和悔恨,一部分人实在觉得没脸见人,就跑到东门撞墙,或者上通津门楼往五堡溪跳,结束了自己无耻的生命;一部分人则悔悟觉醒,找到口交会递交人会申请,捐足了银两,成为口交会义士,投身到诛杀番客蒲寿庚的伟大事业中——其中不少在口交会那些会议过程中被官兵当场杀害,或者逮捕后押送刑场发表精彩的就义演说,成为口交会五千烈士中光荣的一员。
  因为无法改变番客的称谓,蒲寿庚一度灰心丧气,甚至想离开泉州,回他那不知是沙特还是也门的阿拉伯,要不是舍不得泉州市舶使这个有权有钱又有军队的官职,蒲寿庚没准就当真回了老家,或者驾驶他的“一月花号”到“十二月花号”海舶,满载官兵和泉州百姓,到北美洲大陆建立一个新国家,建设一些新泉州、新杭州、新大都之类的城市,提前半个世纪取代那些新约克镇(NewYork)、新泽西(NewJersey)。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蒲寿庚想去美洲大陆做开国皇帝,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在清朝以前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在宋元时代,世界上最大的海舶就在蒲寿庚的船队里,这种超级大海舶叫做神舟,船长过百米,排水量千吨以上,三层厚板船身,设有水密隔舱(20世纪的万吨油轮与核潜艇均采用此技术)、升降舵,用罗盘针定向行船,每艘配备六百名水手,四百个军士,不需补给便可在海上航行一整年,如果光带食水粮油不载货物,可以运送人口数千。假如这些数据还不足以证明,那么可以参考以下数据:蒲寿庚去世两百年后,哥伦布开到美洲大陆的“圣玛丽亚号”,排水量二百五十吨,三艘船只能带九十名水手;达·你马开到印度的船队中,最大的旗舰排水量才一百二十吨,四艘船只能带一百六十人;再后一点,麦哲伦环绕地球的五艘船总共只能载二百六十五人,最大的一艘船排水量才一百三十吨;并且这些船都没有升降舵之类的先进设备。相比之下,两百年前的大元帝国泉州刺桐港内,蒲寿庚私人船队里最普通的船,也比哥伦布、麦哲伦之流的船要大得多,先进得多。不信可以到泉州开元寺里的古船陈列馆看看,那里躺着一艘当年蒲家的私船,排水量超过两百吨,船长三十四米,宽十一米,有十三个水密隔舱,具有海上远程奔袭能力,单凭这艘船便足以开赴美洲大陆。假如当年泉州百姓愿意跟随蒲寿庚开发新大陆,这艘船就不会在泉州出土了,而是会在密西西比河或者拉斯维加斯浮出水面或地面,现在北美大陆也就没有了纽约和华盛顿,取而代之的是“新泉州”和“蒲寿庚”。这样一来,21世纪的同胞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漂洋过海,到新泉州或者蒲寿庚等城市旅游观光、做生意、混博士文凭、赌博、吸毒、抢劫、搞种族歧视、开枪杀掉你看不顺眼的同学(不限大中小学),干所有可以干的事情,没有签证的麻烦,不会被“移民倾向”四字挡路——整个国家都是泉州百姓的后裔,全是同胞,分担一点人口压力是应该的。要真这样,咱们泉州百姓后裔还可以开着“航空神舟”,拿着最惠国待遇,满世界指手画脚,威胁所有国家和人民玩“民主”和“人权”游戏。游戏规则是咱们定的,还可以随时改变,搞双重标准或者一百重标准,好玩得很。
  遗憾的是,由于泉州百姓冥顽不化,不愿登上蒲家超级大海船跟随蒲寿庚开发新大陆,先做番客然后喧宾夺主做人家的主人,蒲寿庚只好继续留在泉州,做大宋朝廷的市舶使,做大元帝国的平章政事,做泉州人民的公敌,做番客——从蒲寿庚的木乃伊服装便知他与泉州百姓一样的顽固。
  于是,在南宋末年到大元帝国初期,泉州百姓常见到一个身高两米的大汉,外面罩着白长袍,里面裹着白布条,瞪着一对绿油油的大眼珠,挺着一个又高又大的鼻子,张着一对又宽又厚的嘴唇,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泉州街头奔驰而过,身后跟随着一群政府官员(工作需要)、军官将领(统治需要)、武林高手(安全需要)、诗人(屁股需要)、美人(屁股前面需要),这就是番客蒲寿庚。每次遇到这样的阵势,街上的百姓就会立即躲到街边店铺里,以免被蒲寿庚的高头大马踩到。
  假如蒲寿庚不是骑马,而是乘坐他那辆七十二猪驱动豪华轿车,发生的事情则会复杂一些。首先,街上的百姓会立即躲到街边坊栈后面的仓库里,看着七十二只肥壮大猪公抬着一个大铁盒子,蛮横地把街边的货架货摊全部撞翻,把沿街作坊和货栈的门面全部撞烂;一炷香后,许多装修工程队的包工头就会站在各家作坊货栈门前,与坊长和栈长研究门面重建方案,讨论工程费用;两炷香后,各家作坊货栈的装修工程就会马上同时开工。这就是说,每次蒲寿庚开出他的座驾巡一次街,所经街道两旁的作坊货栈就要重新装修一次。这种情形一度让蒲寿庚非常纳闷,以为泉州的坊长栈长都有装修癖好。对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官来说,误解点民情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但需要有人来帮他修正一下,这事就由一位经常陪他出巡的诗人做了。诗人给蒲寿庚解释说,泉州的坎长栈长其实都不太喜欢装修,因为装修要花很多银子,费工费力,只不过泉州街道太窄,街边的作坊货栈妨碍了七十二猪座驾的行驶,出于对大人的爱戴,坊长栈长们都自觉地在他的座驾驶过后,重新装修作坊货栈的铺面,以免破烂的门面影响生意,影响百姓购买货品的兴趣,进而影响泉州经济发展。诗人的解释让蒲寿庚大为感动,觉得自己虽然很值得百姓爱戴,但百姓表达爱戴的方式未免太过复杂,于是就把城建部门的官员召去,叫他们把街道拓宽一些,好让坊长栈长不再为他隔三差五地装修,免得被人家指责他不重视民生——此话说明蒲寿庚知道诗人在拍他马屁,但因为屁股很舒服,就懒得揭穿了。
  城建官员们都拥有三十六猪或二十五猪驱动的高级轿车,正苦于泉州街道过于狭窄,驾车行驶甚不方便,想着法子怎么让蒲寿庚同意他们拆掉沿街的坊栈,把街道拓宽一倍或两倍最好是五倍六倍,好让大家能在街上飙车。要知道,交通堵塞是件很要命的事,有时候一堵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开车出门还没到衙门,就到了下班的时间,只好立即掉头回家,等到了家门口,发现又到了上班的时间,只好连门也不进,掉转车头又上班去了。就因为这种相对滞后的交通状况,许多官员经常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工作牺牲了生活。这虽然能得到知府的表彰,当几次先进工作家、全城劳役模范、优秀行役员等等,表彰多了还可以在家门口立个牌坊,流芳百世,但没日没夜地在车上过日子,实在也不是件好受的事。蒲寿庚体恤官情,指示拓宽街道,方便大家上班下班,让官员们欣喜若狂,很快就给蒲寿庚呈上了一份报告,建议马上进行旧城改造工程,把城内主要街道两旁的房子全部拆掉,拓宽路面,沿街兴建新型商铺货栈,一为疏导交通,二为繁荣市场,所谓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利城利民,百官欢呼,全民拥护云云。
  研究了城建官员的报告,蒲寿庚非常高兴,认为该工程完全符合泉州城市发展的需要,完全符合棋盘园主义,道路扩建非但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宏观上还有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刺激泉州经济全面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等三种大效应。微观方面,道路扩建可让砌街局获得一笔庞大的预算,木局生意兴旺,油漆局门庭若市,体夫杂工局后门大开,可以刺激百姓对若干猪驱动轿车的需求,提高泉州乡镇养猪农户的养猪热情,且因修路盖房容易死伤人手,能促进长期陷于低谷的药局医馆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考虑到有机会承接工程的承建商们多半都没有资金实力,将向各家斡脱所大举申请基建贷款,加快斡脱所的资金周转速度,盘活斡脱所的资金……这一切都能达到刺激需求、促进消费,从而促进生产,提高城民生产总值,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效果。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好处,当然就是一项造福黎民百姓的好事了,于是蒲寿庚就大笔一挥,批示同意,拨出预算,并为工程题词:一项工程,两大效应,三种手段,无数好处。具体来解释,一项工程就是旧城改造工程;两大效应就是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的效应,三种手段是指“假”、“大”、“空”三种手段。“假”就是要假手于人(向全城作坊货栈征收道路扩建税,号召全城百姓为该项造福百姓的工程募钱捐银,掀起全民募捐拆城的好风气);“大”就是拆除的民房面积要大,新造的沿街货栈店铺要大,规模要大,声势要大等等;“空”就是扩建后的道路要空阔,最好达到能举办甲级方程式赛车标准;至于最后一句“无数好处”,因为是无数,所以就不必数了。
  官员们捧着蒲寿庚的批示,如获至宝,立即做成牌匾,挂到衙门堂上,然后遵照蒲寿庚的指示精神,贯彻实施这项被命名为“一二三零工程”的旧城改造工程,立即实施征地拆迁。此事开始于东门达观出山前五年,五年过来后,工程已完成了第一期和第二期,泉州两条东西主干道涂门街和东西大街,以及泉州南北主干道南街与县后街,全部扩建竣工。第三期工程也即将竣工,扩建的包括会通巷、打锡巷、甲第巷等等多条街道。按规划,这项一二三零工程共有二十期,第六期工程将在地下挖出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街道交通网,旨在使日月失去指引方向的功能;第八期工程将建造一个空中交通走廊,方便若干猪驱动车驾驶者欣赏城市风光——空中走廊下边的百姓也没吃亏,可以随时欣赏各种新款豪华车型,不须购买昂贵的轿车杂志。第十一期工程将把泉州城墙改造成环城公路,以方便蒲寿庚乘坐七十二猪座驾在墙上巡视城防;第十三期工程将把泉州城墙拆除,把泉州建设成为绝对开放的城市;第十四期工程将重建泉州城墙,以仿古模式恢复泉州古城风貌,保护传统文化。至于最后几期工程会搞成什么样子,方案还没有公布,只有城建官员们知道,老百姓是想象不出来的。一二三零工程上马时,蒲寿庚给绍兴师爷口授了一份安民布告,内容是说,大元帝国开国以来,在大元帝国皇帝与蒙古贵族的领导下,我城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已逐步形成了一个适合我城与周边经济大环境同步高速发展的良性循环宏观体系,但是,我城交通和环境的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城的整体功能,影响着我城的投资环境,影响着我城百姓的生活质量,交通设施的相对滞后,交通量持续增长,交通效率提高缓慢,交通管理水平落后,已经形成遏制我城经济高速发展的瓶颈,因此,对我城的交通与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已是当务之急,现公布泉州知府关于发展我城交通的四大优先政策,即发展优先、政策优先、规划优先、设施优先,并优先考虑设立交通政策性亏损补偿机制或限定弥补机制……,几大段这种谁都读不懂的棋盘园主义术语后,最后一句才道出中心内容:兹决定即刻实施一二三零旧城改造扩建工程,限期一周内拆除涂门街南北两侧沿街民房各九丈。
  扩建改造后的涂门街是这样一种样子:街道两侧的民居全部向内退缩九丈,腾出共十八丈宽的路面,加上原来的三丈路面,便成了二十一丈宽的大路。这条大路又被划分为三条道,居中十六丈宽的路面,为两条各宽八丈的大道,叫做猪行道,供那些若干猪驱动的高级轿车行驶。猪行道的两侧,是两条各宽两丈宽的道,叫做马行道,供骑马者驱策。马行道的两侧,又各有半文宽的窄道,依傍着街边的货栈店铺,这才是人走的道,叫做人行道。如此便构成了泉州交通之一大奇观:猪们走在十六丈宽的猪行道上,马们走在四丈宽的马行道上,人们却挤在半丈宽的人行道上。这种布局虽然有些不合情理,颠倒是非,却没有引起大大非议。百姓们虽瞧着那些耀武扬威的若干猪驱动车极不顺眼,却又都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拥有一辆,开到猪行道上耀武扬威,因此都甘心挤在狭窄的人行道上班下班,勤奋工作,争取早日挣够银子,买到若干猪驱动车,晋身于猪行道。就是这种原因,扩建后的街道虽然布局奇怪,不合情理,却令蒲寿庚满意,官员满意,有钱人满意,百姓也没有不满意。因此一直到21世纪,地球上所有城市的道路还都是这样的布局,最宽的路给机器走,最窄的路才给人走,并且机器走的路越来越宽,人走的路越来越窄。
  道路拓宽以后,驾车行驶在涂门街上非常赏心说目。车里的人舒服地坐在真牛皮座椅上,手握藤圈方向盘,脚踏抽本刹车板,手腕上还吊着鸣笛牛筋,轻轻一抖就牵动车底下的喇叭鞭子,狠命抽打那只嗓门最最洪亮的喇叭猪,使之发出货真价实的杀猪般惨叫。路上的行人闻声趋避,吓出一身冷汗或心肌梗塞倒地而亡,让驾车者感觉到一种尊贵和荣耀。车子行驶时,街两旁的建筑物不断向后移动,美丽的风景走马灯似地在车窗外移动,同时伴有一些嗷嗷之声。这不是喇叭猪声,而是其他驱动猪排泄时的嗷叫,既有点痛苦,又有点畅快,在车后面洒下一堆堆黄白之物。这就给泉州的城市管理制造了三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猪屎一摊一摊地堆在街面,给城市制造了许多垃圾,增加了环卫民夫的劳动量,造成了垃圾污染;第二个问题是,猪屎与猪臀会释放出一些气味,闻起来不甚舒坦,给人的鼻子造成不良刺激,影响人的健康,造成了空气污染;第三个问题是,开车的人虽然能指挥猪蹄,却指挥不了猪嘴,无法制止猪们嗷嗷乱叫,造成了噪声污染。在这三重污染的夹击下,人走在街上就变得很麻烦,必须用一只手掩着鼻子,用另一只手捂住耳朵,把两只手都用光了,腾不出手来购买货栈里的货品。加上掩着鼻子捂耳朵的手容易遮挡住视线,看不清路面的状况,不小心就一脚踩在猪屎上面,摔上一交,轻则报废鞋子,重则四仰八叉,报废了一身漂亮时装和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虽然这种效果有助于时装销售和医药业的发展,却因为百姓们没有第三只手购买货品,减少了消费,导致消费疲软,市场萧条,生产停滞,使经济发展出现负增长。曾有人给蒲寿庚建议使用医学手段防止这三大污染所造成的后果,给全城百姓每人多安装一只手,便于大家购物,增加消费。该手段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泉州城里有几个会做手臂移植手术的大夫,只不过手术的成功率偏低,并且新移植的第三只手不大听使唤,主人让它取银子购物时,常伸到别人口袋里,扰乱社会治安,所以这个建议被蒲寿庚否决了。但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为此蒲寿庚特命泉州知府成立一个叫做治污局的新部门,负责整治环境污染。第一任治污局长是个著名画家,一手水墨风景颇受蒲寿庚青睐,以为他既画得一手好山水,对付环境问题应该也有两手。事实证明蒲寿庚这次用人不当。画家局长第一次拥有权力,不太懂得使用,头脑有些发热,发表了许多反棋盘园主义的言论,批判物质享受,主张重农轻商,回归自然,重建田园牧歌生活,力主全面禁止若干猪驱动车上路行驶,建议把废而无用的轿车放进博物馆做艺术品展览,把驱动猪们放回给农民们饲养宰杀,更上书恳请蒲寿庚起模范带头作用,率先捐出七十二猪座驾。如此不识时务,自然做不得官,因此这画家只当了七天局长就被撤了职,并让蒲寿庚从此对艺术家失去兴趣,觉得这些人满脑幻想,不堪重用,于是从探马赤军中调出一名千夫长,转业出任治污局长。大元帝国的军队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四种,蒙古军都是蒙古人,探马赤军由蒙古人、色国人和北方汉人组成,汉军大部分是北方汉人,新附军则是南宋军队被俘投降后改编而成,也都是汉人,是长年在大宋朝廷统治下的南方汉人。泉州驻军中,蒙古军人数很少,汉军和新附军人数最多,汉军和新附军的地位不高,不被重用,加上他们也跟着百姓管蒲寿庚叫番客,因此蒲寿庚不太喜欢他们,有肥缺都照顾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这次也不例外。
  第二任治污局长走马上任后,即以雷厉风行之军队作风治理环境污染,第一项措施就是向全城百姓征收治污税,百姓无论男女,不分老幼,一律按人头计算,每人每年缴纳三两银子,用于泉州治污局的日常开销和职员薪酬。第二项措施是立即颁布了《关于全民治理泉州城市污染之若干规定之即刻执行命令》,勒令泉州所有沿街作坊货栈,即日起实行门前治污三包政策。
  门前治污三包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是这样的,当一辆若干猪驱动车驶过,街边一家坊栈就会冲出八名三包工作员,当中三人负责治理垃圾污染,一人用扫笊扫猪屎,一人用簸箕装猪屎,一人举着水桶往车底下泼水洗路,此是第一包;另外三人负责治理空气污染,分别在轿车的左、右和后面,各举一块彩色吸音绒布,从轿车底下吸取噪音,为第二包;还有两人负责治理空气污染,各抱着一台风箱和气袋,弯腰弓背跟着轿车飞奔,抽动风箱把轿车底部的猪臭和烟尘吸进气袋,此为第三包。这批职责各异的三包工把他们三包的轿车送达下一家坊栈后,须疾速回奔,迎接下一辆轿车。假如车行速度太快,三包工们可能来不及赶回自家作坊就得接着工作,因此常常在伺候了多辆轿车之后,发现自己已从西门跑到了东门,于是再跑回西门重新开始工作。遇到交通繁忙时节,三包工们常会穿越泉州城几十个来回。这些三包工都受过严格的职业培训,混不到上岗证的多半都在实习时被车撞死或撞瘫。也有个别骨头太硬,愣把人家的轿车撞塌或者撞翻的,就要义务三包十年以上(视轿车损毁情况而定),工资由车主代领。曾有一名三包工因骨头实在硬过了头,创下了撞车受罚的最高纪录,共须为车主们义务三包共七百二十年。假如他有幸能履行义务,当已活进21世纪,成为跨世纪人才。
  由于长时间在高速行驶的轿车中间穿行奔袭,这些三包工都练成了一门极高明的轻功,能在交通秩序一塌糊涂的街道上飞速狂奔如人无人之境。但这种轻功虽属武功一类,却也是一种职业病,一旦让他们走到空旷无人之地,脚踩不到猪屎,鼻唤不到臭气,耳朵听不到猪喇叭,眼前也没有高速奔驰的车辆,就个个都眼花耳鸣,晕头转向,脚步虚浮,四肢发软,不懂得怎么走路了,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
  三包工待遇不高,且危险性大,所以泉州的城市居民都不屑于从事,这些就业机会便照顾了外地来的民夫,他们成群结队到各家作坊货栈应聘三包工,由此形成了泉州一大独特的人文景观,每一辆若干猪驱动车驶过时,就会有一群安徽人从路边的作坊冲出,手举扫笊、簸箕、风箱、气袋和大块的彩色绒布,围着轿车一路向前走,走到前头一家货栈门前才把工作移交给一群河南人,这群河南人就会举着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事情,把轿车护送给再前一家作坊的四川三包工,然后是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等等全国各地的人,有时候还会有罗马人、花刺子模人、安南人印度人爪哇人等番客,那是做生意失败了的外商,做三包工筹回家的路费。
  治污局长的治污措施果然立竿见影,当年就为知府财政收入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虽没有彻底消除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却也使猪臭之浓度不足以令路人掩鼻,嗷嗷猪叫也不逼人捂耳朵,百姓可以腾出手来购物,使货品销售恢复顺畅。而新增的数万个三包就业机会,也为泉州经济增添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效应,使泉州的货品零售曲线转头上扬,物价指数恢复增长,经济发展形势又再欣欣向荣。足见这位治污局长深得棋盘园主义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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