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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逃跑


  人说死就死。我们连的刘英红再也见不到了。
  王连富一直诬蔑你干好事是为了表扬,给自己攒英雄事迹。可当他嘻皮笑脸塞给你一团脏被单时,你仍认认真真去洗,一丝不苟。
  记得有一次,老牛把你盛泥抹墙用的新脸盆踩瘪了。几个男知青追着那头牛,要用叉子扎它几个眼儿。你却用力喊住他们不让扎……即使那位穷讲究的王英英一下雨就穿你的雨鞋上一号已激起公愤,你也没半句怨言。
  听说道尔吉蒙古包着了火,烧个精光,你当即把自己准备寄给家的40块钱送给他。至于帮人捎个馒头,买个菜就数不清了。这点钱并不多,但当大家都是三十二块五(女生多五毛),被迫财迷,一分一毛都要算计的情况下,像你那样大方的却也不多见。
  你简直就没有一点正当的嫉妒心,总在领导面前替别人说好话。可劲把别人的优点、长处、干的好事介绍给领导,不怕自己失宠。而某些积极分子巴不得别人都又坏又笨,好显出自己优秀能干。
  难怪有人说你是贱骨头,总让自己吃亏,成全别人。
  你傻得要命,一点也不懂得钻营。别人朝思暮想的位置,对你来说却无所谓。在你最红的时候,也不知道迎合领导。管他团长、政委,只要你认为不对,就提出来……结果连个小班长也没保住,一抹到底。
  严重的鼻窦炎似乎把你的刚烈血气全磨没。你说话软绵绵,没一点锋棱。与人见面,笑眯眯,一举一动蔫不出溜,自自然然,从不装积极,装革命。在班务会上总是检讨自己的各种私心杂念。你在1970年9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晚上脱鞋上炕以后,总有人叫我干这干那。开始我还愿意干,现在越来越烦。尤其是在自己干一件事时,停下来帮助别人总很勉强。”
  你在日记里常常骂自己胆小怕死。你把《欧阳海之歌》最后献身的一章全部工工整整抄在日记上,以便效法。
  刘英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在全团批斗大会上痛骂我。——我明白,很多相当棒的姑娘面对自然灾害时能经住死的考验,而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却出奇地软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打火的事渐渐淡漠,又回到了现实。
  任务完成,可以舒服一下了。我在破蒙古包里懒洋洋地生活。终日以吃饭、睡觉为主,干活儿为辅。头发又长又乱,手成了黑黑的老鸹爪。赶车的开玩笑说我耳朵里的泥儿可以长出草来。
  但人一闲,就觉得生活很苦,很难熬,贡哥勒已下山,除了每星期能见一两个车老板,平时连人也看不见。几个月来,从没人找我,也没人给我来信,几乎被世上所有人忘记。就是食堂的上士,还知道山上有一个活人,月月要供应食物。
  人好像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希望别人注意自己。如果你走进一间屋,屋里的人明明都认识你,却都不理你,肯定比挨一顿骂还难受。
  如果我孤身居住在深山,渐渐被所有人遗忘,那太惨了,可不行,我受不了。
  己给团、师、兵团写了数封信,要求回家探亲,都没人理。为表示自己的存在,引人注意。闪出了逃跑回北京的念头。就算不成功,也能给他个震动,让他们知道林胡还在山上劳改。
  闲暇,我就沉浸在逃跑的策划中。激动、兴奋得睡不着觉。
  巴颜孟和离最近的火车站赤峰1200里,除了经西乌、林西、赤峰的一条公路外,别无他途。不走西乌旗,径直往南踏荒走太危险,草原上常常几十里没人烟,容易迷路,弄不好就冻死。惟一办法是先到西乌旗,再乘地方长途班车。
  团部到西乌旗有200里,怎么去呢?数次批斗,成天在团部扫大街,使得运输连的司机全认识我,求他们帮忙肯定没戏,弄不好还给我报告。突生一计:自己可以向连里要头骆驼,然后偷骑着骆驼跑,反正沿着汽车公路不会迷路,到西乌旗把骆驼一扔就走人。骆驼自己能找回家。
  逃跑是门技术,需要各种知识及化装表演才能,我却大傻冒一个,一说谎话,心就怦怦跳,又没有雄厚的钱,真是很困难。没介绍信,连买车票都是个事,而且也无法住店。别说我一个现行反革命,就是兵团战士,私自逃跑都很不易。听说营建连的刘建新逃跑回家,还没出本团地盘儿就被五花大绑抓回来。
  但我没别的法子,否则就得在这座荒山里孤零零呆下去,变成一具有生命无灵魂的木乃伊。已经回连的贡哥勒就有点不正常了。长期孤独生活,使他脸上肌肉僵死,喜怒哀乐界限模糊,凝固成一副痴呆傻相。
  1972年初冬,我又给兵团、师的两级领导各写了一封挂号信,恳请首长倾听部下战士的呼喊,快快来人复查处理,并声明两个月后,如不见答复,将要回京上访。
  估计他们不会理我。
  在团部供销社,看见一种布底棉鞋。觉得比大头鞋轻便,能走长路,就买了一双,准备逃跑时用。皮箱、小条毡、毡靴、眼镜盒等多余东西都卖给牧民,凑了60块钱。把不带的材料、日记本全埋进废弃的石头坑里。仔细查看地图,牢记住沿途经过的地名:吐勒嘎、巴奇、阿尔善……并用尺子计算出彼此间的直线距离。
  这样一天天准备着。手电、指南针、地图册、蒙古短刀、全国粮票等等,全都置好,就等着春节快快到来。我想春节期间团部机关都休息,便于逃跑。
  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寄出的信仍杳无回音。我就向连里申请骆驼,可连长说骆驼很紧张,山上只我一人,不给骆驼。
  哼,没骆驼就没骆驼,徒步跑!
  我炸了一书包蒙古小方块果子,煮了约摸5斤羊肉,把要带的一打材料用塑料纸包好,计划1973年2月2日(大年三十)凌晨开始行动:沿着公路走到西乌旗,再乘长途汽车到赤峰。
  老天作美,临跑的前两天刮起白毛风,气温骤降。好极了!天气越冷,逃跑的安全系数越大。我亲身体会到了特务为什么总爱在天气不好时,偷越国境。
  厚厚的雪把蒙古包门埋了小半截。彻骨严寒将我憋在蒙古包里,哪儿也去不了。一条生命总被关闭在这狭小空间,等于一个被压缩了的弹簧,能量全都积蓄,竞技状态极好!
  1973年2月1日,把山上的老牛松了觅绳,放它自由。晚上早早就躺下睡觉。包里寂静无声,偶尔老鼠碰响了锅、碗、水桶。这是平生第三次逃跑。头一次去越南,10个人;第二次来内蒙,4个人;第三次回北京,就自己1人。
  一场大搏斗之前,心情难以平静,睡了半天也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点上油灯,写日记:

  1973年2月1日 夜 白毛风呜呜咆哮。
  明晨即开始向北京跋涉。没别的办法,兵团领导根本不理睬下面人的呼喊,我只好逃跑上访。
  以红军长征为榜样,用最勇猛的气概冲过200里雪原。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比你小学时喝洗脚水、吃马蜂、偷食堂馒头练胆儿有意义得多!
  被迫低三下四,赤条条站在大家面前挨斗;奴颜婢膝地向团长、政委讨好谄笑;当众被赶出蒙古包……这一切一切耻辱该结束了!宁葬身狼腹,也不能再苟且偷生。
  亲爱的日记,你是我孤独生活中惟一可以倾吐知心话的朋友。你默默记录着我的生命,为了不让你平平庸庸,我在尽一切力量奋斗。
  前进,目标北京,大步前进,恶魔不能夺我正,利剑不能折我刚。


  全身的血滚烫滚烫,一点睡意没有。很晚很晚了,还沉浸在即将行动的兴奋中。为了早起,没脱衣服,草草率率地睡了一觉。
  清晨,天还很黑,我醒了。哆哆嗦嗦点上煤油灯,生着了火,烧好一锅茶,把干饼泡在茶里吃完。再穿上一件光板羊皮祆,系好腰一横,换了布底棉鞋,戴好帽子……走出蒙古包后,用铁丝把门给拧上。脑子里闪出了鲁迅的《药》,华老栓黑灯瞎火起身为儿子去蘸人血馒头,天也是这么黑,外面也是这么冷,气氛也是这么沉重。
  四周黑糊糊,蒙古包被咆哮的北风刮得像大海中的一个破水桶,隐隐约约漂浮在白浪之中。
  刺入骨髓的严寒把脸冻得很疼。我掏出一块毛巾蒙住脸,只露两个眼睛,向黑暗的草原走去。雪踩在脚下,发出吱吱声。拍了拍自己的大腿,默默想,腿啊,我的忠实战马,这回全看你了!
  到天亮时,走到了团部。真是做贼心虚,总觉得保卫干事知道我要逃跑,已埋伏好,准备抓。不敢路过团部政治处大院,提心吊胆,绕了个弯子,顺利通过。在刚盖好的托修厂大空屋子里,我解了个小便。那洁白的雪绒上,被用尿滋了“前进”两个字。
  上了汽车道后,向西南方向大踏步走去。寒风似刀割,哈出的气润湿了围在脸上的毛巾,除了鼻嘴外,其余地方不久又被冻上。眉毛、帽檐挂着白霜。我侧扭着头,向前探着身子,冲锋式的顶风前进。
  这是七二年的大年三十。天气酷冷,周围是灰茫茫,一片混浊。除了阵阵流动的白色寒流外,不见任何生物,连一只鹰也没有。只有那一团团干枯了的风滚草,一个一个大圆疙瘩顺着风狂跑。
  马不停蹄,走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公路蜿蜒,无止无休伸向远方。明知这汽车路绕远,得多走许多冤枉路,还得硬着头皮走它。马车道虽近,但岔路大多,容易迷路。
  到了中午,饿了,就掏出果子——那一个个小方块,边走边吃。渴了,捡起路旁的一片冻雪吃。果子渣渣落在了皮袄的羊毛上,很是不雅。无论吃或喝,两条腿始终走着,机械固执地走着。好像停一下,后面的退兵就要把我抓住。
  就这样,一分钟也没停地走了整整一天。步行真慢呀,一股股白色雪尘从身后很远的地方冲来,转眼就赶上了我,然后又神速地消失在前方。
  薄云里的太阳渐渐西斜,染红了西方地平线上的一角。我望着血红的太阳,脑子麻木,毫无知觉。
  到天黑时,身体已相当疲劳。屁股两侧的髋骨也开始疼。邪门了,怎么这地方疼?那布棉鞋底儿上老粘着个雪疙瘩,特略脚。当实在累时,我就坐在雪地上休息一会儿。但刚坐一会儿,又把屁股冰得生疼,只好站起来,继续走。
  黑暗笼罩大地。阵阵朔风,鸣呜低吼,越走越困,眼皮几乎睁不开。后悔昨晚太激动,没好好睡觉,早晨又那么早起来。真是难受呀,脑袋一个劲地往下掉,不想动换。可一停下,又冻得慌。只好咬着牙,半睁半闭着眼继续走。
  唉呀,困也这么难受,精神已经迷糊了,梦境就在身边了,脖子却还得撑着脑袋,两只脚还得一步一步走!还得不时地用刀将鞋底儿上粘的雪疙瘩刮掉!刚开始还觉得不费事,但人累了时,弯腰刮鞋底就觉得不堪忍受。
  这才发现自己买布底棉鞋犯了大错。走一会儿,鞋底就粘上两个雪疙瘩,把脚心儿扎得生疼。
  雪有时盖住公路,得打开手电仔细辨认,只要离开公路,就完蛋。
  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巴奇公社的一个破马厩跟前。黑夜,看见这有生命迹象的东西,心里稍稍松快了点。长时间走夜道,四周旷无人烟,不免产生了一种恐怖感,荒寒感,总觉得随时有生命危险。
  这马厩是废弃的,最北侧有个小屋,没门没窗。那窗口处积了半腰深的成流线型的积雪。我打算在这好好休息一下,向小屋走去。半截踩空,摔了一跤,吓得魂飞魄散,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道沟被雪埋住。满身是雪爬起来,手握短刀,小心翼翼走进黑暗的屋子——担心有狼潜伏在暗处。慢慢巡视了半天,发现里面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全是自己吓自己。
  屋中间有个土炉子,我坐在上面,用匕首把粘在鞋底的雪疙瘩刮掉。
  然后吃果子。吃一会儿,牙特累,太阳穴也不舒服。这才发现果子不适合野外用。吃不多,解不了饱。又抓块积雪帮助咀嚼,两口雪就把嘴巴里的热量全消耗,剩下的雪根本融化不了,舌头、口腔全冻木了……唉,雪也不能多吃!又掏出肉来啃,那肉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只好把肉放进塑料袋塞到怀里暖。
  坐在土炉子上尽情歇了一会儿。缩成一团,胸脯贴着大腿,紧紧搂住小腿,昏沉沉地打着盹儿,时间一久,屁股冰得生疼。
  遭罪透了!走路累得慌,歇着又冻得慌。
  此时此刻,除夕之夜,北京的市民们早已吃完饺子,或是嗑着瓜子聊家常;或是看电视;或是参加什么春节联欢活动……而我却坐在破土炉子上弯腰缩脖,冻得哆嗦。从怀里掏出肉块,已被体温暖热,边吃边想,将来有朝一日,非把这一切写出来。
  冷得不行,又硬着头皮一瘸一拐上了路。
  外面雪尘飞舞,寒风凛冽。经过休息之后,身体各部分器官的疲劳程度才充分显露。髋骨好像被磨下了一块,一走路极疼。两条腿上的筋似乎给磨短,几乎抬不起来;脚掌钻心疼,让那布底棉鞋坑苦了。
  速度显著放慢,老得停下来,用刀刮鞋底下的雪疙瘩。
  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雪地上歇一会儿。
  我躺着,纵情地仰天大躺着,凝视着神秘的苍穹。白毛风在夜空中吹舞,天地在混沌黑暗里融为一体。
  又不知过了多久,严寒浸透进皮袄,全身都冻僵了,还不想起来。身下是被汽车轮压得坚硬的雪道,身上盖着一层薄薄雪花。又困又乏,真想就这么躺下去,躺到头。豁出去了。
  快冻死的人可能都这样发懒。
  难道这条去西乌旗的公路就是我的坟墓?今天真要死在这儿?
  我睁开了双眼,望着迷蒙的苍穹,在那轻纱似的一股一股飞雪的飘扬中,我看见了几颗暗淡的星星,其中闪着韦小立的眼睛。
  她清白的容貌在遥远的天空或隐或现;寒星与雪花缭绕着她……绝不能死了!一咬牙站起,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我不愿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瘫在地上冻死。昏昏沉沉,跌跌撞撞,一点一点地走着。腿已很难抬起,步子越来越小。
  又想起了母亲送我离京的情景,那一缕缕白发飘拂于寒风之中。默默地嗫嚅着:绝不能死了,要活着与妈妈见面!
  下半夜,连滚带爬到了巴奇公社,在一群狗的狂吠中,来到一户低矮的小土房旁。这群狗凶恶地围上来扑咬,我默默无声,棍子似的一动不动,让狗尽性叫,僵持了半个来小时,这群狗没精打采地走了。
  小土房旁边,有一个用破毡子搭的极小的蒙古包。把门打开,钻进去。在手电光下,看见五六条小牛温顺地卧着。它们对我这个陌生人,一点儿也不害怕,继续卧着,瞪着稚气的大眼睛,充满好奇。整个包里弥漫着牛粪、干草气味,十分恬静。我挤偎在一条小黄牛旁,把冻僵的双脚插进对面一条小花牛的肚子底下。地上铺着的羊粪都很干,我坐在上面,屁股不再觉得疼。
  外面风雪飞舞,这小包里却洋溢着温暖和安谧。小牛嘴里不时发出“滋滋”的声音,反刍着胃里东西。
  在零下30多度的酷寒里,这五六条小牛就是五六个小火炉。它们对我挺友好,容许了全身是雪的不速之客挨着它们,吸取它们身上的热量。
  与小牛挤在一起,毫无冻死之忧。我把脸偎在小牛细细的毛里,闻到了一丝温暖干燥的特殊气味……背倚着蒙古包放心地睡着了。黑暗中,小牛反刍所发出的嗞嗞声安抚着我的神经。
  次日凌晨,早早就醒了。为不被人发现,必须赶紧走。我把双脚从小牛肚皮下面抽出来,缓缓站起。默默地对小牛说:“再见!”小牛们温和地望着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多少年之后,我都忘不了这几条巴奇公社的小牛。
  白毛风还在吹。开始走第一步时,脚几乎支撑不住全身重量,那踝骨好像骨折了,极疼极疼。韧带也明显变短,迈不开步子。
  在白茫茫草原上,在坑坑洼洼的草窝子里,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硬着头皮地走着。渴了,喝点雪水,饿了,就吃炸的小方块。
  这是1973年2月3日,正月初一。首都北京正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越南停战和平协定签订。而在内蒙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一个知青却正顶着寒流艰苦跋涉。
  四野茫茫,不见一个人影。走了一上午,在烟雾弥漫的白毛风中,只远远看见了一个骑马的牧民。
  髋骨剧痛。迈了几万步,恐怕把髋骨臼窝里的润滑液都耗光,骨头之间几乎变成干摩擦,生疼。
  次日下午4点,终于到了阿尔善公社,还差最后60里。
  我走进一小饭馆,买了一斤肉饼,狼吞虎咽地消灭光。(带的果子太干太硬,吃几块下巴就累了,吃不多)又喝了三四碗白开水。啃了两天腥甜的雪水后,再喝白开水,觉得像喝琼浆玉汁,那么清鲜、甜美、醇和。
  我坐在饭馆里,好好地歇了歇。但又不能老坐在这儿,别让人怀疑,只好又走到外面。真是累趴蛋,再也走不动。腿死沉死沉,只能抬起一点点。动一动,疼得要命。别说再走60里,就是一里都不可能。天气那么冷,硬走非要冻死。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好。
  终于在一空荡荡的院子里找到了个放干草的小马厩。用二齿费力扒开干草,钻进里面。这院子可能是公社招待所,四周有土围墙。
  两个来月,没怎么正经干活,懒懒散散,乍一走这么长的路,身体难以承受,我拍拍自己的腿,很替战马惋惜。42厘米的小腿肚子,也没顶住。
  寒冷又开始侵袭。虽然干草里含有热量,给马、牛、羊以生命。可此刻,身边的草却跟雪一个温度、那小牛圈真是个天堂。
  唉呀,我要是一大军区司令的孩子,绝不会落到这个地步。春节时,瑟缩在干草堆里过夜。在兵团,军人出身最革命,最高贵。文人出身最低贱,最不值钱。
  唉呀,当个没权没势的作家儿子真倒霉啊。作家在兵团领导眼里,算个啥?又臭又酸,根本没人尿。
  正闭目打盹时,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你是哪儿的?”
  我慌忙爬起,把身上的草叶掸掉。一个30多岁的汉子,双手紧握铁叉,戒备地站在面前。
  “我是六十一团的,有事去西乌旗,在这儿歇歇。”
  他怀疑地打量着我:“你们团这儿有招待所,为什么不去那儿休息?”
  “我只呆一会儿,马上就走。”
  “那也不能在这儿冻着啊,大过年的,冻坏了怎么办?”
  我迟疑着,盘算着对策。
  “走吧,到你们团招待所去,那儿有地方,老包我认识。”
  这家伙是来小马厩抱草喂马的,无意中发现了我。如果执意不去,更会增加他的怀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这人把我带到招待所办公室。管事的老包问:“你是几连的?”
  “七连的。”
  “去西乌旗干什么?”
  “有事要到师部,反映我的问题。”
  “你叫什么?”
  “我叫林胡。”
  “啊,你就是林胡?听说过,听说过。来,快上炕坐。”
  他的老伴、女儿也都赶来,好奇地端详着我这个全团有名的反革命。
  “你怎么啦?有什么事?”
  “因为得罪了领导,被抓了起来,给打成反革命。我多次向领导反映,这样处理不符合事实,但都没人理,只好到西乌旗上访。”
  他老婆热情地给我端来了奶茶、奶豆腐、果子、糖块、瓜子。
  “过去听说过你。”
  “我臭名远扬。”
  “可真行。一蹦子走到了这儿。累坏了吧?”
  他看见了我书包里的那把匕首,赞叹道:“这把刀不错呀。”
  我知道,自己很可能被抓回去,这刀留着没好处,与其被保卫干事没收,还不如送给他,落个人情,就说:“喜欢,就送给你吧。”
  老包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多谢了!多谢了!”
  老包是三角眼,塌鼻梁,满脸褶皱,模样像个坏蛋。“这样吧,你走了一天,先休息休息,明天我给你截个车,一点问题没有。”他把我带到了一小屋。炕上只铺一块大毡,连个被子也没有。
  “你凑合一夜吧,这屋还不算冷。”
  等他走后,我把书包里的一封给连长的信撕碎,上厕所扔进茅坑,销毁掉要回北京的证据。回来路过老包办公室时,看见老包正在打电话。
  “他说要去西乌旗,找师部领导。”
  ……
  “哼,哼。”
  ……
  “好,好。”
  ……
  这小子,正在告密。
  我颤巍巍地走回自己小屋。穿着衣服,躺在炕上,知道一会儿就要被抓走,但也顾不得,实在太累,坦然入睡。
  半夜,小屋的门嘎吱吱响了一声,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只见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着我,后面站着几个黑影,赵干事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林胡,起来!”
  我揉揉眼,缓缓地下了炕,被簇拥到老包的屋里。
  老包见了我很有点不自然。哼,那把蒙古刀白给他了!
  赵干事披着军大衣,麻利迅速地搜查了我的全身,然后面无表情地站在我面前,煤油灯把他的影子高大地映在墙上,遮住了半个屋。
  “你要到哪儿去?”
  “西乌旗。”
  “哼,你跑到哪儿,哪儿的革命群众都会向领导检举报告。你狗儿的跟姓共的碰,没好下场!”
  他用带着黑皮手套的手“咔”地给我反戴上铐子。
  “走。”
  两个人拥着我,走出漆黑的院子。外面停着一辆没熄火的北京吉普,在车灯的照耀下,我看见老包那猥琐的样子,冒着严寒,帽子也没戴,狗一样地毕恭毕敬地出来送行。
  我坐在中间,左边是朝鲁,右边是赵干事,前面是梁干事。
  吉普车轻捷地冲进雪原。
  在耀眼的车灯下,大地迎面扑来,又转瞬离去。时速恐怕有100公里,真他妈快。两天一夜,自己辛辛苦苦,一步一步走过来的150里,正被这4个飞速疾驰的轮子纵情吞噬。一根根电线杆子一掠而过,儿里长的大坡,一眨眼就上来;不一会儿,巴奇公社就到了,我又看见了那黑糊糊的破马厩。
  想到准备了那么多天,累死累活走的这100多里顷刻化为乌有,实在控制不住了:“你们为什么抓我?”脑子一热,拼命向左侧车门靠近。
  “不许动!”赵干事紧张地用胳膊搂住我脖子,那带亮面的黑皮手套,勒着咽喉。朝鲁从左侧死死顶住,不让我接近车门。
  车顶灯亮了。梁干事把五四枪套打开,抽出手枪挥挥:“林胡,你要再跑,后果自己负责啊!可不要胡闹!”
  只两个小时,北京吉普又把我带回六十一团。
  夜里三点钟,在赵干事办公室。我身上的所有东西全堆在办公桌上。赵干事一样样地仔细检查。
  “带这么多果子干什么?往外蒙跑哇?”
  “指南针从哪儿偷的?”
  “怎么拿5盒火柴,你要放火?”
  “哈哈,还带这么些肉,想的真周到啊!”
  “交待,你准备去哪儿?”
  “什么西乌旗,别他妈蒙我!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我疲惫地眯着眼。
  “哼,不要逼脸的家伙,你不就是想告状吗?哼,想把你过去的罪行当成政治资本捞一把,别做梦了!告诉你,林彪没揭露之前,反林彪就是反革命,绝对是反革命!”
  又累又乏,实在没有精神理他。
  “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不许你乱说乱动!告到哪儿,最后还是我们处理。”他那张甜甜的脸,在100度的灯光下更显得白嫩。
  我默默注视着他。
  他脸一沉,庄重说:“现在我宣布,根据团党委指示,将你正式逮捕。”
  我心里明白,只有师里才有权正式逮捕人,团里根本没这权力。赵干事分明是吓唬。我依旧无动于衷地站着,绝不给他一点点欣赏我被吓得发抖的乐趣。
  赵干事观察了我一会儿,厌恶地对哨兵说:“把他带走。”
  哨兵瞪了我一眼,嘟嘟囔囔:“嘿呀!大过年的还不老实,深更半夜把咱哥儿们从被窝里提溜出来,等你多半天了!”
  赵干事:“反革命狡猾呀,专门趁过节耍坏点子。”
  我被关在一临时牢房里。里面还关着三个人。一个是一连的马成林,一个是一连的xxx,这俩都是因为打群架,打到了连长头上而被抓。还有一个是七连的老姬头,跟连长吵架,抄了棍子,结果贪污马料的事给抖露出来。
  1972年春节过后不久,全团召开批斗大会。这天早上,我好好地洗了个脸,使劲地搓着脸蛋,希望它红一点,漂亮一点。还向同牢的人借了点百雀灵香脂抹,知道再过一会儿要上台展览。
  两名兵团战士端着冲锋枪押着我们穿过团部,走向会场。4人排成一行,我是第一个,象征着我罪行最重,老姬头走在最后。
  团部大街上的行人、小孩都好奇地看着这队犯人。脚依旧很疼,走路一瘸一拐。一看押的呼市知青,老用冲锋枪枪管捅我,催我走快点。我向他解释:“脚特疼。要不早就到北京了。”又想起了这双布底棉鞋,日他娘的布底棉鞋!
  主席台上铺着洁白的桌布,后面坐着刘副政委、李主任。
  这是批斗本团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大会。团里的一打三反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和一群褴褛的人站在台前,当陪斗。现在,我已被斗成了油子,对批斗会展览亮相无所谓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这些熟悉的口号凶猛地扑入耳膜。
  老姬头给吓得面如土色。
  一个个年轻人发言,声色俱厉地批判。目标都是这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没人批判我。心里窃窃私喜。
  最后李主任又开始介绍我们这几个陪斗的坏蛋。从一连打架的到七连的老姬头,最后还是提到我:“对了,还有这个林胡,大家都很熟悉,就不介绍了。林胡最近秘密潜逃,在阿尔善公社被抓捕归案。林胡,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
  我的皮帽子被赵干事往后拉了一块,露出了前脑门。赵干事用两个手指头抠住我下巴尖,把我的头托起来,让广大群众观看我的反革命嘴脸。
  索性横下一条心让人看。死猪不怕开水烫,自信脸上的百灵雀香脂能让我漂亮一点。黑压压的人群,上千双眼睛对着我。下巴被两个手指头固定住,如同老虎钳下的工件,动弹不得,我仰着头,严厉地盯着人群。
  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女生低声说:“呀,那么凶!”
  “真可怕。”
  ……
  团部牢房。老姬头向我吐诉着他的冤枉:“我能不跟王大胡子干仗吗?他要累死我呀,去团部拉回麦种,都下午3点了,还让我去东河送牛粪,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啊!我这把年纪,还这么用,他不是想要我的命吗!操,我跟他吵了几句,就他妈的挑我茬子,唉呀,贪污这点马料算啥啊!”
  他见了我点头哈腰,殷勤得不得了。
  3个星期后,赵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通知:“师里最近传达了兵团首长指示,同意对你的问题进行复查。但在新的处理没下来之前,维持原决定,不许乱说乱动!”
  “什么时候下来复查呢?”
  “那是上级的事,我怎么知道?你先回连老老实实干活儿,我估计很快就会下来人复查。”
  这是个好消息,令人振奋。
  赵干事给我摘下铐子,把没收的书包、毛巾、手电等物品又全还给我。并指着那放了三个星期的小方块果子说:“这些果子可没人吃啊,全如数还给你。”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捡起了一块果子,另外三个手指头向上扬着,活像捏一只死老鼠细细看了一阵后,又嫌恶地扔进了果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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