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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方处长审问


  春天来了。一股又一股暖融融的南风猛烈地刮着,把草原上的积雪、水分、湿气吹得干干净净。
  1970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哨兵把我带进了一间屋子。这不是赵干事宿舍,一走进屋,就模模糊糊看见炕正中坐着一位陌生的军人,体格魁伟,50来岁,他很随便地靠在行李上,旁若无人地挠着腿上的痒痒,从那架势上看,肯定是个大官儿。
  六七个军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其中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可能是记录。
  我低着头,乖乖地站在他们面前。
  赵干事清了清嗓子说:“林胡,兵团保卫处方处长,亲自来调查处理你的问题。兵团政治部的陈秘书,七师保卫科雷科长也都参加调查。现在组织就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但要实事求是。”
  我微微抬起头,看见此位处长靠着行李,双腿像蚂蚱一样弯着,身穿新新的军装。另外还有还有一个胖子,也脱了鞋,盘腿坐在炕上。
  “坐下吧!”方处长很和气地说。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屋中央为我特设的一小木凳上。
  “你就是林胡吗?”方处长是河北口音,在一群山西人中,听起来很亲切。
  “嗯。”我答应了一声,抬头瞟了他一眼。这方处长确实是方。方脸盘、方鼻梁、方眼睛、方下巴。很像香山碧云寺里的哼哈二将,但没那么凶。
  “这一阶段生活怎么样?吃得饱吗?”
  我点点头。“哼,还行。”脑子里闪出了冰凉的小米饭。
  他看着我戴着铐子,问:“手腕破了吗?”
  我抬起双手,让他看看磨出黑印的手腕。
  方处长对赵干事说:“回去带他到医院看看,上点儿药。”
  心里热乎乎的,官儿大,就是水平高,
  “以后可以把你的铐子给摘了,但要正确对待。你打架那么厉害,怕出问题,你们团才一直给你戴着。这是对党负责,也是对你负责。可不能有冤气呀。”
  太好了!戴着铐子,老有一种要被重判的恐惧感。听说死刑犯就总戴脚镣手铐。现在,方处长头次与我见面,就指示把铐子摘了,真使我有点儿感激涕零。
  方处长又随便和我聊家常,问我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哪儿工作?听说我姐姐曾在北京军区文工团,非常兴奋。马上问姐姐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文工团的很多人,曾陪团访问苏联。
  这么聊了好半天,山南海北地侃,一点没审问的气氛。
  方处长说话不紧不慢,有什么说什么,不故作神秘,平等口气,一点儿没把我当成犯人。最后看我不那么紧张了,就说:“林胡,你谈谈吧,最近都有什么活思想?”
  自从日日夜夜戴了两个多月铐子以来,方处长是头一个对我这么客气的军人。
  心里憋着的委屈,轰地爆炸,一股高压气顶着嗓子眼儿,噎得我说不出话。用变了调的声音说:“我不是……反革命。”声音又小又走形,一口一口地大喘。
  方处长关心地问:“你是不是有病?过去有这毛病吗?”
  我摇摇头。那股气呛得我连唾沫都咽不了。
  “给他倒杯水。先喝点水再说。”
  赵干事给我倒了一缸子白开水。
  可能是太紧张,我的喉咙一时痉挛,几乎说不了话。喝点水后,就好多了。
  “林胡,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我不……是……反革命。”
  “我们也没说你是反革命呀,组织上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对革命,对你本人都有好处嘛!”
  我低着头,不说话,那股高压气还噎在嗓子眼儿。
  “林胡,再喝点水,别紧张。”方处长对我的态度,几乎比父亲对我的态度都好。
  两个多月来,赵干事每次审问都吹胡子瞪眼,今天方处长对我这样亲切,这样关心,一个劲地让我喝水……使我深受感动。
  甚至都不愿意抬起头正视他一眼,害怕自己凶狠的目光刺痛了他——老用眼睛照人,把眼睛照得特野。
  “林胡啊,现在好受一点了吗?不要怕,先给我们讲讲你的主要经历吧。”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干的一件又一件事。去越南,闯西藏,偷刀剑,搞手枪,蹲局子……由于紧张,胸口发闷,说话结结巴巴,还不时大声叹气,深呼吸。
  方处长很感兴趣地听着,跟听故事一样。
  两个军人埋头飞速记录。
  从晚上7点,一直说到10点半。临走时,方处长让赵干事把我的手铐给摘了。他温和地问:“回去好好洗个脸,有毛巾肥皂吗?”
  “没有。”
  他指示赵干事:“这些东西让哨兵帮助给买一下。”
  蹲了两个多月,我只洗过几次脸。一天到晚在小牢房里呆着,洗不洗脸无所谓。
  回到牢房,我咕咚咚喝了许多凉水。然后双手舞起来,跟螺旋桨一样地转,直到转累了为止,不戴铐子是舒服。
  两个多月来,解大便是多么别扭。即使任长发愿意帮忙擦,我也不自在。双手锁在一起,不能脱衣服睡觉,也极别扭,好像穿着湿透了的衣服,粘在身上,大大影响睡觉质量。下巴把棉祆上磨出两块油污发亮的地方,让我联想到车站里的乞丐。
  特别是总戴着铐子,使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草原小居民点有了解闷对象。团部大人小孩总好奇地前来观看这个能把人双手联在一起的铁圈圈。从他们那恐惧夹杂着怜悯的眼神中可以感到,我似乎活不了几天了,就等着挨枪子。这给我的思想压力极大,心情异常的沉重。
  今天,那玩艺儿终于摘掉了,方处长真好!
  第二天没找我,第三天也没找。我们趴在窗上观察,几天来从没见方处长上厕所(他去厕所的路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据此,我判断他可能下连了。
  一周之后,方处长又开始找我,不出所料,他果然到七连调查了好几天。
  “林胡哇,要相信组织,把事情真相全给领导讲清楚,这样将来我们才好处理。实话说,根据外调材料,你父母也没什么大问题。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的同志,我们也不愿你成为反革命。给你打成反革命,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处嘛。”
  我的毛病是谁对我好一点,就感动得要命,谁对我坏一点也恨得要命。方处长这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老沈、赵干事根本不认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而方处长却还称我为同志,冲这个就得好好坦白,不能驳了方处长面子。
  凭直觉,方处长对我不错,据任长发讲,方处长审他时,很严厉,还在他面前表扬我态度好。
  很想交待一点什么,报答方处长。
  “林胡呀,七连的群众揭发了你许多问题,你这个人太好打架了。如果这次不抓起来,你可能还要犯大错误。”
  当我对他详细讲述沈指导员报复我们整党给他提意见时,方处长默默听着,一句活没说。换了赵干事,又要骂我不老实了。
  方处长没有通常保卫干部的职业病,他不吓唬人,不吼,不挖苦你。我如果说的在理,他也点头表示同意,不像赵干事,无论我说什么,都斥之为不老实。
  每次审我时,方处长还总让人给我倒杯水喝。事虽小,却能感到一股温暖。
  虽然一再警告自己要实事求是,决不能为表现态度好而什么都认,虽然自己所说的事实基本上都是真的,但色彩的浓淡,程度的深浅,都明显的向方处长喜欢的方向靠拢。
  总觉得方处长那么诚恳,那么和气,再不交待一点,心里过意不去。回答问题时,尽量让方处长的判断得到证实,交待事情经过时,尽量让方处长满意。
  当然,残酷的现实一方面逼得我向方处长摇尾巴,一方面也逼得我玩避重就轻的诡计。表面上老老实实,低头躬腰,说话有气无力,声音又粗又哑。眼睛望着方处长时,那么赤诚。可内心深处却没忘记了盘算哪些说,哪些不说。上山偷水果、使假月票、偷招待所的床单等等,交待点没事,但议论江青的那些话就太危险了,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尽可能回避,但也不能一点不说。有时要硬着头皮交待一点,以牺牲局部,保存整体,捞个好态度。
  恨自己不爱哭,流几滴眼泪多好,能感动方处长。可我无论怎么想伤心事,也挤不出一滴眼泪。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毛主席说要杀一小批,“批”就是指有一定规模,几个不叫“批”。军令如山倒,在押犯如态度不好,随时都可以被当典型给镇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才变得俯首贴耳,又老实,又耍着鬼心眼。
  “关于江青的话,你还说过什么?”
  “没什么了。”我痛苦地咧歪了嘴。一提起她,就像往脖子上缠了一条毒蛇,又腻味又害怕。
  “对组织可要忠诚老实啊。你这孩子本质还不坏,要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不要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
  “有的我都说了,确实没有了。”我尽量想法从第一夫人身边溜过去。就像贼,尽量离他偷东西的地方远一点。
  “不对吧。你再想想还说过江青什么?你过去的那些朋友揭发了你很多很多。看,这都是揭发材料。”方处长指着桌上厚厚的一打卷宗。
  赵干事的金鱼眼转转:“哼,就连你去三连偷了两个铁轮子,从人家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我们都掌握!”
  “这可不是诈你。你的所做所为我们都知道,希望你自己主动讲出来。”
  方处长拿起一打材料走到我面前,捂住上半拉:“你看看,这是雷厦写的揭发材料,这是他亲笔签名,我们没诈你吧?”
  我看见白纸上写着:“揭发人雷厦1970.5.18”旁边按着一个血红色的手印。
  方处长又递给我一本,接着又一本……一共6大本。每本最后一页都写着“揭发人雷厦”,并按着大红手印。
  这小子真揭发啊!6大本揭发材料,白纸封面,跟《青春之歌》那么厚。
  鼻子好像中了一拳。努力睁大眼不让泪珠掉下来,可还是有两颗滚到脸上。
  方处长教训道:“你哭什么?唉,中毒太深了,哥儿们义气蒙住了你的眼睛,分不清好坏人。”语气中不无同情。
  赵干事连连点头,对方处长说:“是啊,他在日记里骂他父亲是个老狐狸。”
  “雷厦有什么好的?你怎么就被他迷住了?一个军统特务的小孩,哥儿们义气害死了你,还不知道!”
  默默地流着泪,尽管早就预感到雷厦要揭发我,还是被这6大本给震动了。
  自被抓起来后,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保卫干事的面流泪。
  方处长掏出高级糖块,给了在座的军人每人一块,他们边吃糖,边舒舒服服地观察着我。那玻璃纸哗哗地响……
  1967年八·二一武斗后,雷厦被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法在学校呆,想和我一起去西藏去。我问他有没有兴趣搞点刀,他说他一直想弄支手枪。我问他“为什么搞枪?”
  他严肃地说:“国家有难,挺身而出。”
  在成都,为考验他的忠诚,想抽他耳光,他欣然同意。我扭腰后倾,倾全身之力,狠狠打了一个,他毫不躲闪……粉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五个手指印。
  我问:“还让我打吗?”
  “你打多少,我挨多少,”他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为洗雪一二·七武斗的耻辱,雷厦和我流亡师院,天天练拳。自愿让我拿他当靶子练,义务挨打而分文不要。听说美国拳王阿里找人练拳,一小时得给上百美元。
  海淀分局是对我们友谊的最残酷考验。但都经住了,在那样阴森可怕的地方,我们还建立了联系。铁门、厚墙、电网、严厉的看守……也没有隔断我们。
  来草原后的第一仗,我被老姬头打躺下,是他最先扑上去,揪住老姬头;王连富手持斧头,和我扭打时,是他抢下了斧头;第二天,王连富拿着大剪刀,欲置我于死地,又是他把大剪刀夺过来。这样凶猛的打架,一般人都躲得远远,也只有他敢上手。
  我和雷厦不是一般的交情。
  1968年初,雷厦不敢回学校,亡命街头。我俩住在北师院的一间寒冷屋子,夜里冻得睡一个被窝。春节到了,我回到家中,见一桌子好吃的,想起朋友还在师院那间小屋啃馒头,就大白菜。吃饭时,扑簌簌地流起泪。母亲看见大惊失色,说我感情不正常,和雷厦搞同性恋,还教育了我半天。
  确实,他是我一生中最爱的男人。身边有他,多么有魅力的女人都能抵挡。
  1968年4月16日,因搞枪雷厦被抓后,我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自己走到海淀分局看守所,要求进去看望雷厦,结果被抓,警察称我是:“送货上门”。
  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
  我为自己有一个可靠后背而欣慰。每次锻完练后,他帮我打饭,帮我按摩肌肉,帮我到卫生室要药……我则想法把八·二一武斗的事实真相告诉众人,澄清所谓雷厦打砸抢的谣言,尽量消除同学们对他的误会。
  雷厦说我身上有拿破仑的气质,阴沉、孤癖、多疑、易怒……我觉得他身上有瓦西里般的忠诚,武松般的不色,小英古斯独战群狗般的勇敢。
  来草原后,我们经过一段断交后,重又恢复联系,彼此消除了轻押,变得更加尊重,相敬如宾。
  我们的结合就像柴油机和火炮一样,互相依存,构成一个有威力的钢铁战车。它已冲过许许多多炮火纷飞的战场。如果经过这次恶战,它还能幸存,那真值得写本书了。即使由于压抑,有点同性恋色彩,也丝毫无损于它光荣的坚硬。
  可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这回怎么了?真变成狗屎了吗?
  揭发材料上的红手印渐渐变成了一摊血。这就是鼓励我永远不要当叛徒的人留给我的遗物。
  “同生共死”的誓言刺激着自己的大脑神经,我一面回忆着过去,一面流泪。我们是在断绝了一段来往后,两人都心照不宣地有了和好愿望,像初恋般恢复了关系,并日益密切,变得更铁的情况下,突然又反目为仇。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呀?除了只能对一个人三忠于外,其余的忠实都统统取缔。一切骨肉、朋友之间的情义,都不允许深厚到超出对红太阳的感情。成天鼓励反戈一击,到处都是叛卖,连夫妻、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之间都充满着揭发告密。
  唉呀!唉呀!唉呀!
  在场的军人们静静地嚼着糖块,玻璃纸噼哩啪啦响着。他们看着我脸上大颗大颗的泪珠,很是困惑。
  我尝到了被颈刎之交抛弃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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