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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一三

  看着刘希坚走去之后,白华便寂寞地走回她的房里,坐在桌子前,沉默地,一只手托住脸颊,望着窗外的晴空:夏天的晚照,象美丽的长虹似的散着美丽的光彩……
  她是很悒郁而且很烦恼的。许多不适意的事情都浮到她的脑子里来。第一使她感到不快活的就是她的同志——那些完全忽视“上海大屠杀”的所谓革命的无政府党人。那些人,在口头上都是热烈的社会改造者,在笔下尤其是解放民族的前锋,可是一碰到实际便赤裸裸的——如同被剥了皮的猪的赤裸裸一样,暴露着一切都是冷的,死的。如果不是她昨夜看出那些同志们的真相,她一定还相信她和他们是同样的负着历史的新使命。现在,他们在她的面前已经取消了一切信仰了。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孤单。自然,一个人,只孤单的一个人而没有第二个同志,这力量怎么能够使社会改变呢?她因此不得需要那些人,虽然那些人是使她十分失望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她感到痛苦了。
  “不配讲主义……”她又愤怒的想着。
  可是一种可怕的思想突然跑到她的脑里,使她反省地——含着怀疑成分地,对于安那其主义下了分析。“为什么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都糊糊涂涂的,没有一个人有科学的头脑呢?”她想。但立刻她又自责了:“哼,你也这样想么,你这个不忠实者!”接着她仍然相信,只有实现无政府主义才有和平的世界。这样想着,她觉得对于她自己是宽恕了刚才的犯失,同时也增加了她一直向前的勇力。她认为她应该去纠正那些同志们的谬误……然而她想到刘希坚留在她心里的那讥刺了——“无政府党人讲的是自由……”她便为难地想着她如果去指摘那些人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不就是对于他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的触犯么?虽然这种自由并不含解放的意义,然而谁能够客观地分析这些?自由——无论包含的是一种怎样的成分,总之,在安那其斯特身上都是一概不许别人侵犯的。并且,在事实上,她已经深知那些同志们的一种共同的固执,也就是每一个同志都十分地看重那个人主义的自由,那看重,如同一个奴隶的忠臣看重他的帝王一样,而且还当做安那其斯特的特性,同时还当做不同于凡人的特殊的骄傲……那末,她一定要成为刘希坚所说的“如果你触犯了安那其斯特的自由……没有人再把你看做同志!”
  于是,她觉得她的前途有一层薄薄的雾。
  “纵然,”她随后想:“他们不把我……那也不要紧。总之,这一点谬误,我是要向他们说的。”她刚强的决定了,便觉得有立刻到枣林街去的必要,如果他们还不在那里,她就单独的去找他们。
  这时她的思想才渐渐的平静。她的悒郁的精神也舒展了。烦恼象一个幻梦似的消灭去。
  她离开桌子了,站在一面蛋形的镜子前,理着她的头发,她觉得她的眼皮是疲乏地,她的脸上有着倦意,愤怒,烦恼和苦闷的痕迹。她拿下一条绣着红线的Good Morning的洋毛手巾,擦着她的脸……忽然有两个人影子现在她的身边来,她急忙地放下手巾,看见珊君和她的爱人。
  “你这个鬼,怎么一声也不响。”她笑着说。一面向站在珊君身边的杨仲平点着头。
  珊君仍然象一朵使人爱好的玫瑰花,在她的身上显露着江浙女人的风韵。她用北京话回答说:
  “你也一声不响,我以为你睡着了。”
  “瞎说,”白华望着她,一面把手巾挂上了。“现在是下午了呀!”
  珊君笑一笑。
  “你现在预备出去是不是?”她问。
  “等一等不要紧,”白华说。
  接着他们便告诉她,尤其是珊君说她昨夜一夜没有睡,躺在床上睡不着,恐怖和愤怒地看着东方吐出了白色的影,至于出来了一个灿烂的太阳。那失眠的原因,就是她看见了号外,看见了上海的大屠杀,看见了英国人的无人道的野蛮,看见了民众的血和尸首……
  “真惨呵!”她颤声叫了一句。接着她又说,她生平感到第一的可气和可怕的就是那号外的消息。说不定那被杀的学生之中有的是她的同学,她的同乡,她的亲戚,甚至于说不定有她的弟弟。“总之,”她兴奋地——“就是不认识的,也一样,不能不使人发疯的。”显然象一朵玫瑰花的她,变成红色的萱花似的吐着赤热的气焰。
  “你们预备怎么样呢?”她未了向白华问:“你应该为那些死者找出代价来,你是革命家!”她热烈地接着说:“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
  这最后的一句话使对面的人吃了一惊。白华不自觉的把眼睛张得圆圆地,定定的看住这位忽然说出“要革命”的女友。她觉得珊君是一个豪绅的小组,以读书为消遣的大学生,沤歌恋爱的诗人,从来只梦想着爱情的美丽和结婚的幸福的,也就是从来不谈政治和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不知道忧愁和贫苦的人,忽然象从沙漠上现出一朵花似的,从她的口上响出了“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的声浪——这在她是空前的,值是惊讶的名词。白华一直对她惊讶地望了许久。
  “这样望我做什么?”珊君向她问。
  “奇怪……”她心里想,一面笑起来了,十分好意地向她笑着。
  珊君还在疑惑:“做什么?”
  “你怎么也觉得应该要革命才行呢?”白华直率的问。
  “怎么不应该觉得呢?”珊君用愤慨的声调回答:除非是傻子,是凉血运动,才觉得我们的同胞可以让别人屠杀!”说了,在她健康的脸颊上,又浮上一种红晕。
  白华看着她,忽然跳起来,异样欢乐的握这女友的手,一面握着一面说:
  “好极了,珊君!现在正是我们努力于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一切都献给革命的时候。这时候除了革命,我们没有别的。”
  珊君也热情的,插口说:
  “不错,”她同情地——“我们是要起来革命的——当然,你是已经从事革命了。”
  白华便有点被意外的欢喜迷醉着,张开手臂,将珊君紧紧的拥抱了。
  “那末,珊君,”她的声音也是疯狂的——“你加入安那其好了!只有安那其的‘新村’才是我们的和平世界。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属于安那其的。”接着她不等待珊君的回答,又加上一句:“我今天就为你介绍。”于是把怀抱中的珊君松开去,她看见她的脸色鲜红地,仿佛她是被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强抱了许久的样子。
  “我是要加入革命团体的。”她舒了一口气,才慢慢的说。
  “那加入安那其,没有疑义。”白华坚决地,她的声音包含着许多煽动的成分。
  珊群不回答,只迟疑地把眼光向右偏去,落在杨仲平身上。他正在听着她们谈话,一面又在看着一张《京报》。
  白华便笑着高声说:
  “密史特杨,珊君在问你呀!”
  珊君立刻把眼光收回去。
  杨仲平放下报纸,说:“我没有意见。”并且说他不愿干涉珊君的行动。
  白华便进一步的说:
  “密史特杨,你不反对珊君加入安那其么?”
  “当然不反对。”
  “你自己呢?”白华更进一步的问:“你不和珊君一路加入么?”
  “我么——”他找出一个理由来回答,“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还不了解。”
  “问题只在你要不要了解,”白华逼迫的说。
  “当然要了解。”
  “那末,我这里有许多重要的书籍,你可以拿去看。我相信你不要看好多,你就会对于安那其主义的倾向。”接着她又照例的说了许多安那其的新村计划,如同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员向人家兜揽生意似的,完全把乌托邦的幻想再加上一层美丽的形容词的装饰。
  “好的,”他回答:“我看了再告诉你,说不定我就要加入——”这最后的一句,他实在有点违心地,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无政府”或者“安那其”这名词,甚至于连现在——在白华热烈地向他宣传的现在,他也没有这样想。
  可是白华却以为有几分说动了他,便欢喜地和他握一下手,一面说:
  “你以前都没有看过?”
  “一本也没有,”他回答。但他立刻想起他曾经看过一本《面包掠取》,不过他只看了十几页便厌烦的丢开了,因为他觉得远不如看王尔德的小说有趣。
  于是白华转过脸去问珊君:
  “你先加入好不好?”
  显然,珊君要和她的爱人取一致的行动,所以她回答说:
  “我也等一等——等看了那些书之后……”
  这回答出乎白华的意外:她没有想到珊君竟也给她这么一种滑头的拒绝。因此她有点生气。同时又有着比生气更大的失望包围了她,使她一声也不作的默着,坐到床沿上,心里想:“不是战士,这般文学家……”接着她听见一种清脆的声音从珊君的嘴唇上响过来。
  “现在,自从上海的惨案传到北京来,我和仲平的思想都有点变动,就是他和我都觉得应该革命才行。”她停顿一下说,“所以,只要是革命团体,我们都要加入。”
  白华不作声,只听着。
  珊君又要继续的说,可是杨仲平把她的话打断了。他自白似的说:
  “我现在是相信艺术改造社会……”这是他的一句真话。因为在那两天以前,他所崇拜的还是普希金、拜伦、王尔德……追随这些老前辈而努力于创造一座美丽的“象牙之塔”的,并且要把他自己深深的关进去,在那里面大量地产生他的小说,诗,戏剧。可是这两天以来,他自己也不很理解地,觉得他需要写一篇带着血腥的作品了。虽然他没有分析这观念的变迁是什么缘故,甚至于他也没有想到他的艺术观是从“为艺术的艺术”而走到“功利主义”,但是他已经觉得——他需要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系的东西,尤其是他要为五卅的惨案而预备出一种周刊,并且把刊物的名字还叫做《血花》。
  他和珊君来到这里,就是为这个《血花周刊》的缘故,因为珊君知道白华会写一些有社会性的小说。杨仲平终于把这目的说出来了。
  “你当然加入,”他最后说。
  珊君也接着向她劝诱:“白华,你是能够写文章的,尤其是这一类的文章,所以你非加入不可!”
  白华对于这事情很冷淡,她还没有染得文学家对于出版刊物的嗜好——也许竟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如同许多商人想开分店一样。
  “不,”所以她回答:“我不加入。”
  “为什么?”杨仲平笑着问她。
  “恐怕我没有工夫。”
  “你很忙么?”珊君问。
  “说不定很忙。”白华一瞬也没有忘记她的安那其主义的工作。
  “那末你什么时候有工夫,你就什么时候写一点,”杨仲平让步的说。
  珊君又要求她答应。她终于回答:
  “不过你们可不要靠我写多少。”
  杨仲平便欣然地告诉他,说《血花》可以在一个日报的副刊上出版,并且下星期二就出创刊号。于是,五分钟之后,这两个人便夹了一包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和白华握一握手,走了。
  白华看着那背影,心里便热烈地想起她的同志——她要到机关里去找他们。
  她立刻锁了房门,走了。天色已经薄暮,四处密密地卷来灰色的云,乌黑的老鸦之君在这沉沉的天野里飞着,噪着,马神庙的街上现着急步的走去吃饭的学生。路灯象鬼火似的从远远地,一盏两盏地亮了起来。空气里常常震荡着《北京晚报》和《京报号外》——“第三次号外”的声音。
  她一路快步的走,一路热情的想着——
  “如果……他们还不在……我就要每一个人给他一个攻击!”
   
一四

  天色,在白华的周围慢慢的黑起来了。路旁的树影成为夜色的浓荫。当她走到枣林街时候,他看见那颗北斗星在繁星之中灿烂着。
  她走到机关的门口,她的热烈的希望在她的心里升腾着。她好像决定一种命运似的担心地伸手去叩那黑色的大门——叩响了铜的门环。
  门开了,仍然是那个老头子站在半开的门边,并且照常的露出殷勤的笑,这笑容所代表的是感激她每月给他两吊钱,他把这一点钱就拿给他的一个赶驴车的儿子,加强了他们父子的亲爱。
  “小姐!”他这时又照常的向她低声叫地了一声。
  白华又改正他:“告诉你叫我白先生,你又忘了。”一面说着一面走了进去。
  在她的背后便响着:“是的,白先生,先生们都在那里。”
  白华已经看见了,那会议室里的灯光。从窗格上透出来的亮,证明那里面并不象寂寞的坟墓,是那个聚集不少人的会议室。并且由一块窗纱上,她看见那一幅挂在墙上的克鲁泡特金的象片,显然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先觉正在灯光里莞尔地笑着。
  她欢乐地急走了好几步,便一脚跨上两级石阶,推开那扇会议室的门。在灯光底下的人群便立刻起了骚乱,大家跳起来和她握手。她就十分快活地和每一个人——差不多是每一个人握了一下。
  有一个人声在她肩后响着:
  “我猜的没有错,你一定会来!”
  她偏过脸去看,向她说话的是陈昆藩——他给她第一个印象又是那一对四十五度角的斜眼睛。但她记不清和他是不是已经握过手,便向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接着好又转身去。听着一片高音的声浪:
  “开会!开会!”
  同时从别方面又响起近乎粗暴的叫喊:
  “等一等!”
  “马上开……”
  “还有同志——”
  终于,那站着的,稍稍平静的人群便骚乱了,大家没有秩序地向一张长桌走去,仿佛不是一个革命党的开会,却象乡下人看完社戏的溃散。于是一种声音在脚步和椅子的交响曲之中,象躲避屠夫的羊似的叫出来的:
  “蹴了我的小脚趾呀!”
  跟着又响起:
  “慢慢的!慢慢的!”
  五分钟之久才平静了。可是坐在桌子旁边的人数不过二十人,而刚才,就象是几百人向银行挤兑的样子。
  白华在心里想着:一奇怪,这些人又不是小孩子,大家都装做小孩子一般的胡闹……”于是她转动着眼珠去观察这围拢在桌边的人,她重新看见这无政府党人在外表上有一种共通的特色,就是百分之七十的头发都留得很长,很长,差不多要象欧洲的小姑娘似的披到颈项上。并且,一种骄傲的神情,在每人个的脸上都充分地表现着,仿佛所有的安那其斯特都是不凡的人物……
  这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告说:
  “这一次是特别会议,是特别为援助五卅惨案的。”
  报告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忽然门响了,进来了一个人,大家的脸都歪着看过去,而且好几个人不守秩序的站起来发了疯癫一样的跑过去握手。
  “我们刚刚开会。我们刚刚开会。”
  另一种声音:“坐下!坐下!”
  同时:“大家都在等你……”接着是带点感叹的声音:“唉!没有你真不行!”
  进来的人是“自由人无我”,他仿佛又设计了一张“新村图案”,满脸都是笑容,一面和人握手,一面说着他自己来晚了的缘故,这缘故还不止一端,说着又说着。于是时间很快的过去了。主席也没有法子镇静这自由的扰乱,只能等待着,等待着,眼看这些安那其斯特的自由,以及盼望这种自由再把他们驱使到会议桌来。
  白华的眼睛是狠狠的钉住那些人。她有一团气愤在心头沸腾着。她觉得同志们简直不是在开一个严重的会议,简直是象在戏园里,茶楼上,落子馆里一样,任意的做着几俗的无益的应酬。所以她耐不住了。吐出一种强烈的声音:
  “喂,同志,还开会不开会?”
  大家都给她一个惊讶的眼色。
  “当然要开会……”不知道是谁这样低声的说。
  会议才重新开始。主席又在报告——最后提高了嗓子,把一张号外念了一遍。
  大家没有话,然而不是一种深思的沉默,而是象许多小舟被狂风卷到大海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形态。
  白华把眼睛环视了一下,觉得会议室的空气沉闷极了,尤其是看见许多同志的脸色,突然从心坎里生了恶化的感情。
  她有点烦躁的说:
  “主席!你应该提出讨论纲要呀!”
  于是整整的过了半点钟,在唧唧的私语的人声中,弄出这样的几个纲要:
  1.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
  2.五卅惨案和安那其有怎样的关系?
  3.安那其对于这惨案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4.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援助被难的同胞?
  可是,这空间,仍然是许多眼睛的转动,没有声音。
  主席便发言:
  “请郑得雍同志发表意见。”
  在桌的那边,一个矮矮的穿西装的少年站起来了,是一个爱好修饰的漂亮南洋人。同时,他在无政府党人之间,是一个十分被人欢迎的同志,因为他的行为是吻合一般同志的脾胃,常常做出很使人惊诧的浪漫的事情,尤其是他爱了一个九岁的女孩子,他要等待她十年之后再和她结婚,这恋爱是压倒了一般安那其斯特的浪漫的,所以同志们都对于这空前的,纯灵的,神圣的恋爱作了许多赞叹。并且他家里很有钱,他的父亲是新加坡的一个小资本家,他全然为了无政府主义的缘故而不承认是他父亲的儿子,却常常向他父亲要来许多钱,毫不悭吝的都花在他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上——他常常邀许多同志跑到五芳斋楼上,吃喝得又饱又醇;有时到真光电影院买了好几本票子,每个同志都分配了一张。这种种,都充分地表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特色,同时,就成为许多同志都喜欢和他亲近的原因。因此他得了同志们的敬重和美誉,三个月以前被选为“上海安那其驻京书记。”
  这时许多同志都给他一阵响亮的掌声。
  他笑着发表意见:
  “关于‘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这一点,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类没有了解和信仰安那其主义的缘故。假使全世界都建设了安那其主义的新村,那末,无论那一种族的人,都互相亲爱,象兄弟姊妹一样,当然,无政府主义世界里面,是没有战争,没有伤害,没有罪恶,只有和平,亲爱,大同,至少是没有什么惨案发生的。”他吞了一口气又接下去说,同时有许多同志和他很钦仰的点头。“因此,非常显明的,五卅惨案和安那其的关系,有两种:一,证明安那其主义必须扩大到全世界;二,五卅惨案是反安那其主义的行动。所以,我们对于五卅惨案应抱的态度,当然是安那其主义的宗旨。最后,我们应该用安那其斯特的同情心,来同情被难的同胞。”说完便慢慢的坐下去,从西装小口袋里抖出一块浅红色的丝手帕,揩着嘴唇。
  立刻有一个北方的高大的汉子,站起来粗声的说:
  “我完全同意郑得雍同志的意见……”又立刻坐下来。
  白华皱着眉头看着他,认识他是一个很莫明其妙的同志。虽然这个人对于安那其主义的团体很热诚,常常自动的损许多款项,可是这仍然不能够修改他那不正当的行为——他正在做着私贩军火的买卖。有人说他从前因为杀了一个不肯服从他的女人才投杨森的军队里面,后来做了团长,又为了不很光明的事件而离开了军官的地位。他加入到安那其是在六个月以前,介绍他进来的是一个党的老同志,只把“他对于无政府主义非常热诚”作为条件,承认他是一个安那其的党人。但是,无论如何,白华对于这个人是很怀疑的——说不定他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当做绿林中快客的气概。因此她对于这位同志,常常都从心里发生一种很坏的感想。尤其是当他每次只会赞同别人的意见,不管那意见是否正确的时候,更觉得有一种轻视的意识,如同她自己都被人侮蔑了一样。
  于是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白华只看了一眼,便很苦闷地低着头,感到一种沉重的窒塞,比空气的沉重还要利害,她心里叫着:“唉,又是这样的一个!”因为站起来发言的这位同志,他的思想,见解,行为的分量,和那位私贩军火的同志恰恰成了一个平衡。他不但是一个会耍刀枪的武士,会打许多拳法的拳师,而且是一个流氓。他常常向同志们说:“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召集三四百弟兄来帮帮安那其的忙。”他这时发表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言论,尤其是把其中最精彩的两句话,非常大声的重复地说着——“我们赶快把新村的计划实现出来!我们要使四万万同胞都来信仰无政府主义!”
  跟着,一个又一个,差不多是同样地,没有什么对于五卅事件的深切见解,只是空空洞洞地把曾经说惯了的,那一串老调子——安那其主义呀!新村呀!——说了又说。
  后来,被认为“师复”第二的“自由人无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十分受人敬重的同志,他自己,也觉得是应该受同志们的敬重的,因为天赋给他一种安那其主义的天才,他能够不同于一切同志地,把“无政府的新村”理想到特别神化。他常常都逍遥在这样的妙境里,整天整夜地,和现实的社会离开,如同一个山洞里的老道士幻想着“太上老君”的炼丹而死守着蒲团的情景一样。可是正因为这样,他成为无政府党人的杰出人物,一直使许多同志疑心他是一个超人,否则,他不会把新村的境界想得那样幽默。所以他一站起来,许多同志都现出一个笑脸,还尽量的给他一阵欢迎的掌声。同时,许多眼光都集中在他的消瘦的脸上,注意而留心地,听着他的言论。
  然而无政府党人的嘴上是离不开新村的。任何人都一样。就是在这个特别为五卅惨案而召集的会议里,仍然免不了这一套滥调。似乎大家也都忘记了这一个会议的特殊意义。
  这情形,完全使白华烦躁起来了。她在心里乱骂着——“三教九流,形成了安那其的组织!这些人,简直都是糊涂蛋!”最后她忍耐不住地,便一下跳起来,锐声地,几乎是叫着:
  “到底我们对于五卅惨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呀!”
  大家才恍然意识到,刚才的许多言论都滑到很远去了。于是有几个人——比较有点清楚脑筋的。才重新把论点集中到五卅惨案的事件上,才把这一个自由的,同时是混沌的会议改变了一个新的形式。
  白华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末了,在许多打着呵欠中间,这个会议便告了结束,总算是一个比较有好结果的结束,决定了这么两个重要的决议案:
  ——发表宣言
  ——募捐
  然而这决议案的执行,同样是采取安那其的行动方式,就是并不指定谁去负责任,只凭每个人的兴趣来干,也就是每个人有执行的权力,每个人也有不负责任的自由。所以,正在决议案成立的时候,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们便散开了。仿佛是会议开到这里,已经是什么事都没有了。结果,又使热心于惨案事件的白华,生起很大的气,可是她不能责备任何人,正为这行动正是代表无政府党人的色彩,她只好忍耐了,同时也只得把起草宣言的责任负到她自己身上来——觉得明天在北京城就有安那其的“五卅”宣言的出现,心里便潸然地浮荡着一片欢喜。
  在她走出这机关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空阔的街道上,充满了神秘的黑暗,凄清的虫鸣散在黑暗里,使胆小的夜行者感到寂寞的威吓。
  白华一面担心的走,一面想着她应该怎样起草宣言,另一面她起着感情的冲动,她要把这消息去向刘希坚说,表示无政府党人也已经决议对于五卅惨案的援助。
  她走出枣林街,看见有一辆洋车停在那里,便大声的说:
  “皮库胡同,去不去?”
  在车上,夜风飘动她的头发,揉起了深伏在她心中的一切的美感。
   
一五

  那盏圆形的电灯还照耀着三星公寓的招牌。两扇大门虚掩着。一个大学生正从里面送朋友出来。白华就在别人说着“明天见”的声音中走进公寓了。
  她一眼看见,刘希坚的房间是黑的,而且安静,仿佛那电灯已经熄灭很久的样子。她疑心着——是没有回来呢还是已经睡着了呢——便走近房门去。房门上没有锁。并且从那里面传出一种微微的呼吸的声音。这使她踌躇了。因为她不想去惊动他的瞌睡,她知道他是很疲倦的。可是有一种感情,使她没有自制力的,轻轻的把房门推开了,走进去,同时对于刘希坚为工作而劳苦到极度的疲倦的熟睡,油然生了同情心。
  于是她在黑暗里坐了二三分钟,她从隔壁灯光的反照,模糊地看见刘希坚熟睡的样子,她看见他的眉头紧皱着,仿佛他的心里是深锁着什么苦闷。这脸色是她和他认识以来的第一次发现,使她惘然地落到沉思里,不自觉的给他一半敬爱和一半怜爱的凝视,有一种不能立即离开这里的情感。
  但是,最后她决定离开了。她自己也应该回去休息了。她想留一个字条子给他,使他知道她在夜里曾来过一趟,尤其是要使他知道安那其对于五卅惨案也已经有了表示。
  她写了。她站起来了。可是她的手无意中把桌上的一件东西碰到地上去,发生了磁器粉碎的响声。
  “谁?”她听见刘希坚惊醒的问。
  她只好回答——低声地:
  “我……”
  刘希坚警觉地翻身起来了,他并且立刻开亮了电灯。
  “哦……是你……”他快乐的笑着说,睡眠的影还深深的布在他的脸上。
  “你睡吧。”她说:“我就要走的。”
  “不——”
  “你太倦了,你应该睡。”
  刘希坚打着阿欠摇着头,说他现在已经不疲倦,已经睡够了,接着从枕头底下拖出一只表来,说:“还早呢,才十点。”一面走向桌子去,坐到藤椅上。
  白华笑起来。她知道这时已经十二点多钟了。他的表是停止了的。
  他又挽留她,说:“我睡得很够了,一个人大睡多了会变很蠢的。”
  白华只好答应他再坐半点钟。
  刘希坚便兴奋起来了。虽然在他的眼睛里,显然是勉强地把睡眠赶跑的光景,那眼珠上余剩着惺松的红色。可是他撑持着,仿佛他真的睡得很足够的样子,说着话,很有精神地动作着。
  白华就告诉他,她带点因欢喜而夸张的神气,说她刚才是从枣林街来,从安那其党人集会的地方,而且是……
  刘希坚插口说:
  “那末,你们开会了。”
  “是的,开会了,”她高兴的回答。
  “怎样行动呢?”
  她望着他,一面心里想:“你以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有行动表现吗?”一面便带着骄傲的声调的:“发传单,募捐,以及别的种种援助。”
  刘希坚微笑地望着她,觉得她对于安那其实在太热情了。
  “你得了什么消息没有?”他接着问。
  白华仿佛回忆似的想了一想。
  “听说上海已经总罢市……”她说。
  “没有听到电车,电灯,印刷工人等等,也立刻要罢工么?”
  “还没有,”她回答。“如果能够引起总罢工,”她接着说。“那实在是一个有力的表现。”
  “对了,”刘希坚说:“罢工是直接的给英日以猛烈的打击。因为中国的工厂——尤其是铁机工厂和纱丝工厂,差不多全部都是英日资本的企业。他们会因为罢工而受到极大的损失。”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运动西崽罢工。”白华也感着兴味的说:“外国人在中国是特别享福的,虽然差不多在他们本国都是很穷的,可是一跑到中国来,便立刻阔起来了,他们都不想自己来劳动,都用中国的西崽替他们做仆役的工作,所以西崽罢工,也是直接的给他们一个打击。”
  “不错,不过这只是使那些外国人感到起居上的不方便。我们给他们以重心的打击,应该使他们受经济上的损失,使他们失去——至少是减少在中国所得到的特殊的权利,所以收回租界和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运动是必要的,是目前的急务。至少这两种运动可以给他们一个威胁,使许多外侨的心里发生恐慌……”
  “那末,我们要民众向他们示威了。”
  “当然的,只有民众——广大的民众的示威,才能够转变帝国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的观点,就是说,只有全国民众一致的向帝国主义作反抗的示威,才能够破除他们的压迫,才能够解放我们自己,才能够把我们从殖民地的地位上独立起来。而且这独立的存在,我们还必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起来……”
  白华兴奋地听着,兴奋地说了许多意见,在伟大事件的面前,她的言论的出发点已经渐渐的离远了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因为,具体的事实的教训,不容许任何理想主义者再继续做美丽的梦幻。同时,五卅惨案当中的流血——这种血不是美术家为点缀裸体画的女人唇上的颜料,不是欧洲绅士们喝的葡萄酒,不是中国风流人物所鉴赏的牡丹花的颜色,而是在人类中的强暴者的罪恶的暴露,和弱小者被残害的精神的映射。任何人——除却帝国主义者以及它的附属物的资产阶级之外——对于流血——那连贯地从枪弹眼中流出来的血,那尸首——那暴露在水门汀上的尸首,都不能站在旁观者的地位,都不能当做茶余饭后的新闻而闲谈着,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从心坎里燃起一盆愤怒的火焰,把这火焰和别的火焰联系,联成一块,变成毁灭世界帝国主义的巨大的烈火。现在,这烈火的种子已经从上海民众的心坎里燃烧起来了,同时象一条导火线似的燃烧了全国的民众。白华的心上也腾腾地飘拂着这种火苗。她并且把女性的同情放到这火苗上。这时,她的脸颊绯红地,如同那火苗已经飘到脸上来的样子。
  随后她猛然听见隔壁的钟声响了两下,她吃惊的看了表,的确是两点钟,便觉得她应该回去了。
  刘希坚送着她,一路握着她的手,感着十分愉快的低声说:
  “我们好好的干,白华,你可以从事实中得到许多证明——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用的……何况中国的无政府党人更超乎空想以上。”
  白华在心里是接受了他的话。但是她没有回答,只默默地走出大门,沉重的说出一声“再见”。
  刘希坚便单独的留在院子里。因为他没有瞌睡,以前的睡眠被兴奋的谈话赶跑了。这时他的头脑里只装满了思想——复杂而且澎湃的思想。这思想一息不停地在他的头脑里活动,如同许多扩大的空气在气球里活动一样,慢慢的涨起来,使他感到仿佛他的头脑已经涨得异常之大,恍然是漫画的大脑袋的样子。他好几次都用心的去注意他的影,都没有看清,因为夜是深沉着,星光很黯淡,天象一片无际的黑幕,罩着地球上的熟睡的动物,植物,以及房屋。
  他单独的从东边走到西边,重复的走了许多趟。他的思想也似乎跟着他的脚步而响着声音,响在他的头脑里。
  随后他停止散步了。坐在一张板凳上,仰望着辽远的天空——夜是不变动的沉默着。夜声是细小而且隐约。各种虫呜的流动也显得十分秘密。可是他的思想的波浪仍然在那里冲击着,纷纷地溅着这样的浪花:
  ——民众被烈火烧着,要自动的起来了。
  ——总罢工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上海的民众已经象狂风急雨一般的在暴动。
  ——北京也要哮吼的,狮一般的哮吼的。
  ——被压迫民族的总示威……
  这些浪花越溅越多了,最后变成各种尖锐的微生物似的,深入到他的思想的细胞里。他觉得把这些微生物有系统的而且健全的组织起来,是非常紧要的,也正是他自己目前的任务。并且觉到一个人生存在这样的工作里,实在是一种历史上的幸运——当然,能够在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巨浪里,做一个斗争的战士,都一样的有着历史使命的价值的。他自己,虽然还没有对于这使命尽过何等卓越的努力,但是他是在步步努力着的,向着那最高层的建设而迈步,不懈怠,而且急烈的前进,便觉得他这时单独醒觉在这个深夜里,并不是偶然的事。如果,他不为这坚固的信仰而献身给社会主义的斗争,那末他这时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躺在那教授学者的名位上,毫无价值。
  时间在他沉思的周围轻轻的走着;夜在慢慢的变动——更加深沉和熟睡;微风带来了湿的,含着露水的凉意掠着他的脸;他才把各种思想集中起来,集中到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用怎样方法去鼓动北京的民众作一个伟大的示威呢?”
  他想了种种,觉得这不是一方面所能够做到的事——这是应该各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够获得胜利的事。于是他想起一件紧要的工作——就是在目前,最切要的,是号召北京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决定对于上海五卅惨案援助的办法。他认为这样的联席会议开成了,那就毫无疑义的,会实现北京城的广大民众的示威运动。并且他觉得这事情是完全可能的,便欣然地从心里高兴起来,一直把愉快的,同时带着许多胜利的微笑浮到脸上来。
  他重新向很远的天空投了一眼,满含着喜悦的一眼,仿佛他是向着远处的无数贫苦的群众,宣告说:
  “斗争呀,朋友,只有无情的斗争,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
  望了便站起来了,乐观地在院子里走了两趟。随后走到房里去,和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着,在心里拟着几个重要的提案。
  “记着,明天八点钟以前要起来!”
  隔壁的钟声便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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