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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

作者:韩少华

  
  好吃莫过蜜糖,难当莫过后娘。
        ——谚语

   

  一个母亲离开了人世。
  一个家庭也随着失去了重心。
  就像一个严实实、厚墩墩、装满了清水的杉木桶,一下子断了桶箍那样——解体,涣散,崩溃,任凭每个好心人去忧虑那后果,那结局……
  
  桶梁提得起长流水,
  断了这桶箍也枉然!

  这可是老辈人给世上那些丧了妻的鳏夫们留下的冷峻而凄沧的箴言么?
  那些失去了妻子抚慰的丈夫越是年富力强,那些失去了母亲护佑的儿女越是幼小娇弱,那不幸,就越沉重;那忧伤,也就越深长——这不,“幼年丧母,中年丧妻”,人生中两大不幸,竟这样同时降临到一个家庭!
  要么,做父亲的低下头来,背起双倍的重负,在人生的路上踉跄而行;要么,为了维系这个危难中的家庭,又不得不给孩子们寻上个继母——可那结果呢,却几乎总是更深的忧苦,更乱的纠葛,更重的哀伤,直至夫妻反目,亲子成仇……
  于是,“继母”,“后娘”,在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的家庭生活里和文史典籍中,简直都成了高度固定化了的形象:阴险,刻毒,凶残,冷酷。无论是至孝的闵子骞,还是纯真的白雪公主,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冤屈,其制造者无一不是……
  当世界性的家庭危机骚扰着许多文明国度,冲击着无数不幸者的心灵的年代,我偶然来到这“北京市四好家长报告会”的听众席间。事前,我绝难料想,就在那庄严的主席台上,竟端坐着一位继母,一位用自己粗糙的双手和炽热的心,从悲恸、艰难和疑虑中,重建起一个美满家庭的女性!
  眼前啊,就在这高悬着典雅的乳光吊灯、以致显得十分肃穆安详的会场里,她正面对成千个凝神谛听的群众,在用浓重的胶东乡音,追述着自己那悲欢交错、忧喜相融的生活历程。
  她,就是一位续弦妻子,一位默默地承受着世代沿袭下来的种种传统成见和世俗压力的继母,一位决心在“人与人之间关系”这幅似乎是永恒的背景前,在“后娘难当”这项古老的命题上,用一个中国劳动妇女所特有的温存体恤,用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所具备的坚韧豁达,做出自己崭新答案的后娘。
  那是个凄冷的午后。
  她,悄悄地推开了一间陌生小屋的门,不由地愣在了门口。
  洗衣板横在了蒸锅上。蒸锅盖倒仰在桌子底下。桌面上三四个油瓶子、醋瓶子,却只有一个瓶塞,还滚落到了桌角边。几棵蔫巴巴的白菜堆在墙犄角。一团旧衣服、破袜子,塞在了木板床头。
  床上,睡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瘦瘦的身躯紧蜷着,一只鞋甩在了床边——细一看,那光光的小脚丫,大拇指上的冻疮通红通红的。
  她带上门,紧赶几步,伸手拉开被子——那被头,硬生生的;她忙把被子轻轻搭在孩子身上。
  泪,热辣辣的,滚到了腮边:
  “唉,这没了娘的孩子……”
  她不会忘记,不久以前,就在她面对着那个中年丧妻的老成人,听着他那番实实在在的心里话,想摇头、又不忍,要点头,又不敢的那些日子里,正是这孩子——老于家的小四儿,随着他爸,一脚迈进了她那间单身女工宿舍……
  她做过妻子,可还没来得及做母亲,就守了寡。
  那是一九四八年。她二十刚出头,就在青岛一家纱厂里当了十年细纱挡车工。丈夫心好,脾性也好,就是身体不济——医生说,那叫“先天性心脏病”。小夫妻俩恩恩爱爱,日子倒还过得去。谁想,拉扶抓兵的逼上了家门。丈夫拖着病身子,逃到了一片麦地里。抓兵的来搜寻了,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他一惊一急,又拼命挣扎,大口吐血,一头栽倒在那片麦田上……
  从此,她把包袱里几件花袄都煮成青色,低眉顺目地过日子。直到解放以后,入了党,调到北京,在新建的国棉一厂看锭子,当了副工长,还是住在单身女工宿舍里。
  她,独身守了整整二十六个春秋。
  在那些年里,她暗暗地流过泪,叹过气,可自从一脚跨进党组织里来,她就不再为自己、更不再为那悲惨的往事活着了,姐妹们谁休了产假,她就把人家拖下的活路揽过来;谁闹了灾病,她就把人家丢下的家务担起来。从挡车工,到机修工,党支部一句话,她就改了行:扔下捻得飞熟的线头儿,接过了怎么也弄不顺手的大扳钳。选她做党小组长,做工会主席,她二话没说,插手就干;可举荐她当先进生产者,她却急得乱转,脸红到了后脖颈。背地里,人们说她,“眼泪都变成汗了”。嗯,她忘了悲哀,忘了愁苦,只记得自己是个老工人,是个共产党员。
  不过么,她毕竟需要个家!
  就在她一个人望着灰白的屋顶,不能入睡的漫漫长夜里,她渐渐想到,这种持续了二十六年的独身生活,看来真需要改变一下了。
  热心的老姐妹一个个找上门来。
  “听我说呀,秀珍,人家可是个老干部,每月工资……”
  她只笑了笑,没吭声。
  “我说的这个,可是知根知底的:四四年参军,眼下人,家是个副军级待遇;儿女早就成人了,又都在外地——我说刘姐,你还要挑个什么样儿的?”
  她还是一笑,没搭言。
  “那就说说,你到底打算找个什么样儿的呀?”
  “找个……找个老成人,有情义的……”
  不久,一个中年人,姓于,名立民,京棉三厂的普通干部,由热心人陪着,来到了刘秀珍面前。见面一开口,——哦,还是老乡哩。那乡音入耳,立刻就亲切了三分。
  老于,心实得很,也热得很。不几天,就来看了她三趟。
  她坦然地望着眼前这个中年男子,这个猛然间闯进她的生活里来的不幸者,从他那双诚实的眼睛里,看出了期待,向往,也看出了思虑,忧愁。特别是那憔悴的面色透露出的病容,更让她想起别人说给她的,这做丈夫的在妻子病床前厮守着,侍候着,经年累月,简直耗尽了自己体力和心血的情景来——嗯,这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哩……
  这会儿,不知怎么的,她竟独自一人,悄没声儿地进了老于的家门。
  瞧,那不就是他——对面墙上灰糊糊的像片镜框里那个挺精神的中年人么。那镜框里,还夹一张张大小不齐、年代不一的照片哩——
  老于旁边那个妇女,短发,花布罩褂,不胖不瘦,笑眯眯地跟每个望着她的人交换着愉快的眼光。她——听老于说,姓朱,叫淑兰。看她照像那时候,该是满心欢悦的,丈夫为人老实不说,只瞧这一溜儿小树儿似的四个儿子,她心里还会有什么排遣不了的忧愁?谁想,一种起因不明的痼疾,早在暗中浸透了她的身子。就在她四十三岁上,正当孩子们肩挨着肩地长大起来、眼看可以收获许多幸福的时候,她却撒手离开了人世……
  秀珍怎能忘记,老于第二次来看她,就含着悲伤与怀恋,毫不避讳地当着她的面,追述起前妻的种种往事了。原来淑兰她,也是自幼儿就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纱厂,也是上大夜班看车直看到两腿肿得一按就一个坑,也是一个月的工钱开下来买不了半个月的粮——她可真是个苦姐妹、亲姐妹啊。当时,秀珍就觉得,自己跟那个一去再也回不来的姐妹之间,早就连着一根热乎乎、苦森森、看不见却觉得出的“线”呢。
  哦,淑兰,莫非眼前这件大事,就该这么定了么?我就要来接替你,照料大人孩子来了么?我就要跟俗话说的那样,像一道续了竹篾子、接了断茬口的桶箍那样,把这个眼看着要散了的家,重新抱住,围拢成一个又能装满甘泉的杉木桶么?
  照片上,淑兰那么心满意足地微笑着。
  就在这照片上,站在母亲身边的,这个四方大脸、耿直淳厚的小伙子,是老大——老于说了,他叫建国,还在山西插着队,倒是有了对象,就要办喜事了。
  这俊眉俊眼的,是老二,叫爱国,参军驻扎在海南岛;亲妈去世,也没来得及回家见上一面。
  这个浓眉毛、紧抿着嘴唇,带着些倔劲儿的,是老三,叫京军,从小就爱拉个二胡、编个歌儿。
  这么一个呢?还用问,小四儿呗。大名儿叫什么来着?——京跃?对,“北京”的“京”,“跃进”的“跃”。就是这孩子,那天他……
  那天,老于第三次来到秀珍的宿舍。一推门,领进个小男孩儿来。看上去,那孩子还没抽条儿,挺单薄的;只见孩子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后就爽爽快快地近前来,往她跟前一站,朝她定神儿瞅了瞅,又耸了耸鼻子,抿着小嘴儿一笑,开口叫了声:
  “妈!”
  登时,她心头猛地一拱,嘴上却没好应出声儿来。她只瞧了老于一眼,就一把搂过小四儿,端详个够……
  现在,她给小四儿掖了掖被头,又长长地嘘了口气。随后,转身找来一块抹布,洗净,拧干,把那个镜框轻轻取下来,前前后后,边边角角,都擦了个周到;又双手挂在了原处。
  愣了愣,她清醒些了似的,就到厨房里把火炉子捅旺,坐上一大盆碱水;热了,就洗,涮,擦,抹……临了儿,就连个小板凳儿,也让它干干净净地找着个停当的位置。可一没留神,碰倒了靠着桌子腿儿的洗衣板——小四儿一翻身,爬了起来,揉揉眼睛一看,拉着长调儿,又叫了声:
  “妈!——”
  “哎,四儿,你醒啦?”
  这回,她答应了。
  一扭头,却见老于不知什么工夫进屋来了,正呆呆地望着屋里,活像进错了家门儿似的,惊喜着,竟不敢再往前迈步。
  她呢,又看了老于一眼,只觉得两颊一阵微微发热……
   

  可她并不知道,就在此刻,这个家庭里的另外两个成员,正怀着那种传统的对继母的戒心,陷在苦闷中。
  看来,无论是准备走进这个家庭里来的继母,还是将要接纳一个后娘进门的孤儿,都面临着那样沉重而顽强的传统观念的考验呢。
  在那条从十里堡通向红庙的宽宽的马路上,在那两排高高的白杨树之间,老大建国,老三京军,漫无目的地走着。
  路宽吗?对别人也许是的。可此时,老大却觉得至少对他和他的三个弟弟,未必如此。他只觉得脚底下沉得很,心里头闷得很——他是长子,父亲最先把续弦的心思跟他亮开了。答应吧,自古后娘心就狼;不答应吧,眼看着父亲让几种病症折磨得一圈儿又一圈儿地瘦了下去,这可该怎么……
  老三呢,不知为什么,这几天里一有空,他就让自己的手指在那把旧二胡的丝弦上反复地揉出那一串流传了不知多少代的曲调;心中也随着低吟起那一句句哀伤幽怨的歌词:
  
  小白菜儿啊,
  地里黄啊;
  三岁两岁,
  没有娘啊。
  ——想亲娘啊!
  跟着爹爹,
  还好过呀;
  就怕爹爹,
  娶后娘啊。
  ——想亲娘啊!

  此刻,那古老的旋律又从他心底升起来……
  走着,沉默着。老三知道,大哥在等他的答话。他只得说了一句:
  “听小四儿说,人还不错……”
  见大哥没吭声,他明白沉默里含着些什么。
  几乎同时,老二爱国,在海南岛,在那高高的椰子树底下,拆开了一封父亲的亲笔家信。他只看了几句,就好一阵心酸;还没读完,又茫然长叹了一声——“有后娘,就有后爹。”
  在来信中,做父亲的给二儿子介绍了他的未来继母的情况:是个老工人,党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人很实在,没有孩子。好吧,既然父亲表示了自己的想法,做儿子的还能有什么话说?
  老二只得拿起笔来。虽说在部队里当了好几年文书,可他提笔之后,还是不得不斟酌再三,给未来的继母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称呼是“刘妈妈”,既尊敬,又并非毫无保留;信中委婉地点明了两个幼弟是他最牵挂的,并且诚恳地希望对他俩……
  不久,一封字迹稚拙的信,展在他面前——
  
  爱国:
  你身体好吗,工作忙吗,我很惦念,我到这个家里来,是为把你两个弟弟培养好,就这个想法,我没文化,可会干活,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来是为把你妈妈他(她)没干完的活接着干下去,他(她)不放心的事我来做,叫他(她)放心,你在部队好好工作,注意身体,家中之事,现在有我了,不要惦记。
                    刘秀珍

  这页信,爱国看了好几遍,安心多了。
  又没多久,老三来信了,说爸和“妈”决定,让大哥先把喜事办了,他们再安排自己的事。从来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得出,自己这个性格内向的三弟,是怀着欣慰之情写这封家信的。
  紧接着,老四又来信说,大哥大嫂来北京了,去见“妈”了,“妈”掏出六十元钱,又拿出一块手表。后来又给置办衣服,准备了折叠椅、折叠桌,托运到山西。老四还写道:“临去之前,是我嘱咐他们俩,见了妈一定要叫的。他们一去就叫了,妈可高兴了,爸也高兴。”想象得出,这个性子活泼的小弟弟,写这话的时候,该有多么得意。
  又过了些日子,父亲来信了,说他们老夫妻俩回了趟山东老家,看望了双方老人,也就算把事办了。想象一下,自己这秉性忠厚的父亲,此时此刻或许真的得到了些安慰?
  爱国更盼着能回家看看了。可是,军务在身,直到半年以后,才得到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
  那时候的于爱国啊,虽然早已是个革命军人,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中的一员,可他,却未必意识到,自己那颗单纯而真挚的心,竟不知不觉,依然被一个古老的传统观念束缚着呢。
   

  冒着凌晨的凄寒,他走出了车厢。
  父亲和四弟到车站来接他。这是他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见着亲人。望着父亲还没完全消去病容的脸庞,他暗暗忍住了涌上来的泪。
  回家路上,他只装着看路边景致——深秋了,黄叶飘落,有什么看头;或是三言两语地陪父亲闲谈着。母亲临终的情景,他一个字也没忍提。
  这一路,话最多的是小四儿:“咱妈上早班。说让你到家先好好歇歇,下午再跟你说话儿。”
  “咱妈”?妈要是活着,也是三班倒……唉,听听,“咱妈”这两个字,你小四儿叫得好顺口啊!
  “哦。”他应了一声,见父亲正微笑凝望着他。
  到家了。还是那间小屋,熟悉,却又陌生。
  炉台上煨着豆浆,焐着油饼儿。一到口,又热,又香。好几年了,在香蕉成山,椰子遍地滚的南国,水果都吃得舌头发腻了,早就想吃上两口童年就吃惯了的家常早点啦。嗯,这位继母她……
  等到爸爸去上班,弟弟去上学,家里只剩下自己的时候,他蓦地觉出这屋里空了。
  桌椅添了些新的;旧的也干净得快认不出了,地面简直照得出人影。连窗棂也纤尘不染。小里屋那张床却没换,铺着素净的新床单,摞着闪着丝光的新被子——只这一点,似乎在提醒他……唉,长年辗转在病榻上的亲娘,没了,永远没了,老人不是说么,“宁死做官的爹,也别死讨饭的娘”啊……此刻,只有墙上镜框里那张遗像,还让他一下子想起自己往昔那种种的情景。妈在世最疼的就是他这个聪明、懂事的小二了。可从今天起,从今天起就要张嘴叫另一个人“妈”了。他多想面对亲娘的遗像痛哭一场啊!可说不定,就在这当口,继母会推门进来,那……忍住了,他又忍住了。
  镜框里,亲娘却笑眯眯望着她最偏疼的儿子,无忧无虑。嗯,可也真该感谢这位还算明理的继母:人家进门来,还让把这前房的遗像端端正正挂在原处——这,也就可以了。
  真的,这位继母,她是怎么想的?难道真象她在信里说的那样?
  爱国就在外屋小四儿床上睡下……直到不知什么时候,屋门“吱吜”一声,开了;朦胧中,他忽地意识到进来的是谁,就连忙起身,说了声:
  “您下班了,妈……”
  “哎。”继母爽爽朗朗地应了一声,“快躺下,看着了凉。”
  眼前,站着个中年妇女,齐颈短发,跳出了几根银丝。面庞黑黑的,两眼透出几分倦意——只是让一种兴奋、快慰的神情遮掩着,不大分明。一双又大、又粗实的手,一手拎着个半旧的包包,一手提着个尼龙丝网兜儿,满满装着些个肉馅儿,鸡蛋,蔬菜,水果……哦,比起活在自己心里的新娘来,这“妈妈”也许老相了些;可那眉宇间,眼神里,却含着一种叫人心里发暖的东西。
  一瞬间,就在继母放下拎包,提着菜兜往厨房走去的那一瞬间,他想起刚到家时候那一大碗热豆浆,一大摞热油饼儿,也想起回家的路上,在车里,小四儿靠着他的肩膀,简直是贴着哥哥的耳根子,一口气说的那一大串话:
  “爸领我头一次去见咱妈,一路上尽嘱咐我‘可得叫妈’、‘可得叫妈’了。我心想,叫不叫那可得由我。爸叫开门,领我往屋里一走,我头一眼就看着合心思……别打岔。怎么说呢?反正,反正是她看我的时候,那神气也不知怎么有那么股暖和劲儿。我心里一乐,就叫了声‘妈’!得,后来,咱妈就说啦,‘就是小四儿叫我那一声,叫得我动了心’。反正是我跟咱妈一见面儿,这事儿啊,就算定啦……爸,瞧您,没您的事,您乐个什么?”
  此时,爱国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忙穿好衣服,到厨房里要接过继母手里的话:“我来!”
  “你先歇着去吧,这功夫还用不上你。”继母把围裙系上,说,“等会儿咱一块儿包,吃饺子。”
  饺子!继母怎么知道我爱吃饺子?怎么想得到南方,除了春节,长年累月也难得……
  小四儿下学了,爸爸下班了,老三也从学院里回来了。这个见了亲哥也是不多几句话的老三呀,一见面,只眯着眼睛笑。
  “你们说说话儿去吧,我来。”继母直了直腰,撩起围裙,擦了擦手,从厨房里往外赶着儿子们。
  “一块儿包,一块儿说话儿,多好。”建国不在,暂时代理长兄职责的爱国,说着搬起了案板。
  小四儿抢过了面盆。
  老三端上了盛肉馅儿的锅。
  父亲也悄悄地拿来了擀面杖。
  秫秸盖帘儿,圆圆的,撒上了细细的簸面。饺子,胖的胖,瘦的瘦,大的大,小的小,一个个往那盖帘上站:一圈儿,又一圈,仿佛围着一个共同的无形的中心。就听吧,哥哥埋怨弟弟捏得不紧,弟弟又笑哥哥包得太慢,说着,笑着,闹着。
  欢笑中,老夫妻俩交换着快意的眼色。
  忽地,继母望着那整整一盖帘儿团团圆圆的饺子,略停了一下手里的活儿,愣了愣,说了句:
  “就缺建国他们两口子……”
  “您等着瞧,妈,等会儿我替他们俩吃!”小四儿一拍胸脯儿,夸下了海口。
  老三没说什么,只似乎是会心地看了看二哥。
  爱国心里一动,刚要说句“妈您还惦着他们”,话到嘴边儿上,又咽了回去。
  两汪温润的光泽,在父亲双眼里闪动……
  啊,人生在世,该寻求些什么呢?除了事业,理想,难道不也该享有那种和谐淳美的精神生活,其中也包括着欢悦温馨的家庭气氛与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真诚融洽的情谊么?可谁知道又有多少钟鸣鼎食、位显爵高的家族,所缺乏的正是这最质朴却又最珍贵的一切啊。也许,这个正在重建着的普通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还没有顾上体察这种充实的家庭生活,将对他们的事业,正产生着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爱国到家的第三天,歇也歇过来了,该办的也着手办了,心里就惦记着一件事——去看看亲娘的骨灰盒。他知道,妈病危的时候,爸爸担心影响儿子服役,只在病人去世之后才写了信。这次,真该去……可要不要对继母说一声呢?说吧,早听人讲,最好在继母面前尽量避免提自己的亲娘;不说吧,事后让人家知道了,更会造成误解……
  唉,难哪!
  这天下午,继母下班到家,捎来一卷儿雪白的又薄又润的打字纸。
  “爱国,”继母轻言细语地说,“你来家也两三天了。抽个时间,去八宝山一趟,看看你妈去吧。”
  爱国心里忽地暖成一片:
  “哎,我明天就去,妈。”
  “那好。”略一沉吟,她又说,“你看,你要去,也该跟人家丽萍打个招呼吧?”
  “哎,”爱国忍了忍眼眶里的泪,应着,“明儿个让小四儿领我们去。”
  晚饭以后,继母把那卷素纸展开,叠呀,剪呀,扎呀……做了几朵小小的白花。从继母手上接过了一朵,爱国把它捧在手上,不觉又抱在怀中。
  次日一早,继母送出了楼门,嘱咐着:
  “到了那儿,把那盒子上的尘土好好儿地净一净。”就在这一瞬间,爱国猛然感到,那些“同情”、“体贴”、“怜恤”一类的字眼儿,都已经无力表明他在此刻所承受的精神上的给予了。虽然他一时还说不清这给予的内涵,却已相当清晰地意识到,他所承接的似乎竟是一种比亲子之爱更加宽广的情愫……
  ……当他依依地离开亲娘的骨灰盒,强忍着两汪热泪,在八宝山那飘着黄叶的小路上,跟自己的未婚妻丽萍,还有小四儿,冒着浓重的寒气,失神地走了好一阵之后,他猛然问了一句:
  “四儿,妈对你,怎么样?”
  “可好了……”弟弟一口气摆了一大串例证。
  “你做错了事,也不说你?”哥哥又问。
  “也说也管,可严呢;就是不往爸那儿告。”
  “哦,对爸呢?”
  “可好了。爸一下班,什么活儿都不让爸沾手。还悄悄儿跟我说,‘你爸真够苦了。那些年,工作重;这几年,又加上侍候病人。自己也落了一身病。四儿,常在家的是你跟我,有什么事儿你可得帮着妈;也该让你爸养济养济身子了。’爸每顿饭都是妈给单做……”
  “那……对你三哥呢?”
  没容小弟再答话,丽萍婉然一笑,插了一句:
  “怎么,还不放心?”
  “不,不是……”爱国也一笑,笑容里含着歉意——只是这歉意还看不大出是对谁表露的……
  寒风里,三个人并肩走着,许久也没再开口。
  又一天晚上。继母正在灯底下缝纫机旁“嗒嗒嗒”地忙着什么。父亲在单位值夜班。三弟回学院去了。小四儿到同学家去做功课了。剩下爱国,躲在灯影里,望着墙上那个亮晶晶的像框;望着,望着,他仿佛刚刚意识到,永生永世,只能从这层玻璃后面,从那张厚纸片儿上承受慈母的目光了。他觉得心里沉闷,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
  缝纫机,随着停了下来。
  寂静中,爱国觉出自己这声长叹,未免有些不慎了。不觉之间,他一回头——
  继母手里还捏着活计,目光却关注着这边。他,顿觉有些不安。
  “爱国,想妈了,是不?”那语声,温存,诚挚。
  “没,没……”不知怎的,他竟否认起心中这最纯真的情感来。
  继母没再说什么,慢慢起身,悄悄收拾着活计,随口说了句:“我到街坊家去坐坐。”
  “妈,您别……”爱国也站了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了。
  继母走到屋门边,又回头轻声说:
  “爱国,好孩子,想哭,你就哭个痛快吧!”
  “妈!”儿子扑了上去,攥住了母亲那粗糙的手。
  母子俩的热泪,滚落在一处……
  这一霎时,爱国才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在家庭——这个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集合体中,也存在着一种高于亲缘、血统的情感,一种他一时还无以名状的精神上的维系!于是,他想起了那件事——
  那是他到北京六七天后一个晚上。
  继母的几个老姐妹说说笑笑地来串门儿了。老二忙沏上一壶茉莉花茶,恭恭敬敬地给每位客人都斟上一杯;最后,也给继母斟上。随后点头一笑,回到小里屋,顺手拿过书,歪在了床上。
  外屋,老姐妹间絮叨着些家常话儿。
  “我说刘姐,你这个新家,底子不厚吧?”
  “倒是算不上厚。”
  “听说还欠下一大扑拉账?”
  “欠倒是欠过,可早就还齐了。”
  “让我瞧瞧你们家这像片儿吧——哟,这就是你们老于?……挺精神的个人儿哩。”
  “可不……”
  “这就是那个一进门儿就张嘴叫‘妈’的小四儿吧?多乖……这个,就是他那前房的?”
  “嗯,才四十二三的人,就……”
  “我说刘姐,”语声显然低了,“你怎么还在你这新房里挂着阴间人的像片儿?”
  “这碍啥的……”
  “就说你不怕犯忌讳,可这么一天到晚,抬头低头跟她见没数回的面,也不嫌看着淹心?”
  “头一回进这家,我就看见这像片儿了。”
  “那老于他怎不事先摘下来?”
  “我觉着,这倒见出他是个重情义的了。”
  “哟,大妹子,你可真开通!”
  “我是想,这夫妻的情义,母子的情义,都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我一进这家,就硬要别人都摘心摘肝似地,丢下这份情义呢?再说,淑兰跟我一样,也是个自幼就受苦的。我一见这像片,就觉着她亲哩。倒是天天能见着她。我这心里才踏实……”
  小里屋,爱国听着,听着,手上的书,不觉滑落床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啊,心中却不止于感动而已。他在思索,在体味:老话说,“嫉妒是女人的天性”,可继母这番话里又包括着什么“性”呢?
  临回部队,爱国把这情景说给了父亲。当时,老于只点了点头;心里却默念着:
  “放心了,就是到了天边儿上,也放心了。”
   

  首都机场。宽阔的停机坪边。京军,京跃,来接已经完成两年援外任务的父亲。
  两年之前,老于得到上级派他出国的命令。他还难免有些放心不下——泥人儿还有个土性子呢,什么担子都扔给秀珍了,万一她……
  “还记得么,”临行前一天晚上,妻子坐在床边,轻言慢语地说,“六二年,全党学《修养》,里头有一句‘将心比心’的话么?后来那些年里,把这话给批了多少遍,我心里可还是觉得没有错,我总想,家里家外,党里党外,要是人跟人不凭这‘将心比心’,不凭个啥?我呢,要是连家里人都团结不了,那我还……你就去你的吧,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啊?”
  “放心,我全放心了……”
  他不会忘记,第二天,他是微笑着登上飞往异国的座机的。现在,七八百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就在这些日子里啊——
  爱国复员回京,跟丽萍成了家。喜事办得圆满,各方都很满意。
  建国添了第二个娃娃,男孩儿,取名叫鸣鸣。是秀珍让大儿媳到北京来生产的。
  爱国也添了个儿子,取名叫飞飞。丽萍她们小妯娌俩,都由婆婆伺候月子。
  母子平安。婆婆也乐得合不拢嘴;又把建国夫妇的大女儿鹏鹏留在了身边……
  哦,自己身在海外,家里三桩大事,都由这续弦老伴儿一人承当了。做丈夫的还能再说什么?那两年间,他常在心里这样念叨:
  “淑兰哪,这回,你可更该放心了……”
  当时,他眼前分明映现出前妻那双正望着他的眼睛,那副心满意足的笑容;透过笑容,却又仿佛看见秀珍手扶着门框,直了直腰,又要扑下身子去接着干活儿的背影……
  现在,他走下了座机舷梯,站在两个儿子面前。看着父亲红润的面色,儿子们笑了。
  刚一进家门,他就一手搂过孙女鹏鹏,一手抱起孙子飞飞,又不由得抬眼看了看老伴儿……
  她,鬓边的白发多了,两颊上都出现了拇指盖大小的寿斑——她才五十二三的人哪!
  妻子也正看着丈夫,见他那个精神劲儿,那个喜兴样儿,她不觉理了理鬓边略显散乱的发丝,心里像含着块家乡的高粱饴,悄悄儿地溶化着。
  老于抱着两个心肝儿宝贝,往妻子跟前凑了凑,笑着,刚要说上句什么,却见……
  阳光下,孩子们衣襟上的金花儿,银朵儿,闪着亮;妻子却偏过脸去,拿手背遮着自己的眼睛:“先离我远着点儿……”
  做丈夫的打了个愣怔。
  丽萍把婆婆搀开些:
  “我妈给一家子人织毛衣,没黑夜、带白日地织,织得眼睛落了毛病:一见太鲜亮的颜色,眼睛就难受;这闪光儿的,更刺激眼睛了。唉,就这一二年,光是毛衣就给这三个孩子织了十好几件……”
  “我妈太苦自个儿了。”老二轻声说。
  “我妈知道我的手表出了毛病,就从手上把自个儿这块摘给我了。”老三低声补了一句。
  老于的眼眶湿润了。
  “我妈剥白菜帮子,做菜馅儿团子,自己一凑合就是一顿。”小四儿以颇知内情的神气抢着说。
  “瞎说什么呀,四儿!”当妈的嗔怪着,分辩起来,“那菜团子是你没吃,还是你哥哥嫂子没吃?——家里谁没吃!”
  “我没吃,飞飞没吃!”鹏鹏指指自己的鼻子,又点点飞飞的脑门儿,向爷爷显示着自己的“委屈”。
  望着妻子憔悴的面容,老于把鹏鹏放在地上,把飞飞交给丽萍,忍了忍心中难以平静的思绪,只说了句:“你也该顾一顾自个儿啦……”
  一家人都没再说什么。要不是飞飞闹着让奶奶抱,那沉默似乎还要再延续下去。
  老于没歇几天,就叨念着要上班。当然了,每到晚上,一家老少聚在这小屋里,说说笑笑的,这也是他从心里眷恋着的时刻。
  家常话儿,话头儿转到了家庭经济上。
  “咱家里,”小四儿的倔巴劲儿又来了,“老家一来人,我妈就大包小包给人家……”
  “这‘人家’是指谁?”没容小四儿把话说完,继母搭话了,“要是你妈还活着,你也这么‘人家’‘人家’地跟她说话?”
  听着妻子的话,老于想起回家来才得知的那件事情来——
  孩子的五姨——淑兰的亲妹子要结婚了。秀珍听说,忙让爱国往老家写信,欢迎五姨和五姨父到北京来旅游。五姨两口子也实在,接信不多几天就来了。一进门就“我这亲大姐”、“好大姐”地叫秀珍。虽说是续弦姐姐,可一见面儿就亲得很。姐妹俩一说起家务事、心里话,就常常说到后半夜。妹妹要上街,正赶上变天降温,姐姐就找出自己新做不多日子的呢子外衣,让妹妹穿上;临走,又说当做贺礼,让妹妹穿回家去。还另给老娘和那几个姨家带了些吃食。后来,有的孩子流露出“咱妈也太手大了”的意思,秀珍却说:
  “我总想,要是你们那亲妈活着呢,不知该对自己同胞妹子怎么亲热,也不知该对自己的娘怎么孝敬哩……如今你妈是没了,可这份情义,就也该让它随着没了吗?”
  今晚,秀珍又不得不说这句“要是你们亲妈还活着……”了。孩子们都不敢再吭一声。
  谁想,老于要她“顾一顾自己”的家常话说过去没几天,她竟一下子病倒了:血压高,高压常在200上下;肾炎,‘+’号常在二至三个;神经衰弱,时常通宵难眠;还有视神经……诊断书上开下了好一大串。
  全家,连孩子带大人,都慌了。
  爱国两口子悄悄商量着。
  “累的,妈这一身的病,整个儿就是累下的。”丽萍眼里汪着泪。
  “那,你说怎么办好?”爱国问。
  “妈得休息,好好儿养一养。”
  “可这两个孩子呢?”
  “飞飞咱们接走,另想办法。”
  “鹏鹏呢?”
  “……”
  小四进了屋在一旁搭言了,“给大哥大嫂写封信,就说过几天我把鹏鹏给他们送回去,不就得了!”
  话说到这儿,也就放到这儿了。可谁想,这话,竟在这个家庭里伏下了一声风波。
  那些天里,另一件让全家兴奋的喜事,暂时把母亲病倒给家中带来的忧虑冲淡了些:老三,于京军,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选派的进修生,就要到日本东京留学去了。
  母亲挣扎起来,微笑着为老三打点着行装……
  作为新中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专攻现代音乐创作理论的研究生,他进了东京音乐大学,跟汤浅让二和池边晋一郎导师学习,投入到一种新的生活节奏中去,春、夏、秋、冬,它们在人间轮转了一又二分之一个循环。生鱼片,冷面包,黑白相间的键盘,五线谱,无调性乐曲……都被他匆匆地吞食春,触摸着,领略着。他感到充实,可无论如何,又排遣不掉那缕隐隐的乡思。
  每天课业一完,他就想家了。亲娘的遗照,继母手中的针线,父亲渐渐红润起来的面色,小弟弟指挥鼓号队的手势,二哥为准备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构思小品时候的眼神,鹏鹏和飞飞哼着儿歌的可笑样儿……他都追忆着,想象着。心里仿佛回旋着一曲复调的,不,简直是无调性的交响乐……
  每天,上课、吃饭、练琴、听音乐会,都要一抬手腕——表,继母从手腕上摘下来的这块国产表,含着体温,给他戴在了手腕上……而这些日子,他正在十日元、五日元地积蓄着,算计着。
  银座大街,巨型钢化玻璃橱窗。西铁城,精工舍,英格,欧米加……他选择着,估量着,右手插在衣袋里,攥着他那个鼓鼓的钱包……终于,从一个彬彬有礼的营业员手里接过了这块亮晶晶的款式新颖大方的女装表,托人给母亲捎回去,作为生日礼物。哦,要是他能知道,母亲接到这礼物的时候,含着泪,只说了句“我这孩子不定怎么苦着自己,才省下钱来给我买下这件东西的呢”,他该……
  一年半时间,他就学完了汤浅和池边两位导师特为他开设的全部课程。一页朴素的,但却打印精致的节目单,在校园里出现了:
  ——中国留学生于京军毕业作品演奏会。
  在矗立着巨型管风琴的大学演奏厅里,于京军就座了。他穿着一件从家里带去的天坛牌棉织品衬衣。那第二颗钮扣,是临行前母亲为他缝缀上去的……
  演奏会开始了。年轻的作曲家在聆听,用他的心。特别是那个用竖琴演奏的模拟古筝风格的乐章,是曾被他悄悄命名为《古意》的。他希望着,希望人们能从这或许含着些盛唐风韵的乐曲中,联想到那首不朽的诗: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演奏会后,他的钢琴教师含泪提笔,为他用汉字题词:
  
  从心里异常感激你的音乐,希望再听到你的新声。
                桑江牧子

  年轻人由衷地感戴自己的老师。因为,她也是一位母亲。而当日本广播协会(NHK)在《艺术展望:海外音乐交流》节目里,播出他的作品的时候,他甚至执拗地强迫自己相信,在北京,在那个刚刚迁入的新居里,他的亲人们都在收听这次海外播音……他总觉得,他的亲人,特别是那位因他患有碱性物过敏症,连他的脏袜子都给一只只洗净的母亲,是一定能够听懂他的音乐,理解他的构思的——因为,他那一页页曲谱上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为亲人而作,为母亲而作……
   

  正当老三深深思念着亲人的时刻,在北京,那场不很大、也不太小的家事风波,在悄悄酝酿着。
  母亲的病情,久不见轻。爱国考虑再三,只得给大哥大嫂发去了一封信,不几天,一封电报,由保定拍回北京。
  电文,只一句话:“暂勿送鹏”。
  事情让鹏鹏知道了。孩子哭着,一头扎到奶奶怀里,两手紧紧搂住奶奶的脖子。
  “不哭,好鹏鹏,不哭。奶奶就快好了,没事儿,好乖……”奶奶搂着孩子,哄着。
  “我要姐姐,我要么……”飞飞也哭了。
  爱国,丽萍,都在一旁沉默着。
  不两天,建国夫妻俩,突然从保定赶来。
  建国跟家里人谈笑着。小四儿抱着飞飞,搂着鹏鹏,逗个没完。鹏鹏却笑得不那么畅快。
  做父亲的觉得出,大儿子不怎么跟继母过话。
  老二默默地皱着眉头。
  继母却只微笑着,缠着手里的绒线,那么自若,那么安详;一边问着大儿媳,亲家公,亲家母的身子骨儿可好呀,从山西到保定,一家人生活惯不惯啦,保定缺些什么日用品哪……说话中间,还不时提醒小四儿别闪了飞飞的腰,别逗得鹏鹏笑岔了气儿,对大儿子的面色神情,竟无所觉察似的。
  第一天过去了。做母亲的只能躲在厨房里,趁着直直腰的功夫,长叹一声。
  “妈,我哥他在外地那么多年,也吃了不少苦。有什么不周到的,妈您可别在意。”老二抓空儿悄悄说着,像解劝,又像央求。
  “瞧他还怪不错的,妈别答理他!”小四儿竟直陈对大哥的不满了。
  “四儿,不许这么说哥哥。”妈妈轻轻拍了小儿子脑门儿一下子,“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各人有各人的道理,我看建国他是个明白人。等我得了空儿,跟他说说心里话,就好了。”
  “我也得跟他说说了。”老二随口念叨着。
  等爱国跟丽萍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妻子说:“咱们真得跟大哥谈谈了。就说咱妈那回……哦,你可也是个见证人呢……”
  丽萍点点头,她知道爱国说的,就是那件无论如何也该让哥嫂们知道的事情——
  亲娘的骨灰盒,按规定,在八宝山灵堂只能陈放三年。过期如不领回,就由负责殡葬的机构统一掩埋。这期限,渐渐近了。
  父子们都沉默着。
  “还是送回老家去好。”老二只得说话了。
  “嗯,可一时又没有顺便的人。”父亲说。
  “那……”老二沉吟起来。
  “就跟我妈说说呗。”丽萍把事情看得挺简单。
  “也好。”父亲点了点头。
  找了个合适的机会,丈夫把事情说明了;就又顺着话头,跟了一句:
  “要不就由八宝山那边统一安葬了吧?”
  “‘统一安葬’?淑兰是不会埋怨谁了,可咱活着的人呢?你让几个做儿子的心里怎么想?”
  “那……”
  “还有你呢,你又怎么想?”
  “我,我……”
  “先让孩子把她接回家来,等什么时候有人回老家,再送家去,不就都踏实了!”
  “那……”
  “还‘那’个什么呀?我说过,我是任什么忌讳也没有。我总想,咱这些活着的人,应该知心!”
  “……”做丈夫的,低下了头。
  几天之后,爱国,由丽萍陪着,捧着亲娘的骨灰盒,进了家门;身后头跟着小四儿。
  继母早已在屋里选了一处又高爽,又醒目的位置。她从老二怀里抱过那木盒,用一块净布,细细擦拭着,擦拭着,两眼闪着泪花。
  爱国,丽萍,小四儿,跟父亲一起,默立在一旁,心中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说不清,说不清那是悲,是喜,是安慰,还是……
  又过了些日子,老于的老母亲从山东来了。秀珍,这年过半百的继弦儿媳妇,把老婆母侍候得妥妥贴贴,欢欢喜喜。等老人又惦着自己那老伴儿,非要回去不可的时候,秀珍就打发小四儿送奶奶回山东,也就把淑兰的骨灰盒一路送回了故土。
  这件事,就单说这一件吧,还不该让他做大哥的知道知道?大哥呀,情换情,义换义,你也真不该这样待人哪。
  没容老二开口,继母已经在这天下午把老大让到了小屋里,给他斟上了一杯茶。
  “建国,回来这两天,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你还是不大放心哪,孩子,”继母手里编织着什么,两眼却注视着眼前这个心事在怀的年轻人,“我到这家里来,图个什么?就图你爸爸他人正,心好。我又想,你爸爸当时才四十出头,早晚要再找个人陪他到老的。要是真找个心术不大正的,你跟爱国倒是都大了,可就苦了老三跟小四儿。我这才……孩子,这些年了,你要是看我待人办事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就该告诉我。我可不愿意看着你有话装在肚里,不哼不哈的,让亲弟弟们也弄不明白你的心思——你说呢?”
  老大顺着眼角,不吭声。
  “我病了。你弟弟他们商量着,想让我休息些日子,才写了那封信。可你……”
  老大还是没有应声的意思。
  “可你临来,连个招呼也没打;回来这些天,又……唉,你那心思,我能不明白,孩子,你还不是疑心我这病……”
  听到这里,老大反倒抬起了眼睛。
  “听我说,建国,我的诊断书,就在那个抽屉里撂着哩。”
  老大的眼神,微微一颤。
  “那年,你爸爸还在国外。你们添了鸣鸣。我让你们把鹏鹏给我留下,我跟你们提什么了没有?孩子放在我这儿,我跟你们要什么了没有?我总是想,要是你亲娘她活着,她该怎么做呢?她会怎么做,我也就仿着她的样儿做就是了。可话又说回来呀,”继母说到这儿,略停了停了,叹息了一声,“要是你那亲娘还活着,就坐在这床上哩,一时顾不了孩子哩,你到家来,也这么不哼不哈地对她吗?心里头也会猜想她是真病,还是假病吗?”
  老大一下子低下了头。
  “你怎么猜想我,我不计较。在我跟前,你就是白了胡子,也是个孩子。可你别忘了,咱家里光是党员,就五个哩!咱要是连一家人都不能‘将心比心’,还能指望咱们办成什么大事业吗?”
  “妈!”老大猛地叫了一声,“您,放心吧……”
  大儿媳含着泪进屋来;把鸣鸣放在奶奶怀里,腾下手,给婆母斟了杯茶,无言地陪在一旁……
  转瞬之间,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像透了气似的,全家人都跟着舒畅了。
  建国夫妇动身前一天晚上,做奶奶的把鹏鹏的衣物打点了一下。光毛衣,就六七件,包的包,裹的裹,都齐整整地放在了一处。
  大儿媳抚摸着那包裹,愣愣的。
  大儿子看看鹏鹏圆圆的、红红的脸蛋,又看看母亲的病容,也愣愣的。
  临走那天,鹏鹏亲了亲奶奶。奶奶含泪说:
  “乖鹏鹏,回去听姥爷姥姥,爸爸妈妈的话。等奶奶好些了,就让四叔叔去接鹏鹏回来,啊?”
  孩子点点头,又当着奶奶的面,用眼神使劲儿叮嘱着提了包袱等在一旁的四叔叔。
  “妈,您多保重身子。”老大说着,抱起了鹏鹏,别过脸去,不忍再看含泪的孩子了。
  一年以后,小四儿,这位全家的“交通大臣”,又从保定把鹏鹏接了回来。直到今年“五一”前夕,孩子准备上学了,才又送回去。
  有一次,建国出差到北京来,跟母亲坐在一起谈家常。小四儿进来了,说有一种新样子的鞋,想买。那神气,吞吞吐吐的。母亲听了,一笑,回手取出钱来,递了过去。
  “小四儿,”事后,建国嘱咐小弟弟,“有什么事,就跟妈直说吧。咱谁都不该跟妈再隔心了。”
  “哎。”小弟弟痛痛快快地应,等他把大哥这番话在母亲耳边学了一遍,母亲一时没有应声。
  两丝笑纹,深深的,漾在她的双颊上。
  啊,这笑意,是怎样的宽慰、欢欣、骄傲的流露哟。这分明是至为珍贵的心灵上的自由感与自豪感!而严峻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这种精神境界,可绝非一切人,包括某些享有浮名和高位的人都能达到的。只有超越了狭隘的血缘联系,摆脱了庸俗的私情纷扰,摈弃了陈旧的传统观念的人,只有在新的生活、新的社会里,又能在新的意义上理解并遵循着“将心比心”这样一些朴素而崇高的道德与伦理准则,去实现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样的社会理想的人——哪怕她只是个平凡的劳动者,普通的共产党员,她才是最有权利享有这自由与自豪的人。
   

  那是个星期日的上午。几天的采访,本来早已告一段落。可有个十分固执的念头驱使着我,又来到他们这乔迁不久的新居——我多想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家庭里普通休息日的生活气氛啊。而且,请原谅,我是决心要跟这一家人“共进午餐”的。
  没敲门,就听见电子琴演奏的约翰·斯特劳斯的华美旋律和《Follow me》电视授课人的标准范读。
  门开了,迎出来的正是女当家人。从她那副中国北方劳动妇女的质朴容貌,跟这飘出来的维也纳派的华彩乐段之间,我似乎承受了某种不和谐感。
  不和谐么?有点儿。当我被让进门来,停在这单元的走道上的时候——哦,两间居室的门洞开着,很有些清风满楼的情味;而此刻,我似乎获取了一个得以环顾四周的立脚点。
  京军还在弹奏着斯特劳斯的乐章。
  京跃埋头擦拭着一件闪亮的绘图仪器。
  爱国正注视着荧光屏上胡文中发音规范的口型。
  丽萍在一边悄悄地收拾手头那摞学生作业。
  飞飞咕哝着什么,在走道里小饭桌旁边摆弄他的一堆积木。
  老于师傅呢,从小孙孙身边的那把小椅上站起来,迎着我,笑着;手上还拿着一张报纸,上面似乎是一篇企业管理之类的长篇报道。
  我略一侧脸,那边厨房里案板上堆着红红绿绿的菜蔬,该是女当家人就要摊开的活计了。
  就在这霎那之间,我感到,这一家七口,似乎是七股旋律,在各自按着各自的主调和节奏推进着每个人的生活程序——不和谐么?难免。
  为了不打扰爱国他们的英语自学,我来到了京军和京跃的小房间。
  一架闪着柔润光泽的案头式“卡西欧”牌电子琴,横陈在桌上。靠墙那多宝式的壁柜间,装着“索尼”牌立体声音响组合器。窗边立着的书橱里,《工业制图学》、《纺织机械原理》……塞得满满的。房间两位主人的专业特征,一望可知。
  琴声中止了。飞飞端来糖果盒,丽萍送上茉莉花茶,京军和京跃含笑陪在一旁。
  谈话间,我端详着老于师傅红润的面色,见他笑容里浸润着欣慰,就随口问候着:
  “听说,您的老病儿二三年没犯了?”
  “可不。心里净,就一档子事;工作。”
  这时候,女当家人点手把飞飞招呼出去。
  “听奶奶说,飞飞,那可是打完就不得病的针。跟爸爸去吧,好不好?”
  门厅里传来了祖孙间轻悄悄的对话,引得我把目光也移到了那边。
  孩子应着,凑到奶奶膝前,踮起了脚跟。奶奶正系着围裙,会意地笑着,猫下腰来,让孩子在自己布着寿斑的脸颊上响响地亲了一口。
  “回来别忘了给你哥你嫂写封回信去。”
  爱国抱起飞飞,应了一声,又向我笑笑,出去了,丽萍挽着衣袖,跟上婆母,进了厨房。
  这时候,京军正拣出一盒磁带。于是,勋伯格所作《钢琴变奏曲》的乐曲,在这小屋里飞荡起来。那典范的无调性乐音,如同湖泊中无数银鳞的闪动那样,似乎没有旋律,也冲淡了节奏,只存在着某种无可言传的从听觉到思绪的感应与默契……
  音乐中,京跃悄悄起身离座。原来母亲正在屋门口等他哩。只见母亲交给他一个提兜,又递过一个浅蓝色小本子,轻声说:
  “取三十,给奶奶寄二十;剩下的就……”
  京跃应着,也回头向我致了失陪的歉意。
  琴声还在袅袅地飞旋着。
  啊,这就是这家庭里的假日生活了。每个成员,就这样活动着,出出进进。起起坐坐,似乎没有旋律,也没有一定的节奏,表现出某种近似于“无调性”的样子——可这中间,却分明存在着心灵上的感应与默契:而就在这淳朴与华彩、古老规范与现代风格相交织的家庭奏鸣曲中,也分明存在着一根感应或默契的中枢,一条精神上的纽带,一种向心的聚合著的力量。
  此刻,我多想再找个机会,能跟女主人叙谈几句啊——可谈什么呢?一时又有些茫然。我轻轻地拉开纱门,请女主人来到小小的阳台上。
  啊,好爽人的清风。
  “您可别怪我冒失。我想问问您,对‘后娘难当’这类老话,您怎么看?”
  “说‘后娘难当’,是实话,可也是老话。当后娘的,要是按老一套去想,去做,那就没个不难;难就难在这私心难破上。可要是按新道道哩,又不那么难得不得了……”她说着,解下围裙,对齐了边角,折了折,随手搭在左臂上;又略一思索,微笑着说下去,“闲下来,我常爱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地想一阵子,我就想,真到了那共产主义,这家,该怎么个安法?我说不清。兴许马克思有过话哩。可就算进了共产主义的门槛子,生老病死也总免不了吧;这后娘哩,想必也还会有不是?”
  说着,她理了理让阵阵清风拂得有些凌乱了的鬓发,又透过窗口,望了望屋里那雪白的墙壁间像框中的淑兰,渐渐地敛了敛嘴角儿上的笑意,不觉放轻了话音:
  “虽说共产主义那好年月,我是赶不上了,可那时候的后娘到底该怎么个当法,就不能提前想一想,试一试?照我想,那新道道,还不是就凭着心比心、心换心么?说穿了,难也不难哩。”
  此刻,我的心,被着实震动了——而就在这片刻之间,我仿佛一下子触摸到了这个家庭里的每个成员在精神上相互感应与默契的中枢,心灵间彼此连结着的纽带。
  也就在此刻,我如同置身于八面来风之中,顿时襟怀豁朗起来。
            一九八二年仲夏,草于北戴河中海滩
  作者附记:在采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有关领导王秀荣以及曾宪蓉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从小曾同志为刘秀珍整理的题为《水乳交融母子情》中,也获益很多。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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