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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夏末秋初的晚上，早有一些蛐蛐儿叫了——我就坐在窗子里，听着外面那不大也不小的蛐蛐儿声，高高低低的，觉得这心情竟相当的好。 记得小时候，我挺爱摆弄那些个蛐蛐儿的。刚到六、七岁，就猫着腰，总爱蹲着了——我喜欢么。那罐子里的蛐蛐儿，每一摆弄，我就要屏着气息，拿来探探须子，瞧瞧开牙不开牙。后来，我上了虎坊桥小学。头一课，念的是“一，天亮了”，“二，弟弟妹妹快起来”，“三，姊姊说，太阳升起了，快来看太阳”么。那时候，我模模糊糊知道一些日本的事了。渐渐到了四年级，一个日本便衣进入虎坊桥小学，每天都要在廊子下停着似的。哦，又快到秋天了。我找出一个大大的蛐蛐罐子来，回去把它放在蚊帐里，把这探子也搁在床上，显得神气许多。我又将这个大罐子打开盖儿，蛐蛐儿就在眼前了——除非真有两个蛐蛐儿同放在里头：要么以其中一个必有一死，要么就得急忙把那另一个“转移”。当然了，两个蛐蛐儿开了牙，这说的一定都是公的，一定。 有一天，同学王继德到家里来了，都放了暑假么。他不怎么爱说话，有时候还大人似的，板着个脸。我们就在屋里玩儿起来。隔着那帐子，他瞧见我那个大蛐蛐儿罐子了，不觉跑过去，将床里的大罐子抱出来，搁到桌上，打开瞅着蛐蛐儿。我连说，“怎么样？”他只说了声：“还行”。却见他将盖子盖上，左看看，右看看，也不说话；又把罐子举起来，哈腰瞅了瞅，就像明白了什么一样。我让他说个清楚，他才说，“这儿有行小字儿——还刻着印呢。这叫‘幼石’两个字。回去还得问我爸。哦，蛐蛐罐儿还是要把它放到床底下，好勾地气。”说着，他又板着个脸，走了。我急着把大罐儿举起来，在哪儿呢？哦，这就叫做“幼石”了。我把罐子当成了宝贝。没过两天，王继德又来了。他板着脸，扬着头，“我爸说了，经过鉴定，是清末年间的；不是‘名’，不是‘字’，是‘号’，也就是自称‘幼石’的了。”接着，他从上边的兜子里变出一个小东西来。我忙说，“蛐蛐儿！”他也就笑了一回，又蹲了下去，将大罐子打开，把那个小巧玲珑的蛐蛐儿也放了进去。我们四只眼睛紧盯着那两个对手。果然是一场恶战。 结果呢？起始就凶的不一定强，看上去小的也不一定弱。 到了五年级末尾，那个日本便衣就不见了。等又放了暑假，日本投了降。这印象我记得相当的深。至于王继德，好像比我大一两岁；我们上了小学，也毕了业。 以后，我上了北平二中。 有一阵子，我滚到那个清朝盛世里快要出不来了——比如蒲松龄老先生的《聊斋志异》，我恨不能一头钻进去似的；却又看不大懂，只喜欢《胭脂》、《聂小倩》……几个清爽女子。说起《促织》，我看了好几遍。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后来，索性把那众多的蛐蛐罐儿都倒扣着，那个“幼石”也不大管它了，竟又喜欢起现代文学来。特别是徐讦的小说，我喜欢他。听说他后来去了香港，也不知是假是真。唉，那简直是遥远的事情了。以后我又喜欢沈从文、巴金和黄庐隐——那是上初三年级的事，就是一九四八年秋末的时候么。记得回家来躲到自己的屋里，开灯又看起沈从文的《边城》，都入了迷。有时候不断地停电，只可点上煤油灯。灯影里，我还在琢磨沈先生说的，他的小说“写的是回忆”，是那些忘也忘不掉的事情。我好像明白了，又好像还隔着一层。过一会儿来电了，眼前忽然一明，灯影里所想所忆的，仿佛恍然一梦。到后来听说解放军要进城了，就打着锣鼓，到前门去迎接。再后来，我上了高一，读的是丁玲，是孙犁。等我高中一毕业，就留校教了书，上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转眼，除了教书，我还在《人民日报》登了《序曲》，是袁鹰同志和江之水（即姜德明）同志给我发表的——那是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事了。 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不能教学，更别说什么文学了。不说关“牛棚”，不说“早请示晚汇报”，岁月蹉跎中，转眼就到了一九七八年，我也从北京二中转到了北京教育学院。那时候，经常要到密云去，也教一点课，当时我们就下放在密云县城，有时候也下乡。回到北京不久，我写了《万春亭远眺》，以后又有《东单三条三十三号》、《龙井寺品茶》、《喝豆汁儿》……各收在《韩少华散文选》、《暖晴》、《碧水悠悠》等集子里：也有散放在别处的。说到写给少年人的，我选了《王锡璠先生》、《炉记》、《落叶》以及《大弥撒之思》等，不知如何。多年以来，我不只一次想起沈先生的话。其实又何止小说呢？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多是我萦绕于心的回忆，不过是有的回忆近一些，有的远一些罢了。我相信，所谓“文心”，也就存在于那“萦绕”与“沉淀”之中，自然，散文与小说一样，无定式，在限制中又有丰富的自由。这本书里，唯有《春的联想——一个少年和一个老人的对话》，我放到头一篇；不过，这篇散文简直就是虚构的凭空想象的。说穿了，只是我想象的罢了。想着，想着，觉得连我也如同少年一样，竟像年轻了不少。 唉，不知道怎么了，我又想起了王继德。记得我从板章胡同迁了家，辗转到骡马市大街，由果子巷儿，迁到了阎旺庙街。不两天我就一溜边先到了果子巷儿里。我知道王继德就在那儿。当时我上了初中一年级，先是犹豫了一下子，瞧，那果子巷儿不就在那儿么；后才叩了门。等叩响了门，却没人开。其实那门就那么半开半掩着。我又叩了叩门，哦，好像果真有个人，老人，两眼却花了似的：“找谁？”我忙着说：“找王继德。”他呢，像是没听清楚：“谁？”我就又说了一回。他就一边说“不在”，一边把门给关上了。我却像是没了主意一样。心想，我再去，总该找到他了吧。可后来，谁知他竟搬迁了，我该到哪儿去找？说不清楚。王继德呢，显然不在果子巷儿，那个不算大的小门儿了——是高飞远走了，还是……只记得他还是清瘦清瘦的，细长脸儿，高个子，总不大说话；真要说，却又喀巴巴的，有时候还要憋得脸通红通红呢。可我，竟还是不觉怅然…… 哦，又到秋天了。晚上，我从窗子里听着外边的蛐蛐儿。转念一想，要是有个蝈蝈儿就好了——先拿来暖暖自己的胳膊儿么。恍惚间，竟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冬天，在一群闲置的蛐蛐罐儿之间，还真有一个暗红暗红的葫芦儿，里头正深藏着一支碧绿碧绿的小蝈蝈儿呢……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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