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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来到上海，有两三天了。记得我先去看了剧场——不用说，是个大剧场，心情也有些紧张；后来么，才讲了课，给文学爱好者们讲的，还签了些名。回到宾馆，我总算松了口气。 也不知为什么，像一下子都空了许多，又像是紧张不少。等吃了午饭，想躺下去打个盹儿吧，不成，简直精神得很。我索性起来，出了宾馆，一直往南京路走来。哦，记得正是七月末，心里却像是顶着什么东西一样。我不觉看了看表，还早呢，刚两点多一些。走就走好了。眼看就要热了么？我不知道。 我念着巴金先生。 坐会儿就坐会儿吧。见有个长椅，我就在这荫凉儿里坐了下去。想有点儿风，扇子又没带来。哦，这才显得有些热了，不觉冒出汗。就这么安静些，倒也慢慢凉快了。可谁想，谁想偏又下了一场雨，一场瓢泼的大雨。等我跑到一个小商店里，浑身已经湿透了，就像落汤鸡似的。我只好在小店买了一盒香烟，吸起来了。可雨还是下个不停。我只好吸了一支又一支——没带着雨衣，也没带着伞么……唉，天气才放晴，我就乘了无轨，赶快走来。 我竟像看见巴金先生了。 剪断接说，我下了无轨，来到了湖南路，来到了那个花园。不知不觉的，我的心情有些急；虽说也想宽松些，舒畅些，却总舒松不起来，心情总悬着。不知怎么，我停住脚步：心跳得很。跳着跳着，好不容易才定了下来，心情也缓和一些。我只得慢慢走着。从湖南路往西一看，竟豁亮了不少——见那些树，一处绕着一处的，有一座花园房子立在那儿，连同草坪跟冬青树，也那么掩映着。好像是两层，是个洋房；门，窗子，檐顶，也像是新漆的一样。至于园子里的花儿，早已开败——嗯，仿佛真的开败了，摇曳着几层光影。一时间，竟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么幽静，这么安详。 我心里想着巴金先生。 原先，我从北京来到上海，讲完课以后，觉得巴金的《怀念肖珊》还在我那网兜子里面，好像还是碰也不敢碰，那心情也复杂得多，至少不那么平静。我知道，就是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然后么，就该回北京了，只有这个下午的空隙了。所以我才上了无轨，又下了无轨——看看，那远处的洋房，那巴金先生的屋子，不是就要在眼前了么！ 再从近处看去，他的大门正半开半掩着。想来想去，我知道我自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还是怎么着？我却硬是没有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想看一看他的大门。我觉得好像可以，又觉得不怎么可以，我只可在这周围去转一转，瞅一瞅。我想象着，觉得他正在那楼上吧？我不觉又看了看手表。快四点半了，哦，他正读著书，还是写一写文字？或许已经写得快要累了，想要活动活动手，还是想去开开电视？又或是什么都没做，只闭了闭眼睛？他也早已八十四五岁了吧？正戴着镜子么。头发呢，是不是已经雪白了？他，好像就坐在那儿么……我也知道，他还想念着肖珊。他的《怀念肖珊》，就装在我的兜子里，提在我的右手里。这书么，我看了两三遍；来上海以前，我又看了一遍。回想以前，我不知道肖珊还翻译了不少文章，像一些普希金的，屠格涅夫的，我都不得而知，说老实话，肖珊的名字，我还是近年才知道的，特别是读了《怀念肖珊》之后。我记得清楚，那是巴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写完”的。我不觉怅然若失。临走，我又把《怀念肖珊》带了来。我很想看看那窗子，那浓荫。可我真的就要走了。不知为什么，我感念巴金，也感念肖珊。特别是他把肖珊的骨灰盒拿了来。回去放在了寝室里，放在了身边，好像连我的心情也放松了一样。我想象着，又在周围转了好几圈。他的门么，好像还是半开半掩着似的…… 反正我也愣愣似的走了，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关上门，却如同自己是生人一样，什么都不对劲儿。我好像就这么站着，不懂坐，也不懂累。又觉得应该跟谁说说话儿。我知道，老岳父刚走不久，晓征要到星期六下午才回家来，只有妻，快下班了。我索性坐下去。又觉得还是一个热，竟不知道拿没拿扇子了。好像只剩下我自己。等妻回来了，我就说，“大前天，我在上海那个大门的洋房子外头，真像是看见了巴金……” 当时，我好几天也没缓过劲儿来。 记得那还是北京二中的时候，还是一九五六年七月么，我毕了业。二中的潘逊皋先生留了我。也巧，暑假发了些票，晚上到中山公园去。那天的夜景，如今还浮在眼前：一串串彩灯亮着，乐队也吹着小号和大号。记得还有许保权，也在二中毕了业，就一同去了。等散了会，要从郭沫若题的“和平万岁”牌楼里出去，许保权一眼就认出一个人，“看，那是巴金！”又说，“没惜儿，我在上海湖南路见过……”我一看，不知怎么，竟朝前多迈了几步，刚要说“巴金同志”，就见两个人正跟他说着什么，巴金呢，好像微笑着，不大言语。我跟了上去，连忙说，“巴金同志，您好！”巴金透过镜子，也说：“你好。”我就说，“您的《团圆》我买了，觉得好……”巴金也说了声，“谢谢。”我刚要说“可惜还没看完”，那两个朋友就一面出了中山公园，一面拉着他到汽车里去了。可我却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有一次，是一九六三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坐在右排中间。记得还有戴于吾，说着些话。忽然间，就见前面过去五六排，是巴金，真是巴金同志！我想到前边看看，可左右都坐满了人。等会场静了下来，我才注意到那“天光红五星”穹顶都快要暗了……再等开完了会，都往后面去的时候，我却往前边走——都琢磨好了，很想请巴金同志签个名，谁知道竟没了人——或许是到后台，还是从边门走了？就连戴于吾也愣着了…… 回想这些，许保权已经去世了，戴于吾也退了休，前几天还打电话来，说要给我送他的钢琴曲谱呢。这且不说。单说巴金先生，如今总有九十二三岁了吧？牙齿还可以么？“帕金森”症好些了没有？——后来我读了他的《随想录》，又知道了另一些事。现在么，巴金先生，头发也该更白了吧？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九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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