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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北平二中的事情呢，当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一九四六年的秋季。走进去，有个大门，套着中门，又有东亭子和西亭子——我就在西亭子这边，还发两个校徽，一边一个，戴在脖领子上。 我记得先是国文宋藩之先生，总绷着个脸，又慢声慢气的。后来我已经升了初三，好像还在西亭子，听说有一位王锡璠先生，也是教国文的，不知怎么，我还称他为“藩”字，也必定是弄混了的缘故吧？ 就在那时候，锡璠先生从西亭子进来了。见他梳着分头，穿着蓝大褂儿，微平着脸，匆匆走了进来。记得也是秋天了，我把新课本放在桌子角儿上，也起了立；这位先生呢，手里拿着“国”什么？是个旧“国文”，还是……后来才知道，竟是旧《国策》。可那《国策》究竟是什么，我又怎么弄得懂…… 记得那是深秋了，先生又上了课。他写了个《秋窗梦》的作文题目，好像还圈了三个圈儿，接着就不言语了。我可傻了一样，那天下午上了两堂课，我还是没怎么写；回到家里，绞尽了脑汁儿，又点灯熬油似的，好像重写了一回，才交了卷子。等又到了那天下午，先生果然来了。我忙打开一看，见里边写了一个“甲”字！读着我写的《秋窗梦》，我别提多高兴了；可里头写的到底是什么，我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有一回，像是还下着小雨，我下课背了书包，出去刚要往西走，就看见锡璠先生正向前边去。我马上跟来，却只记起先生说是应当到东安市场那儿去，看看书摊儿也好。等到了内务部街，先生就向北走了。我呢，急着往南，又往西，从金鱼胡同一直往东安市场，不到买吃食的那些地方，而曲里拐弯儿的，跑到了一排一排的旧书摊儿去。有的已经收了，上了板儿。当时我好像买了一本儿叫做《茶花女》的：对！就是竖行，灰皮儿，小本子的。雨也像是不怎么下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解放了，我却染上了肺病，只好休了学。等我又上了学，锡璠先生却已然不在北京二中了。到一九五六年，我也当了北京二中的语文老师。 一晃就是一九九四年了，我的学生张慕理来了，拿着一本书，见是金易（即王锡璠）与沈义羚二位先生着的，叫做《宫女谈往录》，才知锡璠先生在一九九二年已然仙逝，等慕理走了，我打了开来，不觉吸引了我，原来这老宫女絮絮说着，把慈禧太后、光绪帝，特别是珍妃投了井，说得都相当清楚；而李莲英和崔玉桂（贵），也不尽相同，想到这老宫女，不觉慨然，叹然；至于锡璠和义羚二位先生，我更感佩，也就在字里行间，说出一个新民主的事情来，隔了不久，这《宫女谈往录》我又看了一遍，可心里仍有些不太平静呢。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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