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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苦寒。入冬是连窗缝儿都要设法糊一糊的。搬进楼房以前，还要操心装置煤炉子跟烟筒；等把大白菜也存足了，心里才算落了个踏实，难怪老北京有“偎冬儿”的话。 早年，数九天既是个得偎且偎的季节，也就足见温饱之外没什么希求了。至于赏心悦目的事情么，比如给屋里添些花卉之类，可不是家家儿都顾得上的。也有兴致高的，在泡腊八儿蒜的时候留下两头，再从扫炕笤帚上撅下两根细黍子篾儿来，把一个个蒜瓣儿穿成一串儿，再围成一圈儿，放到一个凹底儿碟子里，倒些清水，搁至暖和地方，不几天就窜出碧绿的一茬小苗儿来。看个青儿，也挺醒眼。要是把写春联儿裁下的大红纸边儿剪成细条儿，给那丛小苗儿拦腰一拢，大年根儿底下的，就更透着喜兴了。 也有嘴上刻薄的，给这青苗儿送了个雅号，叫做不开花儿的“伏地水仙”。是自嘲是嘲他，也只可不问。 当然，从所谓“案头清供”也真能辨出主人的家境或心态来。就说水仙吧，因为原产江南，所以抗战前后那些年，交通阻断，北京也就难见其仙姿了。偶尔见到一盆，也常被供在客厅正面或紫檀或黄梨条案居中处；而主人往往说些诸如“这是托南边朋友搭了专机才送来的”云云——其花与人之骄且荣也，毕见矣。 倒是当年西四牌楼兵马司一位吴姓老中医案头那盆，让我难忘。看去并非名品，只是那宜兴紫砂皿和那几块雨花石，还有那满窗子暖照里含着的宁静，让我消去些求医者常有的烦躁，候诊竟成了赏花。连古书上所谓“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的话，还有伍子胥被沉尸于越水、屈原自溺于湘流，所以后人就叫他们“水仙”的典故，都是吴大夫为我把脉之余随口讲的。蔼然师者，自然难忘。 如今可大不同了。前几年的“君子兰热”，“热”得“君子气”殆尽，就是养水仙，也到了“精雕细刻”地步。雕成的龙啊、凤啊，都被誉为“巧夺天工”。其实刀下所“夺”去的非“天工”也，乃“天然”也。那中间的得失，也一任识者去评说。 记得前年去漳州，偶然遇上一片奇景。只见半湾清溪里开着无数水仙，一丛丛，一簇簇，成群，成阵，竟容不得你去细看她们的叶子怎么一青如碧，花朵儿又怎么不染纤尘。等你站定了，也只给你一个印象，仿佛水国里放了假，开了赦，任这些水仙子们凌波而至，正以一种凡夫俗子听也听不见的语言和旋律，在这片波光水韵里或低泣，或狂歌，由着性儿宣泄个够…… 一见这满目天然的情景，真觉得连什么紫砂皿、雨花石也成了圃限之物。而古人说老了的所谓“金盏银盘”，所谓“玉玲珑”这些话头，总难免些闺阁气乃至宫闱气。倒还是“凌波仙子”这四个字有味儿。 说起“仙子”，该是披发、裸耳、赤足以至袒胸的才对劲儿。要修饰么，也无非绾竹枝以为簪，或干脆就“被薛苈兮带女萝”也好。请想，要是让湘妃那样的仙子也来个“激光无痛穿耳”，拧上一副24K金的摩登耳环，又该如何呢？ 而她，也许才是这世界上第一个配叫做“水仙”的呢。 附笔：蒙《五色土》编者概然邀我辟个“四时花卉”栏。于是想到“花信”的古语虽可用，但就花说花未必可取。因采说花又大拘于花的路子，故曰“花信别谭”。 始于一九八九年大寒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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