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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真难得，究起自己身份来，任凭从哪个角度着眼，都离不开一个“书”字。 从小入学，算个读书的了；后来又教书、编书以至写书、评书。我想，一个人几十年间翻过来掉过去地总没离开书，不是缘份，又是什么呢？ 其实，小时候正式入学之前，家里就为我延师设席了，老师姓敦，当时北平城里颇有名气的一位律师。所以教席上除了《昭明文选》及《左传》，还有宋人吕祖谦那部《东莱博议》，即针对《左传》来个大翻其案的刀笔吏必修读本。我却依旧倾心于《左传》。那部由先生特地从琉璃厂粹文阁买来赐我的蓝布函《博议》，半年间也没翻过几回。大约先生有所觉察了，却声色不动。只转回去给我把《左传》精批细讲了小半部，并且随讲随让我以《左传》为据，反过去驳吕氏在《博议》中的立论，来它个翻其所翻之案。我一时来了情绪，文章接二连三写了出来。先生在上边打的红圈乃至双红圈是让我着实得意了好些日子的。 记得有一天我斗胆在先生席前动问：“您给我置下《博议》，为什么又让我反驳它呢？” 先生只一笑，说：“我让你读《左传》，又给你备下《博议》，也无非是要你开一开心路。可既然……”先生敛了敛笑容，又说：“你的心气儿既然是跟左氏笔路子顺着的，干嘛非要逆汝之气而行不可呢？以谁驳谁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笔底下力量足，心里头气势盛。如此而已！” 四十九年过去了，上述那点古文底子，日后还真显出效用来了。别的不说，在我写《少总管前传》，把历史人物杨度引人我的虚构情节里来，有一封杨度致主人公莲溪的信札子。从人物出发，是要用文言写来的。幸亏入学前念了些古文在肚子里，又从郭先生练了几年“桐城派”；否则，这类题材和这种人物，怕未必敢动。至于先生当年那番“以谁驳谁都不要紧”的话么，倒是可以理解为引导我重视形式逻辑的演练。至于难免“实用主义”之嫌，也尽可略而不计了。 也许，这倒让我从别一角度默领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名老话的一点含义。 当年那些印着我的指痕的书，包括《左传》、《博议》，是一直保存到“文革”前夕的，浩劫之余，连同我那近千册藏书，几乎荡然无存了——当然，“藏书”二字，在我只泛用而已。真正的藏书，那是一种规范，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境界。如果随意将“藏书”同“购书”混同了，那似乎已是一种亵渎了。不过，说起我在劫后幸存于手边的几册来，却儿乎近于这种境界了。 一册是《唐·吉诃德画传》，精装西班牙文版，马德里一九三八年第三十五版，并盖有“韬奋藏书”阳文篆章一记。扉页上还有钢笔蓝黑色题识，写的是“一九四二年购于西贡”，却未署名。这是解放前夕在东安市场旧书肆得的，五年前，送给我的一个治美学的学生严欣强了。 一册是《七月雨》，从维熙早期短篇小说集，似乎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初版，“文革”中我扫街时候从“四旧”堆里拾来的，收了十多年。因为维熙与我曾在少年时期同校学习，难以忘情之故。六年前他早由“大墙”内走了出来，且已新作迭出了。我将这册极可能是他第一部个人结集的旧书——前后已遥隔整整三十年了——寄“还”给他，他则送给我一册新作：《燃烧的记忆》。 一是冰心先生的《再寄小读者》，似乎是六十年代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保存到“文革”之后，有机会再去拜望冰心先生并请她题几个字了，却发现那书连同若干册残存的读书笔记，在一次搬家路上遗失了。只好捧了本新版《三寄小读者》，请老人在扉页上签了名。 这些来由各异而并非专藏的书，似乎描摹着一幅超越于我个人的生活领域与精神空间之外、之上的广漠背景，时常引发我生出些想象与联想，甚至勾起一阵慨叹来。书虽已不在手边，却让我永难忘记…… 至于时下一些饶有兴味的关于书的现象，例如，书的市场价格飞涨而写书人的收入占书籍赢利的比值却猛跌；书的社会效益越低而其印数却越高，等等，人们似已见怪不怪了。但有这么一件事，却仍惹得我犯了“少见多怪”的毛病。 一位邻居，得着个出国访问的机会，回来在海关上遇到了麻烦。“事也不大，只几本捡来的畅销书被扣了。”接着颇轻松地对我描述了开本、装帧和书价，“都是中文的，在人家那儿倒不贵。”这使人想起那年在珠海拱北海关稽查室见过的“旅途文学”，包括港台版夏飞等人所写“春宫文学”小册子之类，那是国外独身旅行者途中消遣之物，看过即扔进车厢或机舱的废物袋，不肯或不屑带回家曝光给妻儿的。“要是混过来，咱手里就有了‘母本’了。再求人一复印，嘿，有事托人情走路子就不用‘研究（烟酒）’了，只要把这么一两本‘荤的’往上一递，就让他‘驾云’——可惜咱没造化当藏书家！” “藏书家”三个字从此君口中吐出，倒真有点勾人恶心了。 话说回来，“世间遭际皆缘份”，我辈读书人既经十年噩梦也没跟书断了交情，或真应了那句“梦绕魂牵不了缘”了。 那也是书上的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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