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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岳父，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生人。按现今说法儿，叫做“与20世纪同龄”。 岳父原籍京东，五河下潲的地界儿。七岁进京学徒，后来又到前清军机大臣那桐门下当了差。那中堂宅里规矩严。不纳妾，不蓄婢，内宅里进出的是开了脸、挽着髻的妈妈们，再就是几个老诚贴身男仆。内中一个，就是我岳父。 老中堂只爱听戏。戏台就设在花园子里豳风堂上。当年的内廷贡奉，像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以及后来的梅程荀尚，都来唱过堂会。戏码儿常由老中堂点，或由席间的贵客点；要是只内眷在，就由老少姑太太们点。赏赐也厚。内造足银锞子是总备着的。日久天长，连我岳父也给“熏”成了个戏迷……可无论《文昭关》还是《乌盆记》，总哼不下个整段儿的来；时常是上半句刚出口，“瘸着腿儿”就收了。 倒是下棋的兴致多年没减。 听老人自己说，当年在宅里，三伏天老长晌午，趁上头歇了觉，随便拉个对手就猫着腰屏着气息在游廊府下的瓷坐墩上摆它一盘儿。可又未准下得消停。只听竹帘子里主人微嗽一声，登时就做垂手侍立状。连手里的棋子儿也攥出汗来了……以后，又会过几位高手，像铁良宅里的马号上的“卫嘴子”车把式，乃至庆王爷府里议事房儿的绍兴先生，都抽空儿到二门外头槐树院儿里会过——棋也渐高，人也越交越体面了。 难得老中堂兴致好，偶尔在内书旁随意指个侍从，“来，杀一盘儿。”陪老中堂遣兴，是必当侍立着的，该走子儿了才可抬抬手。不过一盘棋总难得下完，一有进谒的，老中堂问明了就往往要离座，换衣服，过外书房吟秋馆那边去会客待茶，这边的棋局又不能撤。还得常拿软翎儿小甩头掸子把桌面儿棋盘都轻轻掸上俩过儿。不定哪天老中堂想起来，还得陪着了一了残局。及至小皇上逊位，袁大总统临朝，老中堂倒更忙了起来。当差的想借看待棋的暇儿，在老主人跟前求个情、谋个事，都难了。 后来，侍奉走了老中堂，又侍奉少爷和孙少爷。直到当年的“孙少爷”都当上了政协委员，我岳父才退了休，回了家。 退休在家，要坐稳了摆一盘儿，似乎并不难了。棋友么，多是些老街坊。可既跟儿女们同住，就难免操劳。有时候一盘棋还没走开，煤炉子偏旺上来了，就得去坐锅，去淘米……等到十几个孙子孙女都肩挨肩地上学、插队、回城、就业，也料理完老伴儿的后事，才算真消停下来。 这时候，老人已经年近八旬了。 按我岳母的遗言，老人随我们一家三口住进了楼群。不久在地坛公园认识了几位新棋友。每天清早去坛里遛弯儿，下下棋，也算一乐。至于听戏，虽有收音机、助听器，却不大用了；早年的耳疾渐重了起来。闷了只哼几句谭派“我好比……”。正商量着换台彩电呢，老人又说“带色儿的看着准乱得慌”。这才想起老人色盲。 许是年轻时候总笔管儿似的站着，落了病根儿，老人腿脚越来越不行，连门也难出了。所幸几位棋友找上门来。遇着家里有人，只沏壶花茶敬上去，就尽可忙自己的去了。半天也听不见响动儿。原来这老几位也大部耳力不济。记得那回去给茶壶里续水，只见岳父微靠椅背，浅袖着手，静候对方举棋将落未落之间所怀的迟疑渐自消去；直等那颗子儿落定了，老人才含笑伸出两个指头，轻轻走出下一步的路数来——那神情，那气度，竟是我从没在这老人身上见过的。事后听说，那位对手曾拿过市里业余象棋“老年杯”大赛的金牌…… 可十来年间，这几位老棋友竟相继去世了。老人每问起来，就得遮掩一下。先说是“人家换着宽绰房子，搬走了”，后又说“人家老闺女成了亲，跟过去享福去了”。老人听听，只叹口气，不再问了。 近两年，岳父又长了白内障。棋子儿也越换越大。家里人都忙。偶尔来陪着下下棋的，只剩老人最小的孙子了。棋子儿在孩子手里显得更大，老人却还是常走错，直急得攥拳擂自己脑袋，等缓下神，才说了句：“这副棋，你拿去吧，爷爷怕是……” 好不容易盼到大夫同意老人住院了，家里才松了口气。手术前两天，小孙子把那副大棋子儿找出来，细细地擦着。 “等爷爷出了院，准不用再让我半边子儿了……” 说着，把棋子儿装了盒子，轻轻放在了老人的床头。 老人姓冯名儒林，字翰亭。因为这“翰亭”跟某“有历史问题”的重了姓名，那几年竟挨了审查，弄得连棋都戒了一阵子。每提起来，老人还耿耿于怀，仿佛这就是一辈子里最不称心的事情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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