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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也是个夏景天儿，大概就在一九五六年七月间。为了参加北京市大中学生暑期文艺会演，经当时北京群众艺术馆的吴扬同志介绍，我认识了老弦师王万芳先生；并且请他为我伴奏，演个单弦儿牌子曲儿的段子。 万芳先生工三弦儿、四胡，兼长琵琶、月琴。曾经对曲艺大师刘宝全和金万昌、荣剑尘、白云鹏诸前辈的艺术有过研究，还曾跟良小楼，谭凤元、孙书筠等名家合作过。当时我不过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学生，自然是以师事之的。特别是那个段子由我自编自演，少不得从曲儿牌子的选择搭配、曲词的吐字行腔乃至气口韵味，都要多所讨教。万芳先生也豁达得近于随和，连些个小节骨眼儿都斟酌着指点个仔细，却又总以商量的口气出之，这在我心里也就多添了一层敬重。 演出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记得彩排那天，遵万芳先生叮嘱，说是“早点儿到后台，把活儿再蹈蹈”。我是提前个把钟点儿到的，谁想老师已经到了。见我进了后台，老先生一手把套在蓝士林布套里的弦子半挟半抱着，一手拿着八角鼓儿，说，“外边儿吧，风凉风凉。”我就随着老师到外边找了一片树荫儿底下，等捡个荫凉儿浓重的石凳子落了座，取出“家伙”来，转轴拨弦，定了定调儿，就轻轻儿遛了段儿小岔曲儿。他也将这八角鼓儿给了我——虽说那繐子有点儿旧了，可显得那么透亮。我呢，就忙接了过来。 “春至河开，绿（音“禄”）柳时来……”等我唱到了“卧牛儿”，却见老师抱着弦子略一欠身，朝着一位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一旁听曲儿的老者微笑着致意；手指间的音流依旧宛转着；待唱到“单等那，打柴的樵夫畅饮开怀”，一个小甩腔儿打住的时候，就见老师连忙起身，把弦子顺在身旁一侧。含笑对那老者说了声： “舒先生，您这程子倒好哇！” 就见那老者中等身量儿，体态略见发福；梳理整齐的小分头儿。似乎没怎么大见白；一副款式很普通的眼镜儿，使二目更趋温和；白府绸衬衫，浅灰派力司西装裤，都略显宽大；拄着根手杖，立在树荫儿里，大约听了多半段儿曲子了。那三弦儿也跟着……不知怎么，我心里一动。与其说是认出了，不如说是半认半猜——那是老舍么？是，一定是。 等这老二位叙谈了几句，我本想跟著称呼一声“伯父”的。因为舒乙曾和我同时在北京二中就读，如果也按“官中儿”规矩称呼“先生”，虽也无不可，却总觉着辈份上不很恰当。可舒乙只是我的上班同学，又很少过从，也就只含糊着问候了一声：“您好”。 “这么年轻，能唱‘子弟书’，不错不错”。老舍先生笑着跟我握了握手，就由万芳老师陪着一块儿坐在那石凳上。 叙谈间得知老舍先生是到那来今雨轩去会朋友的，说是“我早来了会儿，到这坛里转悠转悠，这才……”这“坛”么，自然指眼前的社稷坛了。说着，一手从我这儿接过八角鼓儿，一手把拐杖倚稳。就见他左腕子微微一抖，鼓帮子上八对小铜钹儿叮叮作响起来；右手中指领先，配以食指和无名指，都经拇指下发力弹出，往那蟒皮鼓面上扣出一串串节奏来。就连万芳先生都在一旁看得出了神，不觉说了句： “您手底下真见功夫呢。” 老舍先生又一笑，略摇了摇头，随手抚弄着那蟒皮面儿，紫檀帮儿，就说： “这件‘家伙’晚说也是民初的东西了。” “不瞒您说，这是辛丑年我的一位大师兄从天津卫小白楼儿南路得来的。” “穗子呢，该续上一条新的了吧。”说着，老舍先生并不等着回复，就缓缓的接了下去，“当年常树田在青云阁唱头二本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八角鼓儿挂的是加了尺码儿的大红繐子，唱‘曲儿头’腕子一抖，穗子活像灵蛇摆尾。还没张嘴呢，台底下就见了好儿。谢芮芝就另有一个斯文劲儿，用朱红繐子，普通尺码儿，还往小拇哥儿上松松儿地绕一绕儿。一个大岔曲儿下来，也只微微地振那么几下儿。作派各有不同，也能见出作艺的跟‘下海’的一点儿分别来。” 老舍先生随后看了看手表，就说：“哟，我得走了，赶紧走，回见。” 万芳先生也连忙说：“回见。” 老舍先生又跟我说：“有功夫来玩儿。” 我也赶忙说……可说些什么来着？我却忘了，只目送老舍先生拄着手杖，缓步经过社稷坛朝东去了。 “咱们也到音乐堂去吧。”说罢，万芳先生拿着弦子，我也将八角鼓儿抱着，都一块儿进去了。 可那八角鼓儿呢，我却只是捧着，作个样子罢了，到今天，我也不会敲。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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