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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透过那扇白漆的窗口，向里面的一张张白色小床上望过去，我的目光，在一个粉红色的、胎发盖得略显扁圆的小面庞上停住了。 她睡着，仿佛并不急于睁开眼睛观察这个世界。 望着她，两颗泪珠儿从我的眼窝儿里涌了出来。 做父亲了，从这个日子开始。一个男子，当他有了机会和权利给予一个小生命以父爱的时候，那么，他自己的生命就意味着一个更高层次的上升。当然，上升的不只是幸福、欢乐、自豪，也有辛劳与责任。 小生命渐渐地构成着她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她独立地走向生活以前，如果说母爱是她的精神构筑物的基础，那么，父爱就是支柱。 可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也包括做父亲的男子们，对父爱的意识似乎总模糊着，以致把父爱与母爱混同起来。这可不可以说是某种心灵领域的误解？那些只以陪着妻子围着娃娃转为满足，妻子从左边给孩子一块巧克力，自己就从右边给孩子一个大蜜桔的丈夫，实际上是在造成一种让孩子有两个“妈妈”而没有爸爸的残缺的家庭心理结构。这种残缺，会给孩子带来什么？ 女儿学话早。迎着生日就会说话。两岁不到，还可以跟大人进行内容比较简单的对话了。这在我，听着妻跟女儿唱喁哝哝的对谈，实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 有一次，在中山公园，我们占领了一张树荫下的绿色长椅。女儿坐在妻的腿上，我陪坐在一边，任阳光花气笼罩着我们。 “妈妈，你看那阿姨，肚肚多大，有病了吗？” “不，里面睡着小弟弟或小妹妹呢。” “我也在妈妈肚肚里睡过吗？” “睡过，睡过好多好多天呢。” “那……妈妈肚肚里有小枕头吗？” “有，孩子应该要的，妈妈都有。” “妈妈真好……” 女儿偎在妻的怀里。一只蜜蜂在绿椅后边的花丛里嗡嗡地探寻着什么。阳光也把花香酿得更浓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愿意静静地陪着。我渐渐感到，自己的沉默正在保护着什么，加深着什么。她们陶醉着，却觉得出我的存在。 男性的沉默并不是空白，而是空间。它意味着力与自由。我常从女儿和妻的眼神里得到这种启示。 女儿有一双清澈的眼睛。那双眼睛在一瞬间所传递给我超越本能的爱，而意识到一种天职。 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国庆之夜。我抱着女儿去街上看礼花。妻陪在我身边，女儿在我耳边不时问些什么，我也随口回答着。可是，当第一簇礼花猛然升上夜空的一刹那，女儿立刻一声不响了。我渐渐发现妻不再看礼花，只望着女儿的脸，神情庄重了起来。 孩子仰着小脸儿，看着夜空里的壮观景色。先是惊奇，拍着小手喊叫着：再又招呼着妻和我，指指天上的礼花；后来，就渐渐地不再言语，也不再动了，只把头靠在我的脸颊上，小手轻轻搂着我的肩，凝视着那变幻神奇的满天奇景。 “征征，看，那像什么？”妻指着夜空中那一簇刚升起来的焰火，问女儿。哦，顺便说一句，女儿出生在凌晨时刻，所以取名叫“晓征”。 “像一朵大花儿，大极了大极了的大花儿！”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晓征一双黑黑的瞳孔里，又迸出一对儿小火花儿。那火花儿的名字，又只能叫做“发现”了吧。而发现，似乎正是创造的起点。 当夜，我和妻很晚还没睡着。妻只是微笑，笑容里满是欣慰，直至陶醉。她是有这份理由和权利的。那时候，晓征两岁零五个月。 “往后，咱们得多领着孩子出去逛逛了，让她多看，多问……”我把妻的手拉到自己的掌心里。 “嗯。”妻应着；侧过头去，望望女儿甜睡的小脸，又回头对我一笑。 妻的笑容里，仿佛多了些什么。 九年半以后，晓征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习作：《水仙花开了》。那本是一篇课内作文，由张效敏老师推荐给《中国少年报》，于一九八○年三月十二日刊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一天，水仙抽出了一根茎。茎上生出三个形状像扁豆儿一样的骨朵儿，骨朵儿外面包着一层透明的皮儿。又过去了几天，花骨朵儿顶破了外面的皮，外层的花瓣向外伸展，里面的花瓣还紧紧合拢在一起。慢慢地，整朵花全开了。白白的花瓣，一层一层，中间是黄色的花心。闻一下，清香清香的，花香还带着一点甜味…… 至于那册作文本，一直保存到今天。张老师在上面写下了“观察细致，描写自然”的评语。这评语，是带有相当权威性的，因为，张老师是北京的特级老师。 哺育和教育，出于本能的爱和基于天职的爱，其间的差别，往往需要做父亲的多关注些。而张老师的评语，对我和妻在那个国庆之夜达成的如何引导女儿的契合，似乎是个美好的反馈。 一盒多么漂亮的识字卡片。一面儿，印着规范的楷体汉字；一面，展开各种各佯的彩色图形，从星星、月亮，红花、绿草，到小房子和大山。当然，字标着图形的名称；图也展示着字所指代的形象。 这是外公在晓征三岁生日那天，送给她的小小的礼物。孩子却像摆弄积木、拼插七巧板一样地玩儿那识字卡片，并没有发现那些小纸片跟玩具有什么不同。 晓征说话早。外婆用顶权威的话说：“这孩子，迎着生日就会说话，又最爱跟大人一字一句对着说。这么个小东西，坐在我身边，跟我一说就是大半个钟点儿——你们谁有本事就教，这孩子可是个教什么就会什么的精灵儿！” 亲友们早提了不少“学前教育方案”了。比如识字，指标是三至五百。连大表哥小表姐们也谁见晓征摆弄那盒识字卡片谁就不免考她几个，又教她几个。 孩子似乎对卡片背面色彩绚丽的图画更感兴趣。 “怎么老不见你教孩子看了图再认几个字呢？”好像是个周末，见我指着卡片上的彩图正给晓征编些小童话听，妻子就在操持饭菜的间隙里，随口问我。 “学前认那么多字，有什么好。”我已经跟女儿一起迷在自己编的童话里了，答话简单，也有些生硬。 “早期培养，你这个当教师的怎么不懂？” “就因为我当教师，才不干这种表面化的事呢？” 妻叹了口气，微皱着眉，忙自己的活儿去了。好多天都不再过问识字的事，直到有一天，我拉她一起听晓征看着一张彩色大图片，给我们说她自己编的小童话，她才释然了。 “你想，学前认了不少字，入学老师还要教。孩子在刚开始正规学习，就遇到重复性的东西，她不是自以为了不起，于是难于培养认真听课的好习惯，或者两种情况都会发生，倒不如从观察、想象、联想和口头表达上培养她……” “那你怎么不早说？”妻子反问了我一句，笑了。 “我是想，拿出点实验效果来，不更能说明问题吗。” “可昨天外公抽出几张卡片考孩子，孩子认不下来，老人有点儿不理解呢。” “别忙，慢慢儿来。”说着，又跟晓征继续着我们的看图说话练习了。 记得那是个星期日。我们三口在孩子外婆家团聚。我帮着晓征把小盒子打开，捡了几张卡片，排在她面前；先挑一张“阳”字，放到最前边，接着又把“山”、“房”、“牛”、“羊”、“狗”、“父”、“母”、“孩”、“车”……依次排下去，然后才当着外公外婆的面说：“征征，给外公专场表演一个看图讲故事，好不好？” 孩子说了声“好”，就指着卡片，翻过有图的一面，一张一张地讲了起来： “太阳出来了，天气很好，在一座大山下边，有一座小房子。房子外头，有一头牛，一只羊，一条狗。这都是谁养的，养得这么肥呀？是这房子里的一个小孩儿。他怎么会养得这么好呢？是爸爸，是妈妈，慢慢儿教会他的。养牛干什么呢？拉车呀，这辆车就是让这头牛拉着的。牛拉车去哪儿啊，去外婆家呀，外婆家可好啦！……” 外婆率先笑起来，鼓掌鼓个不停。外公也笑而不语。 孩子在下一个星期日，又表演了自己选卡片、自己排列卡片顺序、自编自讲的看图说话。她用这套卡片，讲出一个又一个很简单的、却很有条理很有生活气息的半童话半故事的东西来。连外公也跟着外婆和表哥表姐们一起为晓征鼓掌了。妻子向我投来一个会心的微笑。 后来，一个假日的清早，吃完早点，晓征愣着，把目光聚在挂历的画面上。那画面展现着一幅冬夜的雪景，一行足迹，从远处树林里迤逦而来，径直延伸到一座小屋的门前。小屋的门关着，窗子里却亮着，桔红色的光，暖暖地，透到了窗外，晓征自言自语，挺有感情地说起来： “下雪了。这小屋里的小朋友都快睡觉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外公外婆会让大表哥给他送来了那么好的东西。什么好东西呢？一盏灯笼，过年才有的那么好看的灯笼。打着那样的灯笼，在雪地里走呀走呀，真好玩儿极了。还有一串儿糖葫芦儿，红红的，亮亮的，小朋友都快流口水啦。可他舍不得吃。他想打着灯笼，到门外头去，让爸爸帮他堆个雪人儿，大大的一个雪人。他想跟雪人儿一块儿吃那串儿糖葫芦儿。雪人儿会高兴的，雪人儿会笑得合不上嘴……” 到了那年正月初一，我们三口去给外公外婆拜年的时候，晓征真的得到了一盏大红灯笼，一串儿山里红糖葫芦儿。孩子一手提灯，一手举着葫芦儿，呆望着庭院： “没下雪，没有雪人儿。我的糖葫芦儿，让谁跟我一块吃呢？” 外公，外婆，妻子和我，都含笑陪着孩子，一时又都无语了…… 十三年后，晓征写的第一篇小说《鹅黄色的窗纱》发表，并由中国作家协会的《小说选刊》选载了。 晓征才八岁。半年多前，每天上学还要大人送一送，下学还要老师照看一下呢；可现在，搬了家，从市中心搬出了老城区，搬到原来荒草遍地的一片居民楼里，要不要给孩子转学？ 晓征就读的史家胡同小学，是北京市的重点学校。校风、教风以及师资水平，都是被公认为很出色的。而且，孩子跟集体，特别是跟班主任刘淑敏老师，已经很有感情了。一提转学，孩子就要掉泪。 “怎么办呢？真就给她打一张月票，让这么小的孩子，又是个女孩子，天天背个书包，坐十多站无轨电车，进城区去上学？”妻子说到这儿，望着我不再吭声。 我没有立刻说出我的看法。事实上，我当时也并没有拿定什么主意。妻子的顾虑，我也有。 “我能行，”孩子自己开口了，“先让妈妈每天早上带我过街，上车，托一托售票员阿姨照顾我。下学的时候，我自己就行了……听说，到了三年级，要有一位特级教师教我们班呢……” 我和妻没再说什么。只是开头几天，由妻送孩子上车，由我接孩子下车。再过些天，就要由孩子独去独归了。 促使我们拿定主意不让孩子转学的，还是孩子自己。 她同集体、同老师的感情，她对一位高水平老师的向往，再有，她那种要求增强独立行动能力的愿望，都不能不让我们暗暗高兴。在分析了孩子心比较细、性格比较开朗的好条件之后，我们给孩子打了一张市区学生月票。每天早晨定时送她到车站。乘108路无轨电车，争取上那几辆售票员同志曾受过托付的车。 孩子上了车，我们的心也就悬了起来…… “爸爸，”孩子又得意又有些神秘地望了望我，接着把她张月票在我眼前晃了晃，“这是我们班里的第一张月票，第一张呀！” 当然，那也是她自己在生活中拥有的第一张月票。 到了初中二年级暑假。晓征被推荐参加赴嵩山活动的地质夏令营。北京营员即将从北京站出发，到郑州集中。 那是个热闹的黄昏。晓征自己打好了行装，把携带的物品，特别是公物和书籍，就一一记录在一张小卡片上。准备停当，吃过饭，却来了一场大雨。好在离开车还有两个多小时。记得那天妻正在单位值晚班。等雨小了些，晓征就要走，而且不让我送她，说连电车站也不必去。我没有说话，只帮她把背包提到楼门口，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风雨中。 从嵩山夏令营发回的第一封信里，晓征这样写道： ……冒雨赶到北京站，很多营员都到了。细一看，送行的比要登程的还多一些。因为有的营员是由爸爸妈妈、或是妈妈、舅舅……送来的。只有我，差不多最小了，是自己背着背包到站的。我们的带队老师使劲拍了拍我的头…… 我和妻看了这页信，心里得到的大概不只是欣慰而已。 又过了两年。晓征经过联系和准备，独自一人，利用暑假去了一次内蒙古锡林格勒，参加了当地一年一度的那达慕盛会，还在草原上访问了普通牧民家庭，她跟两个蒙族姑娘结成好友。她们合拍的照片，背景是地平线极为开阔的草原，近景是一辆崭新的“勒勒车”和毡包的一角。晓征也跟蒙族女孩子一样，身穿大红蒙古袍，头缠淡黄带子，站在人家中间，很有一种相得相爱的美好气氛。 当晓征把这一张照片摆在我和妻子的面前，并且兴奋地为我们解说着照片上的人物、环境和活动内容的时候，我们虽然都发觉女儿黑了，也瘦了，却从她眼神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东西，那或可叫做“自信”甚至“自豪”。而“自信”，恰好是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盐。 暑假后，晓征在学校的周末论坛上向老师和同学们讲述了她的草原见闻，还给大家用蒙古语唱了从草原上学来的歌儿。又过了不久，她拿出一本上万字的旅行札记，把内蒙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做了或粗些或细些的记述。 当晓征把这本札记送到我的手上的瞬间，我意识到，女儿已开始独立运用一种新的更为健全的方式去认识生活了。离开父母的启发，离开老师的指点，她可以从生活中选择自己的观察点和观察对象，可以自己立意，自己构思，自己命笔成篇，甚至自己选择编排，配合照片与歌曲，站在公众讲坛上，独立表达自己对人、对生活，对社会的见解了——这该不该看成是她的精神世界逐渐丰富、能动的思维也逐渐幢全的一个可喜的事实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这个事实的真正起点，似乎就是八年前晓征手上的那第一张月票…… 人到中年，忙总归是忙的。可如果让疲惫把心灵压得走了形，连叹息的空闲也抽不出，又多少有一点可悲。 为了孩子，从紧促的生活节奏中抽出一点时间来，跟她有个对话的机会，该是不可少的。但我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忙得抬不起头，连端详一下女儿的时间也不多。 “唉……”似乎轮到孩子叹息了。 妻也忙。可她悄悄提议在晚饭后加个小节目：散步，而且要让女儿陪着。一时间，我还没有领悟，那主要目的是在于陪陪女儿。 一天傍晚，三口人出了楼门，在林荫小路上信步而去。 “你看，我和晓征谁高？”妻停止步子，看了看我。 “哦……她，她比你高了，虽说不细看还真没……” 下面的话，我没有说出来。做父亲的只因自己的那个“忙”，连女儿高过妈妈了这令人可以生出多少欣慰的事实，竟然忽略了。 “你”妻子低声对我说，“丢了一首诗呢……” 我无语。妻子说得委宛了些。其实，是我丢了发现无数首诗的机会，孩子，本该是父母精神生活中诗意之源，或诗源之一；无论父母是否真的在纸面上题写过诗之类的东西。 晚间散步，就这样添到我们的日程里来。边走，边谈，有时候以女儿为主。妻子说些家常话或是机关里的、上下班途中的趣事，女儿说些老师同学的“新闻”，有时候也轻声唱唱她刚学会的一首新歌。我呢，主要是说故事，从听别人讲的，到自己读的；有时候，也难免竟是个自己随说随想随编的。编得圆，最后由我说破；编出了纰漏的，由她们识破。可总都落个三人笑一笑，心情舒畅了许多。女儿的笑容倒让我渐渐遗忘了叹息。 记得那是个月亮很大的晚上。因为岳父生了病，妻子让我跟女儿去散步；还说，谁讲了有趣的事，回来不要忘了再给她讲一遍。 月光那么好。女儿被月光感动得不说话了。这孩子从小对自然界的景象就比较敏感。早晨的一缕晴光就会让她惊喜得跳起来。现在，月光给她的，似乎是另一种触动。她默然地走着，竟没有话了。 “念一首写月亮的诗吧。”我提了个头。她还是没说什么。只默默想了想，轻声吟咏起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念完了，她却微含狡黠地望了望我； “该爸爸了，可不许念别人的！” “为什么你念了别人的？” “因为您是爸爸呗！” 我只好一笑，抬头看了看中天满月，想了想，只得似吟似诵地念了几句。不知她听了感觉怎么样。大约离题倒是不会的。 女儿一言未发，默想着什么似的。一路上谁的话都不多。 回到家里，妻子问我们说了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我只得笑笑。女儿却拉了妈妈，安顿着坐下，说，“我来念念爸爸路上作的诗。” 妻子静待着，我也只得陪坐在一边。 女儿站在灯下，慢慢地念了起来： 有人说，月亮不会总是圆的。 我说，月亮永远是圆圆的。 因为，我记得 第一次看月亮 就是顶圆顶圆的—— 那是坐在妈妈怀里 由妈妈指出我看的…… 念完了，好一会儿，谁也没说话。 “真是挺好的一首诗！”妻子并没有吝惜她的温情。 “这真的也可以算是诗了？”我感动了，竟又少了一点儿坦率。 “就是算不上诗，让我孩子这么一念，也就是了……”妻子说着，并不再看我，只一手搂了女儿，一边拉开了窗帘。 那夜的月光，多好——而我在那月光里得到的，又岂是一首诗…… 晓征说话很早，话却并不多。上幼儿园那两年，到家里很少提起幼儿园的事。妻和我虽然略觉不大正常，却因为忙，很少问起孩子。 每到节日，特别是“六一”前夕，总要从幼儿园带回些节日礼物来。哪怕一张彩画，一小袋糖果，在孩子心目中都是极可爱，也极可贵的。这时候，晓征的话似乎多一些，说说节日联欢会，也说说自己最喜欢哪个节目。说得也很慢，很谨慎。此外，就没什么更多的话了。 记得那是个“六一”前夕的下午。我去幼儿园接晓征。见她独自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脚上放着一纸袋糖果，眼神却愣愣的。细一看，那糖果袋破了，我很想从老师办公室要点胶水，把纸袋粘好。我刚离开，就听有个女孩子在那边说：“瞧那土样子，又结巴，分给一袋就不错了……” 我回头看那女孩子，模样漂亮，衣着尤其考究；而且，很觉面熟——想起来了，在一本大型彩色挂历上见过，那是个牡丹盛开的园圃里。各个孩子摆着各种姿势，穿着各样新颖童装，个个面带笑容，很幸福的样子。其中最醒目的就是这女孩，另几个也是这幼儿园里选上去的。 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晓征在家有时候一着急，就有些口吃，说话“吃字儿”的现象，当时竟没大注意；可有时候，也只是在几个亲戚家或邻居家的孩子中间，她又变得有说有笑，朗诵一首短诗，复述一个童话，不但流畅，而且抑扬顿挫，颇含着些情味。但是，只要一提幼儿园的事，她就难免沉默，或表露出口吃的迹象来……想到这儿，我停下步子，没再去办公室要胶水，只抱起晓征，回到家里，调了点浆糊，用彩色纸剪了个小猴子形象，贴在糖果袋的破口上。 孩子笑了，两只小手把那袋糖果抱了好一阵，才轻轻放在方桌一个饼干盒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打开纸袋，享受节日的美味——几块包装平常的水果糖和一些四角八分一斤的糖精调味的动物饼干。 午睡醒来，我慢慢问起幼儿园里的一些小事，渐渐问到她跟小朋友们在一起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她低垂下睫毛长长的眼睑，不说话了，经过引导，她说了自己一紧张就结巴，一结巴小朋友就笑的情况。孩子说着，眼里汪满了泪水。 我没说什么，只给她讲了个故事。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红小鬼——就是后来做共青团领导工作的一位同志，说话口吃。当时毛主席就让他去警卫部队做教员，还教给他矫正口吃的方法：先找个没人的墙角落，把要讲的内容对着墙角一句一句说清楚，不着急，想好一句说一句，心情放松下来，就能慢慢改正过来。果然，这位同志把口吃矫正了。我还告诉孩子，口吃是个缺点，可不是什么可耻的坏毛病。用不着像做了坏事那样胆怯心虚。接着，我们练习了几个朗诵的小节目，给孩子的口头表达做了细致的加工，鼓励她有机会要争取当众表演，就像在外婆家给舅舅、舅妈和表姐、表哥们表演那样，也一定会得到好多掌声…… 孩子含泪点点头，笑了。 当晚，我和妻商量好，省出一些日用钱，给孩子买两块不算考究的布料，请一位在服装研究所工作过的朋友给设计缝制了两套童装。样式、工艺都非常精美。晓征多次穿上新装，先参加班里演出，后又出席全国汇演，她的诗朗诵，一直演到了幼儿园外面去。 “妈妈，好多小朋友的家长都问我的新衣服是从哪儿买到的呢！” “噢。乖孩子穿上新衣服就更可爱了。可你要是没有自己的节目，衣服再漂亮，能给小朋友们带来快乐吗？” “不能。” “对了。再好看的衣服也会旧的，可你学到的好东西好本领，总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的。那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新鲜好看的。懂了吗？” “懂了……” 听着妻子和女儿的对话，我才感到，一个我还没有完成的心灵间的交流，到这里似乎才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然而，这句号，仍然画早了些。 “爸爸，为什么有的人看见穿旧衣服的小朋友就看不起，就说很难听的话呀？” “哦，这……这就要你想一想了——你听过什么旧社会的故事没有？” “听过‘收租院’的故事。老师指着图片上一个大木斗，说那是专吃贫农血汗的大嘴巴。” “那些大木斗现在都成了教育人的东西了。可是，旧社会留下好多看不见的坏东西，把人的想法弄得不干净了……” “看不起穿旧衣服的小朋友，那就是坏想法、脏想法！” “那么，自己穿上新衣服，就看不起穿旧衣服的小朋友，还算是好孩子吗？” “不是！看不起别人脸上有疤，看不起别人说话口吃，说难听话欺负人，都不是好孩子！” 接着，我把女儿揽在膝盖上坐定，给她讲了个小故事： “从前有个小官儿，常到他管的地方东看看西看看。看见一个双目失明的人，那人不知地方官到了，没有行礼，小官就说：‘你大睁两眼，怎么目中无人？’看见一个跛了一只脚的人，那人怕官，就拖着病脚远远地躲开了。小官儿就追上去说：‘你见了大老爷，一不迎接，二不跪拜，怎么满地上写你的梅花草字？’看见贫苦得没一件整衣服的人，说的话就更难听，更刺人了。有一天，半路上遇见一条疯狗；那疯狗见他就追，就咬。幸好他跑得快，疯狗只咬破了他的官袍后衣襟。跑回家，脱下官袍，挂在衣架上，看见那袍子的破后襟，就吓坏了。他打着哆嗦又跑到一座大庙里，求一个老和尚给他‘破解’，就是想办法把危险事给他解决掉。那个老和尚一句话不说，只在一张黄纸上写了两行字，扔在了地上。那小官儿拾起来一看，上面写着这么两句活：‘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小官儿吓出一身冷汗，慌忙逃跑了……” 当时，晓征不满六岁，“良言”、“恶语”一类字眼儿是要加上些注释的；又因正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些关于老和尚的叙述，也必须加一番“批判”。而晓征一直默然地听着，两只漆黑的瞳仁里，闪着光。 我也就没再用“你懂了吗”一类的话，去打断孩子的思索。思索，也许就意味着理解，意味着铭记…… 几年以后，晓征的一个同班同学曾因争强好胜，人前背后，说了不少针对晓征的尖刻的话、不利于团结的话。晓征还能比较冷静地处理这些事情。后来在一次家长会上，那个同学的父亲抱歉地对也去参加会的晓征妈妈说那孩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又不好意思自己开口说明情况，就让家长代他承认错误。后来，那孩子终于在一篇作文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爸爸，我主动找了XXX同学谈了心，我觉得，他心里也装着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晓征胸前的红领巾像一束火苗，那双黑亮的眼睛，神采更动人了。“我知道，爸爸和妈妈常给我说的那些故事啦，那些好像挺平常的话啦，都是有‘用意’的——哦，用我们语文书上的一个新词说，那就叫‘叮咛’呀！” 直到今年，晓征发表在《儿童文学》上的小说《音符，和阳光相碰》里，才隐约描述了小时候因口吃所受的委屈。那些虽在加工的细节和含在其间的一个幼儿难以忍受的内心挫伤，也只在这十多年后才依稀流露了出来。 我和妻读了这作品，一时无语。一瞬间，似乎达成了一项默契：同女儿心灵间的交流，永远不需要句号……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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