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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个旧画夹子

作者:韩少华

  那是一条老深老深的胡同。
  我第一次迈进的中学的大门,一座高高的灰砖砌墙、青石起券的拱式门洞,就呆在那胡同的深处。连同那长长的砖墙,老远就觉得灰蒙蒙一片。
  那是一九四六年初秋的一个早晨。
  一脚迈进校门,又一个印象是:真老。连课桌也掉光了漆皮,暴着满面的皱纹。听门房——也就是传达室的一位姓李的老工友说,这学校原来叫“京师八旗子弟第二学堂”,民国初年才改为“北平第二中学”。校址么,原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内务部衙门。据那位李大爷后来说,会议室里由校长专用着的那把雕花靠背扶手椅,是军阀头子段褀瑞坐过的……
  不知怎么,中学生活一开始,在我心里就堆着阴云。
  说不上什么求知的乐趣。《公民》课讲的是那个“委员长”的“伟绩”。国文课讲的《郑伯克段于鄢》,又恰是我在校外受教的那位老学究早为我开讲过了的。地理课却大讲什么“非社会主义”、“非非社会主义”,直到“非非非社会主义”……想偷看几页“闲书”吧,又怕窗外走廊上那双随时会出现的、躲在金丝眼镜后面的诡秘的眼睛——那个训育主任,虽穿着自称是从伦敦带回来的“GENTLEMAN(绅士)”风度十足的皮鞋,走路却像只猫……
  那时候最让我神往的,是一位几何老师,姓李。还很年轻,就是瘦得厉害,瘦得简直让人担心。他在黑板上作图,从不用圆规,也不用直尺。可要圆就圆,要直就直。圆么,就圆得像校门里高挂着的时钟的盘面……每下了他的课,值日生总舍不得擦黑板,只要听他一节课,就会相信他画给你、讲给你的每条线,每个定理都是有生命的,也都含着他的体温。
  有一天,他叫我到预备室,说是要我帮他把桌上一大摞作业本抱到班上发下去。可他却跟我闲谈起来。谈了一阵几何,又忽地追述起他的大学时代。他说他曾从师于梁思成先生,就因为钦佩梁先生,他才立志学建筑设计专业,考入了清华大学,可家里生计太艰难了,只差一年,没有毕业。说到这儿,他叹了口气,朝我挥了挥手,不再言语。
  自那以后,每逢节假日,他都带上班里几个他的小崇拜者,去北海,去雍和宫,去智化寺,实地写生。只在那些日子里,才偶尔见到他的笑容,直到那学期的末尾,记得是个大雪天,他又叫我到了预备室,匆匆递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写生用的画夹子,说是送给我的。说完,又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就匆匆地出去了。
  就在我接过画夹子的那一瞬间,无意中触到了他的手指——那么凉,凉得我心里不由得一紧……
  那画夹子,半旧了,却整洁得很。等我抱着回家,在灯底下打开来的时刻,我愣了——那里面夹着十二张手绘北京古建筑图稿:从雍和宫大佛阁西侧的复道式飞廊,到禄米仓智化寺大殿的歇山式殿檐斗拱……那些图稿,或用重彩工笔写生法,或用墨线透视工艺绘图法,精心加以表现的。纸泽墨色,都还鲜润着。当时,在朦胧间,我多少意会到老师留赠画夹子的心思了。
  入春开学之初,一直教我们美术课的王老师叫我到西小院他的宿舍里去。问我:“李老师留给你的图,喜欢吗?最喜欢哪几张?”等我一一回答了,他才点了点头,却好一阵没有开口。
  我知道他们俩是朋友。记得一天刚上完几何,下节就是美术。黑板上竟还留着没有擦去的图。王老师转身看了看,又回头对我们微微一笑,顺手拿起板擦,轻轻地擦去他认为多余的东西,只留下一个居中的圆和圆下一条水平直线。接着,他拿起粉笔,又随带着在圆的旁边,自横线向上,补了一条垂直的线。然后,转回身来,有些肃然地问:
  “谁能就着黑板上的形象,念一联古人的诗句?”
  可又不等别人回答,他自己已经轻晃着头,吟了出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哈哈哈……”
  当时,他只自顾自地笑了个畅快……可现在么——
  “我想,李老师的心意,你是懂得的了。”他又不等我回答,只顾自己点点头,说下去,“他少年失意,身体又差,病了……哦,不能去看他,要静养,在西山一处疗养院里,画友们为他凑的费用……他呢,只想着寄希望于你了……”
  我点点头。只是自感有些茫然。
  “笔底下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我这里。”
  我鞠了一躬,退了出来。
  从那以后,我也常去造访这古城中的一处处古建筑了。无论寒暑阴晴,总背着那个画夹子,如同负着某种庄重的却又不免沉重的使命。
  先是依了“按图索骥”式,将老师所画的十二处殿堂轩馆,都逐一瞻仰了,当然,是要把物与图详加比照,以领会老师的构图用笔。当时,我怎么也不能抑制自己内心的温煦和凄冷。我早已模糊地感觉出从老师赠画时刻那指尖上触到的悲凉;却一时又弄不清那可能发生甚或已经发生的悲剧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命运一类的东西。忧闷间也只好依了老师的采景角度,照着老师的画稿,摄形取像,坚持下来。练习稿积了些,就去王老师那里请他指点。当然,已不是侧重于建筑学上的启迪了。就这样,直到北平解放,才渐渐搁下。
  我终于没能像李老师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名建筑师。如果一定要找些用以安慰老师的理由,那么,我似乎也可以说自己做了教师,成了一名另一种意义上的“建筑师”之类……可我,竟连李老师离校以后的情况几乎都一无所知。唉……尤其是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枚共青团北京市委赠给教师的纪念章,由一个跟当初我首次见李老师的时候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给我佩在胸前——那一瞬间,不知怎么,我一下子想起了李老师那消瘦的脸,冰凉的指尖,也想起了那个旧画夹子……
  是的,如果他健在,也不过六十岁上下。
  他的那位好友,美术王老师,名呈祥。可他自己的名字呢,也许因为只代课一学期,学生们都不知道。他那一页页画稿上没有署名,有的只加了个阳文印章:“唯吾德馨”,不过一枚闲章而已。
  至于那画夹子,八开报纸大小;蓝平纹布裱面,生宣挂里。连同全部画稿,都遗失在那年那个“红八月”里了。至今踪影杳然……
              一九八五年夏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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