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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北京二中的校址，原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内务部衙门。它所在的那条老深老深的胡同，至今还叫内务部街。 我是一九四六年秋季入学的。没进校园，就愣在那三座青石起碹的拱门底下了。那高高的石拱，以冷冷的威严，仿佛就要向我头顶压下来。 一进校门，向右，见绿幽幽的柏树墙子外边，立着一座圆柱形的建筑，大概有三层楼高。后来，听传达处的李大爷——大家都戏称他“处长”——告诉我们，那原是内务部的水塔。说是当年京城里的老百姓都吃井水，这大衙门口儿却建了这塔，贮水自用。我却看不出哪里是贮水装置。只见塔身围了一道盘旋而上的铁梯，直通向顶层。塔顶还伸着一架风向标。到我进校这时候，不但风向标破损了，连铁旋梯和残缺了的扶手也满布着锈痕；固定在塔身上的一根根撑梁，有不少松动了。整个铁梯，活像悬空浮挂在那儿似的。 “不许上！”那位“老处长”见有两个新生正要试着登上那铁梯，就喊了一声。 从那时候起，我每天两趟，进出在那条老深老深的胡同里。秋天，我曾看见路北一座咖啡色小楼西墙上的爬山虎由绿渐红，直到一片片地落了，有的竟飞到这深巷里，随着我的步子回旋不止。冬天，路面冷得像铅，只有校门口墙角里那个卖烤白薯的老头儿跟他那个“美孚”煤油桶改装的烤炉，对我有些诱惑力——哦，那个雪后的早晨，我竟瞥见一具僵在墙根的“倒卧”。还是春天好些，能看见两三户人家墙头探出的白丁香，紫丁香；还能遇上几个小孩子顺着胡同，由西向东，撒着欢儿地跑，放着风筝——哪怕放的不过是自个儿糊的“屁帘儿”，也那么自得其乐……可我也见过吊在电线杆子上的遇了难的风筝，在风雨里飘摇着。 记得那是一九四七年刚开春的一个星期日。因为家里闷，就到学校去玩儿，进了内务部街，走着走着，遇上俩小家伙正扯着个“沙燕儿”，边跑边放线。许是赶上风顺，见“沙燕儿”的双翅只微微摆了几摆，一晃身儿，就起来了。我竟也跟上他们跑了一阵子，似乎分享了他们的乐趣。 校门外烤白薯的老人还支延着生意。烤炉边却挤着个少年人，正捧着本书看。知道他是本校住宿生，有病；每见我们小同学，只笑一笑。这会儿，许是宿舍撤了火，冷，就到这里借暖儿来了。我过去买了块白薯，吹着，吃着…… 进了校门，无意间朝水塔那边一瞥，就见一只风筝挣扎在那风向标上，像我读过的一本外国小说里写的上了绞架的囚徒……我正愣着，就见那个住校生一边悄悄走向水塔，一边含笑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回头一看校门，两个小男孩眼巴巴的，站在石拱底下；那个稍大点的，手里拿着个拖了断线的风筝桄子！……等我明白了那个眼色是让我留神着老“处长”，却见他已登上了那回旋铁梯，正一步一步地往上攀——不知怎地，看上去步子很轻，可那铁梯却颠了起来，越颠越凶。我不敢喊，也不能跑，只盯着他直攀上顶层，又凭了那风窗口，一脚跨上去，这手抠紧墙缝，那手一抬，才轻轻摘下那只风筝，那只我也曾追了半条胡同的“沙燕儿”……可就在那一瞬间，就在他从顶层的风窗口跳到铁梯上，高举着风筝，急步而下的一瞬间，铁梯顶端几根撑梁竟一下子拔离了塔身，悬空了的铁梯就像猛地哆嗦了一下——我连喊也没来得及喊出口，他，身子一晃，跌了下来…… 也就在那一瞬间，他手上的“沙燕儿”却飘了出去，落到老远的柏墙根下。事后想，该是他有意松了手的。 内务部街东口住着一位姓刘的正骨医师。经老“处长”说情，给他接了骨，未取分文，更让我难忘的是他被抬回学校的路上，看见那两个一直紧随着的小男孩，一人攥着线桄子、一人抱着那只风筝的时候，他的还冒着冷汗的苍白的脸颊上，竞漾出了笑纹…… 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听说他姓白。自从他被两个乡亲抬回远在怀柔山区的家里去，就再也没个音讯了。 一九八五年春，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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