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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没有罪?

作者:冯骥才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是亲手杀死我爹的。这你是知道了。
  前两天我预备跟你谈,我抑制不住要谈,谁知昨天一夜没睡着觉,原打算今天不谈了。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妈那天那样,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呀。我血压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这事推了,可一见到你,我又非谈不可。就是啊,谈出来未必不好。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来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军管会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要是家庭妇女干出这事还好点。你什么不懂?你爸爸问题严重,你杀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运动,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运动罪”。
  他们说我杀我爹,是为了救我爹。确实是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们和我说的意思不一样。我救我爹是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们说我救我爹有罪是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这意思?我绕糊涂了,到今儿也绕不清。
  我蹲了二十年半监狱。没自杀,就为了一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妈没死。我想呀,我妈怎么活呢?说好三口人一块死,我爹死了,我关监狱,无期徒刑,一辈子甭想再见面……我的侄子们每次来探监都说,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诉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看监狱的人有时也问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纪了?他们也早知道我妈早死了,也瞒我。其实我盼着我妈死,活着多痛苦。当时要是给我个信儿说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彻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监狱里想法就不一样了。看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会有这么一个角落,聚着好多人是冤屈的。何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手杀死亲爹,我真抱着对爹赎罪的心,又想争取早点出来看我妈一眼,再说,特别觉得对两位哥哥有罪。我和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没人能看出我们不是一个母亲,都拿我们当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杀死爹,他们不但不恨我,还常跑来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见时,我的眼泪干了流不出来,我都傻了,见到他们没话,不知说哪好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位哥哥。他们说,我们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坏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会不管你。我真要赎罪呀,对两位哥哥也要赎罪,玩命赎罪!只有拼命干活改造。
  起头是轧缝纫。电缝纫根本不会,打头学。很快就干得不错。领子活是最难轧的,啊,就是脸面上的脸蛋活,技术活,我干得质量最高,就归我干了,还超产。另外墙报、板报,写写画画,也争着学争着干,在哪儿都伸一把手帮人去弄。生产还得红旗得语录什么的。现在你看我这副眼镜,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时轧活时看针眼近视的。附带还给人看病,不光给犯人看,也得给队长、队长的孩子,连看监狱的亲戚朋友,厂里的干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当敌人,就太荣幸了。夜里睡半截觉,谁谁发烧了,谁谁肚子疼,抽风了,叫起来一弄就几个钟头。第二天该怎么上班还得接着上。没白天黑夜玩命呀。这么着,看监狱那些人就对我不错,现在有时还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病。你别笑,当时他给咱一个和气脸,比什么都强。夸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这儿跟你提起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监狱医院被捕的。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气一天天凉了,他不少衣服东西在我家里一起抄了。为了不连累他,我写信给他,叫他办理离婚手续,9月底就办完手续离婚。可没多久,他姐姐突然跑来送了20块钱,还有营养品。我托人告诉他姐姐千万别送钱送东西来了。我那时什么也没有,就留下5块钱,剩下15块请求管我的一位队长给我娘寄去。那时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吗。这个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起初不肯,我哭着求他,后来他答应了,替我寄去。以后这位姐姐又来送了30块钱,前后总有五六次,记得总有120块钱,我每次都按同样办法,求这队长替我寄给我娘。可家里人一直没回信给我,我以为家里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后对我判决了,允许见家里人了,每次见面光是祝愿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学语录,就占去一半时间,剩下点时间光知道哭,说不了几句话。家里人不提我寄钱的事,我也不好问了。直到1979年出狱跟家里人一谈,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收到我寄的钱,一次也没有。多年来我一直把那队长当成恩人,这就不懂了。或许是邮局不给送,那时挨抄户是不给送报送信的。可是不送也应该退回来呀!
  别说,监狱里还真有好人。有个队长见我瘦成条棍儿。原先我胖着呢,出这事后落到九十来斤。我嫂子来探监时,他偷偷塞了张营养证明。我嫂子再来带了二斤点心,我急了,心想这二斤点心给妈吃多好,给他们孩子吃多好。外边生活也难着哪。在狱时,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块五。我没花过,除非买点手纸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筒要用几个月。尽劲省,存到五块十块,就给家里捎去。没有家里亲的热的我还活个什么,我对他们有罪呀,在那情况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来,也算是赎罪的一种方式吧。
  那时候监狱也学习、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监狱的就叫我大会小会地讲。批一批确实也好,有时自己也悲观,轮到一批自己,说自己受党那么多年教育,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过来了吗?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着有劲了。争取表现突出点,早点出来也好报答报答。你别说,玩命干也管事。1972年给我减刑有期10年。打无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宽大了。一算,到了1982年就能出来,有盼头了。到了“四人帮”一完,法院重新审理我的案子,认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杀人,算集体自杀,宣布为无罪释放,又提前了两年半。新的《判决书》这么写道:
  
  原判定×××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释放,特此判决。

  我是1979年3月2日那天出狱的。当初进监狱时,我只穿着医院的裤褂,白布带蓝竖条的。后来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农村医疗队时的一小箱旧衣服送到监狱。十年一直穿那几件旧衣服,出来时破衣烂衫。一见面才知道我妈早不在了。真是当头一棒啊!这么多年没垮了,我妈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来,爹没了,妈没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3月份回来后,“五一”就回儿童医院上班。休息了两个月。因为亲戚朋友来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觉,脑子里尽是事,你说能静吗?原先三个人想一块死,结果活了我一个。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说话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那么多大领导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过草地,照样不也是家破人亡吗?比你惨得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样硬挺腰杆撑着活着吗?
  我们单位待我不错,那时我家房子还给人占着没落实,就叫住医院集体宿舍。我是回民,吃饭难,我侄子天天提着饭盒骑车来给我送饭,每天一趟,过了好多年。我呢,医院叫我做“科住院”。按医院规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没家,没别的负担,抢时间念书吧!监狱里不许念业务书,现在加倍念书,弥补啊!很快拾起来了。我负责八个病房。打一楼到五楼上下跑。早晨7点半上,晚上9点半下,一天14个小时。一天上夜班,无意觉得两脚像踩棉花,一量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我说快给我打一针。降血压硫酸镁最快,打完半小时再量不但没下去,反倒变二百了。我挨个儿病房转,护士们谁也不找我,这是她们互相说好的,怕我再累。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还说嘛呢。再加劲吧!本来“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这时,我交了一个朋友。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当初是年轻有为,一个总工程师对他特别器重。反右时这总工程师成了右派,叫他揭发,他没揭发,反而给总工程师通了信。他说咱不能昧着良心办事。这一下把他也当右派对待。他以为自己就是右派了。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档案说,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涂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不给升级也不给涨工资,也不好结婚。这叫什么事?他今年50多岁了,一直独身,我们就结婚了。我俩有共同遭遇,说得来,他也挺照顾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我,现在上北京大学了,学外语。最近我爱人又升做厂长。我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对那段事还是不能不想。我没法克制自己。虽说不是每天想吧,也不会忘。我总想我爹。我们医院人说,你连个蚂蚁也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时真把人逼得没人性啦。谁会拿刀杀死自己的爹呀!换平常连想也不会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妈一笔债,永远没法还了。如果当时我没下手,我爹我妈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谁?我无论怎么给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没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当初以为救了我爹,现在总觉得害了我爹。为嘛别的事都想得明白,这事翻来覆去总想不明白。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你说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别人为嘛都捱过来了,我们没有,还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有罪,活得又没劲了。有人说,你好好活着,才是对得起你爹你妈。一想,也对,对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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