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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讲述这个故事仅仅是想告诉你我退学之后的莫斯科发财梦如何变成了泡影，那么这个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那场可怕的大火终于使我亲手触摸到了冰冷的现实。我要是现在感叹一声“生活是多么艰难啊”当不算是矫情。在其后滞留莫斯科的那些阴郁的日子里，我的心中充满了挫折感，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冥思苦想的状态，我要是把那些细致幽深的心迹如实记录下来，肯定会形成一本可以命名为《浮躁青年心灵史》的小书，篇幅不必过长，五百万字就足够了。当时我几乎完全丧失掉了选择退学时那股子想抵挡些什么的青春豪气，堕落成了一个汲汲为利的小小可怜虫。我没有像幻想的那样准确有力地叼住生活的奶头，而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在这种困难的重压下，我们都变得异常的敏感和脆弱，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和灵气，甚至连我们之间的友情都变得淡漠了许多。 书归正传。 嗯，接下来，张红卫很快跟他妈妈的公司取得了联系，之后他便和吕齐忙着操办起在莫斯科注册分公司的事情来了。我则变成了一位彻头彻尾流浪在异国他乡的无聊闲汉。我要是同张红卫吕齐一道去邮电大楼给国内打电话，事情也许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可是我并不后悔，现在也不。这事儿本来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那天我的确很头疼，身体内部像爆发了一场泥石流，泥沙之类的东西从脚底部想脑顶坍塌流泻，头脑中被异己的杂物堆积得满满的，我恨不得在头顶和太阳穴上凿三个洞。我是说我头疼极了，想象中的恶性肿瘤在膨胀、溃烂，我要是和张红卫、吕齐一道起床出门，肯定会当场毙命。 张红卫和吕齐打完电话回来时，我仍然躺在床上。我能感觉到张红卫兴高采烈，吕齐也是。不过他们并不急于把电话会议内容向我老人家汇报，看来也不打算让我分享这份快乐。后来趁张红卫泡澡的工夫，吕齐悄悄告诉了我电话大意：张红卫把我们目前的窘境告知了他的妈妈，老太太要张红卫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在莫斯科注册一老太太公司名下的分公司，将衣食住行的所有发票统统留下来，回国后给他一笔开办费，把这次买卖亏损的的钱补齐，老太太用一贯明朗坚定的口吻（我想像得出来）说：“生意场好比战场，一定要首战告捷。” 吕齐问我：“你打不打算一起干？” 我反问他：“你呢？” 吕齐笑道：“我当然干啦，为什么不？你呢？” 我说：“我不感兴趣。”我几乎在他们进门的一霎那就感觉到了那种无形的隔阂。既然张红卫没有丝毫热情鼓励我的参与，我也不想给他添堵。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张红卫来说参与的人越少越好，可我并不是一个能够体谅别人苦衷的人，我的确不是。我当时一下子痛楚地体会到了被开除出圈儿的感觉。 张红卫泡完澡出来，把浓密的黑发梳向脑后，搞的自己像一个兔崽子明星。我知道他在核计该怎么跟我说。他叼着烟卷儿思索的样子非常可笑。吕齐掰着一本新买的俄汉对照读本躺在床上嘟哝。 “打通电话了吗？”我问张红卫，我实在受不了那种陌生的、恶劣的气氛。 “啊，”张红卫说，狠抽了一口烟，“我妈让我尽快注册一公司，在国内不就说好了么。” “好，很好，”我说，“让红旗插遍俄国四方。” “怎么样徐庄，”张红卫说，舌头顶了顶上嘴唇，“你有没有兴趣？”那口气冷得差点使我哆嗦起来。 “对不起，红卫。”我说，“这忙我恐怕帮不上了。”我摸出棵烟，点上，觉得自己孤独得要命。 “别介呀，”张红卫说，“咱哥们儿都是一块儿来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不不不，你甭劝我，”我说，“我他妈早想好了，把手里这点钱糟完就回家。公司的事儿你和吕齐弄吧，我真不感兴趣。” “也好。”张红卫站起身说，“我妈他们公司可能能报销一些费用，你在莫斯科的吃住我全包了。” “谢谢你，红卫，这我可不敢当，”我说，“不过没事儿的时候我尽量参加你们的活动，好歹我也是一闲人。” “成，那就这么着。”张红卫说，“既然你没兴趣，我也就不勉强了。这事儿也有一搭没一搭的。” 吕齐突然自个儿笑起来。 张红卫恼怒地呵斥吕齐：“你丫神经病啊，动不动就傻乐。” 吕齐摘下眼镜，擦着笑出的眼泪说：“我知道老谢说的那个谜语的谜底了。” 张红卫皱皱眉：“什么谜语呀，我都忘了。” “你长的是人脑子吗，”吕齐说张红卫，“老谢今儿在地铁上说的那个：男人腿长，打一种食品。” 这时候，房东老太太从外面推门进来，说：“杰律风（电话），谢了沙，谢了沙。” 我忍不住想笑：“谁他妈是卸了杀呀——怎么给自己起了个驴名儿？你吧张红卫？你丫入乡随俗够快的。以后我们都管你叫驴得了。” “你才卸了杀呢，”张红卫跟随老太太出去，“八成是老谢打来的。” 吕齐翻了个身，又掰开那本书：“徐庄，你打算怎么着啊，光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不知道。”我说，“也许过几天买张车票回家。” “那可忒没劲了，”吕齐替我叹了口气，“我要是你就放下一切包袱，在莫斯科玩儿个遍，然后到基辅、彼得堡什么的都转转。” “你以为我是富翁啊，”我说，“我倒是想旅游来着，可也得有钱，也得有那心情。” “你不像我，”吕齐坐直身子，看看门，压底声音说，“我是没辙，我来时候拿那钱全是借朋友的，我要是不跟张红卫沾公家点便宜，回头拿什么还人家？要是我自个儿的钱，我才不受制于人呢。” “你估计你们那公司多长时间能批下来？” “没谱儿，”吕齐说，“我估计最快也得俩月。今儿老谢陪我们去了俄国佬的办事处，领了一大堆鸟表格，老谢拿回去帮忙填去了——” “还成还成！”张红卫进门就冲吕齐嚷，“老谢说他问清楚了，注册资金需要两千美金，咱俩的钱加起来正好，还能留出回去的车票钱。” “行啊。”吕齐把书扣在胸口，平躺着说。 张红卫找火柴点烟，兀自兴奋：“我准备明天买点货去练摊儿，赚个吃喝钱，你们说怎么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和吕齐都笑起来。 “别笑别笑，”张红卫说着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这不丢人啊同志们，再怎么着咱也上国际商人。” “成，”我说，我真他妈闲腻了，“我同意张红卫同志的意见，就让我们试着走一走劳动致富的道路。” “富个鸟，”吕齐笑到后来脸上变成了苦笑，“真他妈的斯文扫地。” “暂时的暂时的，”张红卫安慰吕齐，“待到山花烂漫时，您在丛中笑。” 吕齐仰天长叹：“花园别墅力不能有，妻妾小蜜法不能容，高官厚禄命不能做，美圆马克天不我与！娘稀匹娘稀匹！” “好啦好啦，吕齐同志，”张红卫说，“我们都知道您时运不济。”张红卫嘬着烟瞅吕齐，“——老谢说的那个谜的谜底是什么？刚才一高兴忘了问他了。” 吕齐“扑哧”一声像气球爆了气儿，压得床咯吱咯吱响：“卸了杀这老东西真流氓，丫说的那种食品是蛋糕。” 第二天，我们三人到跳蚤市场附近的一家中国人扎堆儿的旅馆买了十几件皮夹克，价钱低得惊人。国内一些不知就里的人还在带货过来，一到莫斯科就成了井中龙瓮中鳖。货主看我们的样子不像小贩，问我们买皮夹克做什么，我们告诉他送礼用。 莫斯科的跳蚤市场上简直是无奇不有。我们到的这所市场建在一座高土坡上，四周围有铁栅栏圈护，环坡的低地上也挤满了出售商品的摊点。商品计有各式各样的服饰、鞋帽、纪念章、伟人铜像、彩绘套娃、望远镜、邮票、油画甚至各种大大小小的机械工具。 我们三人沿着市场转了一大圈儿，在背阴处看到了几个练摊儿的中国人。一个神情快活的小伙子朝我们喊：“嘿，哥们儿，干吗来啦？”张红卫笑道：“还能干吗，英雄落魄。”回头对我和吕齐说：“这哥们儿跟我一趟车来的，小王。”小王胳膊上搭着一件质地不错的羽绒服，冲张红卫发牢骚：“完了，这买卖没法做了，看见没有，这么好的羽绒服楞卖不上价去。”张红卫问：“是你的货吗？”小王说：“不是，我哥们儿刚带过来的，批又批不出去，只能一件一件练摊儿卖了。你呢？”张红卫笑：“我也是，陪新来的哥们儿练练摊儿。”指指我和吕齐，“小徐，小吕。”我们互相点了点头。小王从兜里摸出盒烟分给我们一人一支：“你们可得小心点‘玻璃啐’，那帮孙子神出鬼没的。”吕齐说：“怎么啦，这儿不让卖呀？”小王吐了口烟：“不是不让卖，是敲你竹杠，你们会俄语吗？”张红卫摇头笑：“会个蛋。”小王说：“这不结了？抓住你就罚款，有嘴也说不清。”张红卫拉开包儿抽出一件皮夹克说：“那咱赶紧处理货吧，免得找麻烦。”我和吕齐也各自取出一件皮夹克搭在胳膊上。小王说：“听说了吗，最近老毛子烧了一大批中国货，有一哥们儿顶不住自杀了。”张红卫脸一白，说：“不知道。”小王看看四周，压低声音对张红卫说：“莫斯科已经乱了，处理完货赶紧回国吧，最近北京痞子抢了一帮上海人，有一个人呼救，鼻梁骨都给砸折了。”张红卫冷笑道：“丫这算什么本事啊，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小王“嗤”了一声说：“黑道上的人哪管你中国人外国人，得手就抢呗。” 嗯，跳蚤市场上的熙攘景象使我一下子回想起北京的集贸市场来了。过去我经常在双榆树、魏公村一带的小摊儿上闲逛，当然大多数时间是同林红在一起，虽然我对购物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那种热热闹闹的气氛，有时候林红一下子不见了，过一会儿却又从人群里举着两串糖葫芦什么的蹦蹦跳跳地窜到你面前。我真喜欢她那个样子，那种感觉可能就叫做“温馨”。那是一种狗与狗相伴随羊与羊相依偎的安全感，那是一种什么也不必分辨什么也不必提防的安全感。 我回头看吕齐，吕齐的表情像极了一条茫然无措的家犬。我这会儿要是鼓动他吆喝一声“皮夹克欧亲哈拉绍”什么的，他一准儿跟我急。 一些俄罗斯男女缓缓地从我们面前经过，用手捏捏皮夹克，摇摇头过去了，甚至没有人开口问价。我在心里默数着，已经有十几位摸过了我的皮夹克。 吕齐不耐烦了，咂着嘴对张红卫说：“这么干等，几时才能卖完呀？” 张红卫说：“练摊儿这种事不能急，你没见过街头钉鞋的吗？也许一上午没有一个客户，可人家还是在那儿耐心等，总归有开张的时候。——你回去不也是闲着？”说着，张红卫还故意摆出一副轻松的架势，可从他轻微抖动的腿上你可以感觉到他比谁都更烦。奇怪的是，我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我一点也不着急。 一个衣着朴素的俄罗斯老汉从我身边走过，忽然又折了回来，指着我手里的皮夹克问：“斯郭里嘎（多少钱）？”我态度友好地报了价。老汉似乎很感兴趣，拿过皮夹克仔细比量、摩挲，又提出要看其他的货，我拉开货包，抽出一件递给他。看得出来，老同志是诚心诚意想买。不怪老人家罗嗦，只怪我们的货质量一般，尽管我们上货时左挑右捡，可还是难如人意。张红卫和吕齐在旁边热心地帮我向老人推荐。老人好不容易挑中了一件，正在蘸着唾沫点钱，我突然觉得我的胳膊被人扭住了，我回头一看，是一个人高马大的俄罗斯青年。“——你丫干什么？”我喊道。“police。”那家伙沉静地说，手上加了力，我的胳膊都快被那婊子养的扭脱臼了。转头再看，张红卫和吕齐也分别被两个穿制服的家伙给扭住了。张红卫挣扎了一下，抓他的家伙威吓地亮出了明晃晃的手铐。张红卫的脸立刻变得煞白，不再吱声。这帮狗东西好像是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的。周围的俄罗斯人都他妈看猴儿似的看着我们三个。我四处瞧了一下，在人群里发现了小王。小王和我的目光一对视，立刻捂着嘴喊：“别害怕，顶多罚你们点钱！”警察朝小王挥了挥胶棒，小王的头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三人被带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吉普车。我们的货包也被扔了上去。 张红卫、吕齐和我面面相觑。 我们一下子全蒙了。 我们三人并排坐在中排的座位上，前后三个老毛子警察。我浑身直发抖。这不是害怕，这跟害怕是两码事儿，我是说我一时间有些懵懵懂懂。我还试图开个玩笑。我用胳膊肘儿拱拱吕齐：“嘿，咱们就这么被捕了？” “达斯特拉斯土耶得！”坐在前座的“黄胡子”玻璃啐猛地回转身冲我吼道，并用胶棒捅了一下我的胸口，我当时那可真叫敢怒而不敢言，立刻住口。 张红卫白着脸说：“不怕，他们还能把咱——”“怎么样三个字还没出口，张红卫的后背也挨了一胶棒。我操他亲妈，老毛子这是什么鸟法律？他们就这样对待国际友人？ 吕齐还比较镇静，吕齐用俄语说：“Ястудент（我们是学生）。” “黄胡子”笑了，伸出粗短的食指指着吕齐，眼神十分讽刺，那样子简直像个无知的牲口：“Студент？”吕齐不卑不亢地说：“达（对）。”“黄胡子”仰天大笑起来，然后比手画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一大串话，像是讲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脖子里的青筋暴得老高老高，另外两个“玻璃啐”连同司机听罢也哈哈大笑起来。吕齐隔着眼镜片儿跟“黄胡子”愤怒地对视。 我说吕齐：“甭理丫的。” “黄胡子”把目光移向我：“拾多（什么）？” 我说：“操你妈。” “黄胡子”好像没听见，把手圈在耳朵后面，又反问了一句：“拾多？” 我说：“操你妈。” “——草——里——马，”“黄胡子”重复了一遍我的发音，另外三个老毛子都因“黄胡子”的古怪模仿而笑起来。 “对对对，”我和吕齐、张红卫几乎同声说：“操你妈。” 吉普车拐了几个弯驶进一座小院，不消说是当地派出所之类的机构。“黄胡子”等把我们赶下车，带到一个挺大的房间，旁边一个铁栅栏里关着一些相貌凶蛮的俄罗斯人，见我们进来那班家伙直冲我们吐舌头扮鬼脸儿。大房间里还有几个中国人。值班警察让我们出示护照，我们把护照递给他，那混蛋看也不看揣进口袋转身就走，我一把拉住他：“你拿我们护照干什么？”那家伙很缓慢地回转身，冲我晃了晃粗大的拳头。旁边的一个中国人说：“没事儿，这帮穷鬼就想罚咱点儿钱，护照一会儿会还回来的。” 房间里摆着几排木制长椅，桌后坐着一个正在抄抄写写的警察。看样子这像是个经常开“学习班”的地方。我们坐在长椅上，张红卫抽出烟递给我和吕齐，又扔给刚才说话的中国哥们儿一支，那哥们儿连连摆手：“这屋不让抽烟，咱还是忍会儿吧。”张红卫嘟哝了一声默默地把烟塞回烟盒儿。 我们坐了半个多小时，同屋的几个中国人走了，也没人理我们。后来带进来的都是一些俄罗斯人。吕齐坐不住了。 “这事儿忒不合理，”吕齐愤愤地说，“妈逼，我得跟他们谈谈。”说着起身向抄写东西的“玻璃啐”那边走过去。我和张红卫也随后跟了过去。 “请原谅，会讲英语吗？”吕齐用英语问。 “Yes，”老毛子抬起头来，他的脸红通通的，像个娃娃。“什么事？”“娃娃警察”放下笔搓搓手说，看样子他对实践一下英语很有兴趣。 “我们不知道我们违反了什么法律，”吕齐说，“请你解释一下。” “外国人在市场上作生意应该持有我们发的准许证，”“娃娃警察”笑眯眯地说，“你们有吗？” “我们不知道，”吕齐说，“我们刚刚到莫斯科来。” “那很遗憾，”“娃娃警察”摊摊手说，“你们得遵守我们的规定。” “请问我们现在应该履行什么手续？”吕齐说，“我们不能就这样一直等在这里。” “手续很快，”“娃娃警察”支吾了一下，看看四周，“你们再耐心等上一会儿。” “你能帮我们个忙吗？”吕齐脸上露出了笑容，朝我和张红卫使了个眼色，我和张红卫装作不耐烦地背过身去，挡住吕齐和“娃娃警察”。 “Ok。”我们听到“娃娃警察”说。 娘稀匹，钱可真能通神。“娃娃警察”收拾了一下桌面，起身出去了。工夫不大，值班警察——向我挥过拳头的那个家伙把我们的护照送回来了，连同一张5000卢布的罚款单。交完罚款，“黄胡子”玻璃啐又出现了，笑嘻嘻地朝我们招招手，把我们领上了先前那辆吉普车。这回车上只有司机和“黄胡子”两个人。我们比画着问“黄胡子”要把我们拉到哪儿去，“黄胡子”笑着说“皮夹克，皮夹克”，顺手从我的包儿里抽出一件塞进他事先准备好的帆布兜里。“黄胡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口香糖给我们，我们摇头拒绝了，他又下作地拍了拍我的肩头，我厌恶地躲闪了一下。 张红卫的魂儿还回来了，脑袋四处乱转：“这他妈到底要把我们拉哪儿去呀？” 吕齐说：“我估计是把咱们送回跳蚤市场。” “丫有那么好心眼儿？”张红卫不信，“——姥姥。” “不信你瞧着，”吕齐说，“够可以的了，罚了咱那么多钱，又饶了件皮夹克，还不把咱顺便送回去？除非丫不是人。” 吕齐的判断是对的，“黄胡子”的的确确又把我们送回了跳蚤市场，临别时还扬了扬不提胶棒的手说：“达斯维达尼亚（再见）。”呸！孙子才跟他“达斯维达尼亚”呢。老子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他。 我劝张红卫便宜点儿把手头的几件皮夹克卖掉得了，张红卫垂头丧气地表示同意。吕齐想说什么咽了口唾沫又把话憋回去了。 我用了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处理完货（那价钱差不多相当于白送了，鸟俄罗斯人这回可真捡了“洋捞”），看看吕齐和张红卫手里还有货，本想去帮他们一把，可突然觉出肚子饿得厉害，便跑到附近一个煎炸食品摊儿上买了两个小面食吃。到莫斯科这段时间里，我几次真正体会到了饿的感觉，我觉得所有能入口的东西对我的身体都那么切实地有益，而且滋味香甜。 我正贪婪地大嚼，突然发现从不远处走过来一个东方女孩儿，清清纯纯的样子，神情还稍带那么一点忧郁。我当时心情不错，就冲她“嗨”了一声。 她循声儿看到我，眯眼笑了一下。 “你好，是中国人吗？” “是啊，”女孩儿回答，迈着小步走过来。 “我——”我说，“——我叫那什么，中国当代名人，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女孩儿笑，露出一口整洁的小贝齿，她看着我，脸却突然红了一下，“——你是来莫斯科读书的吗？” 我很高兴她把我误以为是学生。 “这么说你肯定是读书了，”我说，“读博士吗？” “不是，本科。”女孩儿说。她长得并不十分漂亮，但是非常清秀，眉毛细细的，眼睛也很细，下眼睑像一条直线托起两个“小半圆”眼睛，眼神儿清亮而温柔，是那种望一眼就让人心疼的小可怜女孩儿，很像受封建礼教束缚不敢大胆追求美好理想而又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旧时代女学生。 “你读什么？”女孩儿问我。 “读生活这本大书，”我说，把嘴里的食物吞下去，她像打量怪物一样看我的眼神搞得我有些窘迫，“——看来你是真的没听说过我——我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家，著有雄文三卷，总题为《忍一手》。”我信口胡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想跟这个女孩儿多聊一会儿。 女孩儿抿嘴含胸笑起来，声音清灵脆亮，非常好听。我也忍不住笑了。 “你在国内读的哪个大学？” “北大，俄语系。”她说。 “喔，北大。” 嘿，她要是模样儿长得再憨一点，体格再结实一点我肯定要腾出一只手和她相握了。 “这回不蒙你了，”我说，“我也是北大的，不过半路上退学了。” “——为什么呀？” “说来话长，”我说，心里还真有些悲怆，“是命运，是命运这个严正的法官下令将我这个逆子逐出了北大校园。”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体验生活。”我说，“我只能这么说了。” “呣——”女孩儿仰起小脸儿，一副憧憬的模样，“我现在特想念北大校园生活。那闲适——对不起，”女孩儿突然煞住话头，脸上充满歉意，“——对不起，我伤害你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连声说，“暂时还没有，我这人反应比较慢——你叫什么名字，可以问吗？” “我叫何小君。” “何小君同学，”我说，“你看样子可不大，像个中学生，你两岁半上的学吧？” “瞎说，”何小君笑，“我在北大读到二年级就被派到这儿留学了，我在北大还没呆够呢——对不起。” “别老说对不起，——那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年春天。” “那我比你高一级，”我说，故意把自己往大了说，“我真能给你当大哥了。” “好啊，”何小君说，“我一个人在这儿也挺孤单的，我都有点恨系里了。” “以后不许这样说话，”我作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不能随便遇上谁想给你当哥就一口答应，记住啦？” “您是不是要我从您开始啊？”何小君调皮地歪歪小脑瓜儿。 “我？我当然除外。”我说，“我是你亲哥，有血缘关系无法替代的那种。” “——嗯，好吧，我记住。”何小君居然很认真地扬了扬光洁的小下巴颏儿。我觉得我一下子狠狠地疼爱上这个小丫头了，我真想把她举起来转仨圈儿。我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一个亲妹妹。 “写一个地址给我好不好？冒昧的话就算了。” “没关系的。”何小君笑笑说，从小包儿里拿出纸和笔，一边写一边说，“我真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不过时间地点一时想不清楚了——” 这时，我突然听见张红卫和吕齐的叫喊声，转头一看，他们两人正在追赶一个黑头发的俄罗斯男青年，那混蛋手里抓着一件皮夹克。 “对不起何小君，”我飞快地说，“快把你的地址给我，我一朋友遭劫了！” “要我去帮忙吗？”何小君的语速也快起来。 “不用不用你千万别去，”我说，“回头我一定去找你，你现在扭头向后转，不听话我跟你急。” 何小君低头急急地写完了最后几个字，递给我，小手冰凉。我接过字条，朝她扬扬手：“我姓徐，叫徐庄，有空儿我一定会去找你！现在向后转，听话！” 我边跑边回头看，见她张大了嘴楞楞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我跑到出口的位置才追上张红卫和吕齐。 “让丫——跑了，操他妈的。”张红卫擦着嘴角上的血迹说，“呼哧呼哧”喘粗气，“孙子抢走了最后一件皮夹克。” “伤得厉害吗？你张开嘴我看，”吕齐扶着张红卫说，浑身抖得厉害。 “没事儿，”张红卫啐了一口，呲呲牙，牙缝儿里尽是血污，“幸亏我躲了一下，要不非损失颗门牙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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