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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倒没有真的在车上拉肚子,可却连续发了两天低烧。那两天我几乎滴水未进,我觉得我快要死掉了。迷迷糊糊中我反复做一些恶梦,梦的内容多数跟高考有关(这很奇怪),比如试卷发下来,钢笔却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或者漏了水,弄得手脸卷面一片龌龊,或者考完跟别人一对照操他妈漏掉了一页题。或者正当我因金榜题名而沾沾自喜时,权威机构突然宣布本次考试因故不算数,大家需要扎堆儿重考。我知道这是高考的重压在梦中的宣泄,可凭心而论,我参加高考时并没有感受到多大的压力。如此想来,全中国所有参加高考的人对这类可恶的梦境都不会陌生。梦醒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沮丧,甚至突然对生命的意义充满了疑虑,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止的“考试”,那么我他妈情愿弃权。我喜欢轻松。
  不过,我现在不顾一切介入的这种生活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考试呢?我不得而知,或者还不能坦率的承认。我一下子想起了周大汉,我不知道谋生于海南孤岛的周大汉会不会在某个子夜突然猛醒而伏枕大哭,尽管他曾经拍着我的背说过“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内的豪言壮语。
  吕齐屡屡劝我进食,可我一点儿食欲也没有,说实话,我当时只想就着六必居咸菜喝碗小米粥。这个愿望实在太奢侈了。有时侯我坐起身来呆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或一闪而过的山石树林,听着火车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单调的声响,心里便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凄凉感觉,那声音好像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滚蛋滚蛋,去他妈的去他妈的——”。我知道这都是让那些恶梦搅的,可我也同时对莫斯科之行隐隐约约产生了一些不祥的预感。从此以后,这些阴郁的情绪便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我的闯荡江湖的激情也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泰半,这实在太可怕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太脆弱了么?
  16次国际列车在亚欧大陆上颠簸了六天六夜,终于伴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舒缓旋律徐徐驶入莫斯科站。
  车厢里的倒儿爷们却都像听到了冲锋号一样紧张起来,一点儿没有到达旅行目的地的那种愉悦感,一个个脸绷得紧紧的,当然那些纯粹旅游者和俄罗斯人除外,他们是真正的快活。
  车到莫斯科时,我的烧已经基本退了,只是还有些头晕,身体虚弱得要命,我恨不得一脚蹋在平实的大地上。火车都要把我从里到外颠烂了。
  相比之下,我和吕齐的行囊算少的,很多倒儿爷又从满洲里海关抢购了货物,因沿途价钱偏低,都指望到莫斯科卖个好价钱,这会儿都大包小包地往门口拖。
  我贴着车窗玻璃在一万颗攒动的人头中找到了正在东张西望的张红卫和刘斌。他们俩发现了我,相视一笑,探头作了个同样的口型,随即拖着两轮货架小车侧身移动。
  吕齐还在和同包厢的两个香港女孩儿卖弄口才,他刚刚讲了一个马三立的单口相声小段逗得两个丑丫头前仰后合。
  “行了行了,别辅导她们了,用点儿手纸都计较,”我一边整理东西一边说,“又不是抢你们的金银财宝,一点互助友爱的精神都没有。”我真的看不上她们的鸟作派,老子病了两天两夜,她们也不说奉献个水果吃吃,只顾自己吭吃吭吃嚼(她们带的苹果可真诱人)。
  名叫阿珍的姑娘委屈地说:“对不起了啦,当时我们不懂你们嘛。”
  我乜了她一眼:“是黑眼珠黄皮肤不是?不懂不懂,那叫不了解。九七年以后非把你们的洋泾滨话正过来不可。”
  俩姑娘撇了撇嘴。
  吕齐说;“甭理他,他这人从小就狗牙写字——尖刻,属于刀子嘴豆腐心那种。”
  阿珍把玩儿了一路的微型磁性象棋推给吕齐说:“送给你做个纪念啦,你的棋下得蛮不错噢。”
  吕齐道了谢,笑着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橘中密》不曾记载的要诀啊,记住喽:象棋这东西取胜之法有三:一曰争先,二曰错步,三曰悔棋。”
  阿珍姑娘笑了,亮出一口四环素牙。
  另一个名叫阿玲的姑娘托着下巴问吕齐:“以后会给我们写信吗?”
  吕齐道:“那还能不写?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大陆新近发起了普那路亚家庭运动,特风靡,欢迎你们加入。”转头问我,“——看见他俩了吗?”
  我笑笑:“没有。”
  吕齐也笑:“很好,朕就喜欢这种举目无亲的感觉。”
  阿珍、阿玲争着问:“什么是普那路亚家庭啊?”
  吕齐说:“这得听下回分解了。跟你们丫说话真费劲,一切都得从猴儿变人说起。”
  列车震动了一下,停稳了。
  张红卫和刘斌率先冲了进来。我一把抓住张红卫说:“可也见到组织了,老张,您可瘦多了。”张红卫说:“您也是,——我操,徐庄你可真瘦了。”吕齐和刘斌也象征性地拥抱在一起互道辛苦。几日不见,真真恍若隔世。我敏感地发现张红卫和刘斌的脸上均有一层明显的焦虑之色。尤其张红卫,小脸都起皱儿了。
  张红卫撅着腚边往外拽包儿边问:“路上价钱怎么样?劳驾让一让让一让。”
  我说:“不怎么样,开始还行,后来几站价钱地得要命,我们都没怎么卖。对不起。”我碰着了一个人的腿。那家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别的人呢?”
  “都差不多。”
  张红卫摇摇头,叹口气:“妈的,俄罗斯市场提前结束了。”张红卫说得我心里一惊。
  莫斯科车站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比北京站还差远了,迈出车厢就算出了站,检票口验票口一律没有,离站台不远处就是一个交易场地,衣着邋遢怪异的莫斯科小贩们怀抱货物站在那儿展览出售,其嘈杂纷乱如同国内三流的集贸市场。站台上大多是中国倒儿爷,操北京官话或各地方言。
  我努力使自己找到身处异国的感觉,但这并不容易。这不同于看国外电影,电影里一阵陌生的音乐和少数几个场景人物立刻就能使你体验到异国情调,而我当时脑子里的思绪和印象都还留在北京呢,况且,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中国人。
  吕齐茫然四顾,说:“这他妈哪有出国的意思呀,到处都是同胞,没准儿把我们误卸到西直门了吧?”
  刘斌闷声闷气地说:“傻逼才觉得出了国呢。那么丫还拎着这些臭鸡毛服干什么,路上怎么不甩掉?”
  吕齐皱眉道:“你以为我们不想啊,价钱忒低,听人说莫斯科行情还行。”
  张红卫说:“蛋。莫斯科中国鸡毛服都他妈的成了灾了,大火烧三天剩下的还能给莫斯科捂一身痱子。”
  我心头一沉,吕齐也瞪大了眼;“那咱空运那批货不就全栽了吗?”
  张红卫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行了行了回头再说吧,现在先把这些破烂儿处理掉。”说罢掉头走了。
  刘斌、吕齐和我把货拉到旁边不碍事儿的角落。我和吕齐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一个须发斑白的俄罗斯老者比划着问我们要不要车,刘斌说;“孽,孽,去你妈的。”老头儿摊摊手走了。
  我问刘斌;“现在美圆什么价?”
  刘斌拢着火点烟,说;“三百卢布一刀(DOIIAR)没准儿明天就四百了,你们身上那些卢布得赶紧兑换成美圆,我们兑时还二百二呢,这才几天?”
  我们从北京出发时知道的消息是一百二十卢布一美圆。按现价算我们这一趟的利润几乎是损失大半。
  我的心里一阵阵的发寒:“合着咱们给俄罗斯人民送礼物来了。”
  吕齐说:“这不是他妈的及反市罢遂不得鞋嘛。”
  刘斌喷了口烟说;“操,谁说不是来着,我和张红卫刚到莫斯科那天,听强子大头他们一说,差点儿没给气死。咱这是干吗来啦?空运那批货还指不定怎么样呢。现在莫斯科秩序混乱,卢布狂跌,人人都跟疯了似的。”
  跟我们同包厢的两个香港女孩儿笑盈盈地背着旅行包走过来了,冲我们打了个招呼。
  刘斌问:“这俩妞儿干吗?”
  吕齐说:“顺地图玩儿的。”大声喊俩女孩儿,“跟我们走得了,有我们干的就有那么稀的。”
  俩女孩笑说:“我们早就定好房间啦,谢谢啦,谢谢你们一路的照顾啦!”然后把小手摆在齐胸的位置频率极快地摇晃,嗲声嗲气地喊:“白白白白。”
  吕齐敷衍:“好,白白白白,”回头对我说,“你说咱们算他妈的怎么回事儿?洒向人间都是爱,自个儿却发不了财。”
  刘斌盯着俩女孩袅袅亭亭的背影儿喊:“干嘛叫伯伯呀,叔叔就成。回来回来,叔叔带你们到列宁山看熊去。”俩女孩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几个干笑了几声。
  同车见过面的几个比较忠厚的河北哥们儿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拉着小车过去了。我偷眼找司马倩和杨丽,总也看不着,后来想起她们的包厢在车头部分,也就作罢。
  刘斌笑道:“六天六夜不接地线,滋味不错吧。”
  吕齐说:“不错,我都快虚脱了,徐庄还发了两天烧。”
  刘斌关切地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好多了。我的确感觉好多了。可心里却不那么舒服。
  这时,张红卫带着两个矮个儿小伙子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走过来,对我和吕齐说:“货给他们吧,五千三一件。”
  两个矮子立刻嚷:“刚柴(才)不系(是)索(说)好五千饿(二)吗?”
  张红卫回头呵斥:“你大爷!我说五千三就五千三,赶紧点数!”
  两矮子说:“你们北方人就系(是)不讲道理罗!”
  刘斌把烟头一扔:“你丫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听听!”
  矮子之一惊恐地瞥了一眼人高马大的刘斌,边自己动手点货边委屈地说:“人家吃了亏还不让索索(说说)。”
  刘斌阴笑道:“吃亏?操,吃亏是福。”
  吕齐啧啧连声,皱眉道:“不是,我就是不喜欢你们南方人这斤斤计较。知道国内有首歌儿怎么唱吗:少年壮志不言钱。怎么他妈的受的教育。”
  那个中年男子站在旁边满脸阴沉,一声不吭。
  我捅捅张红卫:“他们仨一起的?”
  张红卫:“啊,不是,这位是老谢。呆会儿你和吕齐到老谢那儿下榻。”指着我和吕齐,“徐庄,吕齐。我们哥们儿,刚从祖国来。”
  听了张红卫的话,我浑身打了个冷战,我们凭什么去他那儿住啊?这都是怎么回事?叫“老谢”的家伙伸出手和我们握了一下,他的手湿漉漉的,我感觉像是握住了一条垂死的鱼。“老谢”的左眼皮和左肩膀一块儿向下耷拉,皮肤黎黑、暗弱,穿一身质地很次的茄克衫和皱皱巴巴的裤子,一笑露出两颗大金牙,看上去极像一个心怀鬼胎的奸细或叛徒。
  吕齐疑虑地看了我一眼,可当下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点好货付完钱,两个南方青年嘟嘟囔囊地走了。
  吕齐说:“他们要这干嘛?”
  张红卫说:“练摊儿呗,市场上卖五千七八,赚差价。”
  刘斌道:“还少不了挨‘玻璃碎’(POLICE)的气。操,出来混事容易吗。”
  货顺利地抛出去了,可我的心里并不轻松,甚至有些栖栖惶惶,吕齐的脸也绷得紧紧的。我们简直一下子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搞蒙了。街角处一支穿戴古怪的俄罗斯民间月乐队面无表情地演奏着一首忧郁的乐曲。
  九月下旬的莫斯科,风已经很硬,天阴沉沉的,空气倒还凉爽宜人。电影里常见的那些“瓦西里”大叔和“企鹅”大婶,深目高鼻的姑娘和小伙像是刚刚步出了画面。四周小商店招牌上那些高压线架似的字母文字使我切肤地体会到自己业已闯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符号世界。
  我们一行顺着站台口的石阶走下去,立刻引得出租汽车司机们纷纷举起多毛的手“阿流阿流”(俄语中的招呼语)地喊。
  我小声问刘斌:“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老谢?”我他妈实在对这个阴沉的老家伙不放心,我甚至从他的身上嗅到了一股凶险的味道。他那歪歪斜斜的步态总让我联想起一部电影里的卧底特务。
  刘斌说:“也就是今天上午,在乌拉尔旅馆。你们刚来不知道,莫斯科接待中国人的旅馆几乎全被整顿了,天鹅、爱华、吉庆什么的全都关了门。我和张红卫为你们的住处可犯大愁了,碰巧老谢说他自己租了一套房子。”
  吕齐插言道:“这老东西可靠吗?”说老实话,这也是我的问题。
  刘斌说:“这不是没辙吗,小心点儿就是了。到了破外国哪有知根知底的事儿啊。”
  吕齐:“那你们俩住哪儿?”
  刘斌:“黄河旅馆。跟强子、大头他们挤一块儿,一屋住了十来个人,煮饺子似的,地板上码一片,实在没地方了。你们先在老谢那儿对付几夜,改天再想办法。放心吧,他丫一老东西能有什么坏水儿?”
  话说到这种地步,我和吕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们快走了几步赶上了张红卫和老谢。
  老谢问张红卫:“咱们去哪儿?”这老家伙倒是说一口典型的北京话。
  张红卫:“不是都说好了么,到贝加尔餐厅为徐庄吕齐接风,顺便给你老东西壮壮阳。”
  张红卫翻开莫斯科交通图,开始磕磕绊绊地同拢上来的老毛子司机交流。那情景像是两个哑巴在说话。突然,老谢开口了,嘴里冒出的竟是一连串流利的俄语,当即把我们几个全都吓了一跳。司机丢下张红卫开始跟老谢交谈。从讲话的语速语调以及倾听时的态度可以看出俄语对这位“谢爷”决不是障碍。
  张红卫合上地图,讪笑道:“想不到老谢同志还通毛子语言啊。”
  老谢又和老毛子司机“哼哼哈哈”地谈了一阵,转头问我们:“五百卢布行吗?”很有点“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样子。
  张红卫道:“行行行,五百五百吧,贝加尔餐厅离这儿够远的。”
  我们鱼贯进车,司机发动引擎,挂档加油,车子拐弯上路飞快地汇入了车流。
  路上,我问老谢是哪儿人。老谢说是河北人。
  吕齐说:“河北咱还真不熟,河北省会在哪儿啊,徐庄?”你得说,吕齐这家伙真是机灵,不过这问题问得太浅显了。
  我说:“我他妈哪儿知道,这你得问老谢。”
  老谢说:“保定啊,都多少年了。那是座历史古城,有莲池书院什么的。当年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那儿公审的。这些事儿你们小年轻的记不得。”
  刘斌道:“跟着老谢还真长见识。”
  我不由得冷笑道:“老谢,你去过咱首都长安没有,想当初那可是四海宾服八方来朝,只可惜前些年让乱臣贼子四人帮给毁了。”
  老谢听出话碴儿有些不对,转过头冲我笑道:“兄弟,你是不是有点儿信不过我?”
  我迎着他多少有点尴尬的笑容:“不瞒您说,我连我自己都信不过。”
  老谢道:“那咱以后打交道就容易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有什么说什么,爽快。”
  张红卫倒吸了一口气,说:“不是,老谢,你到底是哪一部分的?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有过牢狱之灾呀?你是从新疆越狱到这儿来的吧?”
  老谢“嘿嘿”笑道:“别问那么多啦兄弟们,等哪天高兴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保证精彩。今儿我没那心情。”
  刘斌“嘁”了一声说:“装什么大尾巴狼啊,我们哥儿几个什么没见过?”
  老谢道:“你还甭蒙我,你们几个一看就是念过书的人,很可能大学毕业。谁还不会讲几句粗话呀。”
  刘斌道:“咱俩王八蛋上过大学。”
  老谢连声说:“好好,我王八蛋我王八蛋。你怎么不把他仨一块算上?”
  我觉出张红卫和吕齐的身体绷紧了一下。
  老毛子司机放起了歌曲带子,一听就是美国二尾子迈克尔·杰克逊的声音。抵达莫斯科才个把小时,我已处处感觉到一个幽灵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幽灵在俄罗斯大地上徘徊,(很多商店的招贴画上赫然印有史泰隆、施瓦辛格、麦当娜的尊容)。为世界贡献过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煌煌民族这是怎么了?
  刘斌小声道:“注意点后面,看有没有可疑的车跟着。”
  从车窗望出去,高大厚重的楼房像电脑创意的画面一般旋转而过,人行道上的各色人等匆匆退后。天空中飘下些星星点点的东西,落地便化了。
  吕齐说:“真他妈应了那句话了,胡天八月即飞雪。”
  在贝加尔餐厅吃完饭,来到老谢的住处,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莫斯科在这个季节五点左右天就完全黑下来了。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席间的谈话使我和吕齐知道了目前的大致境况:俄罗斯卢布于近期大幅度贬值,官方公布的美圆对卢布的比价是1:275,而黑市交易价已高达1:300左右。这样以来,我们手里现有的百十万卢布只相当于北京上货时的成本,连车票钱都打不出来。而空运的十万人民币的羽绒服、皮夹克尚未到岸,几天后的汇率又不知会涨成什么样子,况且目前中国货在莫斯科的信誉也一落千丈。蚀本已成定局。
  张红卫垂头丧气地说:“他大爷的,汇率猛于虎。”
  吕齐哭丧着脸说:“咱怎么连末班车也没赶上啊,我那点钱可都是借的,怪不得人家给我算命说求财不宜去西北方,这下果然应验了。”
  刘斌瞪了吕齐一眼,说:“谁也没请你来,张口闭口老说这干嘛?亏你丫还念过社会学。”
  老谢租的是一居室的房子,地上铺着地毯,墙上附着挂毯,各种家居设施一应俱全。一坐下来,真觉出累了,我觉得我浑身的骨头都要化了。
  老谢忙着倒水沏茶。
  我说:“老谢,这房钱怎么算呀?”老谢过分殷勤的样子使我感觉自己像一头待宰的猪,我他妈可不想就这么叫人涮了。
  老谢说:“好说好说,你们先休息,明天再谈这个。既然有缘分凑到一起咱就算朋友。”
  吕齐喝酒上头,脸红得像猴儿腚,躺在双人床上,闭着眼睛喷粗气。
  张红卫闷头抽烟,半开玩笑地斜了老谢一眼说:“老谢你别在水里放蒙汗药啊。”
  老谢用个托盘端过茶水放在地毯上,盘腿坐下:“我还真放了,你们爱喝不喝。钱是王八蛋,没了还去赚。我说你们小哥儿几个别耷拉着脑袋好不好?”
  刘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谁耷拉脑袋了?咱哥儿们乐着哪。”看看细细的茶叶末子,“呸,这他妈破印度茶真不是人喝的。”
  老谢说:“凑合点儿吧你。”回头问张红卫,“兄弟,你不是要在莫斯科注册一分公司吗?”
  张红卫点点头,打了个哈欠:“对,是要弄一公司,怎么啦。”
  老谢道:“怎么也不怎么。”刚要端起茶杯喝水,又嫌烫嘴似的放下,打了个逆嗝儿,声音提高了八度,“我说今天这事儿可有点儿怪,我好心好意把你的朋友领到这儿来住,你们倒成了大爷了,一点儿也不尊重我老头子。我好歹比你们年长几岁是不是?”
  吕齐睁开眼说:“嗤,住你房我们交房钱。”
  老谢摊开两手叫:“见外了不是?见外了不是?这是一码事儿吗?”
  我笑道:“不交房钱也成,我们不见外,你以为大爷那么好当啊。”
  老谢气得直摇头。
  我起身去厕所,把水龙头哗哗拧到最大,打开嵌着玻璃的一扇橱门,发现里面除了洗漱用具以外,还有一把铮亮的花柄蒙古刀,便顺手抄进兜里。
  我出来时,张红卫正在小本子上记老谢的电话。
  刘斌说:“徐庄,没事儿我们俩就先回去了,明天再联系,你们俩也好好睡一觉。”
  张红卫把记事本合上装进衣兜,站起身说:“明天一早我们往这儿打电话。”我把装有护照和钱的贴身小包儿解下来交给张红卫。“别介呀,”我说,“你们一到‘黄河’就赶紧回个电话。”
  吕齐也把他的包儿交给了刘斌。
  老谢阴着脸不说话。
  张红卫、刘斌起身走,老谢坚持要去送他们,我拦住他笑道:“还嫌我们对你警惕不够啊?”
  老谢脸上带急:“操,好心当作驴肝肺,我怕他们找不着地铁,这快儿的路有点绕腾。”
  刘斌笑道:“我们打的,司机认识路。还操呢,除了那两颗金牙以外你丫还有地儿硬吗?”
  张红卫道:“明儿我们可找你要人啊,老谢。”
  老谢大叫:“我他妈成什么了我?我怎么拼着老命讨好一帮无赖?”
  我和吕齐忍不住笑了。身上没有了钱这个王八蛋,还真让人轻松。
  我搂住老谢的肩膀说:“谢爷,他们俩不是人,今天晚上我和吕齐伺候您。”
  老谢略带无奈地说:“我看你小子顶不是东西。”
  我说:“这正是我的苦衷。”
  吕齐嚷道:“谢爷谢爷,您怎么只夸他一人呀!”
  洗完热水澡,身上舒服了许多,但我的头却一跳一跳地疼。六天六夜的火车颠簸摇晃使我一下子还适应不了陆地的平稳。老谢把我和吕齐安排在双人床上,他自己睡沙发。经过一顿没来由的抢白,老谢几乎不愿意再跟我们对话,洗漱完毕后他便默默地躺在床上翘着脚看电视,音量开的极小。
  我合衣躺在床上,尽管身体极度疲乏,头脑却出人意料地亢奋。近期来的纷乱生活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搅得我难以入睡。我回忆着张红卫、刘斌说过的话,想着目前的处境,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彻骨的悲凉和挫折感折磨着我,以至我想起明天就觉得胆寒。明天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下跌的汇率和在凭空计算中不停减少的成本的数目,我无法想到别的。我简直怀念起家中小院的宁静和大学生活来了。我很软弱地回味着居家时那种充沛的安全感和自由感,这使我很气恼也很无奈。我极痛恨这种卑下的患得患失的情绪,但我却不能从中自拔。我在黑暗中瞪大眼睛看着陌生的天花板,电视画面带来的一明一暗的光影变化左右着我的视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可同时又像是梦幻。不可捉摸的命运感在一霎那间进入了我身体的最深处。唉,任谁也把握不住自己的明天。也许只有此时此刻才是真正的永久。四壁如堵的环境和舒适的床不能使我的心灵有一丝一毫的安宁。而心灵的安宁又能带来什么呢?我想我考虑这些问题只能说明我自己非常愚蠢。
  老谢起身把电视关了,摸索着上了床。房间陷入一片绝对的黑暗之中。我不知道吕齐在想什么,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活动一点儿也不比我少,他这个人比我敏感十倍。我眼见他今天一直魂不守舍。
  后来,我好像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但很快就又清醒了。这种感觉使我觉得自己像生存在原始洪荒中弱小的食草动物。那么“老谢”这家伙是食肉嗜血的毒蛇猛兽吗?我不得而知,但我潜意识里想象着他是。真的是。
  我就这么昏昏沉沉地躺在距家乡万里之遥的异国床上,与我同榻而眠的吕齐这时已响起了轻微的鼾声(我真他妈羡慕他),而两米以外的沙发床上睡着(也许是在假寐伺机而动)一个不明身份萍水相逢的家伙。我的头越发的疼,我悄悄点着一颗香烟,无聊地抽着,时时警惕着蓦然响起的敲门声或电话铃声,脑际里无端萦绕着一句废话:莫斯科的夜啊静悄悄,静悄悄,静悄悄——
  吕齐的鼾声突然中止,他猛地一下子坐起身,黑暗之中目光如炬,声音也很急促:“徐庄徐庄!快上去快上去!”
  我一惊:“干什么?”
  吕齐说:“兑美圆呀,汇率又涨了,再不兑亏大了!”
  我松了口气:“你做梦了吧?睡吧睡吧。”
  吕齐喘着粗气说:“没有,绝对没有。我再想想,我再想想。”说着“咕咚”一声倒在床上。鼾声又起。
  老谢翻了个身,沙发床吱呀乱响。
  我下意识的把手伸进裤兜,握住带凸纹的蒙古刀柄。我知道我他妈是被自己的想象力吓坏了。也许老谢同志是一个好人。即使他是个图财害命(以前我从来没有深切体会这个词的可怕意蕴)的惯犯,也断不会抢劫两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这都是常识。我们的钱在张红卫和刘斌身上,张红卫已经来过电话,他们早已安全返回了住处——
  这样想着,我有点儿放松了,困意乘虚而入,我掐灭烟头,翻身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梦见一只无头的白色怪兽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死死扼住我的手,我本能地挣扎,那怪兽却越抓越紧,我浑身一颤,惊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的手被吕齐紧紧攥着,睡梦中的吕齐惊恐地叫嚷:“松开!松开!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我鼻子一酸,轻声唤:“吕齐,醒醒!吕齐,醒醒!”
  吕齐蓦然间浑身发力,“嗖”地一声越过我翻出床外,重重地砸在了地毯上。
  吕齐慢慢坐起身,醒了。
  “摔坏了没有?”我问。
  “——没事儿,”吕齐揉着眼睛小声嘟囔,“——我他妈怎么睡地上了?”
  老谢打了个呵欠,从床上坐起来,说:“唉我说,你们哥俩儿不是同性恋吧?”
  我恶声恶气地说:“恋你个大爷。”
  吕齐说:“操——老谢,——这都是让你给吓的。”
  老谢说:“我还让你们给吓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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