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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生活，日复一日，内容雷同，便过得飞快，日月真像是梭子，三两下便将一天天的光阴编织成昔日之锦，斑斓往事闪现其中。 暑假中乌泥湖出现一个摆书摊的白胡子老头。老头说他姓冯，住在头道街。儿子媳妇都病死了，他替他们养着个孙女。冯老头说一口下江话，很偶然地来到乌泥湖，竟意外地听到许多家乡口音，顿时觉得亲切万分，便将他的小书摊摆在了乌泥湖。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冯老头的书摊便出现在物勘总队大门左侧的围墙下。冯老头在地上铺一块塑料布，把一本本的小人书平摊在上面，然后就用他沙哑的嗓子叫道：“看娃娃书呀！看娃娃书！” 冯老头的每一本小人书都用牛皮纸包著书皮，上面写着钱数。大部分的书都是二分钱看一次，厚一点的则要三分钱，最薄的幼儿书，一分钱一本。只许坐在书摊四周看，如果想要借回去，便要交五分钱，并且必须说明是住在哪栋楼，叫什么。冯老头并不用笔去记，只要你一说，他就哦哦两声，表示记住了，然后你就可以拿了书回家去。 几乎与冯老头同时出现的，是两个卖冰棒的妇女。她们两人并不同时来，而是一前一后。一个在一两点钟时出现，另一个则在四五点钟的时候出现。她们在乌泥湖宿舍流动哨似的转悠，嘴里高喊着：“冰棒——奶——油——雪糕——”“冰——棒——五分，雪——糕——一毛！”喊声有如歌吟。 暑天沉闷的下午，因为这三个人的到来而变得生气勃勃。 丁子恒和雯颖原本答应假期中带孩子们回南京玩玩，但雯颖突然得了肝炎。流行性的肝炎本已过去，丁子恒正庆幸家人都还安好，却不料雯颖终是没能逃脱，南京之行便只好放弃。三毛和嘟嘟虽沮丧得不行，但想着妈妈的身体是顶顶重要的，便也表示一定要让妈妈养好病，南京去不去都行。 摆书摊的冯老头给嘟嘟带来了莫大的欢乐。嘟嘟从雯颖处得到每天七分钱，其中五分钱吃冰棒，二分钱看娃娃书。倘若丁子恒在家，她得到的会更多一些。嘟嘟会提出想要吃雪糕的要求，丁子恒也会慷慨地给她一毛二分钱。因为丁子恒自己不喜欢吃没有奶油的冰棒，甚至对雪糕的兴趣都不大，他偏爱的是冰淇淋。距汉口火车不远，临近江边有家名为“美的”的老店，有时候过星期天，丁子恒便不惜行路搭车，带着孩子专门来此吃冰淇淋。只是嘟嘟来了这里，却拒绝吃冰淇淋，仍然还是要她的雪糕冰棒。这令丁子恒颇为不解，三个哥哥也一致认为嘟嘟是个“乡巴佬”。丁子恒为弥补嘟嘟的不足，便常常在他们吃完冰淇淋后，另给嘟嘟添上一块巧克力。 还有一个每天都坚持在冯老头书摊看娃娃书的人是戊字楼上右舍的洪泽湖。他是洪佐沁最小的儿子。洪泽湖读二年级，他并没有在二七小学上学，而是每天跟着读五年级的姐姐洪泽波走到总院子弟小学去上学，中午便在总院乙灶食堂吃饭。洪泽湖戴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一看便知是个小书呆子。嘟嘟奇怪他为什么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子弟小学上学，洪泽湖说他爸爸妈妈觉得二七小学乡下孩子太多，学习风气不好，所以就把他和姐姐两人都送到了子弟小学。 嘟嘟很是奇怪，说：“为什么呢？我们小学很好呀。有果园，还有大操场，老师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洪泽湖说：“因为我大哥以前就是上的二七小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考高中时差一点没能取到一中。我爸爸说就是小学基础没有打好的缘故。” 嘟嘟说：“可是我的大哥也是二七小学毕业的呀！他学习好得不得了，一下子就考上二中去了。” 洪泽湖说：“那我就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了。” 嘟嘟很佩服洪泽湖，她觉得洪泽湖特别聪明。比方他们各自用二分钱租了一本书，看完之后，趁冯老头不注意，洪泽湖便会使一个眼色，以极快的速度同嘟嘟交换。这样，他们往往能用二分钱看到两本书。还有的时候，洪泽湖悄悄地要嘟嘟去缠着冯老头说话，比方问问有没有什么新书之类。洪泽湖自己则乜着眼，趁冯老头儿认真地同嘟嘟说话时，偷偷地将手上的看完的书放回地摊，飞快地换上另一本。每逢这时，嘟嘟知道洪泽湖一定会有诡计，所以同冯老头说话时心便忍不住怦怦乱跳。 有一天，嘟嘟想要把《白雪公主》这本书借回去看。这是她的一本百看不厌的书。冯老头说没问题。因嘟嘟每天在此看书，冯老头已经认识了她，借给嘟嘟书时，根本不问她住在哪栋。但这回，冯老头却怎么都找不到《白雪公主》这本书。 冯老头奇怪道：“我明明记得刚才还在这里的，怎么会没有了呢？”然后目光便在周围几个看书人的手上逡巡，最后定在了洪泽湖身上。仿佛是想了一想，冯老头走了过去，蹲下来对洪泽湖说：“你站起来。” 湖泽湖脸红了，身体有些发抖，但他还是站了起来。冯老头说：“你跳几下给我看看。” 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便都抬起头看洪泽湖。洪泽湖的脸更红了，他在冯老头咄咄目光逼视下，跳了起来。只跳了两下，便有三本书从他身上落了下来。冯老头捡起来一看，全是他的书。一本是《老水牛爷爷》，一本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还有一本正是《白雪公主》。 冯老头一下子火了，他一把揪住洪泽湖的耳朵，骂道：“看你戴了眼镜，像个读书人的样子，倒干这种龌龊事。你爹娘是怎么教你的？” 洪泽湖歪着脑袋“哎哟哎哟”地连叫带哭。冯老头松开手，大声吼道：“你这个小赤佬，以后你再靠近我的书摊一步，我定要打折你的腿！” 嘟嘟呆呆地望着远远跑走的洪泽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她好为洪泽湖难过，心里使劲骂自己为什么要借《白雪公主》回家看呢？ 这件事当晚便传遍了乌泥湖。晚上，洪泽湖被他的爸爸洪佐沁狠狠地揍了一顿。洪泽湖挨揍时，嘟嘟趴在她家的西窗口朝洪家张望。她能听到洪泽湖杀猪般的嚎叫，这嚎叫持续了好久，使嘟嘟觉得这天的夜晚出奇的漫长和酷热。 在这个酷热的夏日里，洪家另有一件事震动了乌泥湖，这便是洪家老大洪泽海没有考上大学。洪泽海在人们眼里一直是个十分优秀的青年，他考上一中时，乌泥湖的家长都要自己的孩子向洪泽海学习。洪泽海在学校里一直当着共青团干部，每逢放暑假，家属委员会一有活动，便找洪泽海协助。洪泽海振臂一呼，诺声震天。谁又能料到洪泽海竟然没能考上大学呢？ 正当人们茶余饭后为洪泽海叹惋不已时，他却豪迈地向所有人宣布他将要到新疆去。发出这个宣言时是个夜晚，洪泽海同他的弟妹们正在他家门口的竹林前歇凉。每年夏天，洪家人都要都把竹床搬到楼下，手上摇着大蒲扇，一边聊着天，一边打发夏夜如煎如熬的时光。 洪泽海一向是乌泥湖小孩子们的领袖人物，偏他又有着领袖气概。故只要见他家竹床搬出在外，便有许多诸如大毛二毛这样的中学生围坐上去。无论洪泽海有没有考上大学，这道风景总是存在。 洪泽海的情绪仿佛一点未受影响，他一如既往地同大家聊天。宿舍里同洪泽海一样没考上大学的还有林乐天。林乐天情绪十分低落，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几天不出门，急得她的母亲邢紫汀请洪泽海前去相劝。林乐天同洪泽海曾是中学同学，但在高中时，林乐天读的是十六女中。林乐天在班上学习成绩从来都是前三名，这次考试她也自认为考得不错，却未料到没有被录取。她深知自己未被大学录取的原因是由于父亲林嘉禾的问题，便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将在父亲的阴影笼罩之下，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忧郁便如这年的暑气，浓重得令她窒息。洪泽海去找林乐天谈了一个下午，谈完后，洪泽海自己心里也觉得豁亮起来。晚上便宣布了他的宏伟计划。 当时，大毛二毛一狮加上皇甫浩张楚文等许多人在场，他们都被洪泽海大气磅礴的理想所震惊。洪泽海讲了三个人的故事。一个是董加耕，一个是侯隽，一个是邢燕子。洪泽海说，董加耕在学校时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不考大学，立志耕耘，把自己的名字“嘉庚”改为“加耕”。下乡以后，他在农村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现在成了全中国青年的标兵。侯隽也是如此，她放弃高考，响应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孤身下到河北宝抵农村。报纸上登出她的事迹时，称她为“特别的姑娘”。邢燕子更棒了，她回乡最早，在乡下成立了“燕子队”，战天斗地，改变家乡面貌。他们几个人都没有上大学，一样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些贡献比许多读过大学的人要大得多。洪泽海说：“他们，就是我的榜样，就是我的偶像。” 年龄小一些的人们，都听得热血沸腾。大毛说：“那你为什么不回乡，却要去新疆呢？” 洪泽海说：“问得好！我要向他们学习，但并不想走同他们完全相同的道路。我要走一条新的、更有意义道路。到新疆去，就是我选择的道路。边疆更加艰苦，一穷二白，最需要我们这些有知识有雄心的青年去建设去改造。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份，地广人稀，最适合青年人去干一番大事业。从我们这里到新疆，听说，光是在路上就要走一个多月。我准备搜集一些如何种植葡萄的书，新疆那边的土质和气候，最适合种葡萄。我到那里后，一定要开辟一个一望无边的葡萄园，让它结出最甜的葡萄，酿出最纯的葡萄酒。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事业，难道上大学比干这样的事业更有意义吗？我爸爸上了大学，大毛二毛，你爸爸也是名牌大学毕业，一狮，楚文，你们的爸爸同样也是，在座的各位，哪个人的爸爸没有上过大学？可是他们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呢？一座三峡大坝修到现在，仍然还是图纸，青春却永远不再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完全不在于上不上大学，而在于他能不能响应党的号召，去做那些最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而现在，支援边疆就最有实际意义。” 洪泽海的话有如扔在干柴上的一把火，把乌泥湖的整个夏夜都点燃了，也把有着同样青春的人们的心点燃了。这个月北方的海河正发着大水，大水淹没了一百多个县，连京广铁路都被冲断了七十五公里。总院里几乎所有工程师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海河那边的动态，但是一回到乌泥湖，话题便被家里人一次一次地拖到新疆。丁子恒每天到家都要赶紧打开收音机，以便了解海河流域的最新动态，却没有一回好好地听清播音。被洪泽海把激情点燃的大毛和二毛无休无止地讨论关于新疆的话题，两人甚至拿着地图，在上面查找去处。 雯颖急得拉扯着丁子恒说：“你得管管他们，他们两个有点鬼迷心窍了。” 丁子恒便教训大毛说：“不要管新疆的什么事，你的任务是考上大学。” 大毛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听上去很有哲理的话：“洪泽海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 洪泽海同他的父亲洪佐沁和母亲董玉洁激烈地争辩了一夜又一夜。洪佐沁夫妇坚决不同意他前往新疆，洪佐沁为此大发脾气，董玉洁甚至流泪哭泣。这些都没有动摇洪泽海的雄心大志，只要有人询问他关于新疆的事，他都会慷慨激昂地陈述一番支援边疆的意义。 隔了几天，人们听说林乐天也准备报名去新疆，简易宿舍也有三个人准备与洪泽海同行。明主任的丈夫王达花了几天工夫采访了洪泽海，并在《长江流域报》上撰文，热情地歌颂了一番青年人的宏图大志，使得洪泽海在总院一下子成了名人。原本极不同意洪泽海去新疆的洪佐沁和董玉洁在无可奈何中，终于点头放行。 海河的水终于退了，但损失却是十分惨重。于是在办公室里，大家免不了要谈论：如果长江再来一次如同1954年的大洪水该怎么办？谈论的结果是：单靠修堤防是不行的，只有修了三峡，才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洪水对两岸人民的威胁。 丁子恒在上班的路上遇见张者也，张者也喜气洋洋，见了丁子恒老远便打招呼。丁子恒便笑，说：“有喜事吗？” 张者也说：“是呀是呀，困难时期过去了，我让我侄儿把我妈妈送回到我这里来，今天下午就到。” 丁子恒说：“太好了，这样你就安心了。” 张者也说：“可不是。要不我一天到晚记挂着那边，提心吊胆呀，生怕像洪佐沁一样，把个老娘放在乡下饿死。真那样，这辈子良心怎安？现在好了。” 两人闲说两句，便分了手。下午下班，丁子恒已经忘了张者也接他母亲的事。丁子恒属于那种人：与己无关的事，从不往心里去。走至家门，上了楼，见从癸字楼方向陆续地走出一些人，交头接耳，相互说着什么且摇头长叹。丁子恒亦未留心，看了一眼，便径直进屋。 刚进门，雯颖便一副心惊肉跳的样子告诉他，说张者也家出事了。张工的母亲和侄儿坐着火车到了江岸火车站，出站时跟着人乱走，没走正门，而是走了后门，与前去相接的张工错过。两个人走出车站，摸不清方向。上了马路，也不知道躲避汽车，结果被一辆开得飞快的大卡车撞死了。张工没接着人，正到处找得着急，听说马路上有车祸，赶紧过去看。一看，就昏倒在地。 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个消息，把丁子恒惊骇得跌坐在床，半天都缓不过气来。想到早上因为母亲即到而眉飞色舞的张工，竟与母亲相见于血泊之中，丁子恒不由得长叹不已。母亲在乡下时，做儿子的担惊受怕，恐其因饥饿而死。好容易熬过紧张的年头，有了机会接她回来，却家门未进，便送命于轮下。这是命运，还是别的什么在捉弄人？张者也怎么能承担得起这份丧母的悲痛？丁子恒甚至记起，雯颖曾经说过，她在张者也母亲的脸上看到过一种气息，死的气息。想到这些，丁子恒愈发心惊，他想，未必这一切在冥冥中都早有安排？ 丁子恒再见到张者也，已是二十天以后。张者也大病一场，一眼望去，哀毁骨立。走在路上，他仿佛是在风中摇晃，仿佛随时都能随风栽倒。 这次的相遇是在总院的花坛前。花坛中的菊花开得正盛，花朵密集，红黄白紫，一派烂漫。丁子恒被通知去政治处，心里惶然，不知政治处找他有何贵干。正朝政治处走时，见到张者也。丁子恒忙打招呼：“张工，你还好吧？” 张者也说：“当然只能还好。” 丁子恒听他说话的语气，便有点心惊，忙说：“想开点，老话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事真是你无法预测也无法左右的。” 张者也说：“是呀，想开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事真是你无法预测也无法左右的。” 张者也重复丁子恒的语气，声音怪怪的，令丁子恒心生怯意，不敢多说什么，逃也似的离开了张者也。一路想起他以往的那份爽朗幽默，丁子恒心里有如石梗在胸。 政治处找丁子恒并无什么不利之事。接待他的是政治处副主任谢森宝。谢森宝住在乌泥湖癸字楼下左舍，上下班皆要从操场走过，丁子恒常见到他，只是彼此不相识而已。 谢主任先是强调了技术人员学习政治的重要性，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人员、尤其是像丁子恒这样来自旧社会、又有很强业务能力的技术人员，应该政治、业务都精通，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丁子恒听了半天还是摸不着头脑，不知谢主任为何要对他说这些。直到最后，谢主任才说：部里在北京办一个哲学学习班，时间是四个月，总院决定派丁子恒去，现正式通知丁子恒。 丁子恒大为讶异，说：“我去北京学哲学？” 谢主任说：“是呀。这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通过学习，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彻底改造世界观。这是一个提高思想觉悟的大好机会，因为部里点明必须派高级知识分子去，所以我们想去还去不了哩。希望你好好学习，取得优秀成绩回来。” 丁子恒没再说什么。出了政治处，他还没有想清楚，怎么让我去学习哲学呢？我学了哲学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正是秋天。掐指算来，四个月从秋到冬，直到春节前夕方能回家。丁子恒用了一个星期，将手边工作一一暂时结束，又用了两天时间，由雯颖陪着添置秋冬用物，譬如大衣棉靴棉帽之类。雯颖认为，北京的冬天寒冷远甚武汉，出门在外，不能不将这些衣物备齐。雯颖还想让丁子恒带个热水袋去，丁子恒便笑，说北京屋里有暖气，在那里过冬，比在汉口要舒服得多。汉口这地方，南不南，北不北。说它南，它的冬天像北方一样冷，说它北，它的夏天却又比南方还要热。一个人只要在汉口呆过，走到哪里都不怕。冷也不怕，热也不怕，就像关汉卿写的那个“铜豌豆”。 其实去北京，丁子恒根本不在乎它的气候，早年在清华读书时，他早已有过领教，非但适应甚至很喜欢它的冬天。因为北京的冬天实际上比南方的冬天要好过，尤其丁子恒这样做室内工作的人，在北京的室内穿件毛衣，一身轻松，做事方便，而在南方，无论是南京还是武汉，都必须如同室外一样，一身笨重如熊。 丁子恒担心的倒是学习。他过去从未读过什么哲学著作，只觉得哲学太深奥，玄机颇多，学起来肯定颇为费力。这两年提倡学哲学，他也响应号召时常拿起一本哲学书来读读，但每逢读时，眼皮便立即下坠。他不知道长达四个月的哲学学习，自己是否能够很好地坚持下来，同时自己的成绩能否让领导满意。想到这些，丁子恒多少有一些心烦。 雯颖便说我还不知道你？你学什么都行。那样多曲里拐弯符号的东西你都能学通，哲学又有什么学不了的？现在乡下农民都学哲学，讲起来都一套一套的，你难道连他们也不如？丁子恒听罢一想，觉得也是。 临进京前，林院长召集学习班人员谈了一次话。丁子恒去后，方发现同去的共有四人，竟全是乌泥湖的。除了丁子恒外，有庚字楼上右舍的姬宗伟，丙字楼下左舍的李昆吾，以及甲字楼下右舍的毛学仁。丁子恒除了同毛学仁不熟外，其余二人都曾是他外业队时的同事。 李昆吾低声道：“咦，丁工，怎么是你？” 丁子恒说：“是政治处谢主任通知我来的呀。” 李昆吾说：“我先听说有张者也哩。” 丁子恒怔了怔，说：“是吗？”说过一想，是了，定是因张者也母亲去世，临时换人。 姬宗伟便说：“好好好，有丁工在此，不愁没人打桥牌了。”说罢扭头问毛学仁：“毛工，你会打桥牌不？” 毛学仁说：“会一点，大学里打过。” 姬宗伟便笑道：“天公作美也，我们四人正好一桌，不用另外找人了。” 丁子恒说：“让你去学习，你还敢打桥牌？” 姬宗伟说：“哪能一天到晚学习？”说完又压低声音，说：“其实北京部里比在下面机关要宽松得多。” 丁子恒说：“是吗？” 林院长很重视这一次的学习，特地为这四人抽出时间大谈了两个小时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哲学意义。强调只有通过认真的学习，才能真正地看清形势，不落伍掉队。丁子恒听过林院长多次谈话，每次谈话，必提三峡何如何如，这次却是个例外。 丁子恒一行次日便动身前往北京。上了火车，姬宗伟便摸出牌来，其他人亦觉车上无聊，打几通牌解闷而已。孰料四人对桥牌皆颇精通，一打起来，竟兴致大发。丁子恒同毛学仁坐了对家，姬宗伟同李昆吾坐了对家，彼此间都合作得天衣无缝。打着牌四人皆叹，过去怎么就没发现，天然牌友就在身边呀。 学习班安排在广安门一带。来自全国各地共有一百多个学员，分成了三个班。教室和住所皆设在一幢楼里，两人一个房间，也还舒适。各房间里都订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参考消息》。开学当日并未举办什么仪式，只是全体学员一起听了部领导一个很长的报告。然后便布置了一堆讨论题。 1.为什么说国内外形势是大好的？ 2.为什么说过渡时期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你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 3.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什么？这一条总路线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出发点是什么？ 4.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有哪些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为什么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坚决揭露和批判？ 5.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道路是什么？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要准备两手，为什么说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是错误的？ 6.为什么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手段的继续？在“战”与“和”问题上，有哪些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在还存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是否能实现“三无”世界？ 7.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什么？为什么把这条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是错误的？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是什么？怎样理解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8.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为什么在过渡时期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世界上有无超阶级的和全民的党？为什么说“全民国家”“全民党”是错误的？ 9.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实质是什么？分歧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展的？ 10.应当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的一生？ 11.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是什么？他的目的和阴谋是什么？ 12.为什么说如何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一切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13.为什么说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是什么？ 14.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什么新的教训？ 丁子恒的活页本就这十四个问题整整记了好几页。他一边记一边头皮发麻，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去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深深懊悔平常政治学习没有用心去听人阐述，去理解精神，去吃透内容。这些问题中，丁子恒想，至少有一半以上，他是无论如何也回答不出来的。回答不出出点洋相倒无所谓，怕的是非让你回答，而你一答恰恰答错或是答反了，那个结果就很可怕了。丁子恒想，无论如何，初期的讨论，以听为主，然后，争取在这个学习班中，把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分辨清楚，免得犯常识性错误，留下辫子让人揪扯。既然他们工程技术人员也必须得懂政治，那就尽可能弄懂好了。老话说，艺多不压身。多懂得一些东西又有什么不好？如此一想，丁子恒倒也觉得心里并不沉重。 晚上，姬宗伟和李昆吾便找上门来打桥牌。丁子恒说：“你们还敢打？那么多讨论题你们都答得出吗？” 姬宗伟便笑，说：“丁工，你总是那样书呆子气。那么多题，哪能让你一个人说呢？你挑你知道的说不就是了？” 李昆吾亦说：“再说，现在也不像前两年那样紧张。业余时间还能连自己的一点娱乐都没有？” 丁子恒一想，可不是。便应邀上了牌场。 牌桌设在姬宗伟房间。房间朝南，比丁子恒朝北的房间暖和明亮。姬宗伟说：“我在工地呆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连数日地享受过明亮的夜晚。工棚里的煤油灯一熏，脸和鼻孔都黑黢黢的，活像阎王殿偷跑出来的小鬼，见不得人。这回好，四个月，不用我奔波，纯属休息整顿，既整顿思想，也整顿身体。各位都在内业，日日不受风吹雨打，这回同我姬某一起进京，须得代表内业人员好好慰问我外业人员，也就是陪我打好四个月的牌，让我思想娱乐都有所收获，方不负尔等的慰劳使命。” 一番话亦庄亦谐，说得丁子恒、李昆吾和毛学仁都大笑不止。毛学仁笑道：“姬工不愧是‘鸡公’，张嘴一叫，就不同凡响。” 北京的生活，便在白天学习、晚上打牌的规律中开始了，主题便是结合实际学习马列主义哲学。除去讲解基本的马列哲学常识外，主要的课本便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因为过去太陌生，丁子恒听课便格外认真。他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是那么丰富奇异。只是其中内容太玄，太高深，丁子恒觉得想要吃透它们委实不易。有一天晚上问题解答时间，丁子恒询问前来答疑的老师：存在即物质，那么思想是不是物质？教师说思想依赖物质，但思想只是思想，不是物质。比方孔子的思想不通过书本就不能流传下来，写有孔子语录的书是物质的，但孔子的思想不是物质的。存在与物质是一个意义，但一般“存在”是“有”，这并不只是哲学概念，不能以为“有”就是“物质”。老师绕来绕去，丁子恒似懂非懂，几个同学在一旁边听边笑。老师是部里的一个处长，操着一口广东普通话，见丁子恒目光有些茫然，便拼命想解释清楚：脑子产生思想，与肝胆分泌胆汁不同。思想只有变成物质后才算物质，思维活动不是物质。丁子恒“哦、哦”地不断点头，但他心里知道，这些绕来绕去的话题，他是很难把它完全弄明白的。世上的人事和学问，真的都需因人制宜。有人是这块料，无师自通，有用无用，他都兴趣盎然，有人不是这块料，老师讲破嘴皮，他依然糊里糊涂。在哲学上，丁子恒想，他大约属于后一种情况。 姬宗伟在他漫想的空儿，凑在他耳边悄声道：“这个老广，满篇话中，又是脑‘鸡’、又是物‘鸡’、又是胆‘鸡’，我听来听去，总算明白了。哲学是个养鸡场，哲学家就是养鸡的。” 一句话，令丁子恒失笑出声。 丁子恒们的牌局在学习班开始的第一天开了张，以后的日子，白天学习，晚上只要没有活动，没有电影，四人便聚在一起打牌，一直打到规定熄灯时间。如此这般，倒把丁子恒对学习的紧张心情冲淡许多，令他有身心一松的愉悦。有时丁子恒也会想，倘在过去，他如果消磨了晚上时间，早上起来便会反省，自己是否在浪费生命。而现在，他居然丝毫不觉夜夜混迹在桥牌桌上是一种浪费。有时，他也会在打牌时提出一些学习中的问题，每逢如此，姬宗伟李昆吾便笑他，说你天生就是个工程师，能在数据里打打滚儿也就算啦。让你学点哲学，你别指望自己就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丁子恒想，说得也是呀。 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星期天的时候，丁子恒也常出去转悠，有时是把衣服送到广安门洗衣店去洗。这家洗衣店价钱颇贵，丁子恒曾经迟疑是不是自己洗衣算了。但雯颖来信说，学习紧张，你洗衣服手又笨，贵就贵点吧。平常从别处节俭一点下来（比方少抽点香烟）就行了。家里何曾会因多花一点洗衣费而生活窘迫呢？既不窘迫，就不必省这一点。丁子恒觉得雯颖讲得有理，遂放弃自己洗衣的念头。从洗衣店出来，他便上王府井外文书店。丁子恒来京之后，为自己拟定了一个学日文的计划。他想利用这四个月的时间，把日文攻下来。丁子恒对学外文有一种特殊的兴趣，目前他已学了英文、德文和俄文。英文是他的看家本事，自不必说，而德文和俄文对他来说，阅读已经是件很容易的事了，只是口语他无法过关。丁子恒不在乎口语行不行，他需要的是看资料，而不是说洋话。他预备把日文攻下后，明年开始学法文。上外文书店便因他对语言的兴趣而成为他的爱好。有时候，他也会和别的同学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有一回，丁子恒把三毛将博物馆说成“博博馆”一事讲给大家听，从此，学习班里一旦有人要去哪个博物馆参观，便都说是去“博博馆”。丁子恒写信回家提及这则趣事，竟使三毛在家大发雷霆，说爸爸在外面丢他的脸，他再也不理爸爸了。丁子恒读雯颖信时，想起三毛愤怒的样子，便觉得好笑不行。笑罢就觉得自己有些想家了。 学习的时间过得很快。快得令丁子恒觉得奇怪，仿佛从来没有觉得光阴是以这样的速度行进的。打牌时丁子恒说出自己的这种感觉。毛学仁说：“学习时期嘛，每天的生活内容大同小异。今天重复昨天，明天又重复今天。没什么事让你着急，也没什么事让你操心。听听课，讨论讨论，外加打打牌，一天就过去了，当然觉得时间飞快。”丁子恒想这话有道理。 一个星期天，他和姬宗伟几个一道去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年青的一代》，中午便找了家饭馆吃饭。饭间，大家由电影里的地质队员谈到三峡太平溪的地质条件。正在这时，听到有人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前两天被人刺死了。一时，大家都颇震惊，不知真假。 饭馆一个跑堂的伙计说：“杀得好呀，解气呀。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都痛恨那些帝国主义头子是不是？不像咱社会主义国家，人人热爱毛主席，毛主席一出来，大伙儿都三呼万岁争着想跟他握手，想说感谢话儿。毛主席有时自个儿夜里出来上上饭馆，吃吃老百姓的饭。这是咱社会主义的领袖，人民爱都爱不过来。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也觉悟了是不是？最好是见一个杀一个，把帝国主义分子都杀光，把帝国主义国家变成跟咱一样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才有指望。要不，当个美国人，可真是苦呀。” 伙计说得唾沫横飞，丁子恒一行人便连连说是呀是呀。 毛学仁感叹道：“想不到，一个跑堂的伙计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都有这么高的觉悟。世界进步真是快呀，我们看来是有点跟不上趟了。” 转眼又到了年底。这天上午听张劲夫关于“反修”的录音报告，下午便布置测验，各自回房去做。测验只有五题，明日下午交卷。丁子恒见题目很是简单，不觉大喜。吃过中饭，姬宗伟便来找，姬宗伟说：“丁工，这样的测验，你不至于长考吧？” 丁子恒忙笑答道：“不至于，不至于。顶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 姬宗伟说：“好啦，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现在是三缺一，就看你的表现了。” 丁子恒说：“你的意思是？” 姬宗伟说：“1963年就要过完了，还不快快乐乐地把剩下的几天享受掉？” 丁子恒笑了起来，说：“我明白了，好吧，我晚上再做题。” 姬宗伟笑道：“你还晚上？我们就是想今天打一次持久战。明天上午再做题还不一样？” 丁子恒想想，说：“行行行，明天也行。” 丁子恒说罢便同姬宗伟一起去了他的房间。这一场牌打得夭昏地暗，一直到晚上十点半才收场。躺在床上，他想看一看书，却一行也看不进去，身心都有一种疲惫不堪的感觉。这种疲惫感在他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也未曾出现过，今天，却因打牌打倦了自己。丁子恒心里突然就有了些内疚，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最快的失败就是自己把自己打败。现在他不就是在自己打败自己吗？日文搁下不学，大坝有许多可思考的东西也不去思考，就是这里的哲学课，如果多用些心，不也可以学得更深入一些？丁子恒想着，便起了床。他找出一张白纸，用钢笔写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写完看了看，又加重了腕力，重新描了一遍，然后将它贴在了自己的床头。贴罢，他看了看，再次拿笔，在上面加了几个字：“子恒谨记”。 从这天起，丁子恒便拒绝牌场。姬宗伟来过几次，李昆吾也来过，丁子恒都没有被劝动。三十日晚餐时，毛学仁也出动了，说：“我跟你坐对家已经坐顺了，换一个简直打不顺手。眼看就要过元旦了，你还是给自己放放假吧。” 丁子恒几欲动心，突然他想起今晚月食，便说：“今天实在不行，今晚月食，我是要看的。” 毛学仁无奈地笑笑，说：“这是一条好的理由。”然后离去。丁子恒心里竟有些歉意。 月食从六点二十七分开始，八点四十七分结束。丁子恒穿着大衣一直在露天里观看。夜里颇冷，四周亦静，偶尔能听到姬宗伟房间里的笑声。姬宗伟长年在外业队，跟工人打交道极多，便也渐渐地有了工人似的开朗和爽快。他常常能讲出许多笑话，有的甚至带有淫秽色彩，但极能令人发笑。丁子恒想起姬宗伟的种种幽默，便忍不住想笑。于是牌桌上的诱惑有如一根绳子一样，把他的心朝那边拽。丁子恒便同自己作斗争。他在冷风中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学习班几个外出回来的人见他如此，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过来询问，有一个从东北来的学员问话时神情甚至有些警惕。这使得丁子恒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慌忙解释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看完月食后散散步而已。 丁子恒这天晚上终于没有去打牌，他从外面回屋后，便趴在桌上给雯颖写信。中午刚刚收到雯颖来信，家长里短地说着孩子们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雯颖的信中夹了一张三毛的信，三毛一笔歪歪扭扭的字令丁子恒看了发笑。三毛说他原本元旦可以入少先队的，可是他跟对面的刘三熊为弹子球打了一架，这样就把红领巾打掉了。他表现好了一年，可这一颗小小的弹子球，让他一年都白表现了。他希望爸爸从北京回来时能多买点礼物，安慰安慰他。丁子恒暗笑，想，什么道理，自己打了架，少先队没入成，倒要礼物安慰？ 丁子恒先给三毛写了几行字，对他的打架行为进行了批评。然后才给雯颖写。对雯颖，他总有满腹话想要倾诉。雯颖虽然不能为他解决任何问题，却是他的一个最好的听众。每每他倾诉完了，心里也就平和了许多。他在信里将打牌的事以及对自己打牌的懊恼都写了，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再上牌桌。写完信，已经十点，那边的牌局也已散场。丁子恒从头看了一遍信，发现自己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关于打牌的。他想这哪里是给雯颖写家信，分明是为了克制自己打牌的欲望而选择文字作为宣泄。这样想过，丁子恒笑了笑，又把写好的信撕掉，只简单地给三毛回了一封信。 1963年的最后一天就这么平平静静地到来了。上午他们仍然在讨论，本来下午有大报告，但因作报告的领导突然公务缠身没能前来，便改在了晚上。于是下午变成了自由阅读时间，而晚上则在会餐结束后，集中听报告。 但是早在头天，便已发下《红楼梦》的电影票。于是会餐时，大家纷纷提意见，说是年关了，又发了电影票，怎么还要听报告呢？就算我们愿意听，也得让首长好好过除夕呀！饭间，不少人都表示仍然要去看电影，因为看电影也是学习，也是受教育。 丁子恒亦有同感。他想去看电影，却又怕万一不去听报告，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有人问他听报告和看电影二者如何选择时，他支支吾吾拿不出一个明确答复。姬宗伟却回答得很干脆：“我们在野外时，很少有机会能看一场电影，但报告一点没少听。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要去看电影，请有志于听报告的同志听仔细一点，明天传达给我听。这样电影报告两不误。”姬宗伟的话让很多人都笑了，就连一起参加会餐的老师也笑得哈哈响。 丁子恒想，姬宗伟有一个外业队的理由，他这么说，人人都可以理解，而我呢？如果我选择了看电影，人们也会如此这般宽容地笑出声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何必非要在这样的时候去看那场电影？倘若因贪看一场可以不看的电影而生出其它的事情来，岂不是冤哉枉也？苏非聪不就是因为一句完全可以不说的话招来横祸？ 丁子恒盘算了几个来回，都觉得电影可看可不看，而报告得去听。就算不值得一听，也必须去这个会场，这是一个态度。一旦有事，追究起来，他无可挑剔。纵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最了不起也就是少看一场电影而已。想到此，丁子恒心里倒也坦然。 会餐结束后，去听报告的人也不少。丁子恒注意了一下，年长者为多。毛学仁也去听报告了，见了丁子恒，他说：“我知道你会来这里的。我们不同呀，我们都是旧式人物，不敢像姬工那样翘尾巴。” 丁子恒点点头，表示了同意。 报告不过半个来小时，讲讲国际国内形势而已，要说也大可不必非放在旧年的最后一夜，但事情就要这么安排。丁子恒想，政治家的意图，我们是永远弄不懂的。 回到房间，丁子恒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想干了。书看不进去，日文也读不进去，只觉得人有些恍恍惚惚，恍惚得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他和衣躺在床上，眼睛干干地望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地想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屋外的寒气很重，而屋内却十分暖和，暖和让人喉咙痒痒的，不时地想要咳嗽。咳过几声后，丁子恒想，把这一夜跨过，依照男人“做九不做十”规矩，1964年，我就五十岁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究竟是什么呢？它依然是这样模糊不清。这样想着，丁子恒倍觉伤感。 1963年就在这又寒冷又暖和的夜晚，在这个思绪乱糟糟且喉咙痒痒得要咳嗽的夜晚，与伤感的丁子恒擦身而过。没人听见它的足音，仿佛一阵风吹，悄然间，它已成为了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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