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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迎接新纪元的爆竹响。82天之后,也就是公元1912年的元旦,这天晚间,孙中山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从南到北的中华大地上,象征共和的五色国旗取代了清王朝的黄色龙旗。
  不只是清王朝的覆灭,也是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寿终正寝。这对龙的国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然而,由于军阀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对革命果实的窃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就此完成。相应地,龙与上帝的关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随着国际风云和神州风云的急剧变幻,龙与上帝关系史的活剧也不断推出新的场面和情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方的“非基运动”和上帝方面的“本土化”运动。
  非基运动不论从政治或文化方面,都比清季的反洋教运动显著地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它作为当时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反侵略、争独立意识的明显强化。从文化意义上看,则是基于新文化运动的陶冶,思想文化界乃至全民族的文化选择意识和能力明显强化,热诚地欢迎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光临,而决不要上帝来取代他们。非基运动给外国教会势力以空前沉重的打击。20世纪以后教方在华福音事业的“金秋季节”只是昙花一现,随即又陷入寒冬的危困之中。
  教方的本上化运动所标榜的宗旨是,使中国土地上的基督教会脱离外国修会、差会的“抚育”,而由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主理,使其取消“洋教”的名号,挂上“中华”的牌子,即所谓“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以洗刷西洋色彩”。
  这一运动作为外国教会势力的应变措施,从其动机上说,自然是要把中国人推到前台充当傀儡,而自己退后一步操纵控制,以求迷人眼目,缓和中国人民基于空前觉醒而产生的仇恨和反对洋教的情绪,并且增强上帝对中国人心灵的吸引力,使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为基督所用。无疑,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这毕竟是外国教会势力危机和窘困中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被迫让步的成分。况且,主观意图并不等于客观效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员担任教职,参与教会管理,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在其抗争之下,他们在教会中的实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完全为外国人所控制的状况不复存在了,这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建构起基本模式。

  事局自然没有就此画下句号,风云仍在不断地变幻,龙与上帝双方也都不断地进行新的应变。至此驻足回顾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似可写下这样的结语:
  ——从文化品格上看,龙与上帝是各具特质的。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发展大势决定了双方接触的必然性。但不同的“血型”又决定了其间不能完全混通、亲和,相互斥拒是本能的。上帝要在龙的国度里安家落户,须要经过一个真正的本土化过程。
  ——上帝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充当世俗性文化的载体。对于龙的国度来说,这种功用要比其宗教性的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也正是在这方面,赢得了相对和谐的一种氛围,也显示出其较强的力量。特别当其负载对龙方具有启蒙意义的近代科学文化的时候,更是如此。
  ——政治因素在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而鸦片战争以后尤其造成一种非常状态。“传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殖民侵略的工具,这给龙方以极大的戕害,而对于文化意义上的上帝也是一种亵渎。清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呈严重的扭曲态势。要实现双方间的正常文化交流,须赖创造平等的政治关系作保障。
  ——对于宗教王国里的上帝,龙的传人一方面带着传统的陌生感,加以种种非常性因素,更加重了其抵抗心理。另一方面,在不可回避的接触过程中,对上帝了解和认识的程度又不断加深,并且,皈依者的绝对数目也不断增加。这表明,人类的宗教信仰不存在文化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任何一种不可逾越的绝对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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