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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上午十点钟，智广到了日军兵营。
　　因为已是腊月二十九，工地上收工了。日本兵准许民工回家过年，因为他们自己也过旧年。从济南来了个慰问团，有女歌星，有“万才”，还有“文乐”。一些日本兵正在往院内扛衫槁，搭台子。距离兵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陡坡，有个日本军官，骑着辆二六的军用自行车，冲了两次没蹬上去。他下了车，脱下呢大衣，正要往自行车把上搭，一扭头看见智广，就说：“小孩，过来。”
　　智广走到了他近前。他指指大衣：“你的，你的……”
　　他下边说不出来。智广就用日语说：“要我帮你拿着吗？”
　　日本军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说日语？”
　　智广说：“会一点点。”
　　“好，你拿着，我冲上去。”
　　智广把大衣抱了过来，军官蹬上车又往上冲，冲到中途，车停了，还没倒下，智广就从后边推了一把，那军官终于冲上了坡。他从车上跳下来，把车一扔喊道：“万岁，万岁。”他不再管那辆车，从智广手中接过大衣、摸着智广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一郎。”
　　“中国也有叫一郎的吗？”
　　“不，这是学校里日文老师给我起的日本名。”
　　“好，好，你在哪上学？”
　　“天津，我家在天津，到这儿看亲戚来了，区长是我亲戚。他叫我给皇军朋友送几盒烟来，我送你两盒烟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中国人里也有我的朋友，朋友的烟当然可以收。”
　　这时一个士兵来向军官敬礼，问他是否需要把车推回去，军官问智广：“你会骑自行车吗？”智广说：“还骑不好。”
　　“骑上，到我那里玩去！”
　　智广骑上车，摇摇摆摆。这军官竟然从后边替他扶着，连扶带推一直到吊桥口上。哨兵立正行礼了，他才撒手。哨兵也不再问智广，笑着看他和军官一起进了营房。
　　这个三角形的城堡，门开在朝西的一面，正对着宪兵工作队那个小围子，相距有一里来地。进了围墙，中间是个三角形的院子，沿着围墙，是一溜红砖白瓦的平房。院子的一头已用土垫起来一个小舞台，四角四个柱子和顶上的横杆，全用红白两色的布缠了起来，迎面横杆上悬着两盏大圆纸灯笼。灯笼上印着日本国徽和“武运长久”的毛笔大字。一些士兵还在最后装饰那个台子。军官领智广到了座北向阳那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帮助推车的士兵赶上去帮他们开了门。
　　屋子里是日本式的榻榻米，迎面挂了一幅本县地图，地图下边木架上架着战刀。军官脱掉大衣，智广发现他领章上只有四框一线，并没有星，不过是个准尉。
　　准尉有三十来岁甚至更多一点，矮个儿，胖墩墩，脸上挺死板，只在笑的时候才有生气。他从壁橱里找出一纸盒糖，纸盒口印着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上边有几个日本假名。他问智广：“能念吗？”
　　智广念道：“苦力果。”
　　“好，送给你过年。”
　　“谢谢。”
　　“你到这儿很久了吗？”
　　智广说：“有一星期，不，十几天了吧！”
　　准尉说：“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还有，他们对皇军很害怕。警备队，中国的和平军也欺侮他们，是吧？不像天津，是吧？”
　　“好像是。”
　　“是啊！没办法，战争！”
　　准尉说到这儿，点起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眼睛望着远处吐烟圈。他吐得很圆，烟圈急速滚动着往前跑，一个还没散，一个又追出来。他不再和智广说话了。智广站在一边不知走开好还是再呆下去。
　　这里立在一边的火炉火小了，这是城市里烧煤块的那种取暖炉。可烧的是木柴，墙根堆了一堆劈好的木柴。智广问他：“我放点木柴进去好吗？”
　　“好！”准尉像忽然醒过来似的抖一下，问道，“你不是说来给朋友送烟吗？去吧！”
　　“谢谢了。”智广为他加了一块木柴。
　　“唔，你的朋友是谁？”
　　“片山先生和加藤先生。”
　　“唔，他们住在对面。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加藤先生吗，”智广转了转脑子说，“有一天他到小围子去，走在路上偶然碰到我，听我在唱日本歌曲，就和我认识了。”
　　“那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吧？”准尉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好几天了。”
　　“是的，那个伤员，好几天没有去看过了，那个人……唔，你去吧，去吧。”
　　智广到对面屋子找到了片山。
　　这屋里也是榻榻米，一个铺两副卧具。可有四五个士兵都在屋里说笑，榻榻米上放着一块“栗羊羹”，一瓶啤酒，几个橘子。见智广进去，片山就说：“刚才看见你跟队长一块进来，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是我的小朋友。”
　　碰到一个会说日语的小孩，士兵们很开心，一个人端起枪冲智广说：“你是不是八路的谍报员？”
　　智广说：“很可惜，我还没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样。”
　　片山推了那人把说：“不要这样，我们只杀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
　　那人说：“我是开玩笑，看他害怕不害怕。”
　　智广说：“害怕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说着把剩下的烟全从手巾包中倒了出来，几个士兵全笑了，大家伸手去抢。那人赶紧放下枪来抓烟，可他没抢到，气呼呼的说，“不行，把烟放慰问品里，咱们来锤子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挑，这太不公平了。”
　　片山说：“不要来锤子剪刀布了，大家平分好不好？”
　　那人说：“不能给加藤，他给那个八路军看伤，每次宪兵工作队都送他烟，他已经占许多便宜了。”
　　这几个人争了一顿，仍然把烟平分了。然后又来锤子剪刀布，片山赢了拿了“羊羹”，他送给智广说：“送你过年。”
　　这里给队长推车的那个士兵跑来说：“那个孩子还在吗？队长叫他去。”
　　智广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通通乱跳。随那士兵到了队长室，发现邓明三、宋明通两人正恭恭敬敬站在那儿，桌上放着一个大锦盒，两包点心，几瓶罐头，队长脸上仍然死死板板，可也没有怒气。
　　队长说：“今天放民工回家过年，翻译陪军曹去讲话去了，你替我翻译一下好吗？”
　　智广说：“遵命。”
　　队长说：“请他们坐下，唔，你也坐下。我的翻译怎么能在中国官员面前站着呢？”
　　邓明三、宋明通鞠过躬坐下，说是过年了，皇军辛苦，没什么表示敬意的，送来一点纪念品。他们把锦盒打开，里边是三十几个铁烟盒，盒面上是北京前门的图像。邓明三又指指点心和罐头，说这是送给队长个人的，希望不要嫌寒酸，赏脸收下。
　　队长板着脸致了谢，又说了几句“中日提携”，“推行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要防止八路军谍报人员侵人”等活，就送他们走了。他们刚出门，金队长迎面走了过来。
　　金队长今天要见皇军队长，把皮袍子脱了，穿了一身“协和服”，戴了顶战斗帽；虽不骑马，却穿一双带刺马针的靴子；虽未挎刀却扎了条挂刀用的皮带。他见准尉在送客，敬完礼后就立正站在一边，准尉当然还要对邓明三说两句客气话，金队长看到是由智广翻译，露出一脸惊诧。恰好准尉送走邓明三后，又对智广说：“我去有点事，你陪金队长进去。”金队长对智广更加估不透了，再三推让，非叫智广先进门，进去后满脸含笑说：“又幸会了。不知道小老弟还会一口日本话，并且和队长相熟。我以前常来，怎么没见你？”
　　智广说：“我昨天说了，我才来几天，金队长还不放心？”
　　“不是不是，你跟皇军的关系我怎么不知道？”
　　“有些关系是不必全知道的，你不放心可以问皇军队长么！”
　　“明白了，明白了，自己人，自己人。别误会，这么小年纪日语就这么好，看出来不同寻常。”
　　这时准尉回来了。脸上仍然死死板板的。让金队长坐下后就问：“没什么变化吧？”
　　金队长叹口气，低下头说：“怪我没能耐，请队长处分。”
　　“我知道不会有变化的，并不怪你。你勇敢地承担这个任务，精神可嘉。”
　　“那，按队长命令办吧？”
　　“明天，过了午夜十二点再办，叫他过个好年！”准尉毫无表情的说，“让他洗个澡，给他一套新的，干净的衣服。要正式出布告，说明他是间谍，不是一般战俘。”
　　“他不肯换。”
　　“不用换，他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套在外边。我们尊重有骨气的军人。”准尉对智广说，“你可以玩去了。顺便把加藤叫来。”
　　智广叫来加藤，他装作看人们装饰台子，留心队长室的动静，过了一阵，金队长和加藤都出来了。加藤急匆匆回他自己屋中，金队长凑过来跟智广闲谈：
　　“你常在队长身边，以后有事还请多关照。欢迎你上我那儿去玩，我们作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吧。”
　　智广说：“队长很忙，我去打扰合适吗？”
　　“不要客气，日子长了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多了。你常跟各个机关各杂牌队伍的人见面，一定知道他们许多内情，这些人有的很坏，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有的暗地通敌，出卖情报，把新政权、新秩序的名声弄坏了，所以老百姓才向着八路军。你再看到有这些不法的事可以告诉我，我来收拾他们。你也算为新政权效力了。我是汪主席领导下的国民党员，我们要靠友邦的协助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和那些土匪不一样。我们是有理想的人！”
　　加藤扎好腰带，背着红十字皮挎包来了，对智广说：“队长叫你晚上在这看戏。等我回来一块吃饭，你自己在这玩吧？”
　　智广问：“你上哪儿？”
　　他说：“我跟金队长去一趟，有点小事。”
　　智广说：“金队长刚才欢迎我去他那里玩，我不去就失礼了，是吧。不知道金队长是不是只说说客气话，我就当真了。”
　　金队长说：“不不，你要去我一定欢迎。”说完他却皱起了眉头。
　　智广说声：“谢谢。”抢过加藤的挎包背上，金队长无可奈何地和他们一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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