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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围子按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堵,用一个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筒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瘩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人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服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看不清。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就站起身说:“您快来吧,我可当不起替身,我输了好几块了。”
  八字胡说:“输多少都记在区长帐上,又不要你掏腰包,怕啥哩?”
  邓明三也不推让,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
  这时一个“剿共班”的兵进来,问麻子说:“票人都带出来了,怎么审法?”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审黄庄那个,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先灌凉水,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用子弹拨他的肋条,这个票撕了算。随后问那几个,愿意交出来还是愿意交枪款?不吐口就换个上刑,可别再撕了。都撕了找谁要钱去?”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八字胡说:“过年了,班长也不歇?”“剿共”班长说:“原是想弄几条枪,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这十个牛子不开窍,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
  这边打着牌,外边就开了锅。有骂人声,有逼问声,有沉重的打击声,有乱踏的脚步声,有哀苦的求饶声,有凄厉的惨叫声。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头发直竖。邓明三手哆嗦,八字胡出错牌,麻子一个劲抽烟,只有“剿共”班长,面不改色,谈笑风生中连连开胡。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说道:“区长,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伺候饭局。不早了,我跟您请假。”
  邓明三说:“你,你去吧。噢,天黑了,打着我的手电棒。”
  三姑娘说:“不用了,他们要是留我住局,我怎么送来还您哪?”
  智广问:“上哪儿?”
  三姑娘说:“宪兵工作队。”
  八字胡问道:“宪兵工作队今晚请谁吃饭?还叫老三的条子?”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行药儿”,捭着眼,晃着头说:“跟班长一样,赶着谈生意。这边用硬的,那边用软的。这边要的是钱,那边争的是官。”
  “剿共”班长问:“还是那个八路干部?”
  抽老海的说:“皇军许了愿,只要这人张了嘴,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
  智广一听,灵机一动,推推邓明三说:“我送三姑娘去吧,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好,行。”
  “剿共”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问道:“这是谁?”
  三姑娘说:“这是区长的侄少爷!”
  八字胡说:“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抢着送他小婶子。”
  人们一阵哄笑。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
  原来“剿共班”刑讯犯人就在院子里进行。靠南围墙东边,用两棵树横架了一根杉槁,一溜吊着四五个脱掉上衣、后背已打得皮开肉绽的人。树上挂了三四盏风灯,在吊着的犯人面前围了一群兵丁在看热闹,从人缝里可以瞧见横绑在板凳上一个扒光身子的人,脑袋悬在凳头朝后昂着,发出沉闷的、牛吼似的呻吟。智广扫了一眼,赶紧扭头快走。三姑娘在后边紧跟着,颤抖着说:“这群畜生,他们就不是人养的吗!不得好死的!”
  智广说:“他们得不到好报应。”
  三姑娘说:“小先生,我干这下贱营生,是迫不得已,可我还有良心,也是中国人。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敬重你。你放心,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
  智广说:“多谢你,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你也就出苦海了。你进去凡事多留心,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
  两人走到角门口,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放她进去,拦住了智广说:“队长有话,只请三姑娘一个人,没请的挡驾。”
  智广晃晃电筒说:“我把她送到就出来。”
  哨兵说:“院里平正,没有亮也成不了脚。”
  三姑娘说:“侄少爷就请回去吧,我眼睛好使,啥都看得清楚。”
  三姑娘进去后,智广正想回去,哨兵忽然问道:“你是侄少爷,谁家的侄少爷?”
  智广说:“区长是我叔。”
  “真的?既这么着,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就掏出一盒说:“一根烟还值当要吗,拿去!”
  站岗的接到烟,眉开眼笑,连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啦,到底是大家公子,出手就不凡。不是我没脸没皮,这么冷的天,那边还鸡毛子喊叫的,这两钟头不好熬啊!我有烟,忘带来了,又不能离岗位。”
  智广问:“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
  “挣啥钱?混混饭吃,俺这队伍专办案子,不下乡扫荡,没有发洋财的机会。”
  “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
  “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拿了他点东西,犯了案了,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叫他抓住就没命了。”
  “拿了他什么,犯这么大案?”
  “不多,十来斤烟土,一箱子洋药。原先想在这混一阵,躲躲灾,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
  “也快当官了吧?”
  “不行,走错路了。真要当官不能干这个,得干八路去。当了八路再投降,上来就是个小队长,你看金队长今天请的那个人。金队长说了,只要他投诚,据点里的官随他挑。愿当宪兵工作队长,老金让位!”
  “他答应了?”
  “谈了多少回,这人没张嘴说过一句话。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回劝降,再不张口就开他的红差。”
  智广沉吟一下,故意问道:“上回你们这不是死了一个八路的人吗,还出公殡?”
  “就是这个,棺材里就有一条他的腿。腿锯下来了,人还活着哪!”
  “为条腿还出殡?”
  “那是诳八路的。说他死了,八路就不来救了。让他本人也死了这条心。”
  “他不会想法跑了?”
  “一条腿往哪儿跑?剩下一条腿还烂了个大窟窿。皇军不许请医生给他治,专派皇军的医生给他治。日本医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看快收口了,他就不来;估计烂得不行了,他又到了。皇军说,你为抗日已经献出一条腿了,也真对得起旧政府了,这条腿是留下来为新政府干事还是也把它锯了,随你挑。他仍然不说话。他找金队长要了点盐、天天自己用盐洗。全队长背着皇军给了他一大罐盐,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要讲人道。其实怕他烂死,自己没了立功升官的机会。皇军许了愿,他要说降了那个人,升他作全县的警备大队长……”
  院里有人走过来了。他作个手势,住了嘴。
  来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等个儿,披着水獭大衣,里边是春绸皮袍,戴一顶土耳其黑皮帽,问站岗的:“刚才谁在这儿说话?”
  站岗的打个立正说:“报告金队长,刚才是‘剿共班’的人跟这小孩说话。”
  金队长厌恶地朝动刑的那边看了看,那边人已经散开了,几个兵丁正架着犯人往地牢里送,他又看看智广,问道:“你是哪儿的?在这干什么?”
  智广说:“在屋里坐困了,出来透透气,我又没进你的院子,你管得着吗?”
  站岗的说:“他是区长的侄少爷。”
  金队长哼了一声说:“去把区长叫来,我有事找他。”
  智广说:“我又不是你雇来的,你支使得着吗?”
  站岗的说:“队长别跟小孩治气,我去叫。”
  他跑了两步,把邓明三叫了出来,邓明三一见金队长,马上作揖说:“队长有什么吩咐,还不请到屋里去说。”
  “屋里人多嘴杂,就在这儿说吧。”他凑近邓明三,压低声说,“刚才接了个电话,家父和贱内后天早车到县城,要上这儿过年。明天你叫人备两辆轿车子,后天一早去车站接人,多多打扰。”
  邓明三说:“就去车,不派弟兄们保护一下?”
  “派人的事我自己办,你就备车,不要对人讲,放出风去又招麻烦。”
  “是,决不误您的事。不过老太爷和太太到来,这是喜事,一杯喜酒总要赏我哟!”
  “那一定,这一路多半是你八区的地面,你又是地头蛇,我这一老一少交给你,出了事可找你说话。”
  “放心吧,大白天没事。”
  “车要头天去,在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才能接上早车,要不他们下了车没地方落脚。这个穷县城连家干净饭店都没有。”
  “你放心,全我在我身上。”
  “那就拜托了。晤,这位是你的侄少爷?”
  “是是,我兄弟的孩子!”
  “有出息,一点不惧官,长大是个材料。”
  “借您的金言。”
  “还有件事老兄海涵,老三今天那边有事,叫你守空房了,你放心,明天一早原封不动还给你。我光叫她开盘,决不拉铺,哈哈。”
  “玩笑了,玩笑了。”
  邓明三又一阵点头哈腰,领智广回到屋内,原来那个抽老海的正替他打牌,见他进来,那人就说:“快来吧,我给你连坐了四把庄了,明天得吃你的喜。来,刚掷了骰子,还没抓牌呢。”
  邓明三说:“牌兴不换手!你先打。这半天我也光了,又忘了带烟膏子来,把你那药给咱来一口。”
  那人从兜里掏出个粉红色钮扣大的纸包,递给邓明三。邓明三走到墙角坐下,掏出前门香烟在茶几上瞰了几下。那人说:“你那烟不行,抽药非哈德门不行。哈德门烟松,一磕打前边就空了一截,还是找张锡纸坐飞机吧。”
  邓明三已把香烟头上的烟丝捻出去一些了。他打开纸包,用小指甲挑了一撮白色粉面,倒进烟头。把烟举过头,仰起脸叼住,划了根火,对天深深吸了一口,半天憋住没喘气,然后舒舒服服地“哈”了一声,顿时精神起来。
  智广看得恶心,便问:“三叔,你天天抽这个吗?”
  “不,有大烟我不用白面,白面是用人骨头刮的,阴性。就是孙局长爱用它。”
  “孙局长?什么局?”
  抽老海的那人笑着说:“戒烟局,我就管戒大烟,还能自己抽它吗?”
  智广又问其他几个人的身份,邓明三说麻子是警长,八字胡是宣抚班长。警察所应有五个名额,所长住在县城,除去薪金再吃两个空额。这里实际就两人,一个警长一个警士,白天警士专门负责向乡公所要供养,找妓女收乐户保护捐。警长办理良民证,一个证收五元成本费。宣抚班编制就三个人,班长吃了一个空额,还剩一个班员。这班员专门把新民会发的宣传画往各乡公所村公所分派。宣传画是免费领的,他当年画卖,一户一张大洋五角。没钱给粮食、鸡蛋也行。晚上那警士和宣抚班员自找住处,两个首领便躲到围子里来躲灾。
  说了一阵,智广困了。邓明三把他领到隔壁一间屋子里。那屋盘着炕,烧着地炉,智广脱了鞋,和衣倒下马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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