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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七月号发表的徐旭明同志《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一文，对小说《失去了的爱情》提出了基本否定的意见。文章认为，“作者主观上是要歌颂欧阳平式的青年英雄，但“三突出”的方法损害和扭曲了他的形象，结果在客观上宣扬了‘天才论’与‘英雄史观’；作者在主观上是要控诉林彪、‘四人帮’，但环境的严重失真转移了批判的方向，结果在客观上反而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减轻与开脱了他们的罪责。”这些看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评论任何文艺作品，必须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而绝不能主观臆断。我们讨论《失去了的爱情》，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首先谈谈《失去了的爱情》是否使用了“三突出”的创作方法。 众所周知，“四人帮”的“三突出”的创作方法，是要在反而人物和正面人物中间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中间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中间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总之，一切人物都要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徐文用“按图索骥”的方法来分析这篇小说，主观地判定“彭唤涛是作者全力歌颂的英雄人物”，是生活中没有的“完人”，而尤浦芳是“为了突出彭唤涛而设的陪衬”，写金惠萍也是“念念不忘突出彭唤涛”，反面人物汪子扬就更不言而喻了，于是得出结论：这便是“四人帮”那种“三突出”。 这样“请君入瓮”，谁人能吃得消！ 细心的读者都不难看出，小说集中大量笔墨所描绘的人物是金惠萍，而不是彭唤涛。小说从开头的交待到结尾的照应，都贯穿了金惠萍“失去爱情”的线索，小说命题为《失去了的爱情》更明显地揭示了这一点，毫无疑问，金惠萍是作者最着力刻划的形象。而金惠萍并不是“英雄”，也不“高大完美”，尽管作者对她怀有深切的同情，但更主要的还是对她进行谴责。如果承认这个最起码的事实，那么就很难使小说在“三突出”的模式中就范。 至于彭唤涛，他确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他远不及金惠萍丰满，特别由于他的精神境界在作品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因而也未免流于概念化，给人以干瘪之感。如果因为他是理想人物，就视之为“完人”，并不足以服人。小说通过具体描写告诉我们，彭唤涛在政治上虽很成熟，但在处理私生活上却不老练。本来，他早就认为“尤浦芳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属于未来的女性”，尤浦芳在“当红娘”时，还对他有过“明朗的表态”，但他竟让感情战胜了理智，爱上了没有共同政治思想基础的金惠萍。最后，他们营建在沙滩上的爱情宝塔，在生活激流中不可避免的流倒，这正说明了他并非“先知先觉”，也不能算是“完人”。 如果无视上述情况，说小说使用了“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并且宣扬了“天才论”和“英雄史观”，那就未免太背离作品实际，也太委屈了作者。 下面再谈谈小说的环境描写问题。 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环境是人物赖以产生、成长、活动的客观条件。典型环境应该具体地写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反映出社会斗争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并积极作用于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共同依循的艺术规律。 徐文认为，《失去了的爱情》写了“特殊的环境——林彪、‘四人帮’在教育界的头号打手迟群之流直接控制的全国最高学府”。在这里，迟群之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力，“鉴于这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当时大多数师生不可能也不敢对他们的言行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由于历史条件、社会实践、个人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彭唤涛决不可能有那样“全面、深刻、明白、透彻的认识”。按照这种逻辑，他对迟群之流的一系列活动，应该“衷心拥护，积极支持”，“踊跃参加”。而小说没有写出这样的社会形势，因而就出现了“环境的严重失真”。 这种分析是主观片面的。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要知道，就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法西斯专政和愚民政策的时候，广大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也正在认识这些丑类，不少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挺身而出，不怕坐牢杀头，愤怒揭露他们的野心和阴谋，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想想看，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监狱和遍布各地的花样翻新的“学习班”，关押过多少反对林彪、江青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思想反动分子”。与此同时，又有多少正直的人们在内心痛恨林彪、“四人帮”却敢怒而不敢言。正因为人民群众的逐步觉醒，才在几年之后爆发了天安门革命群众运动。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当时的历史真实？不看到这一切，又何以正确认识当时的历史内容和发展趋势，并进而创造典型环境！小说中描写的“全国最高学府”，曾经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她在历史上一直走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也绝不会因为“迟群之流直接控制”就变成一潭死水。小说写在这样的学府里出现了彭唤涛这样的人物，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他的思想是当时革命先觉者共同的思想，他的语言也是当时所谓“反革命”的共同语言。这些思想和语言，张志新烈士那样的革命先驱早已具有，写在作品里也不能算是“拔高”。批评者正因为只看到生活中局部的、消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全局的、革命的方面，所以才感到这一切不符合自己头脑中的逻辑。试想，如果真的象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把这样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全国最高学府”，写成“大多数师生不可能也不敢对他们的言行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看那倒是真正的“环境的严重失真”了。 我们不能用生活真实来要求艺术真实。批评者仿佛很熟悉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情况，具体提出：“他们（引者按：指迟群之流）进校之初也确实制止了武斗，实现了大联合，而且他们的‘经验’更成了全国‘清队’的‘样板’。鉴于这种极其特殊的条件，当时大多数师生不可能也不敢对他们的言行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是一切悲剧的总根子。奇怪的是，在小说中连迟群之流的影子都没有出现，这还说得上什么环境的真实性呢？”这些，在一个具体单位也可能是实事，但文艺创作并不是为一个单位写生活记录，它要进行典型化，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加一番改造制作的工夫。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艺术的真实固然要依赖生活的真实，但要达到的真实不是生活局部的真实，而是要经过综合概括，反映生活整体的真实。另外，对于生活素材，作者不能站在当时的高度，而应该站在现实的高度来加以处理。这样，艺术的真实就能比生活的真实更真实。如果只按生活局部的真实来写作，那就不是革命现实主义，而是自然主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倒常常会违背历史的真实。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主要是感到徐旭明同志评论的基本观点不切实际，而且批评的方法不甚合适。至于文章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本也不无可取之处。诸如人物语言行动应该遵循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充分重视环境对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影响，打破创作的禁区以及对小说细节等方面的意见，对写作者来说还是值得参考的。 我反驳徐明旭同志的意见，也并非因为偏爱《失去了的爱情》，而为之徇情回护。这篇小说还有问题值得研究，那就是金惠萍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小说虽然写了彭唤涛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反革命，汪子扬乘机拨乱其间，似乎也提出了使之失去爱情的社会原因，但小说又提供给人们以足够的根据可以认定，金惠萍“失去爱情”的真正原因在于自身。不妨从反面推想一下，根据金惠萍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和汪子扬的欺骗，她就能与彭唤涛获得真正的爱情吗？恐也未必。按照她的性格逻辑，一旦遇到生活中其它的什么风波，她也会“失去爱情”，或者即使不至分道扬镳，而所谓“爱情”也将名存实亡。既然在金惠萍身上存在“失去爱情”的必然性，那么，林彪、“四人帮”毁灭青年的爱情，就出现了偶然性。这样，小说《失去了的爱情》的主题思想，也就不够真实了。当然，现在这样写，也能在认识人生上给人以启迪，但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达理同志在这篇处女作里，在刻划金惠萍这个人物时，特别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表现思想感情上，显示出了潜在的艺术功力，但在整个小说的思想提炼上，还不能不说功亏一簧。 （原载《鸭绿江》1979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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