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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李永利追查向南的“黑后台”,余子期挨了一顿批


  傍晚,人们收工了。各个单位的人,从一条条小路回到干校宿营地来。向南的大字报正贴在干校的主要路口,上午就有不少人看到并且传开了。现在一天的劳作已经完成,特地来转转看看的人就更多了。经过那一段生活的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听说谁“靠边站”了,总是相信这个人肯定有什么问题。可是久而久之,人们逐渐不那么轻信了,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头脑分析一番、辨别一下真伪了。人们对揭发向南的大字报的兴趣,多半是由于这个原因。
  大字报前人越集越多,人们一边看,一边还小声地议论着。冯文峰也夹在人群里。在他前面是他所不认识的两个外单位的男同志。这两个人看完了大字报就往外面边走边说:“这个向南,态度还挺硬!看样子不一定有什么大问题。”冯文峰听了这样的议论,感到“革命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马上跟上这两个人说:“你们不要上当!她是外强中干!”这两人一见是一个陌生人在教训自己,猜想此人一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吓得连连点头说:“对对,我们不了解情况!”其中一个人还试探地问冯文峰:“哪个是向南?”冯文峰高兴地说:“我把她叫出来给你们看看!”说罢立即朝女宿舍大叫一声:“向南!有人看你!”向南答应一声跑出来问:“谁找我?”冯文峰恶作剧地指指那两个同志说:“他们想看看向南是个什么样子。”向南一听,气炸了!难道自己就该忍受这样的屈辱吗?她直直地站定,正视着那两个不相识的同志,用发颤的声音说:“看吧!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我决不是反革命!”那两个同志本来对向南毫无恶意,现在更感到狼狈了。他们不满地朝冯文峰看看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说完,两个人连忙互相拉扯着离开了向南。向南知道是冯文峰在捣鬼,更气。她指着冯文峰的鼻子骂道:“你真卑鄙!”冯文峰一听,立即在地上跳了跳,跳得大约有一尺来高,同时也指着向南骂道:“你不要太嚣张了!这一次,你再也翻不过来了!”向南见他跳,也有意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说:“别跳那么高了,再跳我也不怕!我就是嚣张了!你去打小报告吧?你要是没有空,我替你打个大报告吧!就是我说的,你冯文峰陷害同志,李永利两眼一抹黑!”
  这两个人的争吵,早把看大字报的人吸引过来了。冯文峰看见围了很多人,愈发来劲了,因为他要当众揭发向南的“反革命嘴脸”。可是正当他要开口发表演说的时候,程思远却来叫向南说:“今天晚上你和我们一起学习。走,我告诉你学些什么。”向南看着程思远关切的眼神,跟着走了。冯文峰看见向南走了,像得胜将军一样笑了起来。等看热闹的人走开,他对身边那个人事科的女干部说:“向南这个人傲透了。非把她搞垮不可!”那女干部笑笑说:“凭这些材料就能把她搞垮?经不住推敲的!”冯文峰眨巴眨巴小眼说:“至少可以搞臭她!”女干部意味深长地说:“不过,斗争只能依靠组织。一个人有什么用?”
  冯文峰马上找到李永利,把这一场争论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于是乎,第二天早上,向南就受到一场批判,被赶进了“牛棚”,而且帽子又多了一顶:“反工小丑”。
  李永利还要顺藤摸瓜,追查向南背后有什么人。他把除向南之外的全体“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召集到一间男同志宿舍里。等大家在床上、小凳子上坐定,威严地清清喉咙开腔问: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你们一起讨论讨论:向南的反革命行动是不是孤立的?有没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破坏运动?”
  一时没有人搭腔。李永利“点将”了:
  “王友义!你说说看!”
  王友义站起来,把头颈扭了几下,坚定地摇摇头说:“不知道。”
  “向南写大字报那天,跟什么人商量过?谁给她出谋划策?”
  “不知道。”王友义又扭了扭头颈。
  李永利把目光转向大家,问:“向南贴大字报那天,都有谁留在宿舍里?站起来!”
  站起来两个人:程思远和时之壁。
  李永利高兴了:“噢——是你们!一个走资派,一个反动权威,来头不小哇!说说吧,你们是怎么为向南出谋划策的?”
  时之壁心里觉得好笑,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反动权威”了?真能成为“权威”倒不错哩。可惜除了李永利,谁也不承认她是“权威”。但是,时之壁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而是很正经,又很真诚。她对李永利说:
  “那天我生病躺在床上,看见向南回到宿舍里写大字报。我本来想马上起来找您汇报的,可是接连发了两天的高烧,烧得我身子发软,刚下床,又晕得躺下了。不知怎么的,以后就昏昏沉沉睡着了。后来的事,我还是听别的同志说的。请您查查,是不是这样。我要是不老实,您就狠狠地批判我。”说完,她还是老老实实地站着,等候李永利发落。李永利的尖眼在她脸上绕了两圈,看不出可疑之处,就宽恕地说:“好吧,你坐下。以后要及时汇报。”时之壁答应一声坐了下来,嘴角露出一丝觉察不到的微笑。她的旁边坐着余子期,她想对他小声嘀咕两句真话,便悄悄地在底下用脚把余子期的脚踩了一下。正在这时,李永利大喝一声:“你交代!”吓得她连忙把脚收回来。抬头一看,是对着程思远的。这才放下心来,又一次去踩余子期的脚。余子期的脚第一次被踩,以为是时之壁不当心,所以没放在心上。这一次又被踩了,就觉察出是时之壁有意做小动作了。他一来关心李永利追查的事,二来,也说不上什么原因,他有点讨厌这位歌唱家对自己的热情,所以并不理睬,而是把凳子往旁挪挪。
  程思远站在那里接受审问。他实在不想说话。自己那天也是病假,连饭也是托人带来的,哪还有力气为向南“出谋划策”?可是李永利逼着他说话!没办法,他只好把眼睛望着屋梁说:“我希望领导上先调查,后批评。”
  “怎么?冤枉你了?你那天不是在宿舍?好!不交代就揭发!有谁知道情况?”
  “我没有看见程思远为向南出谋划策,但是我知道王友义那天回宿舍里来了!”是冯文峰的声音。
  “王友义!”冯文峰的话刚落音,李永利就厉声叫唤起来了,“站到前面来!”
  王友义站到前面了,但是他把头颈扭往一边,谁也不看。
  “你那天回来了?”李永利问。
  “回来了。看见了向南贴大字报。”王友义答。
  “好哇!为什么不交代?”李永利得意地问。
  “我没有给她出谋划策。”王友义答。
  “她没有跟你说话?”冯文峰插问了一句。
  “她叫了我一声。”王友义答。
  “你对她说了什么?把‘底’通给她了吧?”李永利问。
  “我只看了她一眼就回宿舍了!”王友义答。
  李永利问到这里,觉得这个王友义还真有点狡猾。王友义和向南是朋友,王友义的老婆是向南的同班同学,这样的关系,见面还能不说话?所以,他对王友义点点头,鼻子连连冷笑两声:“好吧,这个账以后再算!”
  王友义这时才把头颈扭过来对着李永利说:“要是我说谎,处分我好了。”他说完这句话,刚想坐下来,李永利却又叫住他:“那么,你看见别人回来了吗?”王友义摇摇头坐了下来。
  李永利有点冒火。怎么?没有一个人交代揭发?那么向南的气焰为什么那么高?这里面肯定有大名堂!于是他突然把尖尖的目光收拢,眯着眼,笑了一声,然后拖长了声调说:“好嘛!攻守同盟,互相包庇。我根本就不指望你们老老实实交代!那就查吧,查出来谁有问题不交代,或者知情不报,就加重处理!”他这几句话的声调不高,听起来像座山雕的笑声那样阴森可怕。这是李永利这几年练就的本领,他懂得这样说话比大喊大叫更威严,更叫人害怕。
  果然有效!李永利的话还没说完,墙角落里就站起来一个人,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同时喊了一声:“我交代!”是贾羡竹。
  李永利看见贾羡竹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便宽宏地说:“好,坦白从宽!晚了一点儿也不算账。说吧!”
  贾羡竹弯弯腰、点点头说:“我记得那天余子期的扁担断了,回来换扁担,耽误了很久……”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坐下吧!”李永利用温和的声音对贾羡竹进行了一番抚慰,便把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了。余子期知道,要轮到自己了。不等李永利开口,他就站起来坦然地说:“我回来换扁担的时候,帮助向南贴了大字报。”
  “你胆子倒不小啊?你想干什么?”李永利厉声问道。
  余子期仍然坦然地说:“李永利同志,你忘了?是你分配我贴大字报的。这院子里揭批向南的大字报都是我贴的。”
  “你帮向南贴大字报也是我分配的吗?”李永利尖叫一声。
  “你没有交代我,哪些人的大字报不能贴。”余子期还是很平静地回答。
  李永利被堵住了嘴!这时候,他开始感到这帮子“老家伙”比向南更难弄。“他们有的是长期的反革命斗争经验,他们根本不把我李永利看在眼里!他们不承认我手里的权!好吧,我们走着瞧吧!”他居然不再说什么,只是轻轻地摆摆手说:“散会!贾羡竹到连部来一下!”
  人们各自散去。程思远坐在自己的床上对余子期小声说:“仔细想想,你这几天和贾羡竹还说了什么?”余子期摇摇头说:“从来不和他谈心!”程思远放心地说:“这就好。这个人……”他看见冯文峰的眼睛正往这边瞟过来,便停住不说了。
  贾羡竹现在的身份是“老反革命”。这是去年吴畏他们进驻文协时他“自报家门”报出来的。那天,他见吴畏大打出手,心里先畏怯几分。等到吴畏突然站到他面前,大喝一声:“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已经吓得缩成一团了。他只想把自己的问题说得严重一些,过眼前这一关。所以,他像小鸡啄米一样地朝吴畏点着头说:“我是老反革命贾羡竹。当过汉奸,勾结过国民党。我罪恶滔天,罪该万死!”其实,所有这些帽子都戴不到他头上。他不过是一个在旧社会里靠卖字画为生的可怜虫。他的父亲,一个晚清穷秀才,传给他的唯一的财富是教他学会写得一手好字。父亲给儿子起了一个好名字,叫羡竹,是想叫儿子像竹子那样穷而有节。可是贾羡竹的一生所缺的就是这个“节”字。敌伪的时候,他因为贪生怕死,给日伪当局献过一点字画,但绝没有无耻到当汉奸的地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为了保住饭碗,又辗转托人搞得一个“党国要人”的一幅手书,写的是李白的古风《松柏本孤直》。他自己把它裱糊起来,挂在客厅,做个护家符。这也便是他和国民党的“勾结”了。
  自从“老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到头上,贾羡竹就不只一次地后悔了。这顶帽子给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小女儿春笋带来多大的痛苦啊!自己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帽子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是戴不得的呢?现在要脱掉,就难了。两年来,他为了争取脱掉这顶帽子,真是费尽心血、忍辱负重啊!他努力争取落个认罪“态度好”,得到宽大处理,所以不论批判什么人,不论这人是他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他都努力揭发。每一次批判会,不管事先是否布置他发言,他都要从人群中跨前一步,把右手一举,头一低,颤颤巍巍地说一句:“我揭发!”他知道,他这样做,人们就更看不起他了。背后议论到他的时候,常常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学着他把右手一举、头一低的“典型动作”。他有时候见了也脸红耳热呀!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想脱掉帽子。为了他的可爱的女儿,他必须脱掉这顶帽子。天理良心,他贾羡竹尽管揭发别人很积极,可是从来也没有揭过“要害”问题呀,都是鸡毛蒜皮!这一点,同志们也不能凉解吗?
  “这个李指导员又找我作啥子哟!”贾羡竹是四川人,他在进行“内心独白”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用四川话。他走进连部办公室,捉摸着李永利的脸色,小心翼翼地端了个小凳子,在李永利的斜对面坐了下来。李永利要对他说话,只好把身体前倾,眼睛俯视了。
  “贾羡竹,听说你的表现一贯不错啊!”李永利笑眯眯地开了腔。
  贾羡竹受宠若惊,他立刻从小板凳子上站起来,垂着手说:“我的表现不好,希望李指导员多加教育。”
  李永利点头要贾羡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我最讲究区别对待。你表现得好,我们就可以把你从‘牛棚’里区别出来。”
  贾羡竹更感激了:“我是希望早日‘解放’啊!我的女儿春笋……”
  可是李永利没有兴趣听贾羡竹讲自己的苦经,所以他把手一摆说:“知道了,都知道了!这就要看你的努力了。不要和‘牛棚’里的人一起对抗改造、对抗专政。”
  “没有,我从来没有对抗领导。”贾羡竹着急地解释说。
  李永利见贾羡竹焦急的样子,不禁在心里轻蔑地笑笑:“这个人也太熊了!”他用一种近乎于哄孩子的腔调对贾羡竹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才把你叫到这里来的。怎么样,‘牛棚’里最近都有些什么动静呀?”
  “有啥子动静呀?”贾羡竹又进行内心独白了。他不能不想一想,应该怎样回答李永利的问题。“牛棚”里哪天没有动静呢?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草棚里,有多少秘密能够互相隐瞒呢?这几天,多了一个向南,各种各样的动静就更多了,余子期和程思远对向南特别关心,事事处处关照向南,他都看在眼里。可是这些不好讲呀!他已经在“牛棚”里十分孤立了,人家看见他走过来,小声说着的话都变成大声说了,他知道,话题已经变过了,不过是要掩他的耳目。唉,他贾羡竹何尝想把人都得罪光,把自己搞得很臭呢?他也是不得已呀!像现在,他要是不揭发出一点东西来,就过不了关。揭什么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件事——
  也是在李永利来到干校的第二天,他们到青龙镇拉粪的时候,贾羡竹和余子期同拉一辆车。因为他们是第一辆车,所以人家都只拉了两趟,他们却拉了三趟。第三趟粪车装满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半天拉着车跑了几十里,余子期和贾羡竹都觉得饿得厉害。正好,他们路过镇上一家小饮食店,玻璃橱里摆着十几只早上没卖完的大饼。余子期放下车把说:“老贾,买几个大饼吃。”贾羡竹看看大饼,不觉咽了一口口水。但他还是对余子期摇头说:“李指导员刚刚宣布过纪律,不许在镇子上买东西吃。靠边人员更不可以买了。”余子期不在乎地说:“人靠边了,肚子又没有靠边。”他不再等贾羡竹表态,就去买了六个大饼,自己留了三个,那三个给了贾羡竹。贾羡竹还想推辞,余子期对他说:“回到干校也没饭吃了,不吃怎么办?”贾羡竹这才和余子期一起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三个大饼一口也没剩下。
  贾羡竹认为,这件事虽然不大,可是也可以“上纲上线”批一下,揭发出来多少可以讨个好。所以他就把事情说了一遍。至于自己也吃了三个,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暂时不说。看看李永利的态度再讲。李永利听罢,点点头说:“这是公然对抗工宣队的行动,说明余子期气焰十分嚣张。”贾羡竹吓了一跳,上“纲”上得这么高,他没有想到。这使他对隐瞒了自己也吃了三个大饼的情节感到紧张了。要是余子期来个“反揭发”,自己岂不要罪加一等吗?他一会儿欠欠身子,一会儿挪挪屁股底下的小板凳,一会儿张张嘴,又闭上嘴,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李永利对他的神情很感兴趣,弯下腰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有顾虑!还有什么,都说出来!”贾羡竹定了定神,咽了一口口水,下决心坦白交代!他把眼睛朝地下看着说:“还有……那天余子期也给了我三个大饼,我实在饿了,就吃了。我也对抗了工宣队的命令。我……”话没说完,贾羡竹的头上已经冒汗了。
  李永利的三角眼猛然一睁,往贾羡竹身上刺了一下,贾羡竹的身子立即哆嗦了一下,连连点头说:“我不老实……”
  “好吧!既然坦白了,还是好的。将功赎罪,还有什么情况,不要有顾虑,讲吧!”李永利的三角眼又温和了一点。
  “还有!还有!……”贾羡竹哆哆嗦嗦地说,声音低得难以听清。
  “还有什么?”李永利大声问。
  但是贾羡竹看了李永利一眼又立即把眼睛望着地下说:“没有了。以后发现什么情况,我一定立即汇报。”
  李永利不满足地看看贾羡竹,好像也挤不出什么油水来了,就命令他回去再想想。贾羡竹临走的时候,李永利又叫住他说:“回去不准讲找你谈话的内容!”贾羡竹连连答应着“是,是,”侧着身子走出连部办公室。
  就搞到这么一点材料,怎么组织一次斗争呢?李永利找到了游若冰,要游若冰一起出出点子。游若冰真是哭笑不得!他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抓阶级斗争抓到吃大饼上来,这真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所以,他没有表态。可是李永利却对他说:“老游,你来主持这次批判会吧!”游若冰咧咧嘴,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想了一会儿,他才装作很认真的样子说:“李指导员善于小中见大,从细小的事情中抓住阶级斗争的动向,这是很好的。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不一定开批判会了,李指导员对他们训一次话,把余子期批评一顿。如果余子期的态度不好,再开正式批判会。这样有理、有利、有节。”李永利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
  这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人们劳累了一天,已经急着往被窝里钻了,冯文峰突然传达李永利的通知:“靠边人员”全部到连部办公室听李指导员“训话”。人们拖着疲倦的身子走到连部,李永利、游若冰已经等在那里。旁边还坐了个冯文峰,是来做记录,准备写简报的。
  李永利的“训话”谁也没认真听,不过都强睁着一双眼,让李永利相信,他们是在注意听着而已。可是当李永利把目光一收,两眼一眯的时候,大家就都耳朵竖起来了,这说明,又要整人了。
  “余子期,你交代,你是怎么对抗工宣队的?”李永利声音尖锐地说。
  余子期站起身,想了想,摇摇头说:“没有。”
  李永利冷笑一声,压低了声音,拉长了腔调问:“谁揭发?”
  几十双眼睛一起转向贾羡竹。果然,贾羡竹又把右手一举,头一低,说了声“我揭发……”。等贾羡竹说完,李永利得意地问余子期:“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余子期本来不愿意回答,但是他实在不忍心让这么多同志陪在这里坐着,便做了点检讨说:“这是违背了工宣队规定的纪律,我以后注意。”可是李永利不满意,他恶狠狠地说:“是这样吗?轻飘飘的?”冯文峰听了李永利的话,像是听了动员令,立即站起身说:“余子期应该从政治上、路线上去检查这个问题,应该把这个问题和帮助向南贴大字报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检查!”李永利赞赏地对冯文峰点点头,然后又把眼睛转向余子期,严厉地问:“是不是这样?你说说看!”
  余子期实在抑制不住心头的反感了。他看着李永利的尖脸,突然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只见他向大家看了一眼,做出十分诚恳、十分沉痛的样子,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很难过。听了冯文峰同志和李永利同志的教育,我认识到自己犯了一次大错误!一次反革命性质的错误!我饿了,就不顾工宣队宣布的纪律去买大饼吃,这就是反对工宣队,反对工宣队当然就是反革命。我认罪!”说完,他又向大家看了一眼,然后把眼睛转过来看着自己胸前的一粒扣子,因为他怕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这样上“纲”上“线”的检查,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会场静默了两分钟。慢慢地,好像辨出一点味来,有人偷偷地笑了。时之壁笑出了声。向南连忙伏下身。从衣袋里摸出纸和笔,在膝头上写着什么,一边写,一边用力咬住嘴唇,忍住笑。听到笑声,李永利才意识到余子期是在嘲弄自己,他赶紧把目光朝会场上射去,正好看见程思远的方方正正的脸上也荡着笑意。他狠狠地瞪了程思远一眼,程思远才用手抹抹脸,把笑意抹去。李永利气得脖子上青筋直冒,可是又说不出什么话来!游若冰当然了解余子期,他看着余子期的高大魁梧的身材,像根柱子一样站在那里,感到如芒刺背。他恨不得立即离开李永利,离开这个荒唐的批判会。但是不行,他的身份和处境使他必须帮助李永利下台,又不损害余子期,不得罪大家。他装做不懂余子期的真意,把两手对大家按了按,有气无力地说:“今天余子期刚才做了比较诚恳、深刻的检查,这很好。回去再好好想。李指导员,你看,是不是散会?”李永利生气地摆摆手:“散会!”
  一走出连部办公室,就有几个人哧哧地笑起来。向南追上余子期的脚步,笑着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余子期放慢脚步,等大家都走开了,凑近路灯打开纸条,见上面写着四句打油诗:
     你有帽子我有头,
     你送小鞋我削足,
     我吃大饼你不准,
     从此饿了啃馒头。

  余子期看罢,哑然一笑,嘴里说了声“小鬼!”便把纸条撕碎,抛撒在黑夜寒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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