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年的风雪驿路，我在“桃花源”内耕耘的几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劳改生涯
中最为轻松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畲庄的我的那些同类，由于头上顶着帽子，身份仍属纯粹的
专政对象。特别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会宽松环境的结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
战鼓，越擂越响，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昔日董维森当右派政治指导员，高元松当中队长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他俩前
后调离了三畲庄）。当然，这种生活的无常变幻，根本的问题，在于大气候的无常变化；但
也不能说与干部的更迭，没有任何一点关联。记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畲庄的工作期间，有一个
来自公安系统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劳动之余，还能向英语尖子刘祖慰、杜友良、刘乃元学习
英语，董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再如，来自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学生高作纯（他与陈独秀的孙女
陈桢年，有着十多年苦涩的情爱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
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随着季候风飘忽不定而浓云翻卷，闪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线曙光，便
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因为偶尔还能与三畲庄的同类们，在田问地头上相遇，便陆续得到以下新闻：一些同类
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着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
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
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
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
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沦等
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
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
认罪错——这在1962年是难以想象的。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畲庄便开始了
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
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
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
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
从李泰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召起对谭的
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重新送回劳教收容所，又回炉
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回到三畲庄来。如此这般，不仅昔日的正常改造气氛荡然无存，还使
得同类人人自危。
    还有一桩冤案，制造了三畲庄的“莫须有”之最。有一天，同类郭允德在一个烟盒纸片
上，问来自钢铁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钢厂轧钢的“轧”字怎么写，是不是“砸”字？王玉
琦告诉了他正确的汉字是“轧”。本来这件事构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凑巧，郭允
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读报学习时顺手写下来的），之后
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
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
一张纸片上。
    “打鬼”的行动开始了。同类中有那么几个急于立功的人，对此纸片开始是无限上纲，
后又对郭允德大打出手。学钢铁的王玉琦，出于公道与良心，在会上说明此事的原委，并提
请中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另一个名叫史镇华的同类，也在会上提出：如果郭允德
真有仇视毛主席之心，怎么会把纸片随便地丢在地上？这足以证明郭是出于无心。按说知识
分子，都有着缜密的思维，这其中的荒唐，是谁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窝
里斗的劣根性，当严酷环境到来时便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一群同类蜂拥而上，对主张实事
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镇华，一阵拳脚相加，致使这两个同类变成了“乌眼青”。后来的结果，
令人心悸：为了询问“砸”与“轧”二字之区别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队——判了有期徒刑
（到1979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队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经历过1962年宽松气氛的同
类们，此时已完全绝望。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的高才生陆浩青，绰号“氯化氢”。他之所以有
了这个外号，不仅因为他的名字与这个化学名称有关，还因为他的脸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氢”的色泽。“文革”乍起之时，他趁同类们出工之际，在仓库内悬梁自尽——多亏
被同类发现从梁上救下，才算活了下来（但是活过来那口气，不等于解决了他对前途的绝
望；后来重返茶淀后，他又一连三次自杀，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
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
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
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
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
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
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
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
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
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
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
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
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
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
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
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
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
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
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
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