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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另一个有些来历的人，是余自悦。 余自悦祖上好几代，就在九江城站稳了脚跟。他们在最繁华的西门口立着个门面，叫“浔阳楼”。袭用的那座早已不存的宋朝名楼的牌号，足见其自责。 余自悦祖籍江西奉新。旧时称“广济挑子（剃头担）；扬州堂子（娼妓）；奉新厨子”。奉新人在这赣北门户、水陆通行是很为老实巴交的江西老表争脸面的。当时，上下水凡经过九江的人，很少会有人不知道浔阳楼。就是没有进去过，那年深月久生出铜绿的牌匾，也是不会让人忽视的。 但这浔阳楼却给余家带来了耻辱。 余家的耻辱日在民国二十五年（他们特别记住了这个年号，而不是照新的说法叫一九三六年）。那天，从庐山的军官训练团了来了几位军官。浔阳楼见的头面人物甚多，来几个有身份的人并不为奇。但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委员长亲自当团长，陈诚当的副团长。来的这几位气度也很不凡，这对浔阳楼实在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记录。（浔阳楼再显赫，毕竟茅房头上的绣球。小地方的门头再高，也高不过大地方的门槛去。）茶房（跑堂的）因此格外殷勤周到：请座，斟茶，上热洋帕子，呈菜谱，点水不漏。那时候讲究“一堂二菜”，生意的好坏，先不先取决堂上的功夫。不似如今的许多国营店面，服务人员的脸一张张几近盾牌，仿佛自己是施主，顾客是乞食的。 军官之一先点了“三鲜”。 “就一样？” “上了再说。” 很快就上菜了。气腾腾冒着，油吱吱响着。 “就这个？” 军官们很庄重地坐着。 “各位长官只管吩咐。” 茶房躬躬腰。 “就这个？” 军官的话很金贵。 茶房是个极灵泛的人，眼珠子转得飞快。却仍是不解其意。 立刻就过来了堂头（堂上负责人），一看桌面，立刻就说： “就来，就来。” 很快又次第上了两道“三鲜”：烧三鲜和烩三鲜。由堂头亲自端上来。 原来“三鲜”有烧、烩、炒之别。上一道炒三鲜，自然不等于就是“三鲜”，白马非马么。 “就这个？” 军官们的脸上仍是没有表情。 “请吩咐吧。” 堂头脸上堆满馅笑。 “这就是你们浔阳楼的三鲜？能否指点一二呢？” “不敢。这是炒三鲜，用的是生鸡、腰花、鱼片；这是烧三鲜，用的是熟鸡、火腿、海参；这是烩三鲜，用的是鸡丸……” “行了。”军官眼睛直盯着堂头，“你们怕是有一点店大欺客吧。” 军官生得白白净净，清清秀秀，很儒雅，不像个军人，倒像书生。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堂头经的事多，心里很紧张，脸上仍从容：“不会的，不会的。浔阳楼从来童叟无欺。况且是长官们。” “那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鱼片？海参又在哪里？” 正理论着，余自悦老子慌慌张张地从里间跑来，连连拱手： “对不起，对不起，各位请海涵。真是太不巧了，恰好店里缺货，鱿鱼、海参不凑手。海参就用鱼肚代了，鱼片本该用鱿鱼的……” “那事先为何不说明？” “怪我，怪我。我没有向堂上交待。” “贵姓？” “免贵，姓余。” “你就是余老板？” “是的。” “幸会。” “莫客气。” 余自悦老子小心地应酬着，让几位军官换了一张桌子。 “今天我们几个是给这位做寿。我们是慕名来的。” “谢谢各位赏光，蒙各位抬举，我下厨，献个丑，请各位见笑。” “那好，难得余老板有这样的好意，这一回，寿星自己来点菜吧。”很儒雅的那位十分振奋。 “要得。”一个四川口音的军官应声说，“先来个‘炮打响牙城’。” 余自悦老子睁大眼睛看着那位四川口音者，等着下文。等了一会，见那个人也在看着他，才意识到那个人刚才报的是菜名： “长官刚才点的是……” “炮打响牙城。”四川口音很铿锵有力地又说了一遍。 “……”余自悦老子用力咽了一口。 “怎么？” “……能、能不能、请、请教一下呢？”余自悦老子鼻子开始发亮。 “请教？”四川口音尖声笑起来，“我要的这道菜，在我们四川可是家常菜哟。你这里到底是啥子名菜馆么？莫非我们走错了地方？”说着他很失望地看看同僚，指住那个儒雅的军官说：“你带的啥子路么？” 那个军官缓缓站起来： “余老板，你们浔阳楼门面上写的可是‘笑纳东南西北客’的啊。在这九江城里，敢说八大菜系都来得一手的不就是你们浔阳楼么？” 说话之间，先前一壶滚水似的浔阳楼已经寂静如庙宇。食客们都屏了声息，来观候这场官司如何着落。那年头，自己带只死苍蝇来塞在菜里，然后同店主闹事的并不少见，但那多是泼皮地痞所为。今天的这几位都是堂而皇之的人，他们的要求也都是正当的，并不是寻衅。 余自悦老子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汗劈头淋下。 “既然如此，余老板，我们不难为你了。”很儒雅的那位向同来的几位拱了拱手，“今天是兄弟冒失了。很对不往诸位，走吧。” “不不，请留步……” 余自悦老子嗫嗫嚅嚅地嘟哝。 那时候余自悦的祖母还在。她浑身抖得筛糠一般站在旁边看了半天，此刻竟颤巍巍地几乎要跪下去。事情是无论如何无可挽回的了。几位军官很庄重地整了衣帽，很庄重地鱼贯离开了桌子。那位很儒雅的军官走在最后。经过余自悦老子身边的时候，在他身边很轻、却让周围的人都听得见地说： “浔阳楼怕是要败在你手上了吧。” 余自悦老子是个极要面子的人。第二天就摘了牌匾，接着就拍卖店面。“炮打响牙城”一炮就轰塌了矗立了几十年的浔阳楼。 来接手的是后来的“绿杨村”老板陆传贤。 陆传贤原是余自悦祖父的徒弟。论起来，是余自悦老子的师兄弟。 那时候有两种学徒：一种是“容师学徒”，徒弟从属的是老板而不是师傅，师傅离店，学徒并不随从，别人认的也只是招牌，称作“某某店的徒弟”；一种是一敬师学徒一，徒弟从属的是师傅而不是老板，师傅受雇，被辞或告退，徒弟随之去留，一股称作“某某师傅的徒弟”。敬师学徒拜师的头一年，赚的工钱全部归师傅，第二年才能得到一小部分，第三年得一股。三年满师后即可依身价出卖，哪家店要雇，并出的工钱高，可以离师去受雇。自然也有讲情义的，哪里也不去，一直跟着师傅。 陆传贤在浔阳楼跟余自悦祖父当敬师学徒的时候，余家待他极厚。浔阳楼鼎盛殷实，手头本来就比别家要宽绰得多。店员分“外偿”（小费），别家最好的七天一份，浔阳楼则是五天一份，一般每份都有四五块银元。（浔阳楼店大，来的多是贵客，给的外偿也多。）陆传贤在厨房里学徒，起先做的自然是下手。但是客人以酒烟钱、烧火钱、牙祭钱等名目送来的红包，他跟其他师傅一样得份。他嘴甜，手脚勤快，很得师傅欢喜。另外——余自悦祖父看出，陆家怕不是等闲之辈，有朝一日，在这小小浔阳城，是一定要非同小可的。他确切晓得，陆家一直在暗里做着烟土生意。浔阳楼差不多等于浔阳城的中枢，浔阳城里的什么事这里不知道。 陆传贤三年满师后即拜别师傅，离了浔阳楼，并且果然不久就另起了炉灶，立了门户。 余自悦祖父在的时候，两家的走往还十分之密。陆传贤人前人后把师傅吊在口上。逢年过节，便早早用轿子把师傅接过去坐上首。 陆传贤开的“绿杨村”一起手店面就极轩昂，整个九江城里，除了浔阳楼，再没有一家高过它的屋脊。然而派头归派头，绿杨村除了一副暴发户的盛气，其名声同浔阳楼还是决不能相比的。无论是场面上的交际还是店堂的功夫，陆传贤也还少不了浔阳楼的提携指点。 余自悦祖父谢世之后，两家才日渐疏远。陆家的气势眼见得像发酵一样一天天膨胀。绿杨村之外，陆传贤的其他几个兄弟分别开了布庄、南货行、洋货行。陆家的喉咙，在这个小小城里是日益地响起来。渐渐传出风声，他们想把西门口一带的房产成片买下。这其中并没有排除浔阳楼。 陆家人自己倒是没有公开发表声明。陆传贤每见余自悦老子，还是一师兄，师兄”的连喊不已，鞠躬如也。 浔阳楼摘下牌匾不久，余自悦老子就打探明白，那伙丘八中很儒雅的那一个，是陆传贤一个远房姑姑的儿子，陆传贤喊作“老表”。 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余自悦老子后悔性子太急，却也来不及了。于是羞愤交加，病了好长时间才爬起来。等爬起来时，先前一个壮壮实实的汉子，已经成了一个耳聋眼花，毛发花白的老头了。 拍卖了浔阳楼后，他们迁到了九华门。地方虽然偏了些，却也是一个人货集散的码头。门面小了，也不再叫浔阳楼，改名九华饭庄，但食客们是晓得好歹的。毕竟烹饪世家，名扬遐迩，就是想躲也躲不掉。 余自悦老子闭了浔阳楼，随即就辞了当地餐馆业同行工会会长的职。不过同行们十分仁义，一直到他辞世才重排座次。依实力，依辈份，绿杨村老板陆传贤坐了头把交椅。九华饭庄少老板余自悦排行第二，为副会长。二十出头的余自悦坚辞不受，陆传贤死死揪住他的袖子，十分恳切地说： “侄子看来是不服师叔了，罢罢，那就还是你坐上首吧，我来给你做下手。”他这样说，余自悦倒不好不受了。 但是余自悦心里明白，一山难容二虎，同行本是冤家，陆传贤这样的人，哪里会轻易放过他。 解放军进九江城是在五月。四月间久雨不住，山洪陡下，九江城的内湖内河都泛滥。长江水位猛涨。水势虽非罕见，但当时临江没有堤防，最闹热的西门口仍旧马路上撑船。地势低洼的九华门一带，水更是从窗户流进流出。凡烟火店铺都开不得业，灶没在水面以下，锅都吊起来了。 上半夜，余自悦被叫店的声音唤醒。 “余掌柜在吗？” 是北方口音。 “哪个啊？” 阁楼上的余自悦听了好久，才不情愿地应声。 “对不起，打扰您了，大掌柜的！”底下的人明显的很是欢喜，“咱是解放军。” “嗬哟，莫怪！”余自悦一跃而起，却被老婆的胳膊妨碍住了。底下的人见楼上又没有了动静，以为变了卦，又“掌柜的，掌柜的”一连声喊起来。 “怠慢，怠慢。”余自悦好容易把一颗乱糟糟的头伸出了阁楼的小窗洞，一眼看见来人立在齐腰深的水里，失声喊起来，“唉呀，该死该死。”然后就两只手提着裤子跑到吊楼上来：“快请上来，快请上来。” “不客气。”那人说，昏暗中看不清他的眉眼，只隐约见到一道白白的牙齿，“跟您商量个事。” “什么事？” “劳您大驾给做些馒头。” “做馒头？我已经……” “我知道。”那个人显然晓得余自悦要说已经关了好几天店门之类的话，连忙接口，“部队已经一两天没有进口熟食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您这儿，您可说什么也得帮咱想想法子。” 几乎是求救。 九江是和平解放的。解放军还没有过江，驻扎九江的国民党军队就跑了个燕儿飞。虽说没有打仗，但几万大军经过长途跋涉，原以为过了江南，进了城市，至少可以好好地饱顿口福，没有料到局面如此严重。由于涨水，城内桥梁炸毁，城外公路阻断，粮食煤炭供应不上，市场物质紧缺，一些投机分子囤积居奇，大多数熟食店竟都灭了烟火。后勤供给一时成了困难。 余自悦略怔了怔，很快地说： “没得话说，我来。” 那一夜，他也没有顾上喊伙计，自己同老婆在店堂里把几张祖传的大八仙桌拼起，上面铺了砖块，再架上两只极大的空油桶当炉子。到天亮，竟做了十二只面粉袋，每袋面粉净重是五十斤。蒸出来的馒头堆了一小划子。 头天夜里来找余自悦的那个军人又是敬礼，又是作揖。他当下就要随部队开拔，来不及作更多表示，除了留下银元，还留下一纸证明，说到时候再由地方新政权来嘉奖。 当时那许多店铺停业，涨水固然是个原因。但若是一定要升烟生火，也不是办不到。主要是许多人临着这个世道变迁，改朝换代的骨节眼上，要等一等，看一看。当时，潜伏的特务及土匪、流氓还在不时鸣枪惊众，散布种种谣言。九江市民的刁原是最有名不过的。有道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当不得一个九江佬。此言不谬。他们自己也认可，时常聊以自嘲，甚或据以自傲，颇视作殊荣的。长江中游的这个上下水码头，小是小，却有些名气。灌婴的浪井，周瑜的点将台，小乔的梳妆楼至今有迹可寻；李刺史留贤名桥，白司马闻琵琶处，宋押司题叵诗壁，近期就要修复。考察此地民风的形成，自然不可不与此相联系：地方卑小，见的世面却多而且大，由不得人不圆滑善变。 余自悦后来真的受了嘉奖。但很长时间，他心里老大不踏实，打了好久的鼓。本来他一个生意人，做饭吃饭，别人争天下，夺江山，风起云涌，龙腾虎跃，与他何干？站在黄鹤楼望翻船也就罢了，可是那一夜他那十袋面馒头做得惊天动地，风头是大了，后路却没有了。天有不测之风云，共产党成不成得了气候，哪个晓得？显见是有人在暗里要扯他下水了。要不是有人点水，那个北方垮子怎么能在快半夜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找到他门上来呢？ 日子长了，余自悦的心才渐渐宽了下来，又渐渐证实了那个点水的，没有出他所料，正是绿杨村老板陆传贤。 解放军打听到陆传贤是当地餐馆业同行工会会长去找他的时候，他歪在床上，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他告诉解放军去找副会长，走哪条路，拐几个弯，何等门面等等，介绍得极其详细。并且特别说明，余自悦老婆的白案是本地绝手，本地像她那样的把式，决没有第二个。找别人都怕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找余自悦夫妇。 陆传贤话说得很绝，钉了钉子，还拐了脚。原是想陷余自悦于困境，然而世道却不像陆传贤估计的那么悲观。解放军如风卷残云，天晴得很正很稳。余自悦建国前就成了共产党的功臣，陆传贤反而成全他了。 陆传贤心里酸溜溜，脸上还是嘻嘻笑。血气方刚的余自悦一见到这张脸就作恶心，恨不得像捏面一样捏一把。 余自悦长得矮矮挫挫，像个石礅，窄脑门，细眼睛，嘴大下巴阔，样子很蠢。没有事的时候，他总是耷眉合眼，别人都以为他在打瞌睡。骑在自行车上，他也是这副样子。不过，不管路上有多少人，只有别人撞他，他决不会撞别人。有一回，他骑车从集市上过，绕过了一个大箩筐，没有想到箩筐那边一个乡下小女孩在地上铺了块布，布上放了好几堆鸡蛋。刹车是来不及了，他也就直接骑过去。周围的人都惊叫起来。到头却发现是一场虚惊：余自悦的车轮从几堆蛋中的窄缝中虬曲绕过，除了在那块布上留下车胎印子，一个蛋也没有撞破。 别人后来就晓得，他打瞌睡的时候，正是打各种主意的时候。他整天打瞌睡，也就整天在打各种主意。他眼睛闭着，却比睁着眼睛的人还看得清楚。 余家的家业和技艺，在他手上是大大地发展着。 他改了许多祖传的老规老制：九华饭庄在本地头一个实行先吃后付账；把一贯的五成利改为三成利。很放得开。 他不自大，不关起房门看老婆。有过路的同行或是精于此道的食客，只要被他察出，他都主动上前讨教，甚至千方百计地把人弄到灶上示范，并不怕影响自己的声誉。那道置浔阳楼于死地的所谓“炮打响牙城”，他很快就弄清了原是极简易的货色：宰鸡十只，以脯肉做丸，灌入鸡颈皮筒中。先用佐料渍过，再用滚油来过，然后用文火爆出。吃时后一丸打前一丸。如此而已。在余自悦这里，九华饭庄的菜谱，比浔阳楼扩大了几近一倍。 他还善于发明。此地饮食业五十年代初就有了冷库，那就是余自悦自己制造的土冷库：砌个石池，其中放满冰块。比起挖井（那时候一般利用深井保鲜冷藏）和用冻粉之类作汤包馅料便当得多，味道无疑也好得多。 到了新社会，年纪轻轻的余自悦又因为有功而十分的吃香。 这就难免惹起同行妒嫉。最妒嫉的自然是陆传贤。 解放之初，城里面当年凡跟共产党为敌的达官贵人跑的跑了，提的捉了，杀的杀了。为政策所宽容的有钱人也大都做了缩头乌龟。新上台的共产党大小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绝少有人上馆子奢侈。像绿杨村、九华饭庄这样的上等餐馆，生意一时便见清淡。 绿杨村干脆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开门营业，也只是弄个二流师傅应付着，哪个也见不到陆传贤的照面影。开会（那时会很多）只要能捱他就尽量捱着不到，不是“病得爬不起来”，就是“走人家了”，不在屋里。实在捱不过，他来了，却奄奄的像发了鸦片烟瘾，一张脸牙疼似地蹙着，像晒干了的枣子。一开口，先是慷慨激昂地谈一通认识：共产党如何如何英明伟大，他们自该如何如何效力报答。等说到实际问题，比如捐献、纳税的时候，便一迭声地叫苦连天，仿佛不是他该捐献、该纳税，倒是爱民如子的政府该给他救济。 这时候，余自悦就在一边打着瞌睡。但是陆传贤在他眼里就好像一丝不挂。他甚至看得清陆传贤说话间咽下去的一口痰怎样从喉咙流进胃里，又怎样从胃里流进了某一截肠子。陆传贤无非靠的两手：一手叫苦叫穷；一手私底下打他余自悦的报告，把九华饭庄的营业额跟吹猪尿泡一样吹起来。他连陆传贤打几回报告，一回用了几张纸都估得出来。但他不动声色。犯不着。 轮到他表态，他说得很简单，只亮出几个数字：比如，给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他出多少钱；这个月或这个季度他交多少税等。这些数字常常使满座惊讶，让同行的牙缝像蛇一样抽凉气。陆传贤则给他对照得脸色发青，像霜打蔫了。 应当承认，那时候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些人热情很高，却经验不足。余自悦报的数越高，下一次核定税收的时候，数额也就提得越高。加上陆传贤不断让人匿名揭他的底，几个年轻的税务员就更觉得心里有数。余自悦也就听任水涨船高，从不皱眉，也不申述实情。税是按月抽一次；每季又将三个月的数累计起来抽一次；每半年又将两个季度的数累计起来抽一次。爬梯子一样越爬越高。余自悦每次都爽爽快快，而且每次自报的数额都比上次增加。轻松得就像马戏团变魔术的一样。两年之后，他变卖尽了余家祖传的几乎全部家当，一应银、铜、锡、铝餐具，老婆陪嫁的细软，直至儿子脖子上的金丝箍儿，都一律没有留下。九华饭庄宣告破产，只剩下一幢空屋壳子。 余自悦等于自己拆了自己的台。但是他拆得心甘情愿。他有他的想法。当时九江城有一个先前开纱厂的资本家把所有的产业都无偿献给政府，结果做了副市长。这个副市长是统战对象。余自悦要比他做得更彻底，要做无产阶级，那是依靠对象。 不过，他想彻底，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别人并不那么彻底地相信他的彻底：余家渊源深远，岂是一两年能倒卖干净的？哪个晓得九华饭庄夹墙里、地窖下埋了多少家私？余自悦只怕拔的是九牛一毛呢。 余自悦听了这些风言风语，也晓得陆传贤怎样作祟，并不辩，依旧打他的瞌睡。 冬天的一个刮大风的夜晚，九华饭庄（其实已不是饭庄了，只是余自悦一家的居所）忽然起了火。鼓噪着来救火的人，亲眼见到余自悦一家人只穿着单褂单裤从烟火里跑出来。 九华饭庄烧作一片废墟，再无神秘可言，再也无可猜测。余家人只捡了几条命。他们弃了那块不祥之地，由政府安置，住进了一处公房。 事后反复查证，最后得出结论，说是由墙外不知谁放的焰火飞落到九华饭庄灶间后院的柴草堆上，引起了祝融之灾。其实真正失火的原因，只有余自悦自己清楚。因为火是他自己点的。 余自悦自己到劳动部门登记，进了国营棉纺织厂，推纱筒子。 真正成了无产阶级的余自悦同不法资本家作了坚决斗争。“三反五反”，他向有关部门交了一份请人代写的状子，把陆传贤的发家史，其现有财产数量，可能偷漏税款的数目，以及他仍然私藏烟土的罪行，罗列得极详实确凿，与后来调查的结果几无差异。 陆传贤作为本地最大的“老虎”之一，若干年后死在监狱里。 余、陆两家几十年的冤孽就此了结。 绿杨村改名工农餐厅，成为国营企业。市饮食服务公司三番五次动员余自悦重回旧地掌厨。余自悦生死不肯，好马不吃回头草！实在奈不何，他通过一个亲戚介绍，调到庐山上的一家小工厂就业。庐山当时属省政府直接管理，九江市管不着。工厂在山上的一个峡谷里，附近没有什么经过开发的风景点。他似乎是想从此隐姓埋名，超脱尘世。 陶渊明做隐士，李太白求仙道，早已是陈年往事了。如今的庐山，像余自悦这样的人怎么藏得住？没有几天，周围的人就晓得了余自悦的来头。有人就问，丢落了许多产业，荒疏了祖传手艺，不后悔？ 后悔什么呢。余自悦一副轻飘飘的样子。旧社会开馆子叫做“勤行”，草木行当。早上栽树，晚上乘凉，不消资本，也无人作保。三教九流，属下九流；七十二行，没有“勤行”。“勤行”本是光棍行，光棍是梁山，梁山是一百单八将。余自悦说这些其实是自觉自慰，等到身边无人的时候，面对山壁深壑，把往年的事想起，不由得沸泪横流。 后来发生的变化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有一天，有个人突然钻到山沟里来找他。这个人让他重投了一次胎。 不是别个，就是一九四九年五月那个夜晚找上门请求余卧说做馒头的解放军。 “是老孟？！”（那个人姓孟） 余自悦很兴奋。老孟使他想起自己的功勋。 “大掌柜的，你怎么钻到这里来了。” “如今我不是老板了，是无产阶级。”余自悦声音有些暗哑。 “跟我走。” 老孟不由分说地拉他走。当年他只是一个连队的司务长，如今是当地交际处的一个负责人，他刚从部队转到地方上来。他分管的是吃喝，工作一定下来他就想起了余自悦。 余自悦出山后的经历很是辉煌。不光他这一生世说不完，就是他的后人也要世世代代铭记下去。 自然是重操旧业，但远远不是九华饭庄以至浔阳楼可以相比了。 那些年，余自悦见过几多大人物，连他自己也颠颠倒倒地算不清。中国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之外，梅兰芳、尚小云、苟慧生都领教过他的手艺。省里来的头，如果不是正的只能吃他的下手做的饭。在他灶上吃饭的，吃的都是独食，顶多就是夫人陪着。他厨房里用的水，都是从山下专门运上来，由交际处长亲自押运。在山下宰猪的时候，山上去的车就在边上等着，一歇刀就立即上车，车子开得飞一般的快。山顶千门次第开，无人知是猪肉来。 他进出的都是把守很森严的地方。胆小些的人路过都尽量不朝那边看。庭园深似海，屋子里幽幽暗，白天都开着灯，空空荡荡的听不到人声。地上都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或是打了光蜡。连厨房里都可以穿着绣花拖鞋做事。起先他很不习惯，小心翼翼地往前移，生怕崴了脚骨子。当年不可一世的浔阳楼跟这里的厕所都不能比。油烟从厨房里漫到厅堂里，满屋子食客恍恍惚惚，如在雾中。带着三分火气的油腻味熏得人不吃先就有三分饱了。亏得那时候的人，也能将就，坐得下来。哪像这里，茅池板照得人影现，尿不骚屎不臭，冒出的竟是香水气味。 他的脚也金贵了，几步路都有轿车接送。他还坐了不知多少回“专列”：一个火车头只拉两节车厢，一往无前，不可阻挡。 他的身份是出奇的大了，差不多是见官一般齐。一有了任务，就是老婆伢子也见不到他，亲朋故旧交臂而过也只装不认识。有时候，就连他的顶头上司也过问不得他的事。 “老余，是哪个来了啊？” 有一回，他执行任务中途，回单位来取样忘记带的东西，交际处一个管事的人兴趣十足地问他。 “你问我，你不晓得？” “我晓得还问你？” “你莫拿我开心！” 他正色说。把那双打瞌睡似的眼睛睁得雪亮。那个人连忙敛了笑容。 任务结束以后，总结工作的时候，他受了特别表扬，说他警惕性高，纪律性强，在交际处做事的人就要这样。表扬他的就是那个想让他泄密的人。原来是试他。有一回，不记得为件什么事，（他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是件什么事，真是该杀！）他赶紧赶忙地走，走到厅门口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人先他一步到了那里，并且伸手抓住了门拉手。听见身后匆忙的脚步声，那个人回了一下头，然后拉开了门，却不出去，而是笑吟吟地伸出了另一只手，请他先走。他也就毫不客气地走了出去。等走到台阶上，他才忽然想起，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于是猛然一回头，一下子就像石头一样怔住了：那个人在中国，连三岁的伢子也认得。 以后，只要一说到这件事，他就哽咽，就下泪，直至打鼓般捶胸口：怎么那样该死呢，居然抢他老人家的路。 虽是这样的悔恨万状，痛不欲生，但心里头，余自悦还是隐隐地有一种感觉：自己如今的身份是很不凡的。他经常地作那些表白，其实就含有这种意识在里面，只是他不自觉罢了。 总之，这一切，使他觉得自己也神秘。 因此也神圣。 余自悦晓得自己神圣，却并不骄横，趾高气扬。他同时晓得，那神圣，首先是他做的事神圣。他也要神圣地去做。 做厨师，在交际处同在餐馆里，是又同又不同。对手艺要求高是一致的。但是在餐馆里是别人来吃厨师的手艺，多会几手名菜就很出色。在交际处，是厨师用手艺去讨别人的味口，光有名菜还不够，有时候不是名菜的菜更难做。关键是用心。古话说“食不厌精”。这其实并不是孔夫子一个人的爱好，而是一条吃的普遍原则。余自悦是精细得不能再精细了。一只石鸡，只取其两股，一支笋子剥得只剩指头那么租。 然而，有一回一位首长却自己跑到厨房来寻他。对他说： “求你个事好不好，莫把我当儿童团，莫搞那么多花头，肉块切大些，厚些，好不好？” 说着，还把个巴掌伸到余自悦面前，翻一下复一下。那意思显然是说，要把肉块切到巴掌那么大。 余自悦看着那只巴掌出神，不由得嘟哝出来： “真的么？” “怎么不是真的，吃饭就吃饭么，搞得像绣花一样，不怕把人烦死。” 下一餐，菜一上桌，首长拍案叫绝： “这就对头了嘛。” 他吃得通身大汗，极其畅快。吃完了，又特地跑到厨房来，把余自悦的手握得生疼： “你祖籍哪里？” “江西奉新。” “哦，”首长颇遗憾，继而又深为赏识，“那你怎么晓得我们家乡的风味呢？” 余自悦笑笑，总算宽了心。 首长最满意的那碗红烧肉，只不过是真的把每块切到巴掌那么大，先用酱油烧过，再用文火炯出来，起锅前再撒把黑豆鼓，几颗朝天辣椒。另外所有的碗碟都换成大一号的。再简单不过了。作这种改进的决窍也很简单：事先余自悦从首长的随行人员那里了解到首长的籍贯，并且打听到首长是长工出身，本色没有改。 由此余自悦又悟出，精并非是唯一原则，要区别各人的情况。归纳一下，仍是句老话，叫做：看人下菜，看菜下饭。下一次，有服务任务，他先不先就问清服务对象的籍贯、生平、性格、嗜好。打听之外，还要用心观察，用心揣摩。久而久之，他对服务对象的判断竟比专门搞接待工作的领导还要准确透彻。 南下视察工作的一位中央大领导到交际处来吃饭。省里有关的几个负责人作陪。饭快吃完的时候，交际处长让余自悦再做道菜。 “怕不消得吧。” “做吧做吧，快些。” 处长连声催促。他很着急，刚才站在餐厅门口，他远远看见桌上的菜吃得差不多了。 余自悦只好服从。 菜一端上去，就听见餐厅那边传来那位大领导严肃的口音： “这么多菜还不够吃一顿么？又加菜！你们这样做交际处工作，怎能不给国家造成浪费！” 那道菜原封不动地端回来了，大领导还指示，不要倒掉，留下顿吃。处长脸上灰灰的，像块旧抹布。 “不是说了么。” 余自悦同情地看着处长。 “你怎么晓得的？” 怎么不晓得，看看他老人家那双眼睛，那两撒胡子，那身旧制服和厚底旧布鞋，你就该晓得的。 这些话，余自悦自然没有说出口。 不过，就是“看人下菜，看菜下饭”，也还是要遇到问题。 某大名旦的夫人喜欢吃辣椒。而大名旦的喉咙不消说绝对忌刺激。几餐饭下来，名旦夫人的情绪便渐渐不佳。对此地的烹调技术也便难免有一二微词。尽管名旦先生不失大家风范，每次不仅不响应夫人的意见，反而把夫人挑剔的那道菜吃个一干二净，且着意加以赞叹。但不管怎样，名旦夫人的不悦，对余自悦的声誉多少总是有些伤害的。 交际处的同事们颇为余自悦抱屈，余自悦的脸色却一点不变：先生有意见么？没有。那就行了。余自悦于是仍眯起眼睛，打他的瞌睡，以示对某些不实之词的宽容。他进而总结出，众口难调，自古而然。所谓“看人下菜”，只是看那个为主的人。其他的人只好恕不孝敬。说这是“看人打卦”，承认。不看人怎么打卦？说这是一溜须拍马”，不承认。位有主次，名有高下，无规矩不成方圆。 余自悦见的世面多了，眼界也就愈益开阔，胸怀也就愈益博大。 庐山交际处工作的旺季是暑期的几个月。过了这段时间，就极少有人上山。于是交际处就常抽调人员到武汉、杭州、上海等地的交际部门去支援工作。初去一个地方，余自悦总是闷头在厨房里做下手。而且是洗菜刷碗，扫地抹桌子一类最粗糙的事。连磨刀切菜都尽可能不沾边。（一个厨子怎样磨刀，怎样用刀，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在庐山烹饪行，他算一只虎了。下了山，他就完完全全变成一只犬，而且是一只极驯的犬。 别人也果然就不把他当回事。普天之下，原是睁眼瞎子居多，真正慧眼识英雄的有几个？甚嚣尘上的，不乏庸碌卑劣之徒；怀抱利器的，则往往没于屠狗之市。原是毫不奇怪的。 那一年余自悦在上海锦江饭店跟一个师傅搭帮。师傅是大师，有许多习惯。习惯之一是，每天早上，凡给他作下手的人，必须在他之前起床，把灶上灶下一应的杂事弄得熨熨帖帖，最后给他沏碗酽茶，放在灶台上。他上灶后头一件事，就是品那碗茶。 余自悦遵命行事，而且把事情做得再灵光不过。如此过了一个星期，除了各种各样的吩咐交待，那位大师居然连一两句客套话也没有跟余自悦说过，甚至连余自悦比自己明显要长几岁也没有觉出。有些上海人本来就不大看得起上海以外的人（洋人除外），何况他是上海人中的大师。而余自悦那副土地的尊容，连每天到肇家浜收集粪便的人还不如呢。 却有一天忽然出了麻烦。 大师服务的那位首长工作很紧张，起居饮食都不得定时。但按照要求，菜一定在他进入餐厅时刚好起锅端上。这位首长很俭朴，每餐从不超过四菜一汤，而且分量很少。因而时间还是好掌握的：每当他一起身离开工作地点，随行人员之一便快步先行进入厨房发出通知，厨师便开始操作。待首长进入餐厅就座，饭菜也便随之上桌。 可是那一天，预先走好的菜谱临时有了变动：要做一道黄鳝。这道菜是首长自己要的，首长希望不要搞得太复杂，他只是想尝尝家常风味。 就好比让一位电脑专家打算盘。锦江饭店那位大师做过无数珍馐佳肴，做家常菜反而不熟练了。黄鳝又必须是热炒现吃，稍凉一点土腥味就会泛滥。可是，已经听得见首长的脚步声了，已经听得见首长的谈笑声了，已经见到首长出现在餐厅门前的身影了，大师的手却在养着活鳝的一只铅桶里拔不出来：他无法把一条活鳝捉到案板上来。 大师在突然之间脸色煞白，虚汗横流，其惨状令人不忍卒看。 “我来试一试？” 一直像打瞌(目充)似的站在一边的余自悦开口道。 大师站起身，眼睛和嘴巴都移了位。事到如今，已经别无出路了。 “你到炉上去吧。” 余自悦头次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听着是体贴，其实是吩咐。 等大师的头几道菜出锅，一盘削得极精致的鳝段也递到大师的手上。大师一看那刀功，立即让到一边： “你来，你来。” 也没有时间谦让了。余自悦两只细眼依旧眯着，从容操起锅柄。烟火四起，三转两抖，事已毕了。首长刚刚落座，四菜一汤也刚刚端到桌上。 那道黄鳝使首长极开心，让人把大师喊来，表扬说： “这是你这些时做得最好的一道菜了。” 大师咧咧嘴，笑得很苦，像哭。 第二天一早，余自悦走进厨房的时候，只见大师早已起来，火已捅旺，刀已磨光，案板已刷净，四处一尘不染，灶台上，沏着两碗茶。一见余自悦，大师即塌下肩，垂下两只手，指着其中的一只茶碗说： “侬请喝！” “莫，莫。师傅怎么这样大礼？” “阿拉算个啥师傅，侬才是真正的师傅。” 余自悦极感动。当即慷慨授之以捉黄鳝之法：只需三只指头——中指在上，食指和无名指在下，将黄鳝卡在其中，决无溜脱之理。卡住后，将鳝首往提起的鞋掌上一击，迅即上案解剖。全部程序只在瞬间完成。末了，余自悦补充说：马尾穿豆腐，经不得提，在我们那里，乡下放牛伢子都会做的事。 自此，大师日日早起，日日为余自悦沏茶，直到他们合作结束。 余自悦技艺精湛，且涵养过人，道德文章俱全，很快就在同行中深孚厚望。年数多了，声名愈旺。到后来，给他做下手的人中，做了餐厅主任、厨师长的很不少，他在交际部门的烹饪业中也就渐渐有了祖师地位。那时候，倘若他出差，跑半个中国，就坐半个中国的高级卧车，住半个中国的豪华宾馆。半个中国都有喊他师傅的人，他把从江西出发时南昌励志社的徒弟孝敬他的瓷器回赠给杭州花港的同行，把杭州同行送的龙井茶回赠给上海国际饭店的同行，把上海同行特地为他烘制的糕点回赠给青岛同行，把青岛同行送的苹果又带到北京……真是一路春风，其声势和待遇，并不亚于他服务过的那些名人伟人。 下面一段经历，怕是余自悦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也是后来的好事者最喜欢打听的。若问起，余自悦总是否认：“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到最后，却又长长一声叹息，娓娓说起，从头至尾，锱铢不遗。 非怪他心情复杂，其人其事也确是不一般。 那一次他服务的对象，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那个大人物饮食上有三不吃：见青不吃，见下水不吃，见调料不吃。不吃的归不吃的，并不等于吃的可以将就，反而是要求更高。这样的重任，在当时的庐山，除了余自悦，没有哪个担得起。 余自悦很勇敢地接受了任务。他那副打瞌睡的样子为之一扫，一张脸像张桌子一样抹得锃光，两只眼睛炯炯的，像刚出洞的老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他说他日后的偏头痛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每次说到这里，他都要举起手，拍拍脑门：真难，那时做一顿饭，要比先前多用一百倍的脑筋。换了别个，不熬得吐血才有鬼。 真亏了他用心：饺子包得跟眉毛一般大（甚至还不如那大人物的眉毛大）。馅子肉都是肋骨夹缝里一点一点剔出的。做豆沙包子，为了细腻和不见青，绿豆都要去皮。 假也好真也好，余卧说回忆说，那大人物的夫人看起来倒随和，有事没事总是弯到厨房里说笑。穿一身半新旧的灰干部装，布鞋子，蛮朴素。她对余自悦很看得起，高兴了，总是说，要陪首长来看看。说过几回，有一天还真的陪来了。那一刻余自悦现在还觉得就是昨天的事。他手上好像还感觉得到大人物那只手的冰凉。 大人物不说话，看看夫人，看看余自悦，看看周围的人和墙壁。看着，又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却忽然点了点头。他走路缓缓的，眼睛转得也缓缓的，头点得也缓缓的。 余自悦想笑，又不晓得该不该笑，怎样笑。他身上发木，只有一颗心在肚子里“别别”跳。他见过的大人物，还没有一个让他这样紧张过。这个大人物不太出屋。偶尔出来散步，也总是一个人走在前面，低着头，一言不发。让夫人同警卫长在远远的后面跟着。余自悦还更深入地窥探过，他见大人物的一个年轻秘书成天在抄一本线装的古书，就有意无意地去看。小秘书并不保密：那本古书是《三国志》。他抄的是首长划出的段落。 怪不得，把一部文韬武略的《三国志》读透的人，哪个能摸他的深浅。 跟大人物握手之后的那个晚上，余自悦好久没有睡着，那兴奋并不全因为荣幸，更多的倒是因为心里感到一点轻快。他终于摸到那个大人物的皮肉了。那手到底还是一双人手，跟别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由此，他竟有了一点松懈。 第二天快做晚饭前，有通知说那大人物因为会议要延长时间，让他们几个留在家里的工作人员先吃晚饭。也是因为太高兴，余自悦说，改善改善，今天我来给各位好生炒两个菜吧。既要“好生”，就必须讲究。余自悦动用了给大人物做菜的那口锅。用过之后，他自然没有忘记反复刷洗，又用滚烫的开水反复烫过。然而，到大人物吃晚饭的时候，他刚把第一日送到嘴里，随即放落了筷子。剩下的菜，他再也不动。吃了两块点心，就早早离席。 过后，夫人到厨房里来，问：“余师傅，那口锅做过别的菜了？”她指的自然是大人物专用的那口锅。余自悦直觉得脚骨子发软：他今天得意忘形地用那口锅给工作人员炒的最后一道菜里有青豆，青豆是青的。 余自悦至今还仅仅为那大人物味觉的灵敏对他抱着某种深刻的敬畏：奇人究竟是奇人。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深究下去。夫人的口气很委婉：下次注意就是。 按照这次任务的日程，没有几个“下次”了。但是夫人说的“下次”，另有意义。余自悦的失误不但没有受到追究，临到任务快完成的时候，夫人还专门跟余自悦长长地谈了一次话。余自悦做梦也没有想到，夫人请他随大人物和她一起去北京，给他们掌厨。 “我行么？”余自悦受宠若惊。 “行。首长和我都觉得你合适。你要是同意的话，你的家属组织上会专门派人照顾。你在这里的工资仍保留，到北京后再另外给你开工资。我们会把你看作家里人一样。你看呢？” 余自悦仰起脸，细细的眼睛里满是泪光。 专列从九江开往省城，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余自悦失了第二次手。 车到中途，几个玩牌的人忽然想起吃点心。点心是为大人物准备的（他是少吃多餐），有两样：豆沙包子和蛋糕，每一样都有足够的分量。看看离此行目的地已不远，也到了大人物该进食的时候，余自悦答应让警卫长到前面一节车箱去请示。警卫长很快带回大人物的指示，说是等一会吃点蛋糕就行了。于是余自悦擅自做主，让大家兴高采烈地把豆沙包子分吃了个精光。稍后，警卫长给大人物把蛋糕送去，却立即就转回来了：蛋糕没有动，大人物现在要豆沙包子。 余自悦立时呆成了一尊泥菩萨。他真是恨自己，活了几十岁，办事还这么不牢靠。记住了“我们会把你看作家里人一样”，就不记得了“下次注意就是”。才做了几日“家里人”呢，就做起“家里人”的主来了——警卫长只传了大人物关于吃蛋糕的话，并没有说可以把豆沙包子分光。 好久，余自悦才缓过神来。把一颗头夹在两肩头中间，跟在警卫长后面去认错。 怎样说，说了些什么，余自悦后来是一团模糊，只记得是说得颠三倒四，重重复复，只记得一把一把汗水流到下巴上抹也抹不完。咕嗜了半日，对面毫无动静。好像根本没有人。但余自悦虽然看着自己的脚，眼睛的一点余光却又分明碰到一个尖削的下巴。余自悦这才充分领略到一个弄百万军马于股掌之中的将帅的威严：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大人物身上拥着毛毯，在看一本线装书。他好像突然意识到面前站着人： “什么事？” “……我错了……我错不该……豆沙包子……蛋糕……我……”余自悦又说起来。 “你是说我该吃东西了吗？”大人物把书搁下，脸上浮起很亲切的微笑，“我现在不饿，你休息去吧，有事我会喊你。” 余自悦转脸看着警卫长。警卫长满脸困惑。 “虚惊一场。”走出大人物的车厢，警卫长一边掏出帕子擦额头，一边跟余自悦寻开心：“老余哟，我看你的面子够大的了。” “君子不跟牛斗力么。”余自悦想起一句俗话。 车到省城，地方党政军的负责同志能来的都来了，早已在停车地点恭候多时。晚上地方设宴。余自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大人物随行人员的身份坐了主席，在他们这一桌陪同的是省委办公厅主任。席间，夫人端着一杯葡萄酒到他们桌来，说：“首长让我代表他给各位敬酒。”轮到要跟余师傅碰杯的时候，夫人把杯子往起抬了抬，笑着说：“自家人就免了吧。” 众人一齐欢笑，笑完了，陪同来的一个省里的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 “老余，这酒你一定得喝，你的责任很重大很光荣啊！”余自悦立即失去了笑意，一仰脸，严肃认真地把一杯酒喝得一滴不剩。 一天的云都散了。豆沙包子事件只剩下了考古学的意义了。 晚饭之后，余自悦离开人群，独自走到后院。 花木扶疏，芬芳袭人。夜色迷离中，一座玲珑凉亭悄然兀立。余自悦沿着弯弯曲曲的草径走进去，背靠着亭柱抱膝坐下。亭子下面，江水无声无息。垦光、灯光在江上摇摇曳曳，才使人晓得它在流，流往很远的地方去。背后的小楼里，所有的窗子都明亮着。时有喧声笑语，隐隐传出，听来十分缥渺。 也不知静坐了几个时辰，余自悦站起来，循原路回去。走到楼前，他略停了停，终于没有踏上台阶，转身向大门走去。 哪个也不晓得余自悦当时怎么想的：是早有预谋还是心血来潮，反正他是莫名其妙地走了。 小镇人所以有缘得识烹饪大师余自悦，都因了余自悦的那次贸然出走。 那次，余自悦出了大门，看看身后没有什么人注意，便一脚快似一脚出了街口，顿时疾行如飞，赶到最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刚好来得及赶上最后一班夜车。他在终点下车。半夜以前，终于给他在市郊的一大片工厂区里摸到一个本家亲戚住的宿舍楼。 “这么晚？”亲戚吃了一惊。 “莫谈。下午就要来的，宾馆里几个老哥儿死活不让走，恨不得灌死我。” 余自悦说着，打了个酒呃，那酒气是不容置疑的。他每次来都住省城最高级的宾馆。做他这种事，酒是有得醉的。只是，他似乎没什么理由必须在这么晚赶来拜访亲戚。先前，他们之间走得并不密。 “我想哑巴。”余自悦马上补充说，“今晚不走，明天又会叫他们缠得脱不得身的。”不久前，余自悦把自己的哑巴儿子送到省城新开办的聋哑学校寄宿上学。聋哑学校就在这一带。那回余自悦送儿子入学校时，在这家亲戚屋里打过尖。儿子起小没有离过屋，做老子想残疾儿子心切也是自然的事。亲戚于是将信将疑。 第二天一早，余自悦就出了门，说是去看儿子，至夜方归。 第三天，他说是陪儿子逛街，买东西。 第四天，他说儿子舍不得他走，哭，他只好又陪一天。 其实，整整三天，他跟儿子连照面也没有打一个。不是不想，是不敢。他只是在郊外的乡路乱走一气，或是蜷在哪个草堆里睡半日，把大半辈子的瞌睡都睡过了。他这样优哉游哉地大享其福，只是害苦了省城的公安机关。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随员突然失踪。得了么！凡是能想到的地方（包括聋哑学校）都找过了，自然是找不到。他那个很疏的亲戚，公安机关在两三天之内还来不及掌握得那么周详，至于那些草堆，就更无从想起了。 余自悦回到单位，后果的严重当然不消说的。 追究其缘故，他只说舍不得老婆伢子。 许多人不相信。钟鸣鼎食的日子哪个怕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么。请知个中一二的人就说，也不见得，伴君如伴虎，余卧说不会没得道理的。这些议论，余自悦一慨不承认，只是说舍不得老婆伢子。 当时的组织结论不会这么轻松。一直挖到了他的剥削阶级本质，对无产阶级领袖怀有阴暗心理。先是让他放下锅铲把，等候上级的意图。等了好久，上级竟无一点动静。日理万机的大人物似乎是早把一个厨子丢落到了后脑壳。交际处于是自己作了处理，将他调出，去山下市里的饮食服务部门另行安排工作。这还是多少念及了他对革命确曾有过一点功劳。那位抬举他起来的当年的解放军司务长，如今的交际处长老孟也一点帮不了他的忙，只能恨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他被分派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子做食堂炊事员。三年困难时期，那家小厂子倒闭，他就回家吃救济。来了“文革”，就到乡下去做田，“不在城里吃闲饭”，下到小镇蔬菜大队种菜。 过了没有几年，那个大人物出了事，有些人想起当年余自悦的故事。方才明白那是真正的明智之举。一个个又都说余自悦那老狗日的真是贼精，早就认准了那个大人物是乱臣贼子，命不得长。于是无不叹服。几个旧人偶尔邂逅，少不得恭维一番，余自悦仍旧一片连连摆手，只是说当时的确是舍不得老婆伢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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