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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当天晚上,我就用自行车驮着一个简单铺盖,到派出所去了。
  那天正好轮到苏五一在门口的值班室值班,我去跟他一块儿。
  派出所是很简陋的,据我所知,这是当时北京最艰苦的派出所之一。其实,波及北京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都已经过去7年了,北京的地震棚也基本消灭了,这个派出所却可以说是当年遍布京城的地震棚中硕果仅存的一个。
  据说老派出所在地震时成了危房,只好到这块空地上盖了一圈“干打垒”来办公。现在,它的四围,已经盖起一圈崭新的家属楼了,而派出所,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皮,更没有充足的资金。
  “干打垒”围起了一个不小的院子,坐北朝南的一溜,主要是办公室、会议室,东边的两间,是伙房,东南角的一大间,因为是在院子一进门的地方,所以成为了接待来访、受理报案、办理户籍的值班室,剩下的南房和西房,就都是民警们的宿舍了。
  院子里立了几根水泥柱,拉着两行铁丝,上面老是挂满了民警们的衣物。西北角有一个砖砌的盥洗池,从早到晚,不断地有民警在那边儿上刷牙洗脸,可见他们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睡觉,什么时候才起床。平常的日子,他们分成两班,每天都要有一班人在所里待命,以应付各种任务。可“严打”这些日子,已经没有待命这么一说了,警车没白没夜地出动,甚至连警车都不够使的了,从附近的单位又借来了一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公安分局的预审处也不够用的了,包下了一家很大的旅馆,各派出所逮来的罪犯,够条件的就“报捕”,分局长一批,警车就呜呜地往那儿送。别说民警们一个个熬成个什么样儿了,就连围在“干打垒”四周楼房里的住户,也都给熬得五脊六兽的。
  我到了派出所的门外,从自行车后架上卸下驮来的铺盖的时候,警车正好也停在了门口,从车里下来了一个姑娘,她的后面,跟着一个女民警。
  那姑娘相貌平平,看那肤色有些像农村人。穿着一条深灰色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的确良长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尼龙网兜,里面装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毛巾、漱口杯、卫生纸之类。又逮来一个?卖淫还是偷盗?我愣愣地打量她。她往派出所的门里走的时候,歪过脑袋瞥了我一眼,我至今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眼,才给我带来了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和苏五一一道在值班室里待一会儿我就明白,我的铺盖带得实在是多余。值班室的一个角落里倒是立着两张钢丝折叠床,可什么时候能睡下且不必说了,什么时候这值班室里能消停一会儿,让我们有空闲打开这床,铺开那铺盖,都大成问题。
  值班室简直是一个不断上演、交叉上演一幕幕小品的小舞台。
  九点一刻的时候,送来了一个醉鬼,蹬三轮儿的“板儿爷”说,他说他到永定门,可永定门哪儿呀?到了永定门,这位呼呼睡个不醒,不管你怎么问,也问不出个屁来了。永定门大了去了,我横不能把他扔在永定门大街上吧?明儿您再在大街上见着个尸首,给我安个谋财害命的罪。得嘞,我不要车钱啦,把他给您搁派出所来吧!……板儿爷还没出门,又进来两位,河南驻马店来的,住在了什么什么旅馆,上街遛达,天一黑,找不回去了,只好找到派出所来了。那醉鬼倒不碍事,倒在一米高的柜台底下打上呼噜了,苏五一说,先甭理丫挺的,丫挺的且睡呢,今儿晚上不用咱把被子匀给他就不错。他坐到桌面上,详细询问那俩“驻马店”,还没问出个所以然,拉拉扯扯进来了五个人,一下子把值班室的门口挡了个密不透风,后面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黑咕隆冬的不知有多少位。
  “民警同志,你给评评这个理,我的孩子,我让她回家,他凭什么拦着,凭什么?”那个50岁上下的女人说。
  “我不拦,我不想拦,可我得找派出所说明白,不然你把孩子领走了,出了什么事,我担待不起!”另一方是个60开外的老爷子。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怕我妈打我,她肯定打我!”女孩儿倒没有哭,可她铁青着脸,躲闪着她的母亲,往老爷子身后藏。
  “瞧见啦瞧见啦,是我拦她吗?您说,这么着出门,他们娘儿俩不得打起来?”
  “那你别管,我家的孩子,我们做家长的,有找她回家的权利。”女人身后,一直没说话的一个男人开了腔,“你们家私自扣我们的孩子,这……这是违法的……”
  “可孩子现在在我们家,我们家秋子又没在家,你们非拉她走,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交待?”一个30多岁的男人帮那老者,看那模样,是他的儿子。
  “你别搭茬儿,我们孩子她舅还没说完呢,你们听听我们孩儿她舅的,她舅是科长……”原来说“权利”、“违法”之类的那位,是“孩子她舅”,原来又是个科长,怪不得比起那几位来,有那么点儿“端”。衣着也透着不同,不到50岁,肚子有那么点儿鼓,绷着一身的确良做的短袖猎装,还真有点儿“派”。
  没想到,那女人对“孩儿她舅”职位的宣布,好像没有多少威慑力,那老者和他的儿子还是喋喋不休地声明,自己家绝无扣人之意,但必须到派出所来,当着民警的面交人,而且,还得要求她当面下保证,保证女孩的安全。
  “老说这个,老说这个,我让你们听我们孩儿她舅说完行不行?她舅是科长!”女人又一次搬出自己的弟弟。
  苏五一也不着急,就跟看小品似的看看这位,看看那位,有时候也不看,想起了什么,翻翻电话本,又打个电话,替“驻马店”问旅馆的事。问完了接着看。看一会儿,又找出一张小纸片,往上刷刷地写什么,看来是给那“驻马店”用的地址。写完了,又接着看,然后把纸片儿给了“驻马店”,让他们出门,打“的”,走人。
  “行了!完了没有?”“驻马店”走了,苏五一好像也腾出精神来了,从桌面上跳下来,冲女人、老者、孩儿喊了起来,“一个一个说,瞎吵,想不想让我听明白?”
  女人说:“对,一个一个说。民警同志,您先听我们孩子她舅的,她舅是科长!”
  “是吗?”苏五一歪过脑袋瞥了“她舅”一眼。
  “对,机械厂总务科的。”“她舅”递过来一张名片,嗽了一下嗓子。
  苏五一捏著名片,懒洋洋地说:“我跟您说,您,先别说哪,别说哪……您先办这么一件事,就这会儿,也别远了,到永定门火车站,拿块砖头,朝那人多的地界来一下子。砸着的那位,您问问他,一准儿,是个处长!……您是科长不是?那就先甭说了,再过两年,继续进步了再说吧……”
  除了女人和“她舅”,大伙儿都笑了。
  “你多大啦?”苏五一也不笑,开始掉脸儿问那女孩儿。
  “十五。”女孩儿的回答让我一愣,看她身段,说二十你也得信。
  “十五?十五你不跟家待着,到人家家里干什么?”
  “我妈老打我,骂我,我……我就到秋子家去了……”
  “秋子是我那儿子,他俩搞对象哪。”老者说。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苏五一伸出了右手,张开个巴掌,在脸上一通胡噜,胡噜痛快了,看了看老者,说:“你可真敢干,想抱孙子也没有这么急的,鼓动着儿子搞15岁的,你还替你们家儿子看着,调教人家的闺女,不让她回家,你就不怕犯法?”
  “……”
  “你,更够呛!当妈的,别以为自己没事儿!这么大的闺女,看都看不住,拉也拉不回,这妈,还当个什么劲!我告诉你,当妈当不好,也犯法!有胆儿你把她接回去接着打,再打跑了,我跟你要人!”
  “……”
  都不说话了。
  “说呀,怎么办?”苏五一高声问。
  还是没人说话。
  “不说,可就听我的了!……去,都到边儿上去,一人给我写篇保证书来……你,保证不打她,让她好好回家!你,保证不留她,不许她再到你家过夜。听明白啦?”
  都说明白了,都到一边写去了。
  ……
  就这样,一幕幕小品热热闹闹地在值班室里上演,直到凌晨3点,上演的频率才渐渐地放慢了。
  那醉鬼还在柜台下瘫着,呼噜声越发惊天地泣鬼神。这呼噜打得人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苏五一就蹲到柜台下面去,捏捏他的鼻子,给他一个小耳光,让他调整一下高音低音轻重缓急。有一次刚刚让他给调教好,从柜台下直起腰来,所长老边就进值班室来了。
  所长有事吗?苏五一问。
  有事。你们兴华里那位,还没拿下来呢。
  “拿下来了”,就是招供了。“没拿下来”,就是没招供。
  哟,都他妈三点了。苏五一看了看表,想了想。说,别他妈抓错了吧?
  就是,我也怕是抓错了,要不,快一宿了,怎么也得招啦。我说,你清理清理这儿,让事主在这儿辨认一下吧,我看这屋还亮堂点儿。所长说。
  所长出去了,一会儿又想起什么事似的,回来把苏五一叫了出去。没多会儿,苏五一回来了,领来了两个同事,让他们把那醉鬼拉了出去。他招呼我帮他把墙根儿那儿的一把长条椅子搬到日光灯底下。
  “这干嘛?”
  “不是说啦,准备让她辨认嘛。”
  苏五一告诉我,“兴华里那位”,不是他抓的。那是天津公安局转来的案子。事主在天津跳了海河,被救了上来,一问,原来那姑娘从河北农村到东北找她哥,到北京转车时,被一个小伙儿骗到家里强奸,又被抢了钱。她回了火车站,又被另一老流氓骗到了天津,玩够了甩掉,走投无路,才跳了河。事主已经被接来了,因为她说她记得在北京被骗强奸的那一片屋子,叫“兴华里”。刚才所里派民警领事主到兴华里转去了,还把那间屋找着了。那家还真住着一位年龄长相和事主说的一样的人,所以就“传”来啦。按说,不管是什么案子,只要是边所长亲自出马来问,如果真是罪犯的话,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就一准儿“拿下来了”。问到这会儿还没招,是不是抓错了还真是有点儿悬了。保不齐,那可保不齐,黑咕隆咚的,你敢说那姑娘记那房子就能记得那么准?事到如今,也只有让那姑娘出来认一认啦。
  “你知道所长刚才把我叫去商量什么?辨认的人不够,没几个穿便衣的,所长问,你能不能算一个。我说啦,老陈没得说,别看是个作家,没有一点架子,就算一个吧!……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儿没错儿,我算一个!”我主动坐到了刚刚摆好的那张长椅上。
  我这才明白,原来这辨认,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是说把事主带来,指着嫌疑犯问:“是不是他?”事主说是,或不是,了事。辨认时得同时找上四五个人,让嫌疑犯夹在中间。然后让那事主躲在一个不被人发现的地方,认认真真看个遍,从中挑出罪犯来。是啊,这么晚了,让苏五一哪儿去找四五个穿便服的人。再说,这回咱又成了“嫌疑犯”了,让一个被强奸的姑娘上上下下认一认,这不是比当“萨马兰奇”“发奖牌”更够味儿的差使吗?
  随后走进屋,和我一块儿坐到长椅上的,是三位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两位我认得,是附近单位为了支援“严打”,派来的两辆汽车的司机。另一位我想肯定就是那位真正的嫌疑犯了。这嫌疑犯留着寸头,长着一张胖胖的大脸,腮帮子被刮得铁青。看得出,是让这一夜的审讯给熬的,一副蔫头耷脑的丧气样儿。不过说实话,我想我的尊容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看那俩司机,让日光灯从头顶上一照,说他们是罪犯,也一样有人信。
  “你们都听着,我还得给你们交待交待政府的政策,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比我可清楚……别低头,把头抬起来,好好听着!……”苏五一板着脸,站在我们的左侧。这我明白得很,他不能站在中间,中间正对着值班室的后窗户,他不能挡着黑魆魆的窗户外投过来的视线。
  听他一声喝斥,我也下意识地抬起了头,一时间,我觉得自己还真的体会到了一点当犯人的滋味儿。
  我不能不服气哥儿几个干这一行实在是天衣无缝,我瞪圆了双眼,使劲往黑魆魆的窗外看,愣是什么也没看见,可没过一会儿,边所长领着几位民警进来了,他拍拍苏五一的肩膀,苏五一很快结束了演讲,说:“……都去,再想想吧!”那三位在民警的陪同下,分别出去了。我知道,辨认已经结束。
  “认出来没有?”苏五一问所长。
  “认出来啦!你猜认出了谁了?”
  “谁?”
  所长用手指着我,呵呵地笑,说:“在这儿哪!”
  后来我才知道,那姑娘,就是傍晚时和我在派出所门口照过一面的那位。没错儿,正因为照了那一面,我就成了她辨出的“强奸犯”!
  三个人拿这事说笑了一会儿,忽然,所长不笑了,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就估摸著有点儿问题,不然怎么会那么难审!”所长的一只手按在办公桌上,中指和食指交替地弹着。
  “怎么着,我去跟那边说说,放人?”苏五一问。
  “跟司机说,开车送他回去,一宿了……瞧这事干的!”
  “没事,所长,丫挺的有前科,不敢滋毛!”
  “好啊,这位秦友亮,反正是你们管片儿的,交你办了。”所长边说着边往外走。
  “我不管,又不是我传来的!”苏五一说。
  “敢!”
  所长走了,苏五一冲我嘻嘻乐。我知道到了没别人的时候,他是得拿我被认出的事开开心的。
  “甭乐。请神容易送神难,还是先想想所长说的,怎么送人家回家吧。”我说。
  “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难的?你以为我说不管,是怕丫挺的秦友亮啊?跟所长那儿尥尥蹶子,开开玩笑罢了!”
  212吉普车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
  苏五一从值班室走出去,站在汽车的门边。一个黑黝黝的身影从北边的排房那边走过来。借着屋里照出的灯光,看得出,就是他们说的那位秦友亮,腮帮子青青的那位。
  “小秦子,今儿怎么样?”苏五一递给了他一颗烟。
  “哟,谢谢……谢谢……”小秦子挺意外的样子,忙着从口袋里往外找打火机,替苏五一点上烟。
  “听我说,小秦子。”
  “哎,哎。”一口烟好像还没来得及往下咽,顺着鼻嘴,冉冉地往外冒。
  “今天呢,叫你来,是为了帮助你,没别的意思。”
  “是,是。”
  “你呢,就得正确对待政府的帮助,不应该有什么想法。”
  “哎哟,我能有什么想法啊,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这一晚上了,先是所长,陪我熬着,现在又是您……我能有什么想法呀,您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我吗?……”
  “砰”,212的车门关上了,发动机又轰轰地响起来。
  苏五一回到值班室里。
  “怎么样?”问我。
  我笑着说很受教育,很受启发,我真是得向这位小秦子学,他是“理解万岁”的典范,“娘打了儿子不恨娘”的标兵。这一晚上,我可没白跟着耗,我又大大地长进了。
  苏五一像个哥们儿似的往我的肩膀后一拍,哈哈大笑,他说是那儿回事,人民群众的确就是那么好,别说有前科的了,就是浑身没有一点儿渣儿的,也没脾气。他又拍了我的膀子一下说,你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你真的长进了。
  没过一个月,当我“下来”的日子快到期的时候,我更得到了一次向全社会宣布自己“长进了”的机会:上级派来了几位摄影记者,为我拍了几张“参加严打”的照片,有参观过军事博物馆的“严打展览”的朋友告诉我,在那儿看见了我的一张好大好大的照片,说明是:“作家陈建功在派出所和所长研究案情”。天哪,我哪有这水平和这资格?我只是遵了摄影家之命坐在了那儿,和所长凑着脑袋看了几秒钟的报纸,“咔嚓”被拍下一张。
  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表示了对领导组织我们参加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这场“比土改还深刻的运动”的理解万岁。
  不过,这机会给我带来的麻烦大概就无人知晓了:又一个月以后,文联一位管保卫的同志找我谈话,问我“在生活作风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检点和自持?”问话是很客气很委婉的,却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有人给公安局去了匿名的“检举信”,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说陈某人野蛮地强奸了她。
  那信,据说不仅匿名,而且还是从报纸上剪下一个一个印刷体的字,拼贴成的。公安局连笔迹都无从查找。
  当然是为了对我负责,他们把信转到了文联。
  幸好我经过了几个月前的锻炼磨练锤炼,似乎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镇静。当时我好像又想起了那位“小秦子”,那楷模使我的回答愈发冷静。我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衷心地感谢组织,感谢公安局,我理解理解非常理解,不能说没有想法,这想法只是两个字:理解……我没有把这事告诉苏五一,我想,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出师了。
  好像是说远了。我应该把话题拉回来,说说此后不久发生的,我和那位“小秦子”之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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