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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想把近年来混迹于北京平民的采访实录整理出来，和更多爱北京爱北京人的朋友们共享这一份愉悦。作为皇皇帝都的北京固然威名远播，作为平民的北京又何尝不独具魅力？记不得是哪位朋友告诉我的了：他到一位老北京家中小坐，主人为他沏上茶，说：“给您焖上了。”简单的一句客情儿，使这位朋友回味无穷。他说，不管到了天涯海角，只要想起这句话，大概都会“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的。我相信这位朋友其言也实，其情也真，不过他若能在北京久住，他会发现，被北京人脱口而出却意蕴无穷的话语真是比比皆是。譬如北京人爱说“话又说回来”：“……这开出租车的挣得是多了点儿，可话又说回来，人家还操心呢，劳神呢，没白儿没夜呢！唉，话又说回来了，开公共汽车的也不容易：为个仨瓜俩枣儿的钱，得踩着点儿去上班儿，风雨无阻，也不能太委屈了人家！”——语言，是文化的积淀，是人情伦理，是思考方式。光是这一句“话又说回来”，你该看得出北京的老百姓们够多么厚道、仁义，多么通情理，多么习惯于替人设身处地。 只要你到平民北京中去，你会发现得更多，不仅仅是语言。 比如那些蹲在菜站大棚前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那些提着鸟笼漫步筒子河的老头子们，他们中间就有平民北京的历史和人生。还有那些蹬着平板三轮，风一般驰过街巷的当代“祥子”们，那些在夜市的灯影里挥舞着布料，高吼“瞧一瞧，看一看”的“倒儿爷”、“倒儿奶奶”们，他们中间更有一个新的“平民北京”。而这新的平民北京，它如何从传统中脱胎，又如何被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刷出新的色彩，则更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不过，我们还是先从向历史的寻觅中开始对平民北京的探讨吧。 有必要声明的是，早在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已经开始了对平民北京的自觉探讨，一代一代的考察者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珍贵的资料。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固然从被采访者提供的资料中得益，也从已成文的资料中取益多多，恕不一一致谢。作为一个对旧北京并无亲历的采访者，错讹之处，肯定是有的。如蒙教正，将感激不尽。 ——探访录之一 他居然是个过去的杠夫。结识他的时候，他正一手晃着一个蒙上了笼罩的鸟笼子，悠哉游哉地在天坛的古柏林子里转悠。七老八十的老爷子，秃瓢，圆脸，酒糟鼻，颧骨上星星点点地挂着老斑，津津乐道于我提出的疑问，为我解释为什么要一边走，一边晃笼子：“人老在屋里闷着还得心脏病呢，何况本该上天的鸟儿……晃，晃，它在笼子里就得用爪子，使抓劲儿……啧啧啧，怎么样？用现如今时兴的说法——整个儿一座健身房！”这老爷子爽朗、风趣，采风者是不能不趁机“搭各搭各”的。这一“搭各”不要紧，你发现你面前站着的，是个过去的杠夫。你感到意外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那条老得让右腿等它慢慢拖上来的左腿，可是你再细细地端详，你发现了他肩膀上的疙瘩肉，你发现了他站在原地不动时的姿势：提胸腆肚收臀，脚撇成外八字。你立刻相信这老爷子所言不虚。 “我知道您不信我瘸三儿这拉拉胯的德性还能去给人抬棺材。那是！抬棺材的主儿甭说瘸了，哪个不是膀大腰圆的精壮汉子！再说，抬棺材的讲究什么？稳！皇上出殡就甭说了，咱没赶上不是？可听说那128个杠夫光演杠就练了多少次。到了民国，大户人家出殡前也得走两趟试试啦。皇上那会儿，是在杠上铺上木板，摆上桌椅，沏上茶水，杠房掌柜的和大内的官儿们坐上去，起杠以后就盯着这茶水洒不洒了。民国那会儿呢，没那么严重了，可也要在杠杆儿上放十几个盆儿，盛满了水，杠头儿响尺一响，起杠，杠夫们屁也不敢放一个啦。‘梆——梆梆’，这是慢走。‘梆梆梆’，这是急走。响尺横打是换肩，再横打，可就是练摘肩下杠了。您瞅吧，百十号人，一水儿的绿色驾衣，黑布靴子，黑毡帽，帽子上顶根翎子——丧家加了剃头钱，我们就得剃头穿靴，体体面面地给人家挣脸不是？急走慢行，换肩换拨儿，那杠上摆的盆儿岂止不能掉，得点水不溢才行！要是我现在这模样，还想去当杠夫？滚一边去吧！” “您当年一定也是个壮汉，才敢干这一行的。”我说。 “敢情！可话又说回来，不干这一行，我干什么去？咱家又没产业，两手攥空拳的命，凭力气吃饭呗！杠夫这差使，那时候叫‘闲子’，‘闲等儿’。等着活儿了，就有现钱去买棒子面糊口。等不着活儿，就接着‘闲等’。我18岁那年，街坊王升大哥就领我去杠房门口当闲等的‘小口子’去啦。啥叫‘小口子’？就是贫寒人家发送，请不起大杠，用八人以下的小杠，不用那么惊动，杠房就跟等在门外的小头目说，叫候在门外的小哥儿几个给办了。这小哥儿几个就叫‘小口子’，头目呢？头目叫‘门墩子’。我干了几个月‘小口子’，就上城门口的清茶馆等活儿去了。年轻，气盛，老当‘小口子’，觉得窝囊，老看着人家抬三十二杠、六十杠的气派。咱北京城的杠夫，都是天麻麻亮的时候上茶馆等活儿。杠房掌柜的只跟杠夫里的大头、二头说事儿。老关系，有技术，一有活儿，掌柜的就找大头二头，大头二头就到茶馆找大家伙儿，安排每伙杠的准日子。软片——就是棺罩啦，幡啦，伞啦，杠夫的衣服啦，硬器——就是杠子啦，绳子啦，那全归杠房预备，不用你管，按点儿来就成啦！您记着，‘响尺’的乱梆子一敲，就得聚齐几，该站哪儿，您就站哪儿，不准喧哗说笑。‘响尺’再打一声，您可就得规规矩矩给人家起杠了。起杠以后您就听吧，只有响尺‘梆梆梆’，脚步刷刷响。您要是犯了规矩，杠头儿抡起响尺就打过来了，打你个头破血流你也没脾气——得罪了丧主儿，砸了大家伙的饭碗，你担戴得起？” 我告诉这位老爷子，听他这么一说，才算是开了眼了。过去只是听说北京的杠夫全国闻名，甚至天津上海的阔佬儿办丧事，还有人进京“特请”。这回终于明白为什么要“特请”了，没想到抬棺材还有这么多规矩讲究！ “那可不！北京嘛，大户人家多，人家舍得出钱，咱不能让人家丧主儿挑了理儿去。光是从这屋里出堂出院儿，就是一功。您想吧，遇见高台阶，上去时咱得前捧后肩；下去时，咱又得前肩后捧。到了过道儿门，杠子施展不开了，得有个人钻到棺材底下背驮。还不能瞎嚷嚷，全听响尺号令。那丧主儿不错眼珠儿地盯着你哪。你敢把棺材歪了，碰了，翻了？那可就热闹啦。灵柩出了门，盖上了大罩，事儿还没完。孝子摔了盆儿，‘响尺’就喊上了；‘四角跟夫，后尾答碴儿！’咱就得应：‘唉——’，‘响尺’接着喊：‘本家姑奶奶赏钱多少多少吊！’咱还得应：‘吊——’这一路，遇上设路祭的、设茶桌的，时不时就得来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路抬出城去，等到完了活，揣好了二头目发的块儿八毛钱，累得腿肚子都转筋啦。可还得往家赶呀，老婆孩子还等米下锅！” “我这么听着，这一路赏钱的可不少啊，怎么才分个块儿八毛？” “这您就不懂啦，那喊‘赏钱多少多少吊’，可不全是真赏。有的是真赏，有的是假赏，还有的是小赏大喊。咱北京人爱面子不是？要不怎么说‘死要面子，死要面子’呢！就算遇上赏了大钱的人家儿，人家也是跟杠房和大头目、二头目算帐，再分到咱手里，可不就块儿八毛了？就这块儿八毛的，要是天天能挣来，也知足啦！赶到后来，我看那些大户人家也都败得差不多了，死要面子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杠夫的活儿也越来越显著肉少狼多了，咱又改行，蹬三轮去了。要不，怎么摔断了腿！” …… 就这么着，我跟这位“瘸三儿”大爷算是认识了。一两年间，时时到天坛的古柏林子里会会他。以后因为忙，有一段日子没有再去。再去时，已不见了他的踪影。另外几位相熟的老头儿们说，他一年前就过去了。 “坐火葬场的车走的，一按电钮，进了烟囱胡同了。”老头子们说起死，都有这么股子幽默劲儿。 ——探访录之二 一个“耍”字，大约可以看出平民北京的某类性格特征。油嘴滑舌毫无节制者被称之为“耍贫嘴”；动作卖弄以图喝彩者被称之为“耍飘儿”；衣履不整褴褛如丝者被称之为“耍套儿”；寻衅捣蛋不可理喻者被称之为“耍叉”——旧京民谣曰：“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耍叉，耍叉就分家”，即指此种泼皮气。我想，“耍”字的“神韵”或许和“耍狗熊的”、“耍中幡的”、“耍耗子的”、“耍猴儿力子的”等等江湖职业不无渊源。“要叉”一词，便是明证：先是街头卖艺的行当，后又成为泼皮劲儿的转喻。“耍骨头”一词的演化，亦与之相仿佛，不过是比耍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蔑称便是了。人要是到了被称之为“耍骨头”的地步，已经不光是寻衅捣蛋不可理喻之辈了，你还得具有自轻自贱，面不改色心不跳，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脸皮。这倒也名正言顺。因为“耍骨头”的行当在江湖中也比之“耍叉”者更卑贱，被列之为“穷家门”，无家的丐帮是也。曾见一回忆文章忆及几位江湖艺人聊天，大叹人心不古，江湖乱道。几位“耍狗熊的”、“耍猴儿力子”的哥们儿们愤愤然道：“连耍骨头的都上了地啦！”“上地”者，撂地卖艺之谓也。在他们看来，“耍骨头”者，除沿街乞讨外，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尽管他们的“大雅之堂”亦不过飞土扬尘的天桥一隅而已。五十步笑百步，也还是要笑的。从中也可以想见“耍骨头”者地位之卑微了吧？ 在我结识“孙骨头”之前，已经对“耍骨头”的行当略知一二了。老舍所作话剧《茶馆》里那位串场人物大傻杨，便是一位“耍骨头”的：手执两块牛胯骨，上边缀着13颗小铃铛，俗称“十三太保”。其中一块牛胯骨为“龙头”，以红绒球饰之，另一块为“龙尾”，以红绿绸带饰之。“耍骨头”者走街串巷，尤以光顾商家店铺为好。“合扇”相击，作“呱哒呱”之声，铃铛相谐，伴“哗铃铃”之响。道一声“哎，打骨板，听我言，马家老铺在眼前”之类，便引出一段现编现唱的“数来宝”来。或表吉利恭喜意，取悦店家；或作调侃戏德科，招徕听客。一段甫毕，平伸牛胯骨求赏。有赏者将一枚两枚置之骨上，“耍骨头”者绝对知趣而退，转移他方。另一家店铺门前再来一句“哎，打骨板，眼儿发花，原来是内联升的少东家……”如法泡制，又是一段。一般说来，店家乐得图个吉利，或者是为了避免“耍骨头”者厮守门前，搅了生意，总是要赏上几文钱的。当然也有心情不佳，较上了劲儿，声言“尊口免开，敝店一毛不拔”者，那可就热闹了。如果说，相安无事时，“耍骨头”者多为口角春风之辈的话，这时便将“耍骨头”本相暴露无遗了。他将在这家店铺门前一段一段数下去，词锋由吉利话转向了讥讽，譬如“数来宝，说半年，这位东家不给钱。不给钱，省下啦，打副金棺材多露脸……”有时候，一位仁兄还不够，三五同伙前来助威。店铺门前塞满了囚首丧面，科头跣足之辈，骨板声、讥诮声、哄笑声甚嚣尘上。到了这个程度，就算有人“惨不忍睹”，想出来打圆场，也难以收拾了。“耍骨头”者就是非要这个劲儿的——还非得声言“一毛不拔”者将钱送上，作揖请驾不可。丐帮中唱“数来宝”为生者，也有不击牛胯骨的。有的人以两块竹板相击，竹板称为“玉子”，求赏时则以竹板平伸接钱。还有以瓦片相击者。我想，竹板、瓦片自然是不及“耍骨头”更有特色，大概因为这原因，“耍骨头”才成为了这一行当的代名词，也成了嬉闹耍赖，撒泼打滚，不顾脸面，不顾后果的捣蛋行径的代名词。 然而，“孙骨头”身上，却找不出丝毫当年“耍骨头”者的风采。他当然是个“耍骨头”的出身，从与他一块儿下棋的老哥儿几个给他起的外号里，便一目了然。不过，他真的似乎“温文尔雅”，是“衣食足而知礼节”了？还是他自知出身卑微，不敢诈刺儿？总之，这是个好老头儿。我把我知道的有关“耍骨头”者的有限知识和盘托出，向他请教。他并不否认。不过，他说他要补充两点。 “第一，”他说，“我们那两块牛胯骨可不是马马虎虎的家什。那是朱洪武朱元璋皇上传下来的。皇上嘛，受命于天。可开始不行，开始他死了爹娘，没地方找饭辙，当了叫花子。别瞅当了叫花子，命在那儿哪。所以他这叫花子当得让人害怕——到了人家门口，叫声：‘爹呀，娘呀，好心的老爷太太呀，赏口吃的吧！’您想啊，这位可是天子命，那不等于折人的寿吗？他这一叫不要紧，叫谁谁得病，谁还敢应这叫花子呀！可怜这位真龙天子啊，没招儿啦，哭吧，哭着哭着才想起找两块牛胯骨来。由这儿开始，也不张口叫人家好听的了，打着牛胯骨就挨家挨户串去了……您是写文章的，别把我们这家什子给小看了。” “一定，一定。”我连连点头。尽管我对明史不甚了了，判断老人家这一段认认真真的“史料”的真伪，还是有把握的。不过我想，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段传说固然无价值可言，若换个角度呢？譬如心理学、民俗学的角度？ “第二，”“孙骨头”接着说，“我们说的那‘数来宝’，那是艺术！谁都瞧不起咱，说咱那东西不入流，不是艺术。它京戏那唱念作打是艺术；它‘耍狗熊’的，现在叫马戏，是艺术；它‘耍猴儿力子’的，现在叫木偶戏，是艺术。凭什么‘耍骨头’说‘数来宝’就不算艺术？我们这一行，也得练！不练，那牛胯骨一敲，抓打呱，呱打呱，合辙押韵的词儿，合情顺势的词儿，能从嘴里出来吗？那不是艺术是什么！唉，可惜啊，连穷哥们儿都看咱不上眼，说咱也不过是穷家门，臭要饭的而已……倒是有的文化人拿咱当回事，这也是我见着兄弟你，愿意说说真心话的原因。” 我问他指的是哪位“文化人”，愿闻其详。 “名字我不知道。我听说‘数来宝’的前辈有一位艺名‘穷不怕’的，这人我没见过，早死了。听说他学过戏，学过相声，后来以说‘数来宝’为生，他还擅长用白沙洒字。有位文化人写诗夸他，那诗写得好哇：‘信口诙谐一老翁，招财进宝写尤工，频敲竹板蹲身唱，谁道斯人不怕穷。日日街头洒白沙，不须笔墨也涂鸦，文章扫地寻常事，求得钱来为养家。’” 孙骨头说“数来宝也算是门艺术”，我是同意的。不过，我也知道，孙骨头是把“太平歌词”的“穷不怕”说成是他的同行了，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和把朱洪武说成是“耍骨头”的先辈一样。可我又何必说透它呢。 我问“孙骨头”，是否能给我来一段“数来宝”，让我开开眼。 他想了想，以掌拍腿，道将起来：“哎——打骨板，进街来，买卖店铺两边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大发财。大发财，喜事来，金山银垛放光彩。放光彩，我沾光，掌柜的仨瓜俩枣赏过来。孙骨头，今儿不济，保不齐明儿个就发迹。朱买臣敢想水泼地，秦琼卖马也没计，吕蒙四十运气转，朱洪武也曾把空拳攥。空拳攥，攥空拳，叫声掌柜的给俩儿钱，没时没候念您的好，日进斗金少不了……” 听他数到朱买臣、秦琼、吕蒙、朱洪武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他说的“那两块牛骨头可不是马马虎虎的家什”那句话，或许越卑贱越要寻找一种心理的平衡吧，心中不免一酸。 ——探访录之三 孙宝才其貌不扬——出奇大的冬瓜脑袋，无冬历夏都不见毫发。这秃瓢还不象其他老者的秃瓢儿一样，透出干葫芦般的油亮金黄，而是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疮痕老斑。脸是平的，鼻子圆溜溜，脸上的肌肉虽然丰富，却已经明显地松驰了。右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只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只有左眼在努力地睁着。上下嘴唇也相互错位了，一看便可知这是中风的后遗症。 “就我，都这德性了，还拉我练个什么劲儿。”说着，拉起那耷拉的右眼皮：“您瞧，您瞧，眼睛到还看得见，可这眼皮子不管用啊！他们找我出去使活儿，我就是这么揪着眼皮子告诉他们来着。可您猜怎么着？人家说啦，谁指望着看您脸蛋儿来着？要找漂亮的脸蛋儿，满街都有，我们就不找您啦！可您这手活儿，谁也没有。这是绝活儿，您不出来使，谁能使？” 天桥的艺人们把他们所长称之为“活儿”。表演，叫“使活儿”、“练活儿”。就这么着，孙宝才80岁上又往他那个硕大的冬瓜脑袋上套上了朝天翘的小辫儿，往他扁扁的脸上抹上了白粉，重新走上了舞台，直到今天，到他91岁高龄的今天。我采访他的时间是1991年1月9日，地点是在他的家——北京南城福长街三巷，一排崭新的平房里。同去的，还有宣武区文化馆的李金龙。多亏老李不断地用高且脆的大嗓门，向老头儿重复我的询问——老头儿已经有点耳背，而我，似乎还不习惯于初进人家，便在人家屋里扯开嗓门嚷嚷。 孙宝才的女儿——看来也已经是近70岁的人了——自始至终站在外间屋，关切地看着里屋的父亲，偶尔进来为我们添茶倒水。这情景使我颇觉有趣，我还从来没有见过70岁的女儿在90岁的父亲面前是什么样子，因此我忍不住时不时把目光投向她。 “我这闺女，我孙子，还有我重孙子都劝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演个什么劲儿！您老缺钱，我们给您。踏踏实实家呆着，遛鸟儿，养老，不就成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懂！不是你们养不起我，也不是我图钱。咱图的，是个乐呵！您想啊，包袱一抖响了，大家伙儿一乐，我心里也乐不是？兴许这么着倒能多活几年哪！” 所谓“包袱”，是相声行的术语，“笑料儿”之谓也。顾名思义，相声的笑料儿仿佛是包在包袱皮儿里的一样，点破笑料的那一下子，被称之为“抖包袱”。“包袱”一抖，却鸦雀无声，那可够让人垂头丧气的了。那“包袱”就叫“抖臭”了。倘若“包袱”一抖，举座笑倒，那就叫“抖响”了。喜剧艺术家的得意之处，便在于此。 我看过孙宝才的双簧表演：着青色长袍，脸敷白粉，秃瓢上一根冲天翘的小辫儿。他演“前脸”，即充当前面的表演者。他的徒弟则在他的身后蹲下，以扇掩面，时而唱流行曲，时而唱“莲花落”，时而京白数语，时而韵白一段。孙宝才在这演唱道白声中，嘴唇翕动，眼波流转，一会儿学娇憨少女，一会儿学娉娉少妇，一会儿又是龙钟老妪，一颦一笑，惟妙惟肖，和椅子背后那位真正的演唱者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已足让观众开心解颐的了，后面那位还时不时要和前面这位逗逗乐子，故意出他的洋相。比如说是要放炮仗，一响二响过后，第三响却迟迟不响，待“前脸儿”俯身着时，突然“砰”地一声，“前脸儿”只好捂眼作哀叫状：“妈呀，崩着眼睛啦！”又比如后面这位唱曲儿的唱之不已，打鼓敲锣的后面是扭秧歌，扭秧歌的后面是“迪斯科”，“前脸”也只好听其摆布，舞之不断，直到瘫倒。这些都是“极响极脆”的“包袱”，双簧表演就是这样在观众不断的笑声中推向高潮的。 天桥是旧北京的平民游艺场，是贩夫走卒者流“找乐子”的地方，也是江湖艺人们“平地抠饼”的地方。 “平地抠饼”是“撂地卖艺”的形象说法：以白灰为界，在地上画出方圆一两丈的场子，有人称之为“画锅”，有人称之为“抠饼”，总之是靠这方寸之地找出生计的意思。类似的平民游艺场还有几处，比如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的庙会，都留下过孙宝才们的身影，当然其中还是以天桥的杂技曲艺表演最为繁盛，最为经常就是了。 孙宝才在天桥演出的时候，已经不用撂地“圆年子”（招揽看客）了，宋三茶馆为他搭了一个棚子，他和他的搭档在那里献艺，每天的收入和茶馆分成。其实。他是在隆福寺走红的，在那里，他得到了观众送他的外号——“大狗熊”。 类似的外号在北京的平民艺术家中俯拾皆是。庚子年间便有说数来宝的“穷不怕”，唱俚曲说笑话的“醋溺高”，练杠子的“田瘸子”，说相声的“丑孙子”，民国以来又有鼻哨吹戏的“花狗熊”，且唱且舞的“赛活驴”等等，从这些名目中不难看出，旧北京的平民艺术家们几乎无一不备自嘲自贱的特点。 平民北京的悲喜剧心态蕴育了这样的平民艺术，而如此的平民艺术又为北京平民性格的形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了解北京不可只知道作为煌煌帝都的北京而不知道平民北京，而研究平民北京，不可不知道“丑孙子”、“赛活驴”们。“大狗熊”孙宝才，大概是荣获过北京平民赠送谑称而仍在粉墨登场的最后一人了。 孙宝才告诉我，双簧应该说是相声的一种。不过说相声的人，以说学逗唱博人一笑，而演双簧的人，以二人配合之巧妙，神态举止之滑稽赢得观众就是了。 孙宝才称，“双簧”之始作俑者，为清末单弦艺人黄甫臣父子。传黄以唱单弦名重一时，常被慈禧太后宣召入宫演唱。然黄甫臣日渐衰老，嗓音不逮。某日，老公又至，宣旨召见，黄甫臣不敢抗旨，却又有难言之隐。这时黄甫臣之子自告奋勇，随父进宫，隐之幕后，代父演唱，其情其景，大概很有些类似现今的“走穴”歌星：台上手持麦克风作天真浪漫态或痛心疾首状，而真正的演唱者乃录音磁带也。 黄甫臣父子的表演颇得慈禧赏识，非但不治“欺君之罪”，反而被问及其表演名目。黄甫臣急中生智，答曰：“双黄。”流传至今，即“双簧”也。孙宝才言之凿凿，是真是假，有待查考。 孙宝才年轻时拉过洋车，打过执事，扛过大个儿，因自幼举上诙谐滑稽，善学众生百态，在朋友的劝说下，18岁拜赵尔如为师，学说双簧。 “不是我欺师灭祖啊，是我师傅临死时拉着我手，亲口对我说的。他说，宝才啊，你师傅对不起你啊。唉，这是实话，我师傅没教过我一个‘整活儿’。您想吧，三年零一节，每天里，一大早起来，我就从天桥奔东四牌楼——师傅家在隆福寺夹道。进了师傅家，哄孩子，劈劈柴，啥活不干？师傅高兴了，教个一句半句；不高兴，今儿就白干。现在我会的这点儿活儿，全是自己眼里看着，心里想着，偷偷练着，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我师傅不教我整活儿，我不怨他。江湖上传艺难啊，宁给一锭金，不舍一句春，都传了你，师傅吃什么去？” 我说：“那您现在呢，您也这么大岁数了，也得带俩年轻的徒弟，甭让这活儿失传啊！” 孙宝才说：“是！我可不保守，我乐意！也有年轻的人来找我学艺。可我一看，得嘞，您请回吧！您说，有心学艺，不说受我当年那苦那累那脸子吧，至少您得把这头剃了吧？自打有了说双簧这行当起，说双簧的没有留头发的，甭说分头，背头，寸头也没有！看，我这秃瓢儿，一辈子了！您又要学艺，又要美。您说，留个油光水滑的大背头上去演双簧，那叫双簧吗？您说，您不狠了心，剃了头，我能收你当徒弟吗？” 他说得不无道理，只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能找得出这样狠心学艺的年轻人来。 因此，这节目现在也只有“大狗熊”孙宝才和他的“老徒弟”一块儿演了。每星期日上午一场，晚上一场，地点在前门大街“老舍茶馆”。 ——探访录之四 老太太朝我投过来警觉的一瞥。 可以理解。介绍我来的朋友告诉我，一个多月以前，老太太茹苦含辛养大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气夯夯地搬走了，原因是老太太过多地干预了女儿和女婿的私生活。她甚至不止一次地用扫床的条帚把儿敲打女儿卧室的门，警告女婿说：“那事儿啊，不顶饭吃，一个礼拜来一次得了，别这个便宜没够，没完没了地折腾我闺女。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唉，老太太，怎么说她好？真是个卖‘瞪眼儿食’的！”朋友说。 如果说，这一出悲喜剧和老太太的寡妇心态有关，我倒觉得有几分道理，可说这是她卖过“瞪眼儿食”的结果，充其量只能算个玩笑。不过，我的造访却是为“瞪眼儿食”而来。早就听人讲过这一行当，只是其说不一，似是而非，听说老太太便是这行当出身，是不能不访访的。 “您问这事儿干嘛？老辈子的事儿了。”老太太说。“再说，别听他们瞎说，我可没卖过‘瞪眼儿食’，不信您打听去，我长大成人那会儿，还兴吃‘瞪眼儿食’吗？” 这可把我给问住了。我想了想，对她说，那行当不过是成百上千种“找饭辙”的法儿中的一种，没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而我，只不过是想对旧北京的五行八作作一些调查，写几篇文章，并没有别的意思。 “陈同志，不是我嫌寒碜。实话跟您说，我爸爸是卖‘瞪眼儿食’的，可那是民国刚开始那会儿的事，到我长大成人那会儿，这买卖就不那么兴了。论起来，我做的小买卖倒也受了点我爸的影响。可我不卖瞪眼儿食了，我卖杂烩菜。” “杂烩菜就是折箩，是吗？” “对。我有一个外甥在聚贤堂饭庄当厨子，我们家那死鬼去了，我姐可怜我，让儿子给我这当姨的想想活路，这外甥就找掌柜的求情，把那些酒席的折箩攒一块儿。后来我外甥又跟好几家饭庄子讲好了，也把那折箩便宜点儿留给我。每天清早我推着车去拉回来，放火上咕嘟咕嘟，推上街卖啦。一路走一路吆喝：‘卖杂烩菜来！’这东西那会儿还挺受人待见呢，穷啊，老百姓哪儿就沾着荤腥啦？可我这一桶子里，好，虽说牙碜点儿，倒是解馋呢！” “那‘瞪眼儿食’是不是也是杂烩菜？” “不是！我记得我爸和肉市上的人都挺熟，他天天傍黑儿奔向市，把那些筋头巴脑没人要的肉趸它半麻袋回来，好歹收拾收拾，扔锅里咕嘟，放点作料，就连着锅一块儿挑出去啦。到了热闹地界，往路边一撂，买卖还挺好，就和我后来卖那杂烩菜一样，好歹是荤腥呀，穷人美呗。拉洋车的，扛大个儿的，到旁边铺子里买个火烧贴饼的，蹲在这热腾腾的锅边上夹肉吃。这‘瞪眼儿食’的吃法儿大概哪一摊都一样，先吃后算账。您这一筷子下去，大也好，小也好，猪皮也好，拐捧儿也好，反正是一筷子一大枚。您想啊，谁不想一筷子下去夹出块大的来？这不瞪大了眼儿，行吗？” “噢，就这么叫‘瞪眼儿食’了？”我说。“可我还听人说，说的不是吃的人‘瞪眼儿’，而是卖的人‘瞪眼儿’呢。” “也对，也对，卖的也得‘瞪眼儿’！您想啊，好几个人围在锅边，你一筷，我一筷，不看着点儿，心里没个数儿不是？那最后怎么清账啊？这卖的就得想招儿啦，人少时，心里数着就成；人多时，有拿竹棍儿当码子的，也有拿制钱记账的。你夹了一筷，我就在你的名下搁一枚。吃完了，数码子好计数。不管是用竹棍儿还是用制钱，我的眼睛也不能离开那口锅，不能离开锅里那几双筷子不是？” “那可真成了大眼儿瞪小眼儿了。”我忍不住笑起来。 “唉，您说得对，都是穷命，谁能不瞪啊？我卖杂烩菜时不也一样！一个破盆儿伸过来了：‘您给打两大枚的。’我不看他我都知道他的眼睛圆了，心说：‘您行行好，捞点儿真货吧。’我这心里也没少了嘀咕，太实在了，这买卖就甭做了；太亏了人家，也缺德，还指望人家以后再照顾买卖吗？都是一个字：‘穷’！可瞪来瞪去有啥新鲜的？不能瞪出个金元宝来不成？” ——探访录之五 想了解平民北京的情感历程和性格渊源，是不可不在旧京的平民游艺场——天桥驻足的。诚如民俗学前辈李景汉先生所说：“到天桥和在天桥的人们，就在那儿，比较是更显露原形了，在态度、情感、思想和智力等方面。在那儿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真吃、真喝、真玩儿、真乐、真说、真笑、真怒骂、真瞪眼、真吵、真闹、真斗心眼儿，也真大方，真慷慨解囊，真拔刀相助。”李先生继而以“大兵黄”的“不怕天不怕地专骂贪官与污吏”为例，指出：“我们得从平易中，微细的事物中，从粗俗朴素的形式中，从牛鬼蛇神的形象中，来认识天桥社区的内容和本质，从活生生的客观现实生活中来透视天桥的伟大处。” 我对这见解拳拳服膺。 由此我也希望更多地知道一些“大兵黄”。 作为三四十年代公认的天桥“八大怪”之一，有关“大兵黄”的文字资料还是能搜集到一些的，当然其中也有其说不一之处，比较共同的说法是：“大兵黄”本名黄才贵，字治安，曾为清兵，参加过甲午之役，后又为张勋的辫子兵，退伍后为生计所迫，到天桥卖糖丸，别无所长，便以骂街招徕看客。当是时也，污言秽语，排山倒海，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不绝，街巷为之祖塞。转眼之间，“大兵黄”名扬京师，一时间，逛天桥未能一睹其风采者，引为憾事。 这些资料更使我热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这盛况的目击者。 不久前，有幸结识了年近古稀的潘先生。老人坦率地告诉我，他年轻时家境殷实，因此每每留连于街肆，沉湎于书馆，如今突然发现，年轻时的见闻可以作为旧北京的资料传诸于世，他十分愿意为我作一些咨询。 我便问他，是否见过“大兵黄”骂街？ 他淡淡一笑，说：“我能没见过吗？” 这淡淡的一笑真让我觉得自己处处透着傻气。 潘先生告诉我，“大兵黄”骂街卖糖丸的地方，在如今自然博物馆路东偏南一点。“大兵黄”是全天桥唯一一位“不请人”的卖艺者。所谓“不请人”，就是说他不用“圆粘子”——招徕观众。每日下午一时许，在“大兵黄”每天出现的地界，早已有看客恭候。不知究里者看到那块场子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还以为正有什么好把戏，其实并无表演，是人们虚位以待“大兵黄”驾临。一点多钟，“大兵黄”来了，围观者纷纷吆喝：“来了！来了！闪开道儿，闪开道儿！”“大兵黄”还是坐洋车来的，这气派就不小。只见他提着那根本色的木棍，分开众人，走到中间。此公70岁上下，高个头，不胖不瘦，连鬓的花白胡子，头戴硬壳平顶六瓣瓜皮帽，帽顶上一个大大的红丝线疙瘩，帽额前钉着一块玉石帽正，后脑勺拖着一根不粗不长的辫子，他有时则将辫子盘上头顶，刚好盘了一圈。“大兵黄”的上衣永远是一件马褂，有时是黑色的，上有凸现的万字不到头的暗花，因年代久远，衣料的布丝已经显现，有时则是紫马褂或者是土黄色的马褂，下身是一件和上衣差色儿的浅绛色或浅驼黄色的大下摆袍子，脚穿白布袜，蹬夫子履，鞋面上挂着圆寿字轧花。老头儿的左肩挎着一个丝绸的“弹子兜”，兜底短穗抖动，兜里鼓鼓囊囊装满了他要卖的药精。“大兵黄”入场伊始，先将手中那根木棍挑在裆前，形象殊为不雅，他将那木棍左扫右扫，扫得看客纷纷退避，很快便清出一块丈把见方的场子，这招数和用开路叉打场子是一个意思，不过在“村”、“野”上更为别具一格，更有“大兵黄”特色便是。场子既开，骂街便也开始了。三皇五帝他爹，达官显贵他妈，前届总统他姐，无耻小人他妹，唾沫横飞，一泻千里。据潘先生说，这位“大兵黄”尽管口口不离“他妈的”、“小舅子”，让人觉得不堪入耳，心惊胆寒，细细听来，却能发现此公是非善恶泾渭分明，他传递的是普通百姓的价值观、伦理观。比如他骂人国联军，骂瓦德西，骂军阀混战，骂贿选总统……围观的芸芸众生当然齐声喝彩，一吐为快。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大兵黄”又深藏着足够的平民北京的智慧——他的开骂，从来不涉及当时的掌政者，凡到此处，或暗示，或迂回，或借古讽今，因此，虽然出语惊人，却又能不惹麻烦，久演不衰。当然，老头子也有“金刚怒目”，忍无可忍的时候。大概因为此公甲午战争时曾经“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和日本人交过手，所以对家国兴之更有刻骨之痛吧，日伪时期，他有几次居然破口大骂起日本人来，其胆量和气魄，一时更传为佳话。 等“大兵黄”骂得肆脖子汗流，骂得群情亢奋，同声喝彩的时候，他就开始卖他的“药糖”了。他将手头那根木棍儿狠狠往地上一摔，吼一声“X他个妹妹！”这便是骂街暂告段落，卖“药糖”开始的信号。“大兵黄”的“药糖”大小如蚕豆，几块一包，以白报纸包之，每包卖一大枚。看客们从他的骂街中过了瘾，解了气，当然也乐意帮他，纷纷解囊，买下一包药糖。卖完了这一拨儿，又有一拨人围将上来，“大兵黄”又开始了新的一轮“X他妹妹”。 “您还别说，这老爷子当年可是个大明星，那知名度不让今儿的陈佩斯、赵本山！不过，他可赶不上现如今的明星们这么阔，别看他坐洋车去卖糖丸、骂大街，最后还是不知终老何方啦！”潘先生感慨地说。 听潘先生谈过一席话以后，我曾以路过一次天桥，不知怎么的，格外留意了一下当年“大兵黄”撂地开骂的地方。那里的空地上正举办年历展销，五彩缤纷的美女图像粉坊的粉丝一样被晾在一排排铁丝上，随风飘动。突然想到“大兵黄”若魂归故地，发现等待他老人家的，是如此香艳的一群，他是否还有胆量以那般不雅的姿势打他的场子，骂出那一串串污言秽语来？ ——探访录之六 我妻的娘家在西城的一条胡同里，胡同西口，是太平桥大街。上了大街向北一拐，可见一溜店铺。在两家门面可观的店铺中间，挤着一个窄窄的门脸儿，仿佛一左一右两位脑满肠肥的警察，把个可怜兮兮的卓别林挤在胳肢窝下。不经意的过路人，是不会发现这位“卓别林”的，而我，常来常往的缘故，对这可怜虫渐渐有几分留意。 这窄窄的门脸儿是一家小小的理发铺，当然是不能和时下北京城里装修华贵的“发廊”、“发屋”同日而语的。这是一间窗玻璃、门玻璃上写满了“理发”、“理发”红漆大字的小破屋；窗台下，无冬历夏都戳着一只孤零零的煤球炉子，半死不活地坐着一个满盛着水的铝盆。暗红色的小门，油漆已经斑驳，门把手周围黑糊糊一层油垢。门扇开阖时，窗户格子都跟着颤悠。倘若你在午、晚饭前后走过这里，又赶上天气还算好的话，一般可以看见一位眍䁖着眼眶，瘪了腮帮子的老者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身前置一方凳，方凳上放着一碟花生豆，一把小酒盅，方凳下还蹲着一瓶“二锅头”，这便是小小理发铺的剃头匠了。剃头匠生意之冷清，是不言而喻的。我经常路过这里，遇见顾客出入却是有数的几回。而这几回见到的，又都是和剃头匠年龄相仿的老头儿。老头儿们从里面走出来，都是一水儿的大秃瓢。 我得以闯进这家理发铺，结识了这位剃头匠，纯系偶然：夏天的一个傍晚，按常例看望老泰山。刚下了公共汽车，便赶上了倾盆暴雨。我那时手上正拎着刚刚从一位画界前辈那里求得的一幅山水，尽管离去处仅一箭之遥，也只好找个地方暂避一时了。 鬼使神差一般，我怎么居然就没去那两家门面堂皇的商店，而是走进了小理发铺敞开的破门。 老剃头匠在喝酒。矮凳、方凳、花生豆、酒盅、二锅头，一切如常，只是挪进了屋里。平时并不大敞的门之所以敞着，当然不是为了迎接我，大概是老头儿为了观赏门外的景儿：大雨滂沱不算什么，壮观的是，地势低洼的太平桥大街又赶上了下水道堵塞，顷刻之间便变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河。两辆卧车熄了火，活像两只踞伏于水中的海龟。不远处那家卖菜的大棚似乎也遭了水，茄子、西红柿成片成片地飘浮过来。赤了上身的少年们在水里趟来趟去，拣茄子，扔西红柿，笑声、叫声和风声、雨声汇成一片。 看这样子，雨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倚在人家的门框旁看人家喝酒，总觉别扭。于是便绞尽脑汁跟老头儿搭讪，一直说到问老人家喝好了酒以后，能否给剃个寸头。 “要躲雨，您就在这儿呆着，犯不着脸上挂不住，还想招儿来照顾我的买卖。”老头儿说。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忙不迭地解释。“反正这儿呆着也是呆着，我这头发又该理了——只要您乐意。” 老头儿说：“我吃的就是这碗饭，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我是看您年轻轻儿的，那脑袋金贵，不瞄着‘四联’，也瞄着‘西单’，我这门脸儿小，剃不了那么金贵的脑袋。” “嘿，老爷子，听过这么一说没有？——英雄出草莽，绝技藏深巷，我今儿还非领教领教您的手艺不可了！您喝着，您喝到后半夜去，我也等得起，雨且停不了哪！”我得承认我有点坏，成心搔老爷子痒处。 “好吧，大雨天闹得，咱爷儿俩说不定还真有这缘份。”老头儿撂下酒盅，站将起来，那神气再满不在乎，也遮不住技痒难熬。 屋子中央摆着一把不知哪朝哪代的理发椅子，全系木料打制，墩墩实实，坐上去倒颇觉安全。椅子后面，排着两条漆黑油亮的趟刀布。面前是一面长仅2尺宽仅1尺的镜子。推子是手捏的。唯一的电器是一把磕得坑洼不平的铝壳吹风机。 “您这理发铺子得有年头儿了吧？” “也就30年。过去咱哪有铺子呀，顶多了，到天桥支个布帐子。我还挑过剃头挑子串街呢！”老头儿左手捏着小梳子，手背上青筋隆起，手指却张成了兰花形，象一位五手纤纤的青衣。右手的袖口捋得高高的，胳膊弯儿也抬得高高的，悬腕运剪，“嚓嚓嚓”，说话的时候，仍然不错眼珠地盯着剪子，这神态活像个大书法家在运腕行笔，擘窠大书。 “您瞧，我没找错人吧！从镜子里看您这姿势，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端不出来。”我说。 “敢情！打自民国三十年我从老家出来，跟我叔学艺算起，也小五十年的了！”老头儿开始来劲儿了，他告诉我，他是河北宝低人，而宝坻、定兴，是剃头匠的“产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代代相传，都拿这手艺当饭辙，就跟三河县专出老妈子一样。” “您可别拿这手艺不当回事儿！”我说。“当年那剃头挑子还留着没？白塔寺‘茶汤李’知道不？去年春节在晚报上登了一大篇呢。这不，当年的大铜壶搬到地坛庙会上去了，露了大脸啦！保不齐哪天就有人请您去表演剃头了！” “您这话说得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茶汤李’的事我也听说啦。咱不敢比人家，茶汤是啥时也有人吃啊，可口可乐喝腻了，来碗茶汤！可现而今这逛庙会的，又有谁找剃头挑子剃头啊！不过，要说表演，让不懂得者事儿的人开开眼，还真保不齐。前儿个有个老兄弟就跟我说起来啦，说闹好了明年春节咱也挑着剃头挑子上地坛喽！这不，我还真把家伙儿收拾出来了……” 老头儿把蒙在墙角一堆杂物上的那块灰色塑料布揭开，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副漆上了崭新的红漆的剃头挑子。 “剃头挑子一头儿热”这句歇后语，北方人常用作单相思之类的比喻，其出处显然是因为剃头挑子确实是“一头热”——挑子的前边，是一个圆形的炭炉。剃头时，剃头匠往炉上坐一铜盆，烧热水备用，一头热即言此也。炭炉旁还戳着一根木杆，俗称“将军杆”，杆上部有一横架，上面挂着越刀布，也用来挂“唤头”。所谓唤头，铁制，形同巨镊。剃头匠挑挑儿过街，并不吆喝，以一铁棍从唤共中插入，向外一拨，唤头即作“仓儿仓儿”之声，俗谓“报君知”。撂下担子做活儿时，报君知则到将军杆上栖身。 将军杯的顶部，通常是用来挂帽子的。不知道那些在“将军杆”上挂过帽子的人是否知道，那“将军杆”上也曾挂过示众的脑袋！史载顺治元年，多尔衮率清兵入关，曾下令关内关外兵民剃发。顺治二年，律令愈酷：“今限旬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国民，迟疑者同逆合之寇，必行重典。”大江南北，演出了一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惨剧。当时的剃头匠们领了官差，挑了剃头担，逡巡于大街小巷，见没剃发的，拉来便剃，稍一反抗，就砍了头，挂在特设在剃头担的竿子上。”（夏家俊《清朝史话》） 剃头挑子的另一头，是一个红漆的梯形小柜，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柜形的凳子。柜子的抽屉里放着剃刀、木梳等工具，抽屉下面还有一个盛水的小桶。顾客来了，将帽子挂在将军杯上，在小柜上落座，剃头匠会递给您一个小笸箩，您得端着它，接着为您剃下来的头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剃了，就老大不乐意了，还满地里扔，让人踩，行吗？”老剃头匠向我解释为什么要端那个小笸箩。 “没劲没劲！”我说，“有种儿的就别剃！” “那不掉脑袋了？” “噢，又要对得起脑袋，又要对得起父母，所以才找了个笸箩接着，是吗？” “那我可不清楚。反正人都说剃下的头发要是不接着，满地扔，让人给踩了，您可就得倒霉！” 我想老头儿一定是跟我聊得挺开心，所以身手不大显显，总觉得不够劲。理好了发，刮净了脸，他忽然问我，需要不需要“取取耳”。愣了一下，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掏耳朵”。早就听说过掏耳朵、剪鼻毛直至从眼睛里刎沙子，都是过去理发师们的本职，只是从未领教过就是了。 “我们管这叫‘朝阳取耳’，就是冲着太阳借光。这会儿，也只好跟电灯泡借借光啦！”老头儿把电灯泡拽过来，让我歪下脑袋，揪着我的耳朵找光。他先拿过一把小小的类乎三棱刮刀的工具，探进我的耳朵眼儿里转来转去。 “这干嘛，镟耳朵？” “这叫铰刀。得用它先把耳毛铰干净。” 铰完了就用耳挖勺掏，掏完了把一把毛茸茸的“耳洗子”探进去，一点一点把耳朵眼儿刷干净。 “放放睡吗？”耳朵快掏完的时候，老头儿问了一句。什么叫“放睡”？闻所未闻。 “放了睡”才知道，就是推拿、按摩——没想到老剃头匠的活计里，还有这么个节目。他扯过一把小板凳，让我坐了下来，又搬过那红漆的剃头柜，坐到了我的身后。他抬起一只脚蹬在我坐的小板凳上。“靠过来！”话音没落，他已经拉着我靠在他的腿上了。他先抓起我的一只胳膊抡圈儿，随后又拽着这胳膊一屈一弹。没想到，奔七十的人了，手劲居然如此之大，穴位一点，疼得我直咧嘴，他却乐呵呵地说：“小伙子，放心！闪腰岔气，落枕抻筋，包好！” “活儿”总算完了，我们爷儿俩对着喘气。 我问他收多少钱，他说只收理发钱。“5毛！”他说，“取耳、放睡，那是我高兴，练练活儿给您看看，赶明儿真能上地坛庙会表演，省得手生不是？” 我掏出钱放在老人家手上，心里想，但愿他对半年后那个地坛庙会的期待，不是“剃头挑子一头儿热”。 ——探访录之七 当铺在日本被称作“质屋”，这当然是世人皆知的。之所以扯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奈良的一条老街上看见的一家质屋，弥补了我在见闻上的缺憾。这座和整条老街一道被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居然和我从旧照片上、从前人描绘里得知的中国老当铺几无二致。或许这行当，这建筑在台湾也还有？反正北京是没有了，连一处保留原样的建筑也没留下。因此，当我看到这窄窄的门面外那一圈高高的红漆栅栏，把质屋围成个活脱的牢房时，其惊喜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在《老北京店铺的招幌》一书中看到过宣统二年开设于东皇城根的“阜和当”图绘，那建筑式样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清末民初时市面设施还不算拥挤，“阜和当”门外也就多了一根高耸的旗杆，近顶横着一条龙，龙头上挂下一串铜钱，铜钱下缀以红布条。这是老式当铺的幌子。这旗杆幌子在民国以后也很快被拆除，而代之以更简洁实用的招幌了。 我知道，当铺门面上这近乎牢狱的栅栏，是历来传闻当铺始作俑者为囚徒的依据。据说罪犯王某在狱中为巧取同狱犯人的银钱，设“小押当”，有嗜赌者输钱情急，遂将物品半价押之，赢钱再交押金利息赎回。王犯获赦后，将“小押当”推而广之，自此当铺业兴。我曾以此传闻请教于前辈，答曰：谬传也。门外栅栏，不外乎与今日银行之栅栏门同类，为保安所需，与牢狱无涉。我由此忽然醒悟：这传闻的意义，或许不在乎真假，它传递的，是民风淳厚的北京百姓对当铺的敌意。在任侠仗义的北京人眼里，当铺是一个趁人之危挣昧心钱的所在。客情和气的北京人，同样不能容忍当铺掌柜那长腔怪调的傲慢和冷漠。在这种价值取向、人际观念的对立中，当铺那高高的栅栏，恐怕也就不能不被人和牢狱相联系了。由此我们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所有的北京当铺都难以逃脱被哄抢一空的命运。 家住宣武区前孙公园胡同的丁先生，年届八旬，尽管腰佝背驼，却仍然精神抖擞，博闻强记，我所知不少旧京掌故，多得益于丁老。丁老称，当铺之为旧京平民所侧目，不仅因为它放贷坑人，而且实在也因为它自有一套鬼鬼祟祟的行为举止。进到当铺里，你会听到高过头顶的柜台那边说的是半徽半京的行话。他们把“12345678910”说作“摇按瘦扫尾料敲笨缴勺”把“同行”说作“子母绕”，把“东西”叫“端修”，把老太太叫“勒特特”，大姑娘叫“豆官妞儿”，小媳妇叫“洗玄份儿。”本来，等米下锅，臊眉耷眼地拣几样值钱的东西来押当，这对于讲头讲脸的北京人来说，已是无地自容的事，岂料这高柜台后面还叽里呱啦一通隐语黑话，不能不让人觉得是欺人不懂，当着面算计人。这无异于当面抽押当者的嘴巴。待到掌柜的甩过一个价儿来，押当者就得目瞪口呆，气得背过气去。都急等钱用，谁不想押得高一点？于是乎只有哀求、央告、通融，自尊心扫地，直到“当家的”出来敲定。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成交以后，掌柜的一边高声报帐，一边写“当票”。您当的是一件崭新的羊皮大衣，也被喊作“虫吃破光板老羊皮袄一件！”您当的是一枚翡翠帽正，则被喊作“硝石帽正一枚！”据当铺中人回忆，如此报帐写当票，并不是为了贬损抵押物，而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如皮毛品则以“虫吃破光板”起头，翡翠则以“硝石”起头，书画则以“烂”字起头，衣服以“破”字起头。大有分类学上的考虑。此说或有道理。不过，皮毛若以“皮毛”起头，书画以“书画”起头，似乎也不妨碍分类。我想，如此报帐的开创者，恐怕还是意在压低押物所值，至于以后渐成习惯，演变成分类的字头，也是很自然的事。丁老告诉我，当票拿到手中，你会发现，这当票更仿佛是一个神秘的、遍布诡计和陷阱的东西——龙飞凤舞的自造字，当铺以外的人只能如睹天书。据说入当铺学徒，学写“当字”便是第一功课。当铺自备“当字本”教材，学徒须习写熟练。当字字体类乎行草，然除个别单字尚可辨识外，其他单字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如“裤”，写作“久”，“百”，写作“乡”，“棉”，写作“○”。等到把这些单字写到当票上，更写成了“套写”——也就是说，把“虫吃破光板”之类一气呵成，那就更进一步千缠百绕，如鬼画符一般，外人绝对看不懂了。 就这样，当铺——森严的木栅，高踞人上的柜台，傲慢的掌柜。叽里呱啦的徽音隐语对煌煌帝都子民的不恭；贬损有加的报帐对死要脸面的北京人的羞辱；鬼画符一般的当票对求贷者的嘲弄……这一切都使它们成为了平民北京的对立物。不过，北京的平民也悲哀地发现，恨它，骂它，还得求它。对于每陷窘境的老百姓来说，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终于有这么一天，当铺也悲哀地发现，自己也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物价的大起大落，使它们风雨飘摇。不管当铺如何挖空心思巧取豪夺，也无法抗拒这样的事实：物价跌落时，赎当者少，过期当物大贬其值；物价飞涨时，当铺放出的高利贷又是大贬其值。当中国的经济走入40年代下半叶那一场通货膨涨的狂潮中的时候，当铺业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只好寿终正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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