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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老兄，我的心里乱得很。”李经世放下筷子，点上一支香烟说，“假如目前的态势尚可维持一段时间，那我就能好好想一个万全之策啦。” “这可能吗？” “正是因为可能性不大，所以我才左右为难。和白总司令一块退到桂林去吧，正如你上次指出的，到那时我已成了他的绊脚石，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可受不了。”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路，可供你选择。” “哪两条路？” “首先，你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投身到黄埔系的怀抱中去。” “那么样行得通！”李经世愤然说道，“我早就成了黄埔的弃儿，而今又加盟桂系的麾下。现在，蒋先生虽然已经引退，但黄埔的那班人，仍牢牢地在他的掌握之中，我能为他们所容吗？” 谭炳坤进一步激将道：“那，你就只剩最后一条路了。” “往哪里走？” “到香港做寓公呵。” 李经世合上眼皮，长叹了一声说：“香港的寓公那么好做？我在军、政界里苦撑苦熬了半辈子，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如今才当上个警察局长，可时运不佳，生财无道，香港生活高得惊人，非我辈栖身之处所。” 谭炳坤看看火候已到，单刀直入地道：“那么，面对时局，你如果留下不走，我想，你还可能有这样三种选择。” “噢？”李经世睁开醉眼，静候谭炳坤的下文。 谭炳坤扳着手指，缓缓地说：“一是迎变；二是应变；三是不变。何去何从，将由急转直下的形势逼着我们作出选择。” “唉……”李经世又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迎变，没门；不变，只能束手待毙；看来只有随机应变，听天由命这一条路走了。” 谭炳坤摇了摇头，说：“不变，显然是着臭棋。随机应变，也不可为，因为不管是蒋当权，还是李当权，都不能指望他们能改变这不可挽回的败局。因此，我以为你应走的唯一一条路是：迎变！” 谭炳坤又把话引到他们上次讨论的问题上了。 李经世若有所思地说：“迎变？我真的能够有所作为？”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由你自己来作回答。我以为所谓万全之策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面对严酷冷峻的现实，找出弊少利多的途径。我想。权衡之下，这一最有利的途径便是迎变。” “你的根据是什么？” “大概还是一句老话吧：‘识时务者为俊杰’。”谭炳坤进一步解释说，“白要走了，会给武汉留下真空时间，如你能肩负起维持城市治安秩序的职责，防止扰乱，避免破坏，汉口的工商界和市民都会喜出望外，也一定会得到接管城市的中共方面的谅解和欢迎的。” 对此，李经世只是注目倾听，不作正面回答。过了一会，他迂回地说：“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白老总这个客不好送；共产党那位客更不好迎呵！再说，迎变的门路呢？” “舍此而外，就只有坐以待毙啦。”谭炳坤略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至于谈到门路，我想，也有一句老话，即，事在人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李经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道：“如果碰上像邓政委那样胸怀豁达，有胆识，讲义气的人，那情况也许真的不同了……” “哦？”谭炳坤惊讶地问，“你早和共产党暗中联系上了？” “哪里，哪里……” “你刚才说的什么政委，明明是共产党军队里的官名嘛！” “我碰到的那个邓政委，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接着，李经世谈起了他在抗战期间邂逅新四军邓政委的经过： “1945年春，我以恩施湖北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秘密通过日伪敌战区，辗转回到我的家乡崇阳大源，帮助鄂南分行工作。” “一天，我在房里看书，忽听母亲和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不知为么事发生了争执。那男子走后，母亲余怒未消，仍一个劲地在门口嘀嘀咕咕，搅得我不能安心看书。我正待出门制止，母亲突然惊叫一声，跌跌撞撞地跑进房，气急败坏地说，‘经世，经世，不得了，不得了……’我忙问，‘出么事了？’她说，‘刚才有个士兵来借门板，我没肯。那士兵说，村长已挨家说好了的。我要他找村长去，和他争吵了几句，没想到，这会儿他把一个背盒子炮的当官的叫来了。’ 我一听，也暗暗吃了一惊，感到大祸临头了。那年春天，大源一度为新四军解放，附近村庄，驻扎了一个团的军队。我走出房，大门口果然站着三个穿灰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佩短枪的新四军首长。 我连忙一迭连声地为母亲赔不是。等我说完，那位首长却彬彬有礼地道，‘先生，请你不要误会，刚才是我们这位战士不对。我军有一条纪律是不许打人骂人，他刚才借门板时，态度不好，我带他来，是向你的家母道歉的。’我一听，心里才算踏实，连忙请他们进屋里坐。这时，躲在房里的母亲也忙着出来端茶递烟，紧张的气氛马上消失了。” “接着，那个士兵把门板借走了，我则和那位新四军首长聊起来。当他发现我书桌上放的是一本《资本论》时，更感兴趣了。他问，‘想不到先生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有兴趣。’我解释道，‘这本书还是我在黄埔读书时，受共产党的教官影响买的。现在，我搞金融工作，在家闲着没事，拿出来翻翻。’他接着问，‘先生还读过革命导师的其他著作吗？’我信口说，‘在黄埔读书时，读过一些。抗战初期，读过一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很感佩。’他十分惊讶，问我既是学军事的，为什么正值抗战期间，却没有带兵打仗？我把早年因一件小事得罪了蒋的亲信陈诚，陈向蒋进馋言，此后便失去了蒋的信任。现仅混进省银行，吃碗闲饭的经历讲了。于是，他又把话题转到了《资本论》上，他谈了他学《资本论》的情况，并谈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继承和发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学说和理论……” “总而言之，我和他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只晓得在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中，如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等，都有较深的学识，这回才知，他们的一些中下级军官也不乏有识之士。临走，那位首长才告诉我，他姓邓，叫邓一先，是新四军中的团政委。过了几天，邓政委又亲自上门，邀请我出席一个军民联欢会，并以爱国人士的身分，请我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新四军在大源整训了一段时间，就要开拔了。部队开拔的头一天，邓政委到我家来辞行。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我读过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另一本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两本书的扉页上，都有他的亲笔题名和签字。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年夏天刚刚过去，暑气还未消失的时候，大源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不久，我收到省行从恩施打来的电报，要我以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火速赶到武汉接收日伪银行产业。我动身那天，恰遇‘军统’头目唐新派赴武汉的选遣武装小组。那时，从崇阳到武汉常有小股土匪出没，因此，我就和这支先遣武装小组结伴同行。 我们走了两天，到法泗洲刚在一家旅店住下来，突然被一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便衣武装缴了械。我因年岁较长，又未佩戴武器，被他们当作特务先遣队的头目详加审查。我如实相告。我说，我是省银行的职员，与先遣队没有关系，并出示了省行拍给我的电报和身份证等物。那个审查我的长官正将信将疑时，门‘吱’地一声推开，走进来的竟是邓政委。经我解释之后，他一如既往，仍以礼相待。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次日，他派了两个士兵，一直把我护送到武昌郊外。” 李经世说到这里，又长叹了一口气，无限感慨地说：“今日我李经世可说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要是苍天有灵，能碰到邓政委，让他再救我一命就好了！”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谭炳坤顺势说道，“不过，我想共产党的政策恐怕不会因人而异，碰不到邓政委、碰个张政委，王政委不也一样吗？” “唉，那可就难得讲了。”李经世道，“常言道，人熟是个宝。比如说，我在法泗洲被困，若不是巧遇邓政委解围，那个开始审我的新四军便衣，就很难说不把点苦头给我吃。” 夜已深了。桌上已是杯盘狼藉。李经世面前的一只小碟子里，堆满了烟灰、烟头。谭炳坤暗暗想着：这次与李经世的谈话，虽然较前一次又进了一步，但，其门还是虚掩着的。火候不到，不能强扭。 至此，谭炳坤不由得打了个哈欠，起身告辞了。 早晨，李经世刚一踏进自己的办公室，就被从各分局和科室送来的一叠叠反映情况的简报和接连不断的紧急电话，把心搅乱了！ 不久前，刚刚平息的中、小教联反饥饿游行示威，据报：最近又有异动。那些小学教员又在暗中搞串连，准备在中山公园集会，搞一次更大规模的罢教示威活动；更令他不安的是口拥有近万人的“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的罢工，由于军、警、宪及军、中统的干预，导致了去年的“一一·七大血案”，一度震动了南京政府，直至由南京国防部联勤总部亲自派员来厂“调解”，上下配合、软硬兼施，向工人们作了种种让步，才使该厂勉强恢复生产。谁知，还没平静一个月，工人们又闹起来了。前天晚上，汉口方面的警察，全体出动，同时还动员了不少军队和宪兵，上至既济水电厂，下至利济路的各条街道，岗哨林立，禁止行人通过。早晨8时，守备司令部又开来两千多名官兵，把被服厂层层包围，一共逮捕了488名工人。人是抓了，被服厂也似乎平静了，但机器不转了，问题却远未解决。而且，据说商界的店员、街道上的市民，也在酝酿游行示威，反对通货膨胀。此外，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已分别渗透到全市的各行业、各阶层，插手工、教人员的罢工、罢教、罢市。然而，军统、中统、守备司令部及警察局，虽然费了很大劲，搞了联合行动，但，收效不大，打击不力。总之，对于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处处感觉得到，却又很难抓住真凭实据。他李经世这个警察局长纵有三头六臂，也确实无能为力！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多月前，当白老总把汉口市警察局长的桂冠戴在他头上时，他还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呢！现在才知，那哪里是一顶什么堂而皇之的桂冠罗，简直是他妈的一根不折不扣的绞索！尤其是眼下自己的处境，则更令人心急如焚：罢工、罢教、罢市，愈演愈烈，像水里按葫芦；自己每日忙于调动军警，四处弹压，愈来愈凶。这么一来，自己作恶愈多民众积怨愈深，那根绞索不越套越紧吗？是呵，应该设法把套在自己颈子上的这根该死的绞索挣断，越快越好！正如谭炳坤所说，迎变才是上策！ 可，门路呢？ 李经世慢慢踱到窗前。窗台旁边的红木茶几上，摆着一只硕大的金鱼缸。这是他上个月荣升警察局长时，汉口商会送他的礼物。鱼缸里优哉游哉嬉戏的是七八条各色各样的金鱼。水底铺垫的五彩石子，据说是货真价实的南京雨花台的雨花石。那鱼儿完全不理解李经世此时此刻的心境，它们轻摇着绚丽多姿的大尾，鼓着一双双水泡眼，逗引着他…… “丁铃丁铃……” 一阵令人生厌的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刺激着李经世的每一根神经。他把目光从鱼缸上收回，背对电话机，故意不接。他倒要看看，它到底能响多久。 这时，局长秘书室女秘书孙翠屏走进李经世的办公室，把一封信放在办公桌的大玻璃板上说：“李局长，您家的信。” “信？管他是哪个来的信呢。”李经世在心里咕噜着，看也不看一眼。 孙翠屏拿起电话机的话筒，听了一下说：“李局长，你的电话，是六分局打来的。” “他妈的！我不是已经跟他讲了，要他直接找鲁司令解决吗？”李经世转过身，抓起话筒，不分青红皂白地训诉起对方来。 李经世这几天火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光火。孙翠屏一见架势不对，抽身走出办公室，轻轻把门关上。李经世“啪”地放下话筒，坐到办公桌后的皮圈椅上，下意识地望了一眼玻璃板上那只直式牛皮纸信封，觉得用毛笔楷写的字迹有点眼熟，可又记不清是谁的笔迹。他扫了一眼信封左边的题款———没有写发信人的住址及单位，只有“邓缄”两个字。他想：这位邓先生是谁？从这笔字的笔锋和功力看。这位邓先生是个颇有文墨功夫的中年男子。可是，在自己的亲友中，并没有一位邓姓人氏呀！他为什么把尊姓写得那么突出，却不留住址和服务单位呢？他想着想着，突然，一个念头像电流一样，在他心中一闪：难道是他！于是，他赶紧把信封拿起，撕开封口，取出信笺，一看落款：“邓一先”三个字赫然入目！他的心禁不住地“突突”跳起来。接着，他忐忑不安地从头到尾，把那封信读了一遍。经世先生：近好！ 鄂南握别，年光易逝，弹指之间，三载有余。近闻先生高就，特书一函致君。 八年抗战，哀鸿遍野。而今独夫民贼，又悍然挑起内战。且看今日神州大地：军警宪特，恣意横行。征兵其名，拉丁其实；壮丁之被捆绑，无异囚徒；悍吏之催军粮，竭其颗粒。占据民房，蹂躏妇女；予取予夺，不顾法律；吸髓敲骨，迫害无辜；镇压工运，荼毒青年。人民哀号悲愤，三镇惨状环生…… 吾国以往军阀官僚凭藉武力，强奸民意，以遂其专制政权之私欲，其终为国民所唾弃，以至于身败名裂。陈迹历历，可为君所殷鉴。 至此，三载时日虽短，时局演变剧烈。北国已为人民所握，东南半壁江山，顿成动摇之势，君之何去何从，敦请善自抉择。 鄂南两次与先生不期而遇，近日吾意欲第三次与先生一谈。如君亦有此意，请投石子入警局门外右侧石狮嘴中。 顺颂 大安 邓一先 二月二十八日 李经世翻过来，倒过去，把信一连读了三遍，只觉得浑身冒汗，连手都几乎捏得出水来。他百感交集，又惊又喜又疑！他惊的是，这个邓政委好大的胆子，他居然潜入这座军警宪特林立、戒备森严的江城武汉，而且，竟敢直接投书入警察局，约自己会谈。他喜的是，正当自己困兽犹斗，走投无路的时刻，邓政委再次伸出救援之手，使他于冥冥之中，忽睹一线曙光！ 李经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待心情慢慢平静之后，总感到这事有点蹊跷、唐突。他想，这可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呵！会不会是有人暗设的圈套？他望着那在鱼缸中无忧无虑嬉戏的鱼儿，惶惑了！终于，转身坐到皮圈椅上，从抽屉里把那封读了又读的信拿出来，再仔细地推敲着那笔迹。特别是对“邓一先”那三个带草书特色的签名，更看得仔细。最后坚信，这封信确实是邓政委的手笔。 “那么，下一步棋么样走？朝门口右侧石狮子嘴里投一颗石子吗？虽是举手之劳，可它却意味着向共产党招手求救———这真是一石千斤哪！”想到这里，李经世又踟蹰了，气馁了！他沉思良久，终于拿起电话机的话筒，把隔壁秘书室里的孙翠屏叫了过来，吩咐她道：“孙秘书，请你叫我的司机，要他马上开车到市参事室，把谭炳坤先生接来。” “一个参事，还用派局长的车接？”孙翠屏不以为然地道，“我打个电话叫他自己搭车来得啦。” 李经世又冒火了：“我有急事找他，你懂吗？” “那———好吧。”孙翠屏应声而出。 不一会，谭炳坤匆匆赶来。他一见李经世便问：“么事这急？”李经世站起来，示意谭炳坤坐下。然后，走到门口，把办公室的门反插上，才从抽屉里把那封信拿出来说：“你先看看这封信再说吧。” 谭炳坤莫名其妙地把信接过来，抖开信笺，刚看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呵”了一声。紧接着，他目不转睛地一口气把信看完，竟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看这事如何应付才好？”李经世瞪着两眼问谭炳坤道。 谭炳坤的一双眼睛也瞪得大大的。他反问李经世道：“这信可靠吗？会不会是别人伪托的？” “这不大可能。” “何以见得？” “其一，我在鄂南邂逅邓政委，除你而外，连我内人也没和她提起过。只要你没对别人说，便无人知晓了；其二，我进警界后，学过一点《笔迹学》。邓政委送我的两本书，至今还保存着。这两本书的扉页，分别都有他的题字、签名。我在心里反复核对了信和书上的笔迹。尤其是信的末端用草书写的‘邓一先’三个字，与书的扉页上的签名，几乎同出一辙……” 谭炳坤心里想，和李经世的两次谈话内容，他都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黎云波。所以，当他读信时，确实有点疑心，这封信会不会是黎云波得悉了李经世的矛盾彷徨心理和鄂南巧遇邓政委的事情，凭他记者的手笔杜撰成篇的。现在听到李经世的解释，他才放心了。因为黎云波纵有编造信件内容的本领，却不可能模仿邓政委的笔迹。想到这里，谭炳坤的心踏实了。李经世一说完，他便道：“经世兄，如果真是邓政委的书信，可就真是鬼使神助，天赐机缘了！有道是，‘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嘛！” 李经世仍然举棋不定：“这么说，那颗石子投得？” “投得！” “不险？” “嗨，何险之有。”谭炳坤兴奋起来，“你不记得？上次我曾给你设计过三种出路。首先是‘如果有门路，迎变是上策’。谁知，这条阳关道，现在竟然摆在了你的眼前。只需你把一颗小小石子投入机关门口的石狮子嘴里，既不担风险，仅费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 “那我就孤注一掷了。嗯？”李经世说这话时，上下牙齿碰得“咯咯”响。 “老兄！这还有什么犹豫的？”谭炳坤像在绝境中，猛然想出一着起死回生的妙棋，无比激动道，“投下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呵！” “嘘———”李经世压低嗓音道，“你扯起喉咙嚷么事？这是么事地方。” “喔……”谭炳坤倏地清醒过来，附在李经世的耳旁说，“那，我走啦。你就照信中写的办好了。我看，有百利而无一弊。” 谭炳坤一走，李经世的头脑和办公室一样，都显得空荡荡的了。他的双眼直愣愣地盯着那鱼缸出神。他凝视了许久许久，突然站起来，勒起衣袖，把手伸进鱼缸里，从缸底捞出一颗雨花台的五彩石…… 傍晚时分，机关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李经世才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慢慢踱出来。他一步步走下石台阶。说来也巧，他的小车恰恰停在右侧石狮子的旁边。司机老沈正在擦拭车头。他想，如果让老沈看见自己往石头狮子的嘴巴里塞石子，成何体统。于是，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道：“老沈，劳你的驾，请给我买一包香烟来。要红炮台的。” 老沈抬起头，放下手中的棉纱，从李经世的手中接过钞票。 李经世目送老沈过了马路，进了一家香烟铺，才迅速从裤兜里拿出那颗雨花石，投进了鼓眼张口的石狮子的嘴里。 恰在这时，忽听身后有人喊：“李局长，您家还没回家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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